197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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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工企业也要满足社会需要搞好民品生产
卢君强 贺德龙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指出:军工企业也要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走军用民用结合,‘轻’、‘重’结合的道路”。这完全适合于军工企业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当前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军工企业来说,满足社会需要,首先是生产足够数量的优良武器,装备部队和民兵,以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还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生产大量的优质民用产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建国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军工企业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有利于军事工业本身的发展。
在建国初期,某军工部门在努力满足抗美援朝需要的同时,还积极地发展民品生产,为恢复国民经济、满足人民的需要,做出了贡献。当时,他们的民品产值占到该系统工业产值的百分之十五点八。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他们一方面建成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仿制和自行研制了一批重型武器装备,一方面发展了民品生产,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民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六,产品达二百三十多种,其中既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也有为人民生活需要的大量的日用品,如缝纫机、自行车、照相机、闹钟等等。这些产品绝大多数是社会急需、有关工业部门又供不应求的;有些则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如中型化肥关键设备;有些产品还畅销于国外,如金箭牌缝纫机等。然而,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当时,有些同志看不到军工企业大搞民品生产对社会做出的积极贡献,竟把这项工作斥之为“不务正业”。在这些同志看来,军工企业生产任务不饱满,可以心安理得地让机器设备闲着,社会急需的民用产品得不到满足,军工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袖手旁观。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急剧下降到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军民结合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破坏,军工企业的民品产值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只占总产值的百分之六点九。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军工部门的军民结合问题,多次做了明确的指示,军工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军工企业的民品生产又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七八年,这个军工部门的民品产值已回升到总产值的百分之十三。一九七九年又增加了一百多项新产品,特别是下半年,结合军事工业的调整,召开了一系列的民用产品生产专业会议,安排了木钟、缝纫机、自行车、家用电器等重点民用产品的生产,要求有关企业在年底拿出合格的样品,明年投入大批量生产。军工战线民品生产开始呈现出新的景象。
然而,所谓“不务正业”的论调,还或明或暗地束缚着一部分同志的思想,使得他们瞻前顾后,不能大胆地、积极地领导和支持民品生产。有的企业虽然在军民产品结合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也仅仅是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问题,并没有把这项工作提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高度,当作发展国民经济的一项根本大计来对待。要搞好军民结合,必须端正对生产目的的认识。军工企业在平时搞民品生产,决不是不务正业,而恰恰是务了正业,为国民经济做自己应做的贡献。军用产品的需要量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相差很大,军工企业在和平时期必然会有大量的剩余能力可以用来生产民品;有些产品同时具有军、民两种使用价值,如光学仪器、爆破器材、防毒面具、柴油发动机、化工原料、化工产品等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技术上往往是互为补充,互相推动的,这种技术上的交流必然导致生产上的结合。从国际上看,技术发达的工业国,一般没有单打一的军事工业。因此,军工企业在保证完成军品生产任务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民品生产,是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推动军工企业生产发展的必由之路。
军工企业要搞好民品生产,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
一,军工企业发展民品生产,应逐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许多产品,特别是大批量的民品生产,由于未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供产销渠道不畅通,许多企业因缺乏原材料、缺少资金,生产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计划、物资等有关部门,对军工企业民品生产,要保证供产销渠道的畅通,民用产品归口部门,在技术资料的提供、产品的协作配套和销售等方面,要给军工企业以必要的帮助。
