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给一位青年作者的信
夏衍××同志：
你去年七月寄给我的信和电影文学剧本，我看了一部分之后，由于你的字迹潦草，而且有许多一般不通用的简化字，加上剧本长达八、九万字，我只能转请文化部电影局看后给你提意见。十月十二日你来信催问，我查问后知道电影局已在九月间提了意见，将稿退回。我以为这件事已经结束，就不再给你复信了。可是事隔近十个月，今天又接到你第三次来信，说电影局提的意见“不解决问题”，于是又把该剧本于今年四月寄给一个电影制片厂，但是至今“如石沉大海”，于是对我们（包括电影局、厂和我）提出了“你们这些领导人是否原（愿）意培养青年剧作者”的问题。
同志，你和我素不相识，可能对我的情况缺乏了解。一，我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近年来患白内障已到了几乎双目失明的程度；二，从去年春季以来，我每天平均都要收到三、五个（多的时候一天收到六、七个）青年作者寄给我的剧本，而我看到的剧本，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地都是“长篇”，最少五万字，多者达十二、三万字；加上三，我并不是一个闲人，还担负着一定的工作。因此，按这种情况，即使我再年轻二十年，不担任别的工作，从早到晚看剧本，也是看不完的。我还要告诉你，我只是一个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虽然也写过几个剧本，自己都不满意，当然我在失败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假如我的视力好一点，有时间，对年轻人起一点传帮带的作用，我倒是很愿意的。但是一天收到三、五个剧本，而且要一一“亲自”“批改”，对我说来，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由于我无可奈何地把收到的剧本都转给了文化部电影局，得罪了很多人，所以在复信之前，先唠叨了这一阵。你在去年十月给我的来信中提出了需要我回答的问题。你说，你七一年初中毕业后下乡三年，回城后当了三年工人，由于从小热爱电影，所以希望今后作一个专业的电影编剧。你问我，假如这个剧本（按：指去年寄给我的那个剧本）能用，是否可以介绍你进电影厂？请原谅，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一，你是七一年初中毕业，我想，你在中学时期，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起码的基本功——语文课也没有学好，看你的信和剧本的前几页，有许多别字、语意不明和文法不通的地方。正如画家一定先要掌握线条，音乐家一定要先学音符、节奏，木工一定要会用刨子、锯子，先要学会把木料锯好、刨平一样，搞文艺，语文这一关是非掌握、非熟练不可的。戏曲演员不学身段，不练嗓子，是不能当演员的，这是常识。可是文学方面，从我看到的青年作者的作品中（即使是上演了或者开拍了的），语言这一关还是一个显著的弱点。我诚心诚意地劝告青年作者，在你们还未能攻克语言关之前，千万不要因为我“爱好文学”而一开始就写电影剧本、多幕剧和长篇小说。先读点茅盾、巴金、沙汀……的小说，曹禺、老舍的剧本（假如可能的话，还得读一点文言文）。读、想、学，首先要做到能把自己要讲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你们可以先写点散文、随笔、日记……，不怕失败，多练多写，直到语文这一关突破之后，再向长篇小说、多幕剧、电影剧本进军。钱昌照同志写过一首谈写文章的诗：“文章留待别人看，晦涩冗长读亦难，简要清通四字诀，先求平易后波澜。”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有志于搞文艺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在“简要清通”这四个字上苦下工夫。你是在林彪、“四人帮”肆虐时期度过学校生活的，从你的来信可以看出，你还没有具备中学的语文水平。因此，恕我直言，在目前的情况下，你应努力的目标还不是写成一部作品，而是利用可能利用的工余时间，多读、多问、多查字典、多积累知识。同志，你必须认识，当一个木工、电工、司机……，有了中学的文化水平，懂得专业，就可以胜任地工作了。可是，当一个文艺工作者，除了熟练地掌握语文之外，还要懂一点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更重要的是，你必须逐步地懂得我们所处的这个复杂的社会。你在信中说：在农村耽过三年，农活拿得起来，现在当工人，又是基干民兵，因此“对工农兵生活是熟悉的”。有这些生活，当然比没有这些生活好。但是，也必须认识，真正熟悉工农兵生活，并不是那样容易的；而且单单懂得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士兵怎样打仗，也还是不够的。文艺工作者要熟悉社会，熟悉社会上各阶级的人。懂得他们，熟悉他们，逐步地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再用简要清通的文字，把他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十分艰巨的工作。毛主席在《讲话》中教导我们：“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这里用了“观察、体验、研究、分析”这四种方法，一连用了五个“一切”。
