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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州地区大灾之年为什么大增产？
编者按：去年，苏州地区在严重的自然灾害考验面前，获得了大丰收。大灾之年，一个地区能向国家交售二十多亿斤粮食，还贡献了大批生猪、油料，这个成就是难能可贵的。
苏州地区坚持走农副工道路，使农业的抗灾能力大大增强。我国地域广阔，每年都会遇到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要保证农业高产，必须创造条件增强抗灾能力。搞高标准的农田建设，大量的排灌机电、物资从哪里来？在受灾之年保证社员生活，钱从哪里来？没有日益强大的工副业，单纯靠农业，特别是单纯靠粮食生产是不行的。我们要力争农业高速度，必须走农副工结合的道路。
锦绣江南的苏州地区，去年战胜了历史上少见的高温干旱，夺得了农副工全面增产。全区粮食总产可达七十六亿多斤，比前年增产十六亿多斤，单产总产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七十七万亩油菜，平均亩产二百四十多斤，比历史最高产量增长一成半。社队企业的总产值，去年一至十月份达到十四亿三千万元，超过了前年全年的总产值。到去年十一月上旬，征购粮已入库二十三亿斤以上，二十四亿五千万斤的任务预计可完成或超额完成。向国家交售的肥猪比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四。
去年夏季，天气炎热，太湖流域出现了四十多年未遇的大旱，同历史上大旱的一九三四年相似。但是，群众普遍反映，大旱之年不觉旱。为什么？因为农田水利建设搞得好，机电排灌能力强。
近几年来，全区在工副业的支援下，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快，标准高，抗灾能力大大增强。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全区搞规划，建设吨粮田，大干三年，完成了九亿土方，相当于过去二十五年完成的总数。全区沿长江的六十多个口子，建了四十五个水闸和二十个涵洞，开挖拓宽了浏河、杨林、张家港等大河道和四千九百多条中小型河道，发展了机电排灌四十六万马力，搞了田间配套工程，初步建成了“吨粮田”一百四十万亩。这些大、中、小型工程和机电排灌设备，在抗旱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那久旱不雨的日子里，河水低落，沿江水闸齐开，每天引水达五千多万立方米。全区去年五至九月份，共引进长江水三十亿立方米，保证大小河道有水，机电排灌站日夜不停，通过沟渠把水送到五百六十多万亩稻田。在大旱期间，稻苗碧绿茁壮，水稻成熟时期，田野一片金黄。
苏州地区农田水利建设发挥这样大作用，社队企业的力量是个决定因素。无锡县是苏州地区社队企业最发达的一个县，农田建设也最好。据一九七一年以来的不完全统计，全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吨粮田共投资五千多万元，其中社队企业的投资占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共完成了一亿八千七百多万土方，新建机电排灌站一千多座，开河近五百公里，筑地下渠道二千五百多公里。全县八十万亩粮田，已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田块平整，排灌分开，百分之四十实现了沟、渠、路、林配套，初步建成了“吨粮田”。去年春天还打了一场机电两用的大会战，使全县二千多个排灌站机械总动力达到六万四千多马力，大部分农田基本实现了机电“双保险”，旱涝保丰收。所有这些，在去年抗旱夺丰收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威力。
这个地区的太仓县，是“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重灾区”。这个县农业总产值的递增率，六十年代是百分之六点二，七十年代跌到了百分之一点一。经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假左真右，充实了领导班子，落实了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这个县的社队企业发展较快。社队企业的壮大，为农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去年这个县粮、棉、油、猪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社员分配水平可达到一百六十元左右。
事实说明，“重灾区”是可以改变的。有些同志嘴上口口声声不离“重灾区”，实际是为自己工作没有做好来开脱。这些同志不妨看看苏州地区、比比苏州地区。 本报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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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经济规律办事 加快渔业生产发展
全国渔业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在舟山渔区举行。会议代表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节约成本给予奖励的“三定两奖”制度，应该恢复和推广。会上，成立了全国渔业经济科学研究会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电 全国渔业经济科学规划座谈会最近在浙江舟山渔区举行。会上，成立了全国渔业经济科学研究会。