二,有关部门要研究实行有利于发展军工企业民品生产的经济政策。现行的有关经济政策,有许多内容不能促进军工企业积极生产民用产品。目前,军工企业生产的新产品得不到优惠待遇,老产品的利润没有留成,外贸产品所创的外汇全部给了外贸部门,弄得军工企业无利可图,有的甚至要赔本。这就需要有关部门从经济政策方面予以鼓励和扶植。对军工企业新上的民品,在试制阶段是否实行免税,在小批量生产阶段是否实行减税,以保证企业不致于因为新上民品而带来亏损;对老产品是否也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对外贸产品所创的外汇,是否给企业和主管部门分别以一定比例的留成等等。
三,军工部门和企业的经营思想、组织体制和工作方法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以适应军民两类产品同时并举的新情况。目前,军工部门和企业的组织机构基本上是按单一军品生产确定的。为了适应发展民品生产需要,军工部门要增设必要的民品生产、销售、服务等机构,切实把民品生产组织安排好。军工企业要学会亦军亦民的两套本领,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优先选择那些与军品门类相似、工艺相近、原材料有来源、民用工业部门生产供不应求的产品投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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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务院批转交通部报告要求各地
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公路两旁树木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 国务院十一月二十三日批转了交通部《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公路两旁树木的报告》。国务院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公路两旁树木的现象。对于爱护树木有功者要给予表扬和奖励,对破坏树木者要依法惩处。
交通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列举事实说明,有些地方公路两旁树木遭到乱砍滥伐,有的相当严重。全国绿化先进单位安徽省涡阳县,一九七一年以来路旁新栽植的树木,现已被砍一百五十九万株,占原栽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山东省德州地区,去年冬季擅自决定砍伐一百多公里干线公路上的树木,省领导发现予以批评后,今年三月该区夏津县又砍伐三十余公里的公路树木。河南省虽已处理过一些破坏树木的问题,但今年仍有一些县、社发生乱砍公路两旁树木的事件,有的甚至殴打制止砍树的养路人员,有的大队还把砍的树在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乱砍滥伐,全国公路绿化里程大为减少,如广东省仅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八年间就减少八百九十七公里,湖北省一九七一年以来减少一千多公里。公路两旁树木受到这样严重的破坏,除一部分是属个人盗伐外,多数是一些地、县、社、队的个别领导人,借口办工业,兴修水利需要资金、材料等,无视国家的林业政策法令,肆意乱干造成的。
为了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公路两旁树木的歪风,巩固公路绿化成果,交通部在报告中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各地要加强对公路绿化工作的领导。迅速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的布告》和《森林法》。要广泛宣传公路绿化的重要性,教育干部、群众自觉地爱护公路两旁的树木。各级交通部门要配备专人负责管理。
二、公路绿化要在公路主管部门组织下,认真贯彻国造国有、队造队有、合作造管的收益按比例分成的林业政策,以调动广大养路职工和沿线社队绿化公路的积极性。
三、要严格履行公路两旁树木采伐更新批准手续。凡未按批准权限乱砍滥伐的,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四、严格实行护树有功者奖,破坏者罚的政策。对乱砍滥伐公路两旁树木的事件,要认真调查处理,情节严重的,应依法惩办。
国务院在批转交通部的报告时指出,搞好公路的绿化,对于稳固路基、美化路容、调节气候、保护农田、加强战备和保障行车安全都有重要作用,也可为国家和集体增产木材,积累财富。各地区和有关部门一定要加强领导,做好这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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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竹林寻宝
一到广东省万宁县礼纪公社竹林大队,队干部就领着我们去看胡椒林。一株株胡椒,枝叶繁茂,盘绕在青石柱上。队长说:“这就是我们发家致富之宝。”他扳着指头算了一笔账:胡椒栽下后三年结果,一株可以结果三斤多,价值二十余元,一亩地可栽一百五十余株,至少也可收入一千多元。今年上半年全队有一百六十亩结果,产值二十八万多元。扣除生产成本、积累以及社员吃粮外,预分时平均每户分现金一千多元,最高一户分五千三百元,按人平均每人二百零五元。
胡椒是竹林大队发家之宝,可是,寻宝的道路却不平坦。竹林地处海南岛东部丘陵地区,气候炎热,四季常青,适宜发展热带经济作物。过去,单纯种粮,经济收入全靠砍柴卖钱,生活十分贫困。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试种胡椒,一九七一年胡椒收入达二十五万元。社员们高兴地说:过去是身在宝岛不知宝,端着金饭碗过着穷日子,如今可找到宝了。然而,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竹林却被诬为“重钱轻粮”的黑典型,种胡椒遭到种种限制。一九七三年一场台风袭来,失去管理的胡椒被刮死了许多。胡椒种植面积从一百八十亩骤减到十八亩,劳动日值也从一元八角下降到一角五分。粉碎“四人帮”后,竹林大队在公社党委的支持下,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胡椒种植面积,而且种植了橡胶树。现在,全大队集体和社员已种胡椒四百多亩。六百多亩橡胶也生长茁壮,绿荫成林。
本报记者 张必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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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桑植县积极培育稀有珍贵树种