我曾不止一次劝告过一开始就打算写长篇小说、多幕剧和电影文学剧本的青年朋友，单有雄心而无实力是不行的。文艺工作者的实力，就是丰富的生活、思想、知识、技巧。现在文艺界有一种通病，就是先想好一个故事，然后再去找材料。不少文艺领导人号召作家“下去生活”，其实际，也只是要作家去找领导上已经定了题目的这个作品的材料。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好方法。当今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之一、文学研究所所长沙汀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找故事容易，找零件困难”。他所说的“零件”，意思就是“细节”。写一个剧本，不论哪一种故事，都必须有时间、地点、人物。表达特定的时代，一定要表达出当时的政治气氛、时代脉搏；表达特定的地点，一定要刻划出当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地方色彩；而描写一个人物，就得仔细描写出这个人的形象、性格、精神状态……这一切，都必须用细节来显示的。作家头脑里积累的生活细节愈多，作家笔下表达这些生活细节愈准确，作品才能真实、生动和感人。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解放后，我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只在业余时间改编过几个电影剧本。我改编的《祝福》和《林家铺子》，由于我是浙江人，而这两部作品的背景，前者在绍兴，后者在乌镇，这些地方的山水草木、人情风俗、衣着穿戴，以至过年过节，结婚丧葬等等情况，我从小就是很熟悉的。因此，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下笔很顺畅，没有什么困难，必要的地方还可以做一点增补。这些生活细节不是我临时去采访，而是早已积累在记忆中的。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又要我改编陶承同志的《我的一家》，故事情节绝大部分发生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书中所述的情况，如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我们都有过亲身的经历。因此，我以为改编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后来，毛主席、周总理看了这部影片之后，毛主席说：片子不错，只是在长沙结婚的那个场面不象。这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湖南，我不止去过一次，但都在抗战时期，而不在三十年代，更不懂得当地结婚的仪式和风习，改编到这里的时候，当然不可能再去体验三十年代的生活，只能照搬原著而别无他法。因此我认为有志于搞文艺工作的青年人，即使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看来并无戏剧性的场景，都应该留心地“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甚至于象院子里两个女人吵架，马路上两部车子相撞，以至小孩子们互相开玩笑，公共汽车中几个人在讲话，都要听一听，记一记，把它积累下来，遇到精采的对话，典型的动作，都应该记在本本上，成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是文艺工作者的毕生事业。中国地方很大，大陆上就有廿九个省、市、自治区，不仅省与省，就是县与县之间，风土人情、言语服饰，也都是很不相同的。我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二十岁），就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国内除西北数省和西藏外，我都到过，三十年代在上海住了十年，抗战中住广州一年，桂林二年，重庆三年，香港三年，但，说老实话，我熟悉的，只有浙江的杭嘉湖和上海，假如要我写广州、桂林、重庆、香港，大体上的轮廓是了解的，细节就为难了。再想一想，上海我住了十年，而北京，则迄今已住了二十四年了，那么，我能不能说对北京比上海更熟悉呢？不能。为什么？我在上海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做地下工作，就得各地走走，和各阶层的人打交道，走错一条路，忘记一个暗号，就可能坐班房。而解放后，我在北京是做“官”，除了上班、开会和有关业务的人们来往外，和广大的群众疏远了，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希望，你就失去了写作的条件。勉强要写，也可以，但写出来的东西，只能凭自己的想象去“编”，凭公式、概念去“造”，而这样编造出来的作品，即使技巧好，要达到真实感人的目的是困难的。
文艺工作者要写古、今、中、外的社会、人物、事件。今天中国的，今天外国的，只要有条件，你可以亲自去观察、体验、分析和研究。可是，古代的中国（且不说唐朝、宋朝，就是五十年前的中国吧），你就不可能亲自去体验了。怎么办？除了读书，别无它法。林彪、“四人帮”割断历史，上海有一个被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定了一条规矩，只准作家写解放后的十三年，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题材也不准写。林彪、“四人帮”时期变本加厉，一谈过去，就是“四旧”，于是，前年有一位七五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来找我，谈话时连袁世凯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了。去年一年中我看了一些剧本，最使我担心的是这些青年人的知识太少，底子太薄。陈白尘同志写的《大风歌》，曹禺同志写的《王昭君》，有不少人对剧本的文言文读不懂。作为一个中国的文艺工作者，能读懂《古文观止》，能背诵几十首唐诗、宋词，我认为应该是起码的条件。可悲的是一拿起笔来就写十来万字的电影剧本的作者，居然有不少人不曾读过《水浒》、《三国演义》。