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渔业生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研究了如何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加快渔业生产发展的问题。会议认为，渔业生产商品率高，价值规律在生产和流通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现在一些地方之所以“重粮轻渔”，不仅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还由于价格上不合理，搞养殖的收入不如种粮。在探讨按劳分配规律时，代表们指出，当前渔区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渔民的积极性，过去实行过多年的行之有效的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节约成本给予奖励的“三定两奖”制度，应该恢复和推广。对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在渔业经济中的应用，会议也作了初步探讨。大家指出，我国渔业生产上有较大的盲目性。例如，在机械化方面，忽视了保鲜、冷冻加工、运输等环节，结果“鱼捕到手，吃不到口”，每年要烂掉三四十万吨鱼。在生产组织方面，不注意有计划地合理捕捞，在鱼汛期大打“歼灭战”，严重损害了水产资源等。这些，都应进行改革与调整。
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和实现渔业现代化的需要，提出了渔业经济科学的重点研究课目，制定了研究规划。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水产总局等单位发起的。来自中央和全国十七个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代表一百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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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鱼捕到手 要吃到口
——舟山渔民的呼声和建议
入冬以来，舟山群岛千帆竞发，投入一年一度最大的带鱼汛。六万多渔民在寒风急浪中开始了这场近五个月的捕捞作业。
不久以前，我们访问了舟山渔区。这里的干部和渔民们一见记者，就喜气洋洋地相告：春、夏、秋三汛已有六百四十多万担鱼货捕捞到手，比上一年同期多百分之五十二，加上冬汛，全年捕鱼量可达到丰收水平。
我们在著名的沈家门港停留的时候，恰巧是人民日报社论《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发表的那几天。渔民正在热烈议论吃鱼问题，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呼声：“鱼捕到手，要吃到口！”他们问记者知道不知道：长期以来，这里每年捕到手的鱼，有一亿斤成了肥料，近两亿斤不得已腌成咸鱼、晒成鱼干和磨成鱼粉，能够保鲜外运的不过半数。
这笔很大的经济损失是怎样造成的呢？水产部门分析说，这是因为捕捞和加工严重脱了节。捕捞已经基本实现机帆船化，加工却处在“一把刀，一把盐”的落后状态。每届渔汛，常有一千多对机帆船出海，带冰生产的只有十分之二。捕到的鱼，有不少在回港途中就开始变质。夏秋两季，一两小时内鲜鱼成了臭鱼，只得倒回大海。如果碰上鱼汛旺发，每天有成千上万担鱼到港，连水产公司也来不及冷冻保鲜，经常发生大量烂鱼现象。
烂鱼的现状有办法改变吗？这里谁都说有，都说并不难：只要在舟山建立相当于五座万吨冰库
（每座冰库制冰和冷藏量各五千吨）的多座冷冻加工厂，年产冰二十四万吨，让每对渔船每十天带冰十吨出海，边捕边冷冻，鲜鱼就可以源源外运。但是，这件事呼吁了多年，去年才有一座舟山水产冷冻加工厂在普陀县开始试生产。这个厂要不是停工待料，一年多就可建成投产，每年利润为三百万元左右，三、四年内就可将国家的投资一千二百万元全部收回来。
那么，为何所需冰库不能一气呵成，难道六千万元投资太大了吗？渔区的同志说，烂鱼的损失要比这大得多！仅以每年变成肥料的一亿斤鱼计算，一年的损失就是一千多万元，够盖一座万吨冰库的费用。渔民对这笔损失很心痛，想早点挽救回来。有的大队冬季储存天然冰，搭建草篷式的土冰库；有的利用集体积累和外贸收入，建三、五十吨的小冰库。不过，单靠渔民自己这样干，还要等十年八年全部渔船才能带冰生产。何况渔业投资逐年加大，渔民已经感到负担不起了。
这里又有一个令人难解的矛盾现象：国家也因鱼货保鲜不好年年亏损，却不能拿出钱来盖冰库。我们特意到北京市驻舟山的水产工作组去打听一下情况。一位驻舟山十多年的同志告诉记者，他们也为冷冻保鲜问题解决不了而苦恼，北京市水产公司每年租船带冰南下，到沿海各省收购鱼货，有时在路上冰就化了，不少鱼货由于没有及时冷冻，质量不佳，运回来要降价出售，加上其他的原因，一年的亏损多达二千一百万元。他说，用这笔钱在舟山就地建冰库，对北京也有利，国家可以扭亏增盈，捕鱼人和吃鱼人都会高兴。然而，北京和浙江是两个不同的行政区，政策性亏损与渔民的亏损又是两码事，这件实际上合理的事，因为“不合法”而多年办不成。
为了说明渔船带冰生产还有更多的好处，一些老渔民给记者算了一笔细帐。他们说，按一斤冰可保鲜一斤鱼计算，所费是所得的十六分之一，国家收益很大。他们还说，“鱼汛一刻值千金”，如果带上冰，每对船一水（半个月为一水）可以多捕两万斤鱼，一年能增产二十万斤，每对船可以增收二万六千元。同时，卸货次数减少了，每对船一水可省五桶柴油，一年就是一百桶，成本可降低三千元。再总起来看一看，舟山渔区一千三百多对机帆船，只要都能带冰生产，每年可多捕二亿斤鱼，可增产节约五百多万元。这对于改变渔区收入状况，是一个很切实的措施。
