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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二万六千多斤
——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的调查
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一九七八年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粮食二万六千多斤，创造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多倍的劳动生产率。全大队七百个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三千三百多斤。
兴十四大队这样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怎样创造的呢？
他们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一九七○年以前，这个大队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一百多斤，劳动生产率很低，对国家贡献不大。一九七○年开始发生变化。这年秋收以后，全大队的干部社员，经过讨论，一致要求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向农业机械化找出路。
当时这个大队只有一台履带式拖拉机和一台胶轮式拖拉机，缺少播种机、中耕机和收割机等配套农具。这两台拖拉机除了翻地、耙地、镇压三个项目外，干不了多少农活，只好出去跑运输。要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务之急是搞好农机具配套。
经过社员们的推举，一个技术革新小组成立了。他们相继仿造、改制出机引中耕除草机、机引耙、播种引墒器、滚龙扬场机等十几种配套农具。过去中耕时，使用马拉耘锄，全大队趟一遍地，需要六十个劳动力、六十匹马，干二十多天。有了机引中耕除草机以后，只用两个人作业一个班次，七天就可以铲趟一遍，二十多天就可以做到三铲三趟。后来又买进四台大中型拖拉机和十八台手扶拖拉机，基本上作到了农机具配套成龙。现在，全大队翻地、耙地、播种、镇压、中耕、除草、深松、疏苗、施肥等田间作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九十，农作物收获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七十，农田基本建设、农业运输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五，饲草饲料收集加工机械化程度达到百分之八十，农副产品加工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
为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兴十四大队注意加强农机管理，严格实行单车成本核算。去年，全大队平均每标准台拖拉机作业量达到九千六百二十六标准亩，每标准亩作业成本三角四分，每标准亩耗油四两三钱，做到了高效、优质、低耗。
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一到农忙季节，全大队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家家户户关门上锁，“早上两点半，晚上看不见，地里两顿饭”，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现在，五千多亩农田，包括机务队在内，只用五六十人就能完成任务，平均每人负担近百亩耕地。有半数以上的劳动力从田间生产中解放出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农作物的播种期由过去的三四十天缩短到十天左右，保证了作物有足够的生长期，为战胜早霜，夺取高产创造了条件。
二是广泛采用先进技术。
兴十四大队地处黑龙江省西部干旱地区，年年春旱，还经常出现伏旱、秋旱。为了同干旱作斗争，他们大搞水利化建设，架设了一百二十六里长的输电线路，打了六十八眼电机井，买了十多台喷灌机，修筑了大量的田间排灌渠道，做到井房、机械设备和田间工程三配套。全大队水浇地面积达到四千二百亩，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四，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水浇地六亩。有了这些水利设施，就不怕旱灾威胁。近二三年来，大队每年都给小麦浇二、三遍水，给玉米、谷子等大田作物浇一、二遍水。
兴十四大队土质瘠薄，耕作层浅，地力差。他们就采用施有机肥料和化学肥料双管齐下的办法，改良土壤，提高地力。这几年，大队每年施用的优质有机肥，平均每亩一万斤，加厚了耕作层，提高了土壤的肥力。此外，还广泛采用了早熟高产优良品种，实行合理密植，加强植物保护等先进技术。一九七三年以来的六年间，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一年上《纲要》，四年过“黄河”，一九七八年亩产达到一千一百五十斤，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二百斤。现在一亩地打的粮食，相当于过去十多亩地的产量。
三是积极发展副业和工业。
搞农业现代化，需要大笔资金。九年来，兴十四大队光是农业机械化的投资就达三十多万元。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他们的回答是，向副业、工业要。
一九七○年以后，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为壮大集体经济广开财路。大家看到养羊比其他副业都来钱，就筹措了二万元，买回五百只羊，扩大养羊规模。第二年卖了羊毛，还清货款之后，用余钱又买回二百只羊。近几年，全大队羊的存栏数稳定在二千二百多只，并且都改良成优质的东北细毛羊。后来，大队又养起了马、牛、鹿、兔、鸡、鸭，来钱的门路多起来了。畜牧业变成了大队的“摇钱树”，光养羊业一项收入，就够农业机械化的支出。
