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
要向工农子女看齐
——介绍周总理对亲属的教育
张人权
前一段时间，我曾参加过对周总理光辉事迹的采访和收集工作。在采访和收集的过程中，周总理的亲属，特别是晚辈，对总理的事迹是不那么肯讲的。因为周总理生前教育他们不要讲，不要写，要求是很严的。在我们再三要求下，他们不得不多少谈了一点。虽则是点点滴滴，却也感人至深！
周总理教育亲属，特别是教育晚辈，一个突出的内容，就是要他们，“丝毫不能特殊化”。他的侄儿、侄女、侄媳，无论是住在淮安的，或是住在广州、湖南、青岛、西安、南京的，第一次来看望总理的时候，总理总是对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伯伯当了总理，自己就可以高人一等。一定要以普通人的身份出现在群众之中，丝毫不能特殊化！”
周总理不只是谆谆地教育他们，而且给他们作出了许多不能搞特殊化的具体规定。例如，他们进京探望伯父伯母，都得住国务院招待所，都得买饭菜票到食堂就餐，有工资收入的还得自己付钱；如果到国务院礼堂看戏或看电影，都得自己买票入场，从来不给优待券。同伯父伯母一起照相，每人只能拿到一张相片，周总理总是说：“你们不要拿着与我照的照片去炫耀自己，滋长你们的特殊感。不多给你们，免得你们到处送人，以显示自己了不起。”
周总理是绝对不许晚辈们扛他的“牌子”的，严格要求他们在填写履历表和入党入团志愿书的时候，都不得填写与他的关系。一九七四年，有一个侄儿调动工作。邓颖超同志还趁着侄媳来京的机会，在电话中转告总理要他们到新的地方不要讲出与总理的关系，并教育小孩子也不要讲出去。周总理曾多次对晚辈们说：“你们要是说出与我的关系，人家知道你是总理的侄子，就会处处照顾你，你就会产生一种优越感，你的进步就慢了。”他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给我最好的表示，就是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好接班人。”另一方面，总理又严格要求他们：“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与我的关系，不能草率从事。”周总理的晚辈们，都自觉遵照伯父的教导去做。周尔辉同志在北京读中学、读大学，又在北京工作一段时期，前后十几年之久，可是人家并不知道他是周总理的侄子。直到他申请入党时，组织上派人去淮安调查他的家庭情况，才知道他同周总理的关系。
一九五二年以前，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周尔辉和祖母（周总理的老婶母）的生活费用都是国家负担的。一九五二年改成了工资制，周总理就不让政府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用，而由自己全部包下来。这样，尔辉就到了北京。当时，北京已经有了干部子弟学校，还有条件较好名气又大的清华附中和育才中学等等。但周总理并没有让他进这些学校，而是把他转进了刚由私立改为公办、条件较差的北京市二十六中学。这所学校当时有两种伙食，一种是九元的，一种是七元五角的，周总理让尔辉吃了后一种伙食，教育他“在生活上应该坚持低标准，向工农子女看齐”。
周尔辉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一九五八年，他和同学们一道去湖南参加大炼钢铁，行前向伯母说：“过去给我的那只旧皮箱，已经坏得不能再用了，想买只箱子，好放放小件行李。”可是，伯父没让买，给了他一只长征时用过的灰布马褡子。
尔辉大学毕业以后，组织上决定他留校工作。周总理惊讶地问：“你留校能干什么？”直到尔辉一再说明
“这完全是组织上的决定，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总理才不再追问。对于侄辈的工作问题，周总理从来都坚持服从组织安排。尔辉的弟弟尔萃，原先当空军，后来要停飞了，便写信问伯伯：“我停飞以后干什么好？”周总理委托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写了回信，说：“你所在组织最了解你，应听从组织安排，别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你的领导就不好办了。”后来，尔萃听从组织安排，到西安工作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周尔辉和孙桂云在周总理家中举行婚礼。周总理只送给他们几件礼物，有床单、衬衫、裤子等，其中还有旧的。伯伯笑着对侄儿和侄媳说：“当年，我们结婚时也很简单，没有请客办酒，也没有买什么新东西，艰苦朴素。艰苦朴素光荣嘛！”这天晚饭，只有一桌人，主要是在京的亲属，厨房的大师傅也上了席。席上菜也不多，因为都是凭计划供应的；连糖果也没有从计划外购进。总理对大家说：“我不摆阔，反对大吃大喝，一切从简。”他要求所有的亲属都“要艰苦朴素过日子，生活水平不能超过当地人民群众的一般水平”。
