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难忘的教诲
——刘斐先生回忆毛主席
最近,记者访问了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之一的刘斐先生,他现在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这位八十岁老人,回忆毛主席对他的教诲,兴致勃勃地同我们谈了三个小时。他说:“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毛主席虽然辞世了,但他对我那些难忘的教诲,永远是我前进的力量。”
“我初次见到毛主席是一九四九年春天的事。”刘斐说:“一九四八年秋末,我辞去了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职务回到长沙。李宗仁先生一九四九年搞和谈时,打电话要我充任代表。由于我不知他和谈的诚意如何,所以没有答应他。他又让当时在武汉的白崇禧出面动员我,最后我同意作代表,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等到了北京。经过同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几天谈判,达成了八条二十四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时,毛主席要分别接见我们。因为我和黄绍竑同属桂系,所以我们两人是一起被接见的。”
谈到这里,刘老先生从沙发里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说:“那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的一天,春日煦煦,令人怡然,但想到要去见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心中是不无忐忑之感的。我们乘车来到毛主席的住处。一下车,毛主席便迎上来和我们热情地握手。毛主席对我们诚挚热情、以礼相待,这更使我愧悔不安,对毛主席也顿增敬意。我们进房不久,朱德总司令来了,他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并问长问短。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将军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我不由得暗暗点头赞佩。”
接着,刘斐兴奋地回顾了那次接见的情景:
“毛主席询问我们到北京的生活情况之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我说我是醴陵县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毛主席高兴地说:‘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主席这亲切的湖南口音,我紧张的心情减去大半。我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毛主席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毛主席边说边打手势,语气是那样亲切,使我们拘束顿消。”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毛主席扳着指头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说到这里,毛主席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我们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我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毛主席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说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是这么说的嘛!’当我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主席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说完,毛主席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笑着点了点头。”
刘先生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感慨地说:
“罪魁祸首、元凶巨恶这些词,虽然在后来的协定修订案中没有写上,但毛主席对蒋介石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啊!”他吸了几口香烟,突然笑出声来说:“这次接见还有个有趣的故事呢。饭前朱总司令走了,毛主席同我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我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主席,便说:‘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主席回答说。
“‘您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我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毛主席思想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我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我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在回宾馆的路上,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毛主席是那样伟大而平凡,那样学识渊博而幽默,我深感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回到宾馆,正巧周总理来看我们。我把这种心情告诉了他,并转告说:‘毛主席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周总理听了也哈哈大笑。”
刘先生感慨地说:“可惜张、邵、章、黄、李诸君已成古人,若他们在世的话,一起回顾毛主席的接见,一定是更加丰富的。”
刘斐回忆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拒不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情况之后,说:
“和谈破裂,我留在北京。全国解放以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安排了我的工作,我深感毛主席、共产党政策的英明。
“在四九年到五○年三月我去武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长前的这段时间里,毛主席多次请我吃饭,找我谈话,对我的教育是很多的。
“有一次毛主席亲切地叫着我的字号,问我:‘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我想了想,回答说:‘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是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黄帝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政,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主席听后认真地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当时我兴奋地说:‘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刘老先生沉思片刻,又说:“一九四九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着鹅毛大雪,毛主席打电话约我去他那里吃晚饭。我赶到中南海颐年堂时,见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人也到了。饭前,我们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我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近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主席听我们如此议论,有意地同我们谈了一段很长的话。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时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毛主席稍停了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思想变化,毛主席还对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辛亥革命时,他有个同乡在湖南四十九标(清代军队建制单位,相当于现代的团)当兵,一天,这个兵的父亲托他给儿子捎去一双鞋,那天四十九标和五十标正发动兵变,参加辛亥革命。他到长沙东门(小吴门)外兵营时,卫兵不让进,说今天有事不让会客。他感到异常,那时部队集合起来往城里开,因东门关闭,便由北门进城,他就跟着队伍进了城。看到省参议会里,人们出出进进地无人阻拦,他也进去了,进去后看到一位中年人咬破手指,在白绸布上写了两句号召人们参加辛亥革命的口号。毛主席把这两句口号原原本本地念给我们听,可惜现在我记不起来了。毛主席说,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中年人叫徐特立,于是他对徐特立尊敬起来,对革命第一次有了感性认识。讲完这段故事,毛主席用饱含敬意的口吻说:‘徐老后来又是我上湖南第一师范时的先生,他是我革命的老师哩。’毛主席还对章士钊先生说:‘我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你这个教育总长还大力帮助过哩!’毛主席又看着仇鳌先生说:‘仇先生,当年我们办《湘江评论》时,有些人指责我们,你却是赞同我们的哩!’说完,又转向符定一先生说:‘您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哩,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你学的哩!’