我有机会经常和外国朋友接触，谈到文学，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常常问我：为什么你们现在没有鲁迅、茅盾、巴金这样的大作家？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他们作品所以如此博大精深，首先当然是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于伟大变革的时代有着精辟独到的认识和富于独创性的艺术表现。他们几乎都是深刻的思想家，而深是建立在博的基础上的。他们的青年时代，都是博览群书，进行过刻苦学习。他们大都懂得几种外国文字，研究过各种社会学说，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和文学修养。今年五十岁的人，解放那一年他是二十岁，正是青年求学时代，那么，他经历的是怎样的年代呢，这二十年中，有的是十年内战、八年多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一句话，他的青年学习时期，是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度过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安静读书的环境。现在五十岁左右的作者，在语文技巧，在历史知识，在外国文学等方面，显然和他们的前一代人有差别，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就是：要我们的文艺事业发展，急迫地需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安定团结、可以让青年人安心学习的机会。打倒林彪、“四人帮”已经三年了，安定团结的局面已经形成了，我们的青年应该珍惜这个大好时期，深入生活，认真学习，尽可能广泛地积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是对的，对写作者来说，知识就是作者的实力。
讲了这一些话，请你不要认为给你泼了冷水，也不要认为罗列了一大堆困难，挫折了你的勇气。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迫害，电影编剧界正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我们热烈地欢迎任何一个“热爱电影”的青年来参加这一工作。可是，必须承认，文艺工作者的处理对象不是木材、钢铁……那样的物质，而是浩瀚无边、瞬息万变的人类社会。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阶级属性而又有可塑性的那样一种特殊对象，因此，从事文艺工作要以更大的努力去熟悉生活，提高思想，丰富知识。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初生、幼稚、发育、成长、以至圆熟的过程，从事写作如爬高山，要有决心、勇气、毅力和技巧——幼稚不可免，困难不可怕，最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学习，勤修苦练，持之以恒。要当一个作家，生活、思想、知识、技巧这四个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今天，我针对你的创作情况，强调了知识与技巧的重要性。所讲都是老生常谈，也许可供参考。
一九七九．八．四
（原载《电影新作》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第3版()
专栏：
工笔重彩画的回顾与瞻望
潘絜兹
我国自有绘画便是工笔重彩。古代把重彩使用的颜料“丹青”作为绘画的代称并非偶然，因为当时画坛确实是工笔重彩的世界。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的发现，使我们有理由追溯工笔重彩不平凡的开端。鲁迅先生曾称赏唐代“佛画的灿烂”，认为可资取法。盛唐代时期，艺术思想比较解放，绘画上始分疏、密（工、写）二体，也出现了“画道之中，水墨最上”的偏颇理论。写意水墨画逐渐兴起，开拓了宋代画坛工写并重、彩墨交辉的新局面。这本来是大好事，使得中国画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更为丰富多样，浓装淡抹各得其宜。遗憾的是元明以后，某些有影响的文人画家，一味崇尚写意水墨，贬低工笔重彩，把中国画引向一条狭路，致使工笔重彩七百年来一蹶不振，这是中国画艺术的大不幸。
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是有好处的，因为工笔重彩由盛而衰，意味着中国画脱离人民大众的消极倾向的增长。元明以后，工笔重彩基本上被摈斥于文人画坛之外，成为民间画工的专业，独盛于寺观壁画和肖像、年画、工艺装饰方面，在画史上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唐代以后，从人物画看，北宋苏轼已有“丹青久衰不工艺，人物尤难到今世”之叹。李公麟创造了“白描”，梁楷发展了减笔泼墨，都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元明之世，颜辉、吴伟等称雄画坛，以水墨写意取胜。坚持工笔重彩的仇英，虽名列明四大家中，却由于他出身工匠，不能挤身于文人之列而受轻视。董其昌说仇英作画之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其术近苦”，并得出结论：“此派画殊不可习”。清代只有少数宫庭画家如焦秉贞、冷枚等画工笔重彩，为士林推重的改七芗、费晓楼则以秀逸简淡的仕女画见长，而气格柔靡。近代“海上三任”（渭长、阜长、伯年）继承陈老莲衣钵，但也多画写意，工笔重彩不过偶一为之。