尔辉结婚以后，钢铁学院为了照顾夫妻关系，通过协商，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北京工作。报到以后，尔辉夫妇俩一道去看望伯父伯母。这时，周总理才知道这件事，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 京，不能调到外地去呢？”他还让邓颖超同志教育他们说：“伯伯是抓城市人口压缩工作的，不能带头违反这个政策。”后来，周总理批评了有关方面，让孙桂云仍回淮安工作。一年以后，又让尔辉也调回淮安工作。临行时，总理说：“学校里学的东西，可以带到家乡去发挥作用。”并告诫他“回去以后，也不能特殊化”，“任何时候都要防止特殊化”。
象对待淮安的晚辈一样，周总理对住在其他地方的晚辈，要求也非常严格。周总理有个侄儿，一九五七年同母亲一起下放到河南农村。这个侄儿当上了拖拉机驾驶员。一九五八年，他母子写信告诉周总理，总理亲笔写信祝贺，说：“听大姐读你们来信，非常高兴，祝贺你们首先进入公社生活，并向你们看齐。”不久，这个侄儿同一个贫农出身的女工结了婚。总理知道后，说：“这样好。”一九五九年，河南组织上把总理的这个侄儿调进城里搞工业。后来，这个侄儿出差到北京，总理一见面就问：“你在农村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又离开了农村呢？”这个侄儿一再说明：“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服从组织也不好。”总理笑着说：“那你首先要学习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质，改造思想，改造我们家庭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他从言谈中觉察到这个侄儿有点骄傲自满的情绪，又教育他说：“要永远感到不足。这样，才能永远有进取心，在思想上和工作上才能坚持不断革命。”并说：“我革命了四十来年，难道没有旧思想了吗？所以，要革命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你们年纪轻，改造思想的日子长着哩！”还说：“一个人自己说好不行，要由人民给下定论。要在你死后，人民说你是一个好人，才能算是好人。做一件好事容易，要做一辈子好事，不做坏事才行。”这个侄儿回河南的时候，总理还叮嘱他不要特殊化，“要穿布衣，粗茶淡饭过日子，生活上要艰苦朴素”。
周总理对他的平辈亲属，也一样不许特殊化。
远在解放初期，周总理有个姨表妹曾要求他给她安排个工作。这个姨表妹在旧社会是个受苦受害的知识分子。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还敢于冒生命危险去梅园新村看望大表哥。上海解放以后，她没有工作，就写信请周总理帮忙。后来，邓颖超同志给这个姨表妹写了信，告诉她，表哥不能利用职权为亲友安排工作。强调这是我们党多年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谁也无权破坏。
周总理有个表哥叫万叙生。他和周总理童年时期相处很好。一九五○年八月，周总理曾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过他。这个表哥，牢记周总理要他好好为人民服务的教诲，在扬州市街道上工作十余年，成绩卓著，受到政府的表扬，事迹也上过报。一九六二年，他曾写信向总理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周总理委托办公室一位同志代写了一封回信，信上说：
“关于你要求解决四女的工作和前所在机关对你家庭照顾之事，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总理说他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别照顾，他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四女现在有临时工做，很好，要教育她不管参加什么劳动都一样，都是社会不同的分工，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必不可缺少的工作，都是光荣的。”当然，周总理对于表哥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还是作适当帮助的。他随信寄去人民币六十元，还寄去一些衣服，帮助表哥解决一些急需。