用畜牧业赚来的钱买了农业机械，农业机械化从田间解放出大批劳动力。他们又办起粮米油加工厂、制酒厂、糖化饲料厂、农机修理厂等六个小工厂和一个多种经营队。这个多种经营队只有十个人，都是老年社员。他们经营着一百多亩地的苗圃、菜园、果园、药园、桑园。由他们提供树苗营造起来的四千多亩人工林木，价值三十万元以上，是一个“绿色小金库”。近两年仅间伐清林一项就收入几千元。多种经营队每年向大队提供二万元利润，平均每人提供二千元，成了大队的“聚宝盆”。
兴十四大队大力发展副业、工业，每年收入十五万元左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这不仅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比较多的资金，增强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而且使整个大队的经济结构日臻完善合理，农业、副业、工业之间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有机联系，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四是保证社员的物质利益，调动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兴十四大队采用经济手段领导生产，对各项活计实行定额管理。农业队实行“四定一奖”（即：定粮食产量、产值、费用、工日。超产超收的生产队，其超过部分的百分之五十参加本队社员分配），对畜牧队实行包奖制度（超过规定指标多配牲畜、多成活牲畜的，都给予奖励），对多种经营队也实行“四定一奖”（即：定收入、费用、工日、利润，收入超过部分的百分之十留队分配，费用超支不补，节约归队分配）。这些制度和办法，把社员的物质利益和集体生产联结在一起，社员劳动热情很高。全大队投工日数越来越多，去年比一九七○年增加一倍。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这个大队集体经济家底日益雄厚，社员分配水平不断提高，集体福利事业越办越多。一九七○年以来，每个工日都在一元五角以上，去年达到一元九角，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分配二百七十一元，加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每户一年平均收入二千元以上。
新华社记者 牟维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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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经济措施 解决货运站积压问题
广州南站货物到站存放时间平均缩短到三点六天
据新华社广州电 本社记者张跃良报道：一些单位把铁路货运站当“仓库”的老问题，在广州铁路局广州南站已经基本解决。
这个车站经铁道部和中共广东省委批准，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了货主到期不提货便处以罚款的制度。实行这项制度后，货物堆积如山的货场很快搬运一空，车站不再堵塞，货物运输畅通了。
过去，广州南站对于超过限期不提货的货主，只收很少的“暂存费”。新的制度规定：货物到站后，过了四天不提货，从第五天起，整车货物每车每天收三十元，零担货物每百公斤每天收三角，比暂存费增加五倍。
采取这一经济措施后，车站的面貌迅速改观，十一月份货物在站存放时间，缩短到了平均只有三点六天。
据这个车站的负责同志讲，目前，还有少数单位对于铁路罚款，仍然采取毫不在乎的态度。这些单位的领导对罚款无动于衷，就是因为被罚的钱是国家的，和他们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联系。看来，还需要有关部门也采取相应的经济制裁办法，才能加强被罚单位负责人员的责任心，彻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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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对“开大锅饭”、“吃大锅饭”
——上海经济战线采访札记
我们在上海市经济战线采访，所见所闻，深切地感到，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克服和改变那种“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的思想和做法。
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国家、集体保障全体人民人人有工作，个个有饭吃，这本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国营经济中，有的同志却产生了这样的错误思想，即认为：饭是大家的，就应当让大家吃，一切由国家包下来，一切靠国家包。他们不讲经济核算，不计经济效果，结果，造成了干多干少、干好干坏、节约浪费、盈利亏损，通通一样开大锅饭，一样吃大锅饭的现象。这样实际上起到了鼓励懒汉，保护落后的作用。如果长此以往，这个大锅饭就会吃空、吃完、吃光，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吃垮。
反对“开大锅饭”和“吃大锅饭”，目的是促进经济部门讲究经济核算、经济效率、经济效果和经济责任，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增强领导干部和职工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我们将围绕这个问题，选择一些典型事例进行连续报道。
——新华社记者
由国家包干不是好办法
反对“开大锅饭”、“吃大锅饭”组稿之一
最近，我们在上海七宝酒厂采访，看到这个厂浪费粮食惊人。这个厂所用的主要原料粮食，由国家包下来，工厂要多少就给多少。这种包下来的做法，实际上是鼓励企业捧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吃大锅饭，成了落后企业的“保护伞”。