从花鸟画看，自五代分出勾勒填彩的黄筌派和没骨渲染的徐熙派，衍变而为工写二体以来，宋以后画坛，显然轻视黄家“富贵”，推重徐氏“野逸”。工笔重彩的院体花鸟画让位于徐渭、陈淳、李?、朱耷和“扬州八怪”的水墨写意，影响及于近代。明清工笔花鸟画家只有吕纪、蒋廷锡、邹一桂、沈南苹等少数人，已是势孤力单。而工笔花鸟画中恽南田没骨一派，也后继乏人。
从山水画看，情景更为暗淡。李思训一派工笔重彩山水，被认为只是“描勒界画妆色，那得一毫趣致？”（董其昌）所以作者更少了。宋代只有郭忠恕、赵伯驹、王希孟数人；明代只有仇英；清代只有袁江、袁耀；洎乎近代，几成绝响了。
描绘出这幅工笔重彩由盛变衰的历史图景，说明我们今天承袭的中国画艺术遗产是带有先天性缺陷的。曾长期作为中国画艺术主流、波澜壮阔的工笔重彩画，由于历史原因，竟变成了涓涓细流。这个承前启后的疏浚工程，应由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了。
建国以来，工笔重彩获得了新的生机，作者渐多，也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仍不够兴旺，以致始终未能开成一个全国性的工笔重彩画展。粉碎“四人帮”，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党的“双百”方针得以贯彻，复兴工笔重彩画的大好时机终于到来了，这是十分令人鼓舞的！中国画工写二体都要发展和提高，而当前尤须着重提倡工笔重彩，这是转变一代画风的大事，也是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我们今天生活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时代，人民群众意气风发，社会生活丰富多采，祖国山河日新月异，这本身就是工笔重彩的大画卷，有取用不尽的题材供画家采择；加上无限丰富的历史古典题材，天地更是广阔无比。如何使工笔重彩画的队伍壮大再壮大，创作繁荣再繁荣，质量提高再提高，这就有待我们努力再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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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塑造站在时代前列的新人形象
——评话剧《报春花》
黎之彦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报春花》（崔德志编剧），以新颖的题材和精湛的表演艺术，强烈地吸引了广大观众，成为向建国三十周年献礼剧目中的优秀之作。
这出戏，围绕着一个出身不好而卓有贡献的青年织布女工能不能树为全厂标兵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两条对立思想路线的激烈的矛盾斗争。《报春花》反映这种斗争的深刻现实意义，在于它形象地告诉人们：只有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搞好四化建设。
如何对待家庭出身问题，我们党早有明确的政策。这就是：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表现。但长期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干扰，千百万出身不好和社会关系复杂的革命群众，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他们被疏远、歧视、打击，甚至被剥夺了应有的合法权利。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极大的压抑，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极为不满。这种违背历史发展、违背无产阶级革命宗旨的不正常现象，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被提到研究和解决的日程上来。《报春花》的作者，长期生活在群众之中，倾听人民的呼声，根据人民的意愿，勇于干预生活，写出了这个剧本，提出了千百万人迫切关心的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深刻的主题思想是由作品中那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之间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报春花》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白洁、李键和吴一萍等人物形象。