周总理不许亲属特殊化，却要求他们把革命工作做得特别好。他多次对晚辈们说：“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
周总理教育亲属、特别是教育晚辈的事迹是很多的，而我们收集到的却很少。但这些已足以说明周总理在对待亲属和教育晚辈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光辉典范，值得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干部认真学习。
第3版()
专栏：党员来信
一个预备党员的建议编辑同志：
《解放军报》九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坚持原则维护党规党法》这篇报道，在部队尤其是党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认为这是对各级党的组织、每个党员（包括党的干部）以至要求入党的同志进行教育的一份好教材。因此，大家建议《人民日报》转载此文。
我们觉得，七连党支部这种做法有普遍的教育意义。他们在军内外某些领导的重重压力面前，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按照党规党法办事，坚决顶住歪风邪气的精神，很值得赞扬和学习。这对军内外有些党组织那种发展党员不按标准，“看来头，看人情”的做法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希望那个战士的母亲看到报纸后，好好想一想，作为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这样利用职权践踏党规党法，跑到连队内部来无理施展权威，给部队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能不能当好人民的“公仆”？作为党组织的一名新兵，我建议上级党组织要给她以严肃教育，对这种凌驾于党的原则之上的错误行为要坚决制止。
某部预备党员 陈锦青
第3版()
专栏：党的生活
不要官帽要草帽
最近，我们翻山越岭，访问了在贵州省盘县特区彝汉杂居的洛泥山寨里务农二十四年的老红军张其生同志。
干革命难道为了当官？
张其生同志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修路。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打这儿路过，他参加了王震同志带领的六军团，万里远征，到陕北后入了党，在三五九旅参加过南泥湾开荒。战争期间，他转战西北、东北、华北、西南几大战场，历任我军的排、连、营长，为解放全中国流过血、负过伤。抗美援朝后期，他又跨过鸭绿江。
张其生有功不居功，时刻不忘记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谋利益的本份。一九五四年，部队动员干部战士复员转业，参加祖国的工农业建设，他毅然放弃了可以复员到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机会，主动提出回乡当农民的申请。一九五五年春节前后，当他到盘县县委报到时，县领导考虑到他的资历和功劳，劝他留在县政府机关里当个“长”。他谦逊地说：“我回来是为了当农民，不是为了做官。我是庄稼人出身，干农活，我能行。”于是，他和爱人、孩子一道，攀山越岭，徒步回到没有公路、没有电、石多田少的故乡来了。
他用复员费买了耕牛和农具，劝穷兄弟们同他一起使用。互助组成立后，大家选他当组长，他却推举比他更有经验的一位老农来当。一年后，寨子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又推荐一位村干部当了社长。年轻的后辈好奇地问：“张二叔，你老人家功劳大，资格老，不要纱帽要草帽，你干革命为了啷格（什么）？”张其生回答说：“我不过是多打了一些仗嘛，谈不到有什么功劳。干革命难道为了当官？我当农民，是响应党建设新农村的号召，这是我们老同志的责任。”
仍象当年带兵
打仗那样冲锋在前
被人们称为种田的好把式、“赤脚老营长”的张其生同志，在生产的紧急关头，仍象当年带兵打仗那样，总是冲锋在前。有一年，洛泥寨大旱，新开的梯田插不下秧，刚出土的玉米旱蔫了叶，真急人！张其生和大家一起到山洞中找水。山洞阴深陡滑，有几个年轻娃娃争着要下，张其生排开众人，冒着一失足就有落进深渊的危险，第一个钻进石洞，终于找到了一股清泉。接着又领着大家，一手传一手，硬是用盆端瓢舀，浇灌了玉米插上了秧。原先洛泥山寨没有稻田，张其生又带领社员挖沟修渠，平整土地，利用从山洞中引出的泉水，垦种了三十多亩梯田水稻，使大家吃上了大米。
