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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因地制宜种植中要粮要钱
屏南县两年改变了低产面貌
新华社福州十一月五日电 多年来被人们形容为又“贫”又“难”的福建省屏南县，近两年来坚持因地制宜原则，使农业大幅度增产。去年，全县创造了粮食总产量、经济总收入、商品粮、社员口粮、社员纯收入、公共积累、集体储备粮、饲料粮“八项超历史”的优异成绩。其中，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三，向国家交售的商品粮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三点八，社员口粮和分配收入也分别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和百分之十七点八。今年又继续前进，早稻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增加两成多，中、晚稻等秋熟作物已开始挥镰收割，丰收在握。预计全年可以亩增一担粮，人增二十元。一举甩掉了又“贫”又“难”的帽子。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多年里，屏南县是全国低产县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下决心端正思想路线，改变作风，从实际出发调整生产布局，从因地制宜中要粮、要钱、要农业生产速度，摆脱屏南的低产落后面貌。
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屏南县委扎扎实实办了三件大事：
一、从全县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分布在海拔六百米以上的山岭上，气温低，无霜期短这一实际出发，调整耕作制度。提出在海拔六百米以下，气温较高的地区种双季稻；六百米至八百米的，不提倡种双季稻，个别队可以试种，八百米以上的，不种双季稻，只种一季中稻，把过去的“稻——稻”改种油菜（或小麦、马铃薯、紫云英）——稻。这样一改，增产效果十分显著。许多社队一季中稻的产量达到或超过了两季稻的总产量。
二、从全县交通不便但水力资源很丰富的实际出发，努力修路办电。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三万个劳动力，每年光是运输和粮食饲料加工要花去一百八十万个工日，这就使劳力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近两年来，县委把修路、办电当作发展农业生产的大事来抓。目前，全县已修公路三百七十多公里，建小水电站一百零四座。在一百五十个大队中，有八十二个大队通了汽车，一百零九个大队通了电，一大批劳动力从运输和粮食、饲料加工中解放出来，大大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
三、从全县有八十万亩山林、七十多万亩宜林荒山的实际出发，大抓林、副业生产。首先抓了毛竹基地的建设，使全县竹林发展到九万多亩，毛竹积蓄量达一千万根。其次，两年多来，还开辟新茶园六千八百多亩，改造老茶园一千多亩，使茶叶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加十四万多元。与此同时，还围绕着茶叶、毛竹发展了竹编、造纸等各种工副业，为农业积累了大量资金，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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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把部分宜林荒山划给社员造林
由各县革委会发给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
新华社昆明十一月六日电 中共云南省委和省革委会最近决定把一部分宜林荒山划给社员植树造林，并由各县革委会发给社员自留山林地使用证。这一决定受到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今年八月，省委负责同志亲自到这项工作开展比较早的大姚县进行了调查。随后，省委和省革委会经过讨论，作出了划分自留山用以植树造林的决定。决定说，集体有宜林荒山的生产队，可根据荒山资源的多少，就近划给社员每户一亩、一亩半或两亩作自留山。集体没有宜林荒山或现有集体宜林荒山不够划分标准的，可将附近国有宜林荒山划出一部分补足。不能把现有的国有和集体山林和宜牧的草山草坡划给社员。划给社员的自留山要统一规划，经县革委会批准，并正式发给使用证。所有权仍属集体或国家，使用权归社员，长期不变。在自留山上，社员可以种植薪炭林、用材林和果树、竹子等经济林木。在林地中间种的土特产，收入都归社员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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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张营业证解决了十三口人生活
乌鲁木齐市居民艾得力斯办起了小饭馆，既养活了全家，又方便了群众，支援了国家
本报讯 记者顾月忠、通讯员张建军报道：乌鲁木齐市天池路在今年初新设了一家私人小饭馆，经营传统的民族小吃抓饭、羊肉包子等，开业半年多来，从早到晚顾客盈门，生意红火得很。居民委员会的干部高兴地对记者说：“艾得力斯以前东讨西借，吃百家的饭，现在百家都去买他家的饭。一张营业许可证，把背了十多年的穷包袱卸掉了，一家十三口人的生活有着落啦！”
艾得力斯是这家小饭馆的厨师，今年五十八岁。就在十个多月前，人们还时常见他在街头流浪，吃上顿没有下顿，孩子因没衣服穿出不了门口。他有一套做抓饭、烤馕、烤包子的手艺。文化大革命前曾开设过小饭馆，尽管人口多，又无别的经济来源，日子仍然过得美满。文化大革命初，批判“资本主义”的大棒砸到他的头上，小饭馆一夜之间被捣毁了，钱和粮票被抢走，他的肋骨也被打断。饭碗砸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失去依靠。孩子们喊肚子饿，他的心碎了，硬着头皮在巷口摆个小茶摊，靠一点微薄的收入糊口度日。可就连这样的日子也不让过，小茶摊又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取缔了。
