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遗香犹自透尘怀
——纪念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河上肇诞生一百周年
田家农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实践家。他写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日本近代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战斗精神和高尚品德，为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受到广大人民的崇敬。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开始介绍河上肇的革命思想。韶山毛主席革命活动纪念馆里陈列有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工资劳动与资本》的重译本。毛主席后来还读过他写的《经济学大纲》等书。周总理早年留学日本时，曾阅读过河上肇的著作，他生前会见日本朋友时也曾谈到，我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年轻时从阅读河上肇的著作中受到启蒙和影响。河上肇的著作已有二十多种译成中文出版。
河上肇生于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日。资本主义人剥削人的制度，阶级斗争的激浪，时代前进的潮流，对河上肇的思想演变和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他于一八九八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经济学，毕业后就在大学任教。后来由于解释不了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而困惑，一度信仰宗教。不久，他感到失望，就决然摒弃了宗教，当了一个时期的新闻记者。一九○八年担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后来，他被授予法学博士称号并被任命为敕任教授。但是，享有特权地位的这个职务，并没有束缚住他酷爱真理、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动。一九一六年，他写的《贫乏论》出版。这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痼疾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
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一九一八年八月日本的“米骚动”——规模浩大的工农群众运动，使河上肇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谦虚谨慎，正直无私，爱憎分明，治学严谨，反对曲学阿世。他为了追求真理，不断思索和实践，对自己在前进道路上存在的某些迷惘、缺点和错误，能够严肃认真地做自我批评，大胆否定自己。一九一六年《贫乏论》出版后，尽管这是一本多次再版的畅销书，但当觉察到它的主导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的错误时，他就毅然决然地拒绝再版。一九二三年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之史的发展》出版，他的一个学生在杂志上公开批评书中的错误观点，并指出作者对唯物史观不理解时，河上博士深受震动，虚心接受了这个学生的正确批评。从此，他更加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论哲学。河上博士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优秀品质，还表现在他对自己一九二二年出版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中某些缺点的严肃态度上。郭沫若同志一九二四年旅居日本时，曾用五十多天译完这本约二十万字的书。郭沫若同志在他的《续创造十年》中赞扬：“我译了河上博士的书，不仅使我增长了关于社会经济的认识，坚定了我对于正确理论的信心，而同时所产生的一个副作用，便是我对于文艺怀抱了另外一种见解”。郭沫若同志译完这本书后，曾写信给河上博士，指出书中的缺陷是“作者只强调社会变革在经济方面的物质条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问题视之等闲了”。没料到，河上肇读了信后，很快复信表示接受批评，事后还立即通知出版社停止发行这本书。对此，郭沫若同志感动地写道：“原作者的学者的良心，令人十分钦佩”。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日本。日益猖狂暴虐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面疯狂地大举侵略中国，一面在国内残酷镇压人民群众。京都帝国大学以莫须有的罪名撤了河上肇的教授职务。正在这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紧要关头，他相继出版了《经济学大纲》、《第二贫乏论》和《资本论入门》等著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的头脑作出了贡献。