“大概毛主席知道这位符老师有个轻视人的口头禅,爱说别人‘他能认几个字!’因此,当谈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候,毛主席把庾信的《谢腾王赉马启》顺口念了一段,然后风趣地问符老:‘他(指庾信)总能认几个字吧?’符老悦服地笑了,大家也哈哈大笑。我们都自愧识浅,十分敬佩毛主席的学识和记忆力,毛主席却谦逊地说:‘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回顾到这里,刘老先生有点动感情了,他说:“毛主席为了启发和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新社会服务,对我们详细地讲了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从十几岁讲起,说明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他的用意是很深的。我也深深感到,他对为人民做过些好事的人都是永记在心的。这番话语,沁人肺腑,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
刘斐先生端起茶杯喝了几口茶,继续说,“一九五○年初春的一天下午,毛主席找我到了他的住处。我们谈起《共同纲领》,我说:‘我的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主席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的哩!’毛主席这句话发人深省。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同志来了,原来主席叫我来是要我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我同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同志见面。毛主席指着邓子恢同志说:‘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请他到中南组阁,请你们去当他的阁员哩。’当时在场的还有准备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的贺贵严等。大家无拘无束,谈得轻松愉快。我向毛主席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毛主席鼓励我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饭后,主席送出我来时又谆谆叮嘱说:‘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毛主席的话使我增添了勇气和信心,他真是我的良师啊!”
讲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刘斐说:“一九四九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致使祖国今日仍未实现统一。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今天,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很好。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台湾的故旧、友好也不无感慨吧!三十年来,我对共产党、毛主席关于爱国一家,不念旧恶,一切向前看的政策体会颇深。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谁不愿意看到祖国的统一呢?台湾归回祖国的怀抱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当年,我是代表国民党到北京来和谈的,而今,如果身体允许、台北欢迎,我这八十老人真想再飞往台北,会会故旧,共商祖国统一的大业呢!”
傍晚,我们告辞时,刘斐一面招呼儿子和小孙女送客,一面借用叶副主席的《八十书怀》诗,表达他对毛主席的怀念和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欣喜心情。他说:“叶副主席用‘愧望尘’的话表达对毛主席的景仰,我这个前半生歧途奔波之人就悔恨莫及了。在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时候,每当回忆毛主席的教诲,我都大有伏枥老骥的心情……”
新华社记者 李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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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
王方名
林彪、“四人帮”给我国理论界、知识界造成的最大毒害,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其一是脱离实际,轻视实践,不实事求是,一切要以他们反革命集团的好恶、意志为依归,取消任何衡量客观真理的尺度。列宁在一九二○年就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这种祸害对于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本来已经相当严重了,“四人帮”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加剧了这种祸害,带来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另一重大祸害是:提倡迷信盲从。动辄是“首长”命令,大搞“长官意志”。毛主席在一九四○年就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但是,奴颜和媚骨,正是“四人帮”所需要的。他们提倡的“长角”、“长刺”是对着党和人民的;对于他们的帮组织、帮领导,则是“有理服从,无理也服从”,越奴性越好,越媚气越好。
另外,“四人帮”破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压制民主,压制批评,大搞思想专制、文化专制,一时“万马齐喑”,人们“箝口不言”,甚至“道路以目”。直至今日,有的人还心有余悸,不能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我们这些曾在“四人帮”淫威下生活过的人,对此耳闻目睹,深有感受。
“四人帮”垮台两年多了,这类毒害并没有随着他们的倒台而完全消失。因此,我愿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对我们的谈话公布出来,供大家共同学习。
一九五六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开逻辑课,用的教材是苏联学者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一九五七年初,我写了几篇关于逻辑理论问题的“质疑”的文章,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刚发表了两篇(共计四篇,收在《逻辑问题讨论集》一书中),毛主席就发现了。大约这年的四月初,人民大学的负责人关照我说,有位领导同志要找我谈谈关于逻辑学的一些问题,让我准备一下。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早晨,校长办公室通知让我去中南海。一位秘书同志把我领到毛主席经常会客的地方。这时,金岳霖、郑昕、贺麟几位先生已经先到了。
十点左右,毛主席和周谷城先生谈着话从里面走了出来。主席同我们一一握手后,亲切地谈起来。
主席先问了我一些话,大致是学历,从事专业的经历,写那几篇文章的情况等,我都一一回答了。这中间,主席把周谷老作了介绍,大意是说你们观点很接近,可以作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大家欢笑一堂,空气非常活跃。主席使人感到无比亲切,伟大而平凡,爽朗而有风趣。他虽然有点湘潭口音,但过去在延安陕北公学听过他讲演多次,非常熟悉。这一次促膝交谈,又是一番新的气象。
主席问我:在科学研究上有什么打算没有?