白洁，是戏剧舞台上出现的时代新人的艺术形象。在社会主义文艺园地里，被歌颂的是多种多样的，有无产阶级领袖、老一代革命家，有工农兵英雄，等等。但有一种新人，却是多年来被鄙视，在文坛上没有一席之地的。他们也是工人、农民、战士或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严于律己，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只是因为出身不好，现实生活中便不被承认是英雄模范，文艺作品中也不敢颂扬他们。《报春花》的白洁，就属于这类新人。白洁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母亲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剧作家根据党的政策，从生活出发，大胆地把她作为主人公来刻画，赞美她的无产阶级品格。她虽受歧视、污辱和打击，但内心芳香，一贯热爱党，“为人民无声地工作”，“四年干了五年活”、“创造全国奇迹”，是一个十分值得歌颂的先进人物。塑造这样的英雄，在建国以来的话剧舞台上，是绝无仅有的。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称为“黑五类的狗崽子”描写成白洁无瑕的新人，这在过去无疑是不允许的。但现在，这个禁区终于锁落门开，白洁上了英雄榜、模范台。这是文艺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创造！白洁形象的塑造，加深了人们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仇恨，增强了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党委书记李键，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领导干部形象。这个人物不是那种对人进行干巴巴说教的政治传声筒。他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但政策能否贯彻到群众中去，能否把亿万人民调动起来，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批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优秀的领导干部。《报春花》中的李键，正是这类干部的艺术典型。他性格最鲜明的一面，是热爱党、献身四化胜于自己的生命。他坚持唯物主义，讲求实际，反对虚假。他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当前变化的现实相结合，反对思想僵化和任何迷信，坚决抵制那种极左的阶级斗争谬论，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李键这些性格特征，是在特定的典型环境和一系列矛盾冲突中，即在一个虚假的大庆式的工厂，与一个思想僵化的老战友和受“唯成份论”毒害很深的女儿的激烈斗争中展示出来的。李键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而他的老战友和他的女儿却迷信过时的、甚至错误的“原则”、本本和血统论。这场冲突的一个惊涛大波，是李键把女儿的劳模取消，换上真正的劳模白洁。他这种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全厂的工作，变假红旗单位为真先进企业。李键的艺术形象有力地说明：党的优秀领导干部是带领人民实现四化的重要保证。有了这样的干部带领群众改造世界，将加速四化的步伐。
党委副书记吴一萍性格的明显标志是思想僵化。她受过林彪、“四人帮”迫害，但她的悲剧在于不自觉地继续奉行极左路线，把“唯成份论”和所谓无情斗争奉为“原则”“政策”，在工人内部制造阶级对立。吴一萍的形象，绝非“四人帮”规定的那种为英雄人物设置的虚假的对立面，而是生活中某些干部的真实写照。她并不认为自己是错的，而认为自己最讲原则，最有党性，并且非常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思想逻辑行动，“出身不好，千分之千一等品也不能宣传。”这就是她坚定的“阶级立场”。这种干部过去不少，现在也还常见。正是这类干部，阻碍着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使大量积极因素化为消极因素。这种干部，如不认真补课学习、跟上形势，而继续从事领导工作，对四化建设将贻害非浅。剧的结尾没有写她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这既符合她的性格，也符合现实情况，并给人留下余音，观察思考。有些观众表示：要给他们的领导买票，让他用吴一萍这面镜子照照自己。人民的声音，值得生活中的吴一萍猛醒。
《报春花》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真理来自实践。《报春花》写得如此深刻，正是剧作家长期深入生活的结果。崔德志同志多次下厂下乡，从他耳闻目睹的生活现实中，从他所积累的许多真人真事中，发现了他要在剧中揭示的“全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作家的使命，时代的任务，人民的要求，都给他带来创作的勇气，使他勇敢地冲向禁区，开拓创作的新生面。崔德志同志的创作实践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人民生活既是创作源泉，又是培养作家胆识的肥沃土壤。作家要写出真实深刻的作品，提出亿万人民关心的问题，只能到实践中去，和人民共生活同呼吸，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在人民生活中触摸时代脉搏，寻求时代精神所在，从而获得真知，产生为真理而斗争的无畏精神，写出真正的为人民呼号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