河上肇在这个时期还积极热情地投身于工农大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中去。在日本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的险恶形势下，他勇敢地加入了共产党，并把大部分稿费捐献给革命，自己却身居陋室，过着简朴清贫的生活。通过革命实践，他深刻体会到列宁的话：“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敌人逮捕了河上肇，判处他五年徒刑。在监狱里，敌人和叛徒威胁、诱骗他，要他以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条件来换取获释。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严词拒绝。他在狱中写的《一九三六年岁末之歌》中，曾援引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表明自己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永不休战的坦荡胸怀。
河上肇坚决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同情中国革命。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刑满出狱后，河上博士通过书刊了解到中国革命的一些真实情况。他在一篇日记中记述了读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感想。他十分钦佩毛主席对抗日战争前途所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论断。河上博士对中国革命的关心，还生动地表现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即他五十九岁诞辰时，回忆五年前被捕入狱的情景而作的《天犹活此翁》的汉文诗中：“秋风就缚度荒川，寒雨潇潇五载前；如今把得奇书坐，尽日魂飞万里天”。诗中所指的“奇书”，就是埃·斯诺的《西行漫记》；“尽日魂飞万里天”，是河上博士从这书中看到了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解放区，以及对它向往的心境。在一九四○年三月五日的日记中，他还记述了自己读史沫特莱女士写的《中国在抵抗——八路军从军记》后的心情。他激动地写道：文章和事实的力量，使我这个衰弱的老翁热泪噙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河上肇以无比高兴的心情迎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彻底失败。可是，由于长期遭受迫害，他这时已经病躯衰竭，终于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结束了战斗的生涯，终年六十七岁。
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郭老获悉日本朋友将出版《河上肇著作集》的消息后，曾赋寄日本友人七言律诗一首：
东风吹送玉笙来，
传道寒腊二度开。
鲠骨久经凌雪虐，
遗香犹自透尘怀。
满园桃李秾三径，
遍地春雷动九垓。
纵有焚坑教荡扫，
天难晦蚀地难埋。
河上肇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日本人民心中。（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米兰，璀璨的文化古城
周皓
自意大利南方的那不勒斯起飞，从机舱向下鸟瞰，一边是浩瀚潋滟的地中海，湛蓝的海水清澈碧透，天高云淡，水天一色，风光旖旎；另一边则是著名的维苏威火山，古罗马的英雄斯巴达克曾率领义军，高举奴隶起义的大旗，在这里勇武驰骋，使罗马的奴隶主贵族惊惶发抖。
飞机往北飞行约一小时许，即抵伦巴底平原的意大利第二大城市米兰。如果说那不勒斯显得有些喧闹杂乱，那么，米兰则显得宁静雅致，道路开阔，树木青葱，市容整洁。这座秀丽的城市，是意大利的经济文化中心。
米兰历史悠久，文化古迹甚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欧洲三大教堂之一的杜奥莫教堂。它是结构精巧、复杂的哥特式建筑的典范，始建于一三八六年，以后陆续修建，前后经历五个世纪才告竣工。这座白色大理石的建筑瑰丽典雅，共有三千一百五十九个雕像和一百三十五个尖塔，远看犹如空中浮现着一座奇妙的尖塔之林。最高的尖塔顶端有圣母玛丽亚的雕像，离地一百余米。圣母像高四点二米，上裹叶金片，在太阳照射下金光闪耀。教堂整个面积为一万一千七百平方米，能容三万五千人，有五座门，中间的一座最大。巨大的铜门因年代久远而呈暗黑色，但参观者因好奇往往以手抚摸，故有一两处呈现铜的原来的亮黄光泽。大厅内供奉着十五世纪时米兰大主教的遗体，头部是银做的，躯体却是真身。
教堂前面宽阔的杜奥莫广场，聚集着千百只鸽子。它们悠闲地姗姗踱步，人们来到跟前也不惊飞。由广场往北是爱麦虞埃二世走廊，廊顶有彩色玻璃棚，两旁店铺林立，很多是售卖精巧的民间工艺品及美术图片的小店。出走廊，便是有名的斯加拉广场。
斯加拉广场正中矗立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全身雕像。这位多才多艺的大师面容端庄，他的深沉明亮的双眸，显示出他脑海里蕴藏着智慧、光耀的火花。
达·芬奇为了总结绘画的艺术法则，深入研究了解剖学、光学和力学。他的代表作之一是《最后的晚餐》。这幅画驰名世界，现珍藏于米兰美术博物馆内。