“鱼捕到手，要吃到口！”这个呼声很值得注意。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冰冻保鲜就是重要一计。迅速把必需的冰库建起来，这是建设现代化舟山渔业基地的第一步，这里的渔民抱着迫切的希望！本报通讯员 郭林吉 本报记者 虞云达 钟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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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腊八粥”又煮得香了
——金坛县城东公社党委关心群众生活的故事
农历腊月初八这一天，我国农村家家户户都要吃上一顿“腊八粥”。江南农村的什锦
“腊八粥”更是别有风味，粥里有蚕豆、黄豆、红豆、豌豆，有芋头、茨菇、荸荠……色香俱浓，谁见了都爱吃。
但是，这些年来，好多地方“腊八粥”名不符实了。这引起了江苏金坛县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常挺芳的注意。一九七六年冬天，老常在金花大队劳动，社员们说“腊八粥”里的花样少了，并提意见说：“在你们干部眼里，好象只有稻麦才算庄稼，其余都不算了。田种得‘单打一’，锅里碗里就没味道了。”老常听着，感到内疚。他想：十多年前，农民尚且能吃到绿豆粥、赤豆粥、糖芋头、芝麻饼，现在却什么也办不到了。这单调乏味、清汤淡水的“腊八粥”，反映出了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干扰破坏的严重程度，也反映出我们抓工作的片面性。于是，他决定先在金花十二队试点，安排五、六个年老体弱的社员利用
“十边”隙地种植各式杂粮，搞了个“十样有”的小样板。
前年秋天，这个生产队战胜了自然灾害，粮食获得了丰收，“十样有”也丰收了。当社员们吃到芝麻糖团、捧起什锦“腊八粥”碗时，都说，老常为我们办了一件称心事。一九七八年春节一过，公社党委就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象金花十二队那样，不仅要搞好稻麦生产，也要搞一个“十样有”。会议一散，党委一班人又分头下去帮助落实规划，调剂各样品种。
去年，城东公社开展的“十样有”活动结出了丰硕成果。全公社有二百五十多个生产队实现了“八样有”、“九样有”和“十样有”。后歧大队第四生产队搞了十三样。他们在麦收后的场地上种芝麻，在幼龄桑树田里种花生，在渠道埂上种葵花，在路边、埂边种杂豆，在低洼田里栽芋头、茨菇、荸荠、芹菜，在高地上种萝卜、甘蔗、马铃薯，河里养鱼、放菱角，只花了七、八个弱劳力，占用五亩耕地，就为集体挣得了六千二百七十元的收入。社员王兆根高兴地对我们说：“你们随便哪天来我家，都能让你们吃到喷喷香的腊八粥”。
新华社通讯员 沈成嵩 孟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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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长此下去，先进单位会被拖垮
——从嘉丰棉纺织厂看到的一些问题
记者在大庆式企业——上海嘉丰棉纺织厂采访时，听到一个强烈的反映：干部的会议、接待等负担太重，整天忙于应付，严重地影响了工作和生产。具体表现如下：
一、会议成灾。从一九七七年春节起到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人去市、区、局、公司开会。一九七八年以来，这个厂的干部出席由部、市、局、公司及县、镇召开的会议，有书面通知的是五百七十次，一千九百多人次，其中指定要党委书记、厂长参加的是一百六十一次。一个月最多达六百多人次，最少的也有三百多人次。有个干部，一个月竟参加了五十多次会议。此外，局、公司等部门还在厂里召开了十多次现场会议，其中计划生育现场会就有三次。据不完全统计，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一百零五次，许多发言都要事先写成稿子，用去了不少时间。
二、领导机关要材料太多。厂政治处二十五名干部，整天忙于为各级领导机关写简报、材料和经验。去年十月二十四日这一天，竟有七个单位催要材料，加上当时尚未完成的两篇发言稿，逼得党委书记、厂长只得搁下其他工作，讨论研究这些材料。有时同一件事情，不同部门要求的角度不一样，就得写几份，真是三头六臂都应付不了。厂部缺少“笔杆子”，只好抽调车间的得力干部临时帮忙。许多车间干部反映：上级机关这样做，不是加强基层，而是“挖空”基层。
三、接待任务应接不暇。记者来到厂长室时，十点还不到，墙上的“接待简况”已写满需要接待的单位，共有二十个。去年一月至十月，这个厂共接待了三万二千六百九十九人次。最多的一天，共接待了十个省市的二十七个单位，一千多人。参观的单位多由书记、厂长、车间主任带队，也有的是市、局领导带队，他们听了总的情况介绍以后，还要对口交流。这样，厂里各级领导干部经常忙于接待，党委书记、厂长百分之八十的时间花在接待工作上。这个厂共有五个厂长，厂党委原打算三个搞接待，两个抓生产，结果还是忙不过来，只得都去搞接待了。
嘉丰棉纺织厂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这些情况，心里非常着急，说：长此下去，先进的单位会被拖垮。他们迫切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改变作风，减轻基层干部不必要的负担，以便集中精力抓好生产。
肖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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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
本报评论员