上海七宝酒厂以生产“七宝大曲”闻名。这个三百多人的小厂，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八月的十一个年头里，总共少出了几百万斤酒，浪费粮食一千四百多万斤。按照现在的消费水平计算，这些粮食足可供全厂职工吃上将近一百年。
厂里的会计员向我们说明，造成严重浪费的原因，是出酒率太低。以一九七八年八月份为例，这个厂的出酒率平均每天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点六七，其中优质酒的出酒率更低，只有百分之十八点二。而上海其他一些原料条件相同的酒厂，出酒率达到百分之四十六。换句话说，用同样数量的粮食，上海七宝酒厂起码少出了三分之一的“七宝大曲”。
会计员说，一九六五、一九六六两年中，这个厂的生产条件不如现在好，而“七宝大曲”的出酒率却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四十以上。同样生产一斤酒，耗用的粮食比现在少三分之一。
由于出酒率低，浪费惊人，这十一年中，厂里曲酒产量虽然年年增加，而利润却逐年减少。一九七六年与一九六六年相比，产量从七十万斤提高到三百三十四万斤，增长了三倍半；企业利润反而从三十五万元减少到三万多元，只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如按一九七六年曲酒产量平均计算，每斤酒只有一分钱的利润，几乎只能保本。
到一九七七年，上海大批工厂的产品转亏为盈，而这个厂的曲酒反而由盈变亏，第一次亏损了一万元左右。一九七八年夏天，眼看成千上万斤粮食变成喂猪的酒糟，工人们忍无可忍，写信给报社揭发了这种犯罪行为。他们愤怒地责问工厂领导：上海七宝酒厂的主要产品，到底是“七宝大曲”，还是喂猪的酒糟？
为什么上海七宝酒厂如此长期大量地浪费粮食呢？进驻这个厂的工作组组长卢亮逵给我们作了分析。他说，除了受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的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市糖业烟酒公司只要“七宝大曲”供应市场不脱销，工厂要多少粮食都如数照给，所以七宝酒厂也就不必讲究经营管理了。然而，更为荒唐的是，常来七宝酒厂白喝酒、白拿酒的公司那个原头头居然把这个厂作为“先进典型”，编造一套所谓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经验”，进行吹嘘介绍。
现在，上海七宝酒厂的问题揭开了。工厂领导班子作了调整，原来的那两个头头已被解职。企业管理作了整顿。尽管为时不过短短三、四个月，出酒率已提高到百分之四十五。去年十一月份增长到百分之五十一以上，创造了建厂以来出酒率的最高纪录，超过了同行业的先进水平。这一个月内，全厂节约了十三万五千斤粮食，获得了四万多元利润。
厂里新的领导干部回顾过去的教训时认为，为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一定要坚决改变这种对原料于取于求的作法，贯彻落实关于物资择优供应的原则。对酒厂来说，出酒率高，就可以多给原料。出酒率低，大量浪费粮食，就必须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控制，限期改进。过期不改进，就停产整顿，决不让落后企业钻空子，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腿。
新华社记者 谢建琼 周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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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衙门”变成先行官
编者按：湘乡经验和中央批示下达以来，各地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可是还有一些单位，对中央的三令五申充耳不闻，仍然把生产队当成大酱盘子，谁想吃就去蘸，继续加重农民负担。有些单位为了扭亏增盈，把“亏”转嫁给农民，郭宝童等来信来稿反映的情况应该引起重视。
希望那些还没有认真落实湘乡经验的单位和同志认真学习三中全会精神，检查自己的工作，象四川省郫县供电所和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公社食品站那样，把自己的工作切实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四川省郫县供电所在贯彻落实湘乡经验中，认真解决供电部门向生产队伸手，挖农业墙脚的问题，坚决纠正官商作风、衙门习气，积极热情地做好支农工作，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和欢迎。
前几年，这个供电所有的职工在为农村安装电器设备时，接受社、队的酒席招待，但他们却按一般规定，每餐只付一角钱、三两粮。有的职工还利用工作之便，向生产队“购买”短缺物资。生产队由于怕“电衙门”断电，对供电所职工的任何要求都不敢拒绝。贫下中农说，供电所哪里是在支农，倒不如说是“电老虎”在
“吃农”。
党中央重要批示和湘乡经验下达后，不少群众揭发了县供电所的问题。供电所的少数人对群众的批评不服气，认为到社、队工作就是支农，吃了酒席是付了款的，有什么错误？为了使大家认识到湘乡经验的意义，党支部组织全体职工学习中央文件，并组成调查组，到工作过的社、队去征求意见，查清历年招待酒席的费用。三年来，除去当时每餐交付的粮钱外，共吃社队二千多元，平均每人吃了一百多元。通过调查，职工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党支部带头总结经验教训，决心改掉“吃农”的坏作风，当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先行官。
郫县供电所制定了工作纪律：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不吃招待饭，不接受礼物，不利用职权索取财物。由于这个纪律是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民主制定的，大家都能自觉遵守。陈云霞等四名电工分别到红星公社和前进公社去检查、换装输电变压器，两地都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一再殷情挽留，他们都一一讲明道理，婉言谢绝。群众高兴地说，供电所现在是实心实意为贫下中农着想了。