达·芬奇雕像近旁是著名的斯加拉歌剧院。它是世界上有名的音响效果最好的剧院之一，建于一七七五年。剧院大厅分六层，能容纳二千八百名观众。两百年来，“斯加拉”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为“歌剧之麦加”，西方的歌剧演员心驰神往，竞相“朝圣”，以到这个剧院演唱、观剧为荣。意大利著名的作曲家罗西尼、威尔第等所作之歌剧大都首先在这里上演。
从斯加拉歌剧院西北行，不远处便是有历史意义的“和平门”。一八○五年，拿破仑在米兰杜奥莫教堂加冕，并兼任意大利国王。在一连串征战胜利的凯歌声中，他于一八○七年下令奠基兴建这座建筑（当时名凯旋门）。但是，历史往往要嘲弄某些人。事物的发展与拿破仑的愿望相反，这座凯旋门未及竣工，他却于一八一五年的滑铁卢之役彻底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终其余生。为了欢庆胜利，意大利人民继续兴建凯旋门，于一八三八年九月十日落成，并命名为“和平门”（见左图）。这是一座宏大的拱形建筑，底基坚实，结构严谨，高达二十五米，顶端正中是青铜制的古代兵车，车后排列着六匹骏马，两边各有一武士骑马巡视。八匹骏马前蹄腾空，跃跃欲奔，造型极其生动。
意大利人民与中国人民有久远的文化交往历史。最近，这座位于意大利波河流域的米兰城，与我国黄浦江畔的上海市已结为友好城市。可以预见，中意两国间的文化交往，必将与日俱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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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瓜的妙用
世界各地的南瓜有多种，经过不同的加工，可以有各种妙用。
在中亚，很早以前曾用南瓜做各种器皿。当地人把南瓜掏空，外面套上网兜，在旅行时用它装水。有的用南瓜储存粮食。乌兹别克人从前用一种外形象瓶子的小南瓜，掏空瓜瓤，装上鼻烟随身携带。此外，也有用南瓜做玩具的。
在非洲，旅行者在很早以前把衣物贮藏在空南瓜里，以防潮湿。还有人把巨大的空南瓜互相串联起来，作为渡河用的浮排。有些黑人用南瓜做成乐器——竖琴。
在印度，人们用南瓜捕捉猴子。先把大南瓜挖个小窟窿，取出瓜瓤，里面撒些米粒或其它杂粮，放到猴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好奇心很强的猴子很快地从树上跳下来，并向大南瓜扑去，把一只爪子从窟窿伸进南瓜里抓粮食。可是，握紧的攥满粮食的拳头，从窟窿里是拿不出来的。于是，它就拖带着大南瓜，一跛一跛地走去。这时，人们跑出来追赶；而贪食的猴子舍不得丢下南瓜，猎人就轻而易举地捉到了这只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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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命的雷达
在非洲尼罗河里有一种鱼，长着象鼻子似的长颚，人们称它为“水象”。这种“水象”从来不会陷入鱼网，因为它在很远的地方就会发觉什么物体在向它接近。
它的尾部有一个能放电的器官，电压大约在四至五伏之间，在脊鳍的根部，有一个能捕捉回波的“接收机”。
“水象”鱼就借助于这种无线电波的作用来探索周围的物体。因此，“水象”是很难捕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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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然温度表
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种草，名叫三色堇，人们称它为天然温度表。因为它对于大气温度的变化反应灵敏。当气温在摄氏二十度时，它的枝叶都向上伸展；当气温降至摄氏十五度时，它的枝叶开始向下运动，直到与地面平行；当温度继续下降到摄氏十度以下时，它的枝叶开始下垂。如果把它再移至摄氏二十度的气温条件下，它的枝叶又能很快恢复到向上伸展的姿态。因此人们通过观察它的枝叶状态，就大体可知气温的高低。
阎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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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漫话“菲亚特”
迎春
现在意大利平均每五个人拥有一辆小汽车。在意大利，提起汽车，人们往往就会想到菲亚特。的确，菲亚特公司的汽车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世界上也颇具名声。它不仅产量较高，质量也不错，行销国内外。如今，在法国、西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高速公路上，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汽车洪流中，都可以看到各种型号的菲亚特牌汽车在飞驰。远在三十年代，菲亚特汽车就已来到我国。现在，更多的菲亚特小轿车和卡车正奔驰在我国城乡的道路上。
菲亚特公司于一八九九年七月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都灵创建。开始，生产规模不大，只有五十名工人。生产出来的第一辆小汽车，功率只有四点七马力，而且建厂那年只出售了八辆。但是，七十多年之后，菲亚特公司却奇迹般地发展起来了。如今，它有数以十万计的雇员，能生产数百种不同类型的车辆。一九七六年仅小轿车就生产了一百三十多万辆，占世界第六位。这一年，它总共出口了六十一万三千辆小轿车，占菲亚特小轿车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六，故有