“唉！”艾得力斯说：“这都是林彪、‘四人帮’的罪孽。现在好啦！”他指着市场管理委员会发给的“营业许可证”说：“三中全会的政策落实到我头上，集市贸易的绿灯一开，我便办起了小饭馆，每天平均营业额二百八十元左右，除去成本、税收和交纳管理费，赢利十五元，每月能赚四百五十元。现在全家十三口人能经常吃到抓饭、包子，每人还做了一套新衣服，不再为生活打饥荒了。”艾得力斯又让我们参观他今年新买的一条地毯、两条毛毯、一架收音机和一张写字台，他说这些东西价值四百多元。此外，手头还有现金六、七百元。“真没想到，穷汉子过起富日子来啦！”他得意地笑起来。
市场管理委员会的同志对记者说：“我们以前光干蠢事，生怕产生‘资本主义’，其实啥叫资本主义，自己也没搞清。你看，艾得力斯小饭馆一开，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又方便了群众，支援了国家，他今年已经交税和管理费五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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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搞好调整工作和为明年生产安排做好准备
湖南千余名干部下乡下厂做经济调查
新华社长沙十一月六日电 为了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为明年的生产安排做好准备，中共湖南省委最近从省直属机关抽调一千多名干部，组成一百多个调查组，下乡下厂进行经济调查。
参加这次调查的有省委、省革委会各部、办、委、局、处以上领导干部三百三十多人。他们带领各调查组分别深入本部门、本系统的基层单位，围绕加快农业发展、搞好工业调整、进一步搞好收购和市场供应、科学技术工作如何为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服务、经济管理体制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调查组出发以前，湖南省委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召开了省直属单位一百多人参加的经济工作务虚会，回顾、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本省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要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真正解放思想，努力提高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自觉性。在此基础上，省委决定，这次调查要以虚带实，认真研究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要把搞好调查研究，当作省直机关改进作风，端正思想路线，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件大事，切实抓好。
目前，下去较早的省计委、经委、劳动局等单位的调查组，已写出十多篇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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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委托代办事业大有可为
邢犁夫
采购员、推销员象麻雀似地满天飞，是多年来解决不了的问题。据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统计，每天在这些城市的外地购销人员都在万名以上。今年六月底，上海市对投宿旅馆的人作了一次调查，其中外地采购员竟有五万名之多。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人们担心购销人员满天飞还会日趋严重。
这种现象是否就无法改变呢？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发展委托代办事业，就是一种沟通供、产、销渠道的好办法。目前在国外委托代办事业很发达，只要填好购、销货单，就会有人送原材料上门、推销产品到厂。我国只有一些大中城市的物资局建立了生产资料服务公司，办理生产资料的代购、代销、代加工、代托运以及综合调剂。全国这类公司不过四百一十个，职工人数大约一万人。即使这样，委托代办事业的作用也已经显示出来。如上海市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与全国二百一十个兄弟公司及一万多个企业建立业务关系，今年上半年完成代购代销业务八万三千多笔，金额超过三千万元，受到供需双方的欢迎。该市委托他们代销产品的工厂有两千多家。该公司把上海可以加工的产品目录，印发给全国各兄弟公司。外地企业只要填好委托单，交给当地的委托代办单位，不必派人来上海，就能把事情办成。广西十一个生产资料服务公司，与上海公司建立了代办业务以后，今年到沪的采购员由去年的每天平均五、六百人降到每天平均一百一十余人。事实证明，建立和发展委托代办事业是经济建设和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它对调节市场、方便用户、节约人力都具有重大作用。
在我国，委托代办事业还不发达，今后如何发展，是搞一个自上而下的体系，还是让各地方“百花争艳”？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服务公司，是向大而全发展好，还是向专业化发展好？除了物资部门以外，商业、外贸、工矿企业、集体企业能不能也办些委托代办业务？这些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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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尘漫天啼鸟少 噪声震耳开会难
北京环境污染使各国专家吃惊
最近，由瑞士、美国、菲律宾、肯尼亚、中国等三十多位环境专家参加的国际环境管理专家座谈会，在北京西郊科学会堂的一个会议室里举行。这个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会议，一开始即受到噪声的干扰。楼下厨房排出蒸汽的声音，附近电锯的声音都影响了会议的进行。把会议室的窗子统统关闭，仍无济于事，半天以后，只得更换会议室。这些国际环境专家在会议期间住在友谊宾馆，夜间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常常吵得他们无法入眠。北京汽车比较起来并不算多，但是排气管排出的废气使空气受到污染。北京烟囱林立，有的还冒着黑烟，使得这些专家大为惊讶。自行车之多，交通堵塞，也在影响北京的环境。他们还发现，北京的清晨，除能看到麻雀外，很少能听到各种鸟类悦耳的啁啾声。这不仅说明空气遭到污染，还说明北京的绿化面积也是不足的。