供电所还打破常规，冲破条条框框的限制，主动为社队培训电工。他们还千方百计对农村用电优先安排，及时供电，尽量方便群众。
郫县县委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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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把“亏”转嫁给农民编辑同志：
我们在寿阳县听到社员反映，有的食品收购单位有意压低菜羊收购价格。
去年十一月，平舒公社段王大队社员赶着三十一只羊，到十多里外的宗艾食品站交售。其中绵羊十二只，每只出肉在二十斤左右，共重二百斤，应售价一百二十元，可食品站只按一百二十五斤计算，售价八十一元八角八分，克扣了三十八元一角二分。另外的十九只山羊，有五只羊共重六十斤，应售价四十元，食品站只按四十七斤计算，售价二十九元二角三分，克扣了十元七角七分。剩余的十四只，每只出肉都在十五斤左右，食品站每只只按八斤计算，社员们再三要求食品站按实重计算，食品站答复是：不克扣你们，亏了哪里补？群众气愤地说：哪有这样的政策，羊是我们养的，我们不卖了！
扭亏增盈应靠加强经营管理来解决，不应把“亏”转嫁给农民，加重农民负担。
山西省晋中地区畜牧局
郭宝童 张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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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门退猪款
去年七月的一天，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公社食品站老谢收购了洞头大队范大庆一头生猪，过秤是一百四十五斤，当时他凭眼力估计扣去十五斤，付给范大庆一百三十斤的钱。第二天宰杀后，肉有一百零六斤一两，按照百分之八十一的出肉率计算，猪的实际重量是一百三十一斤，比原来估计的重量超过一斤。有人说，这头猪应按一百三十一斤的等级标准算钱给社员。有的讲，多一斤少一斤有什么关系，多出来的钱反正也是归国家。
职工们的争论，引起了食品站主任朱祥寿的注意。晚上，他组织大家对一斤猪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会上，朱祥寿同志给大家算了一下帐，按规定，一百三十斤的猪，每斤猪价是四角八分；一百三十一斤的猪，每斤猪价是伍角零四厘。这头猪如果按一百三十斤计算，就要少给社员三元六角二分。他说：这是克扣农民、侵犯群众利益的错误行为。我们应当买卖公平，不能用压级压价的方法来增加利润，否则就损害了党群关系，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大家思想统一了，第二天早上，老谢翻山越岭，步行二十多里，把少给的生猪款三元六角二分送到范大庆家里。社员们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使国家社员两不亏。这样的食品站，我们信得过。”
汝城县通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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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厂串通，坑农不轻编辑同志：
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认真落实湘乡经验，可是我们这里却厂与厂串通，合伙坑农。
山东省巨野县磷肥厂生产的磷肥，生产队买回后，经过多次使用都无效。俗话说“上当不过一遭”，农民再也不愿买这种肥料了。县磷肥厂眼看磷肥卖不出去，就和县氨水厂订了个“坑农”合同：买一斤氨水必须带一斤磷肥，否则不卖。农民为了及时施好底肥，使小麦多增产，只得硬着头皮多花一半的钱购买这搭配货。资金不够，有的大队就卖骡子，有的队卖黄牛，社员卖鸡蛋、卖梁椽。费了很大劲把钱凑够了，拿到手的只是一张发货票。因为没有效力的磷肥，谁还愿意花路费去拉呢？仅下官屯四万人口的小公社就多花了四万九千多元冤枉钱。公社党委书记多次向县委有关部门提意见也没用。干部和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比放高利贷还厉害，高利贷还能见着点钱和物。现在，花那么多钱，就看到一张发货票。
巨野县下官屯公社一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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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是变相的剥夺！
前不久，我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采访，在一份调查材料中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到一九七七年底，有一千二百四十三名国家干部和职工欠农牧区生产队十三万一千八百多元，其中有十九人的欠款超过千元。这笔欠款相当于这个旗农牧区社员当年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二点五。所欠之款主要是拿了生产队的肉、皮毛、粮油等没有给钱。有的干部，走一处拿一处。旗东部比较偏远的新忽热公社，一年大部分时间没有人去，说路不好走，车子容易坏，可是一到入冬宰牛杀羊季节，检查工作的，参观学习的，支援“牧业”的，大小汽车络绎不绝。牧民热情好客。上边的同志来了，他们总是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而这些客人有的不但吃了不给钱，临走还要拿上些土特产作“纪念”。这些人的行为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多么格格不入啊！这是变相的剥夺！年终分配到了，农牧民热切希望能收回这部分欠款。这些同志应该好好想一想，是落实湘乡经验的时候啦！
《内蒙古日报》记者 朝鲁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