目前，许多地区和部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工作中，思想解放，态度坚决，措施得力，行动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对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做好安置工作，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做好改正工作，是非常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定为右派的人，是摘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问题。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即使本人没有提出申诉或本人已经去世，也要按照规定标准，认真复审他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事实材料，如属错划的，也应予以改正。某些疑难案件，应对本人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综合的考察，要根据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一贯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经复查、批准予以改正的人，要恢复政治名誉。原是共产党员的，如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已经改正的同志，要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
这样做，会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呢？肯定地说，不会。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但是，事物是发展的。当时右派向我们进攻，鼓吹“轮流坐庄”，叫嚷“杀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及时对它们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给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戴上右派帽子，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经过教育改造，他们转变了，就应该根据今天的情况，给他们摘掉帽子。当初必须“戴”，不“戴”就不能有效地教育改造他们；今天必须“摘”，不“摘”就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这种“戴”和“摘”，是符合毛主席制定的要给出路的政策的。至于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改正工作，更是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事。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错划了一些右派分子，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纠正了错误的方面，就会使正确的方面发扬光大。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进行改正，正是为了保卫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这怎么能说是否定反右派斗争呢！
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这些年，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人们的思想和是非界限搞乱了，他们的帽子、棍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许多冤案错案得不到昭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自然也无法申诉多年的冤屈。今天，党中央作出了英明决定，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理应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也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改正的同志，应当顾全大局，珍惜当前大好形势，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中央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的英明决定，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做好这项工作，对于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及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度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二十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地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