这次座谈会是国际环境管理教育规划中心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国际会议，原先没有打算讨论北京的污染问题。但是，外国朋友在北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身受其害，使他们觉得有必要请中国同行介绍北京的噪声污染问题，以示对我国首都环境保护问题的关切。
在这之前，一些来华访问的国外环境专家就已对北京环境的污染问题提出过看法。一位美籍华人发现故宫博物院内一些建筑物的大理石表面已受酸雨的侵蚀。日本朋友指出，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周围的松树由于受汽车废气的污染有的开始发枯，他们取样带回日本研究，最近已经将研究的结果，寄给了我国有关科研部门。
参加座谈会的国际环境专家谈到，世界许多国家在治理三废的基础上已着手解决如何为人类创造良好环境的问题。他们指出，环境保护既属自然科学领域，又愈来愈多地涉及许多社会科学，人们开始研究环境同政治、同社会、同经济等的关系。许多外国朋友希望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本报记者 黄炳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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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噪声危害 保障人民健康
卫生部和国家劳动总局颁发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本报讯 为了预防和治理噪声危害，保障人民健康，促进生产发展，卫生部和国家劳动总局最近批准颁发了《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并决定从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实行。
这个标准规定，工业企业的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的工作地点的噪声卫生标准为八十五分贝（A）。现有工业企业经过努力暂时达不到标准时，可适当放宽，但不得超过九十分贝（A）。这个标准对每天接触噪声不到八小时的工种作了相应放宽的规定。新建（包括引进项目）、扩建和改建的工业企业，必须把噪声的控制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主管部门必须会同工业企业所在的省、市、自治区卫生、劳动等部门合理选择厂址，认真审查设计，做好竣工验收，严格把关。没有卫生、劳动部门签字盖章，不准施工和投产；在现有工业企业中，凡噪声超过标准规定的生产车间和作业场所，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限期达到标准规定的要求。在未达到卫生标准前，厂矿企业必须发放个人防护用品，以保障工人健康。
《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是在大量的调查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编制的，卫生部和国家劳动总局召开会议进行了鉴定、审查，最后批准颁发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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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下决心控制噪声
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噪声已经成为一种严重公害，被称为“慢性毒药”。在强烈的噪声刺激下，可以引起人们的多种疾病。据调查，有些工种噪声性耳聋的发病率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噪声作用于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平衡失调，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神经官能症。噪声可以使交感神经紧张，从而使人们的心跳加快，心律不齐，血管痉挛，血压升高，严重的可以导致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有些单位的噪声严重污染环境，吵得四邻不安，严重干扰生活和工作，影响居民的休息和健康。因此，控制噪声，消除公害，已成为工业集中、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工矿区的严重问题。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国的专业科研机构和广大群众在控制噪声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加上一些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我国的噪声污染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超过卫生标准的环境下工作和劳动，广大居民日夜经受噪声的侵袭。据统计，北京人民群众向有关部门反映环境污染的来信来访中，涉及噪声危害的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消除噪声危害，成了广大群众的呼声，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工业企业的高度重视。
但是，有些同志对噪声的危害认识不足，对群众的强烈要求漠然处之。甚至有的说：“哪个机器不响？声音大点怕什么，死不了人！”真是声音大点没关系吗？北京有个工厂，原来球磨机没有采取控制噪声的措施，操作工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耳聋、失眠、头痛、血压不正常等病症的，高达百分之九十，以至不得不先后调离工作岗位。这个事例有力地说明，噪声对群众的健康和对生产造成了恶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靠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千方百计消除噪声危害，使劳动者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进行生产和工作，是一件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关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大事，一定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切实加以研究解决。