“意大利的福特”之称。
菲亚特公司的产品不只是汽车。自一九○七年起，它陆续开始生产柴油机、船用发动机、飞机引擎、飞机、拖拉机、钢铁，以及铁轨、机车等。而后一类产品，在菲亚特公司中日益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报道，一九七七年，菲亚特公司全部利润的百分之六十来自这些产品，而来自汽车的利润只占百分之四十。此外，菲亚特公司还为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设计和承包建设小汽车厂、推土机厂、卡车厂，以及桥梁、水坝和水道设施等建设工程。
菲亚特公司总部设在意大利都灵市。为了加强与美国、日本等国的大汽车垄断企业的竞争，一九七五年，菲亚特和西德的“道依兹”、法国的“尤尼克”等五家公司组成“工业汽车联合组织”，经营在意大利、西德和法国的十多家工厂，生产载重车及发动机，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
菲亚特公司是意大利最大的私人企业。作为意大利经济的重要支柱，它在国民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菲亚特也免不了要受西方经济衰退和能源危机的影响。虽然它经营有方，但还是负了债。为了减轻债务，它曾把公司的部分股权转让给利比亚，因而在意大利引起轰动。（附图片）
菲亚特新制小轿车在作安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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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
吕同六
中国同意大利之间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翻开中意友好关系的史册，意大利人利玛窦的名字，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敬意。
利玛窦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华，在中国共生活了二十八年，直到逝世。他用汉语翻译和撰写了许多科学著作，在我国广泛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成果。作为一个汉学家，他又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意大利和西方，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
一五五二年，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马契拉塔城，父亲是经营药材的商人。在家乡和罗马求学时，利玛窦就孜孜不倦地攻读哲学、法学、文学，精心研究自然科学。他不但精通数学、物理、天文，而且擅长制造钟表、日晷，善于绘制地图和雕刻。一五八二年，即万历十年，他受耶稣会派遣，由印度到澳门。他深感“音译未通，有同音哑”，因而刻苦学习中国语文。他先后在肇庆、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住了二十年，其间，也曾到过北京。一六○一年，利玛窦第二次北上，进宫呈献自鸣钟、三棱镜和宗教油画等贡物，受到神宗皇帝的优礼。但他不愿接受官爵赏赐，只请求终身寄居中国。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外地和北京居住期间，利玛窦除了从事传教活动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介绍西方科学和研究中国学术上。他待人和蔼，注重友情，交游广泛，常和中国朋友一起畅论天文、地理、哲学、理化、风土习俗。他还在自己的住宅中把天文仪器、自鸣钟、地图、三棱镜等奇巧物品和外文书籍陈列出来，任人参观。一时，在朝的翰林学士、高官显宦，以及各省的督抚司道“争来观瞻”，“门庭若市”。
我国明代杰出的科学家，后来官居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就是利玛窦的学生和莫逆之交。一六○三年，徐光启结识利玛窦，
“从利玛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掌握了比较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当时，我国已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了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农业，解决水利、盐策、屯田、改良兵器等问题，作为科学技术基础的数学，就显得十分重要。正是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徐光启在该书前言中称赞利玛窦在数学上造诣很深，“极精其锐”，并且指出他们共同翻译的这部著作的重大价值，说它是“度数之宗。……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梁启超在评价此书时说它是科学书籍之杰品，
“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中国三百年学术史》）。