我说:“我是逻辑专业的新手。从逻辑教学和逻辑科学讨论中,感觉问题很多。我打算对逻辑科学的对象进行一番探讨,所以我的科研题目是
‘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我觉得在科学讨论中解决不了的问题,往往需要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即现实生活中去探索,才可能解决。因为,只有生活事实才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主席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指出:先对科学对象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再回答科学理论的问题是对的;先分析,后综合,在方法上也对。主席反复强调“先分析,后综合”,认为这很科学。
主席问:这题目还有什么意义?
我回答:它与人类起源发展问题极有关系。我说明,人类思维的形成发展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解决,那么,人类本身如何由猿逐步变成现代人的问题也必然得不到科学的解决。因为现代人类的思维和抽象思维如何发生、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现代人的完全形成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的。
主席指出:这一问题很有理论价值,应坚持搞下去。
接着,主席用诲人不倦的精神,谈起他的伟大的革命实践。
他首先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的局面)。
主席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主席继续说,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
主席说: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最后,主席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主席语重心长地教导说: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地批评指出。
回想起来,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一时多,主席的谈话始终围绕这一主题。吃饭时插了些话,饭后又回到这一主题。
事后体会,这是主席约我们去谈话的中心思想。这一中心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
“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干革命,搞科学研究,办一切事情都千万不可忘记的。
二十一年过去了。毛主席的这些谆谆教导,永远指导我脚踏实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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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睛向下 调查研究
赣南、闽西驻军领导干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坚持从实际出发,做好工作
新华社福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电 人民解放军驻赣南、闽西部队的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深受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称赞。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一再倡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亲自到寻乌、兴国及长冈、才溪等地作社会调查,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为我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驻赣南、闽西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参观革命旧址、文物,请红军老战士、老党员、老干部讲述毛主席当年的革命实践活动,学习毛主席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赣州军分区党委七名领导干部一九七八年平均下基层一百一十多天。分区司令员王振庭在瑞金沙洲坝蹲点达五个多月。他白天和社员一道下田劳动,晚上走访群众,开调查会。春耕大忙时节,王振庭了解到这个大队虽然粮食产量高,但由于留储备粮和社员口粮分配不适当,有些社员家里还缺粮。王振庭对社、队干部说:毛主席当年在沙洲坝,对群众的柴、米、油、盐等生活问题都放在心上。今天群众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我们要很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大队党支部根据他的建议,立即拨出三万多斤储备粮,接济口粮较紧的社员。解放初期就在闽西工作的长汀县人武部政委王克奋,记住毛主席当年对汀洲市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批评,努力实践毛主席倡导的眼睛向下的工作方法。一九七七年六月他到长汀县工作,同武装部的干部、战士谈心,接着又走访了地方党政机关和有关厂矿企业,听取干部群众对武装部揭、批、查工作的意见,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开展。
赣南、闽西驻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工作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唯物辩证法。一九七八年九月,驻闽西某团领导接到了上级关于对部队进行形势教育的指示。怎样搞好形势教育?团政委范希昌和政治处主任刘兰瑞带着这个问题深入连队征求意见。战士们说:过去搞形势教育只讲好的一面,不讲存在问题的一面,这样做效果并不好。战士们的意见使他们受到启发。他们认真订出教育方案,既充分宣传大好形势,又讲存在的问题,教育大家奋发努力,为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这样进行形势教育,干部、战士思想活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家说:“这样的形势教育多年来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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