张其生经常教育年轻人说，我们干革命，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过好日子，让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过好日子，但是这个好日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要靠我们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精神。不艰苦奋斗，是打不了胜仗的。
张其生同志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激发了洛泥山寨社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使边乡彝寨的面貌不断发生着变化。全队粮食亩产由一九五五年的二百斤增加到去年的六百多斤，家家户户盖起了新瓦房，社员生活有了明显的提高。
雨打青松挺
风吹月更明
在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同志被诬陷为“大土匪”，王震同志也被诬为“走资派”。远近的年轻人都来找“老营长”，不解地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老营长坚毅地回答：“这我知道，贺龙、王震是我们的老首长，过去不是什么反革命，现在也不是什么反革命。相反，我们倒要看看那些革贺龙同志命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当地有个“造反”当官的人，攻击张其生同志：“你革命，革的什么命？还不是民主革命派！”扬言要把老张的“骨头踩成渣渣”。张其生不怕这个土霸王，他和李春义等社员多次向上级党委反映了这个人的严重问题。“四人帮”垮台后，这个“造反”当官的人终于被撤职了。
洛泥寨的山场上，有一片两百多亩的栗材树林，是张其生十多年来一手抚育成林的。林彪、“四人帮”大刮无政府主义妖风时，这片林地也遭了殃。张其生起早带晚地看山护林，劝阻别人不要乱砍滥伐，才保存下七、八十亩山林。
雨打青松挺，风吹月更明。张其生同志走的是一条艰苦卓绝、坎坷不平的路，任何困难挫折都没有动摇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初衷。他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战斗在穷乡僻壤的故乡，挺立于重峦叠嶂之中，不空喊口号，不坐享其成，和群众一道，用勤劳的双手，脚踏实地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添砖加瓦。
本报通讯员 余贺华 王馨昌
本报记者 甄为民
第3版()
专栏：
坚持原则维护党规党法
——七连党支部坚决顶住利用职权要“党票”的歪风
这里讲的是一个利用职权要“党票”和跟这种歪风作斗争的真实故事。
福建省军区某团七连有个战士，父母都是老党员，父亲还是地方领导干部。这个战士入伍不久，他的父母对他的入党问题就提出迫切要求，曾先后四次来连队，要求连队党支部对他们的孩子多加“培养”。去年七月，七连所在团的团长到省军区开会，省军区的一位领导（这个战士父亲的老战友）向这个团长打听那个战士是否入党。会议结束时，还托团长带了一张纸条给七连党支部，大体内容是：某某某是干部子弟，家庭很希望他在部队长期干下去，请你们多加培养。接到这张纸条后，有些同志感到，这个战士的家庭靠山硬，担心不发展他入党会引起麻烦。但是，党支部多数同志不屈服于这种压力。他们认为，对待战士必须一视同仁，不能因为是干部子弟就给予特殊照顾。够不够入党条件，要看战士本人的表现。他们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战士还不具备入党条件，没有发展他入党。
今年三月，上级决定从七连抽调部分人员到兄弟部队。这个战士想利用这个机会解决入党问题，就报了名。名单确定后，他便向党支部提出解决入党问题的要求。党支部及时进行研究，认为发展他入党的条件还不成熟。并征求了各党小组和一些团员的意见，大家的看法和党支部一致。
一天下午，两辆小汽车直开到七连连部门口。来者就是这个战士的母亲，陪同的还有本团的一位领导干部（是这个战士父亲的同乡）和地方的一位领导干部（是这个战士父亲的老战友）。当大家得知这是为了这个战士的入党问题而来的以后，议论纷纷。上百双眼睛盯着连队干部，盯着党支部。
这个战士的母亲开门见山地对七连的干部说：“今天我把几位老同志请来，没别的，还是为了孩子的事。孩子是党和国家的，不是我们私人的财产。现在要走了，入党问题是不是请你们支部考虑解决一下。”本团的那位领导也帮腔说：你们看看，能行就给照顾照顾吧！陪同来的那位地方领导干部说：我们几位都是老同志了，原则性也都知道，不过还有个灵活性嘛！接着，这个战士的母亲就逼着七连干部表态。