湖南省桑植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干部、技术员和县里的珍贵树木种子园的职工,已进入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天平山,在原始次生林中采集稀有珍贵树种,并且在原始次生林边缘地带培育了珍贵树种的树苗五百多亩。其中,有鹅掌楸、水青树、银杏、伯乐树、珙桐(美国从我国引进以后称为“中国鸽子树”)、银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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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沿海各地种植大米草改造滩涂
大米草具有拦截泥沙、改造滩涂的作用。我国沿海北至辽宁省锦西县,南至广东省电白县都已大面积推广种植。昔日荒滩秃涂,如今出现片片绿洲。(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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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农村经济搞活
——安徽省固镇县见闻
秋收季节,我们访问了向来以“穷”闻名的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固镇县,看到了一片新景象:
在杨庙公社粮站,一个叫孟庆仁的老汉乐哈哈地对我们说:
“解放三十年,哪一年的日子也没今年好过。”
我们问:“今年怎么个好法呢?”老汉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出售超产芝麻、花生的取款单,一张二百三十三元,另一张六十八元。他说:“集体分的粮、油、钱都比往年多,我个人还养有一头肉牛,四口肥猪,一群鸡鸭。照这么干下去,明年我就要‘冒尖’了!”
农业上得快,商业部门显得跟不上了,县百货公司的二百辆脚踏车,一个月内销售一空。化肥更成了热门货,供不应求。几乎每到一地都听到社员在打听,哪儿能买到盖房用的砖瓦竹木?
看到这充满生机的景象,一些长期在固镇县工作的干部感慨地说,批了极左,落实了政策,真象砸开了手铐脚镣,觉得一切都活了。
固镇全县一百二十万亩耕地,四分之三是低洼湖田,易旱易涝,土壤瘠薄,历史上就是个老灾区。为了改变穷困面貌,从一九六五年建县以来,县委带领四十万人民大兴水利,但一直没有摆脱穷困境地。
今年,固镇县委学习、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有关文件,联系本县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讨论,深切地感到不从只抓粮不抓钱的局面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病体”就无法恢复健康,固镇就永远翻不了身。于是县委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经营,千方百计地下大力气增加收入。同时,又深入基层,从群众的实践中去寻找增加收入、改变穷困落后面貌的好路子。
浍河北岸的刘集公社,一九七○年以前,单打一种粮食,结果多年来有百分之七十的生产队没有现金分配。从一九七一年起,他们种植花生,逐步达到每人半亩,有了花生就有了钱,一九七七年的总收入比一九七○年增长了二点八倍。七年间给国家提供了二百一十七万五千多斤商品油。沱河南岸的宋店公社张巷大队,去年带头打破淮北不能种油菜的旧传统,利用冬闲地种了一千三百八十亩油菜,收获油菜籽十二万六千斤,增加收入六万多元,买了一台中型拖拉机,七部手扶拖拉机和一些化肥,结果油料、小麦双丰收。
刘集等地的经验,广大群众的呼声,开阔了县委领导的思想。他们及时提出:“固镇要想富,‘三油’(花生、油菜、芝麻)迈大步。粮油夺高产,狠抓林渔牧。坚持干到底,实现穷变富。”
这个口号一下子喊到了全县人民的心上,干部、社员齐声说:“干了二十多年,找对了一条路!”各社队纷纷因地制宜,各显其能,一举打破了搞农业单打一抓粮食、搞经济作物单打一抓烟叶、搞畜牧业单打一抓养猪的局面。花生、油菜、芝麻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二十万亩。只此一项,全县农民平均就可以从集体多得二十元收入。许多队还从无到有,养了菜牛、菜羊、蜜蜂、鱼蟹。今年秋天,鳜鱼、大螃蟹已经应市。在大抓集体多种经营的同时,县委又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社员家庭副业,鼓励社员养禽养畜。
有了钱,大多数生产队就从过去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一些过去连老牛都买不起的大队、生产队,今年第一次响起了拖拉机“嘟嘟”的欢叫声。不少从未尝过化肥味道的“卫生田”,也第一次施上了化肥。现在各个社队还向供销社预交了五百万元化肥款,等待买更多的化肥。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粮食生产。今年夏季,全县六十五万亩小麦夺得了历史上最喜人的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了七成多。夏季征购任务一千八百万斤,实际完成了二千七百四十一万斤,社员平均每人分口粮小麦二百斤,另外还存了一千二百多万斤储备粮。高粱、玉米、甘薯等秋粮虽然遇到二十多天连绵阴雨和伏旱,也获得了丰收。
新华社记者 张万舒 傅上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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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篱之隔” 吴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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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棉花增产两成
江西省今年棉花总产量达八十六万四千担,比去年增产二成半,单产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点三,涌现了一批单产超百斤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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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花生增产三成
河北省今年花生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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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胡麻增产四成