还有的说“噪声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控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噪声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且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噪声控制是一门科学，是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现在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噪声控制技术已发展到标准化、系列化、元件化阶段。我国已经开始建设生产噪声控制设备的工厂，不少企业已经采取了行之有效的噪声控制措施。噪声危害是有形的，也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各级领导认真抓，目前噪声控制工作的落后面貌就会迅速改变。
最近，卫生部和国家劳动总局颁发了《工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试行草案），标志着我国控制噪声工作无政府状态的结束，开始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新阶段。有关部门和单位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认真解决噪声危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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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吕志良三下三上的故事
凤鸣公社毛店子大队第二生产队长吕志良，第四次挑起了队长的“担子”。这在四川省彭山县农村，一时被传为佳话。
出身下中农的吕志良，土改时就是武装工作队副队长，当过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公社管理区副主任，曾被评选为县农业劳动模范。从一九六一年后又担任了生产队长。可是，这个深受群众爱戴的干部，在过去十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中，总是因为所谓“阶级路线不清”挨整。
原来，吕志良于一九五二年同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被镇压的卢玉屏结了婚。队里社员们同卢玉屏、吕志良朝夕相处几十年，看到卢玉屏不仅能同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从思想上划清界限，积极参加劳动，还主动搞好家务，支持吕志良为队里工作。因此，每次政治运动中，上面派来的工作同志对吕志良的看法总是同基层党组织和社员分歧很大。这位老队长几下几上的故事，也就是由此发生的。
一九六五年，“四清”工作队进村不久，吕志良就被定为“清理”重点。依据是：吕志良的爱人是被镇压地主的子女，他必然会受他爱人“反动思想”的影响，被撤去队长职务。
唯心的阶级估量导致了人为地扩大阶级斗争，不光伤害了吕志良，也伤害了其他一些干部和群众。新任命的队长工作上缩手缩脚，那年风调雨顺，却减产粮食五万多斤。群众纷纷要求吕志良上台。经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出面做工作，吕志良重新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那种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老作风，以及在群众中长期形成的威望，立即把人们的劲头带动起来，终于在这以后的四年里，年年增产。
人们刚刚安定下来，一次“清队”与“整党”运动又开始了。这次，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运动的来势更猛，领导大队运动的同志，只是翻阅了一下干部的履历表册，就宣称要“揭二队阶级斗争的盖子”。吕志良又成了“抱着定时炸弹睡觉的危险人物”。一个大队干部不同意这种估计和作法，被指控为“捂盖子”，立即罢了官。整个生产队人心惶惶。吕志良第二次被赶下台来。这一年生产队又是大减产，少收粮食二万五千多斤。
群众再次起来要求吕志良上台。吕志良虽已年过半百，每天仍然起早摸黑地干，常常是社员还未出工，他已到了地头，收工时社员多已回家，他还留在田里，甚至他在吃饭时都盘算着队里的生产。就是这样，吕志良和大家一起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与破坏，埋头大干，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连年增产。
打倒了“四人帮”，人人喜洋洋。那知，一九七七年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中，吕志良再次因“阶级路线不清”靠边站了。要不要吕志良继续担任生产队长？大队党支部与工作组主张不同，存在着尖锐对立。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决定采取不记名投票方式由社员民主选举。投票前，工作组提出了一些候选人，并且分别召开了干部会、党团员会、积极分子会和贫下中农会，反复讲明领导班子的人选事关重大，不能让“阶级路线不清”的人混进来，否则就要“变天复辟”，“人头落地”。人们明白，这是暗示不要投吕志良的票。选举进行中，一些社员被从会场喊出来，再次受到叮咛：“可要擦亮眼睛，千万不能选错人呵！”
群众的眼睛经过这么多的反复早已擦亮了。唯心的阶级估量在实践检验面前，显得多么荒谬，岂能指望得到群众的拥护！
选举结果当众揭晓：全队一百零四人参加投票，吕志良得票九十二张，以绝对优势当选。会场上一片欢腾。
本报通讯员 文贤书
本报记者 刘宗棠 师文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