指导员首先肯定了她儿子入伍以来的进步，接着开诚布公地说明了党支部委员会不同意发展她儿子入党的原因，还对她说：“和你儿子同时入伍，表现比他突出的几个同志，还都没有发展入党，如果现在发展你儿子入党，这是明显的背离原则，群众也通不过。”
不料，指导员的这席话触怒了她。她向党支部提出了一连串的责问：什么“我儿子究竟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不能入党？”什么“究竟是你们几个人不同意，还是群众不同意？”她还提出先让她的儿子入党，再在预备期中考验的无理要求。最后，她竟然提出，不答应她的要求，就坐在连队不走了。在这种情况下，七连党支部答应再开会研究一下她儿子的入党问题。
这个战士的母亲，为了使她的儿子入党问题能顺利通过，抢在党支部开会之前，逐个找支部委员谈话，企图“各个击破”。她的儿子也去找连队几个有威信的党员做工作。
为了讨论这个战士的入党问题，七连党支部又召开了第二次支委会。会上，有的同志看到这么多领导来说情，担心党支部再这样顶下去，领导会给“小鞋”穿，主张不如照顾一下算了。还有的同志担心这个战士因为入不了党，出了问题不好交代。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党的原则性在支委会中占了上风。他们说：怎么可以伸手要共产党员称号呢？怎么可以拿共产党员称号奉承权势、作人情呢？怎么可以怕出问题而用发展入党代替思想工作呢？这些都是党规党法所不允许的。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要端正党风，我们不能在压力面前“叶公好龙”。如果这样，哪里还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呢？大家统一了思想，更加坚定了原则立场。
支委会、党小组会结束了。这个战士的母亲却无理地要求亲自听汇报。她指着这个小组的代表问道：你们小组讨论结果怎么样？当对方回答不同意，并陈述不同意的理由时，她立刻打断对方的话说：那些多余的话不要讲了！又指着另一个小组的代表问讨论结果怎么样，当对方先提优缺点时，她又急不可待地打断人家的话说：这些客套话不要讲了，你就说同意不同意吧！就这样，她一个一个地问了一遍，直到没有一个小组表示同意才不得不罢休。
事后，七连党支部领导成员满腔热情地找这个战士和他的母亲做了思想工作。
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七连干部战士的心情却很不平静。许多要求入党的同志说，支部发展党员不看权势，不看来头，我们放心了。一名干部子弟说：“支部这次顶得好，对我的教育真不小，干部子弟要进步，也要靠个人的努力，不能依仗父母的权势。”
（原载《解放军报》，本报有删节）
第3版()
专栏：编后
党员都应维护党规党法
福建省军区某团七连党支部坚持党的原则，坚决顶住利用职权要“党票”的歪风，这种维护党规党法的精神是可贵的。这对全体党员，包括领导干部，是一次很好的党规党法的教育。
“怎么可以伸手要共产党员称号呢？怎么可以拿共产党员称号奉承权势、作人情呢？怎么可以怕出问题而用发展入党代替思想工作呢？”对这几个问题，七连党支部的同志问得好，也回答得好。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把这些最起码的党规党法都践踏了。他们用“党票”作交易，送人情，搞照顾，以便结帮纳派。可是，时至今日，这股歪风还没有完全刹住，七连某战士的母亲不就是一例吗！这种人现在虽然为数不多，可是影响实在太恶劣。这种不正之风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损害党的威信，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党中央一再号召全党要端正党风，扫除林彪、“四人帮”遗留的污垢。那种嘴里喊赞成而在行动上另搞一套的作风，难道不应该扫除掉吗？
有人说，搞好党风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事，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起不了多大作用。七连党支部委员会的模范行动，打破了这种偏见。诚然，搞好党风，领导是关键。但是，这决不是说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就没有责任。如果所有党的基层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能象七连的同志那样，坚持原则，维护党规党法，对不正之风，不管它的来头多大，压力多重，都坚决顶回去，来个“此路不通”，那么，歪风邪气在党内就会受到抵制。党风端正了，民风必将好转，就能促进党内外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