山西省是我国胡麻的主要产区之一。今年全省总产量约达四千万斤,比去年增长四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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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蚕茧完成超购
安徽省今年蚕茧喜获丰收,到九月底,全省已收购蚕茧六万一千三百担,超额百分之十一完成了全年收购计划,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同期收购量的最高水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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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克服奖励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最近,在学习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中,工业部门的许多同志谈到要认真总结一年来实行奖励制度的经验,更好地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鼓励先进,推动后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去年开始,到今年九月底,全国已经在百分之七十的企业、百分之八十的职工中实行了物质奖励制度,初步改变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对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的发展,增加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的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地方和有的企业还收到了非常突出的效果。
但是,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平均主义现象。
平均主义的一个表现是,按照工资总额一定比例提取奖金的办法,不分企业经营好坏,贡献大小,人多的多提,人少的少提,这同样是一种“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作法,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许多部门、企业的同志要求改变这种作法,而采取按利润提取奖金的办法。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各行各业之间利润高低悬殊,同行业各企业之间的利润也有大有小,因此,实行按利润提取奖金的办法比较复杂,而且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是否可以在一部分条件比较适合的行业或企业首先试行,然后逐步推广呢?许多同志认为是可以的。
北京市特种工艺工业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这个公司有二十九个工厂,主要生产玉雕、牙雕、景泰蓝、金银首饰、雕漆器、绒绢花等工艺美术品。今年初,全公司确定利润年计划为二千二百万元,各厂都说完不成。今年四月,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在全行业实行按利润留成后,各厂的生产形势迅速上升,全年利润计划最后落实为三千一百多万元;截至十月底止,已经获利二千九百二十六万七千元;出口计划也比年初设想的提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平均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有些企业在分配奖金时不是“论功行赏”,而是搞“人人有份,皆大欢喜”。结果,国家花了钱,效果不大好,甚至造成“不争贡献争奖金”的坏风气。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们认为,一是某些企业领导人头脑里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二是提取的奖金是一个死数字,比例又比较低,企业在划分奖金等级的时候,级差小,不能切实反映出各人的实际劳动效果,因此群众说:“干好干坏,只差一块”;三是没有制订一定的劳动定额和合适的、明确的考核标准,分不清优劣,区别不出好坏,只好“轮流坐庄”,或者平均分摊。
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许多同志提出把评奖法改为算奖法。例如,合肥市化工系统实行的算奖法,是把各项经济指标都定了分数,一月一结算,完成的得分,超额的按比例加分,完不成的不得分甚至扣分。这样,就能看出每个人对国家贡献的大小。北京内燃机总厂今年一月把评奖改为算奖后,每到月底,不用开评奖会了,只要两三个人用半天时间把每个职工所得的分数加以换算,就可以把奖金发下去了。这种算奖法,能够反映实际情况,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大家心服口服。
还有一种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现象是,自作主张,滥发奖金和津贴。有少数地区和部门违犯国家规定,随意扩大奖金范围,提高奖金标准,甚至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奖金。有的地方奖励的名目多达十几种,一个人同时可以得八、九种奖励。有的行业不问职工的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工作环境如何,任意扩大岗位津贴的范围。还有的单位,巧立名目,滥发实物,有的企业发给职工的衣料、皮鞋、手提包等物品,每人价值几十元。凡此种种,国家花了钱,并没有起到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作用。
工业部门的许多同志认为,要克服奖金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切实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必须进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
新华社记者 李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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