《几何原本》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后来屡经重印，曾节录收入方中度的《数度衍》，康熙还下令把它译为满文。后人认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自利玛窦开始，是有道理的。以后，徐光启在利玛窦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
《勾股义》等著作，又和利玛窦的继任龙华民等，修正我国历法。徐光启在学术著作和研究中，敢于排除闭关锁国的陈腐之见，大胆吸取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科学，把我国科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成为我国研究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是和利玛窦的帮助分不开的。
明朝另一著名学者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也是在利玛窦的启蒙下，随他学习地理、历算，后来陆续著有《同算文指》，《圜容较义》、《经天盖》等著作，推动了我国的学术研究。
利玛窦对我国的地图绘制学也作出了贡献。在此以前，中国印制的一些地图，虽然称作“世界地图”，实际上是把中国绘在地图中央，四周是海洋，海中散布若干岛屿，把中国所知道的国名写上，总面积还不及中国本土大。一五八四年，利玛窦到肇庆不久，即根据近代西方地理学的成果，绘制了一幅大型《万国舆图》，后来又不断加以完善。他还参考他的旅行日记和西文书籍，编成一本注释地图的小册子。这种地图当时被视为珍品，很快便流传我国各省，从万历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在各地共翻刻了十三次，从而把西方关于世界地理的新知识引进了我国，纠正了国内在这方面的错误概念。《明史》列传《意大里亚》篇记载了利玛窦在《万国舆图》中提出的“天下有五大洲”之说，他所说的五大洲，同世界地理情况是大致符合的。
利玛窦又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汉学家。他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为此，他特地把自己原来的姓名马太奥·利奇改为中国姓名利玛窦，开创了以后西方来华传教士取汉名的先例。他研究汉学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精益求精，能用汉语著作和翻译科学、宗教作品。但他并不满足，四十一岁时，还请一位名师作指导，专攻汉学的疑难之处。据说，有一次，他和几个中国文人聚会，即席背诵一篇文章，娴熟流畅，顺背逆背，都毫不含糊，因此获得“博学西儒”的雅称。他把我国的四书五经译成拉丁文，并把自己的研究心得写成详尽的注释。为了便利欧洲人学习中国语文，利玛窦把常见的汉字汇集成册，注明每一个字的涵义和用途，并用西文拼出读音，特别注意把清浊音区别开来。这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他首创的拼音法虽未见完备，但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初次尝试。他还编了一部手抄本汉语和西方语言两用字典——中意葡字典和一本《中国文法》小册子，为欧洲人学习汉语和研究汉学提供了方便。
利玛窦周游中国时，仔细考察各地的实情，详加记录。他在华期间撰写的论文、书信，于一九一○年意大利玛契拉塔市纪念利玛窦逝世三百周年时，汇集为《中国札记》和《中国书简》正式出版。在这些著作中，利玛窦对中国一些地方的历史变迁、地理概貌、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物产状况、风尚习俗，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并把这些情况和意大利的情况比较，互相映照。这两本书盛赞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文化发达、人口繁盛，可以说是欧洲汉学研究中较早的重要著作。
一六一○年，利玛窦在华逝世。朝中诸大臣要求赐给他葬地。但有人提出，自古以来对远方来宾，无此先例。相国叶向高回答说：“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矣。”神宗皇帝下谕，为利玛窦举行隆重的葬礼，墓地安置在北京阜成门外。（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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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局部）
〔意大利〕 米凯朗基罗
《大卫》是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三杰”之一的米凯朗基罗的杰作。
传说中的大卫，是古代一个智勇双全的英雄。当他还是一个牧羊少年时，曾帮助希伯来国王扫罗打败入侵的敌人。米凯朗基罗于一五○一年至一五○四年用一整块大理石雕成这座《大卫》全身像（高五·五米，此图为其上部）。这座雕像，气魄壮伟，表现了大卫的钢铁意志和无敌力量。他的眼睛注视着前方，显露出必胜的信心和对敌人的蔑视。米凯朗基罗选择这个古代传说为题材，是借以塑造一个理想中的少年英雄形象，抒发他对祖国日臻富强的强烈愿望。
吴甲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