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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影片《决裂》是什么货色？
谢逢松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不断深入，教育战线上“两个估计”已被彻底推翻，被“四人帮”利用来为“两个估计”作传声筒的影片《决裂》，也应该是受到革命人民的公开批判的时候了。
《决裂》的电影剧本，写成于一九七四年底。剧本原是想宣传和歌颂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经验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在一九五八年创办起来的一种半农半读的新型学校，为国家培养和造就了大批人才。一九六一年，毛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中，充分肯定他们的经验说：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因此，用电影宣传江西共大，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当时正是“四人帮”妄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以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时候，他们乘机把黑手插了进来。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而以教育革命为题材的《决裂》，就被篡改为“形象地”解释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宣扬“四人帮”炮制的“朝农经验”的影片。
《决裂》于一九七五年初筹备拍摄。当时，在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召开了四届人大，挫败了叛徒江青企图“组阁”的阴谋。邓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工农业生产和科技教育战线等方面都进行了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一年，革命的风很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受到很大打击。一九七五年底，《决裂》拍摄完成，“四人帮”及其党羽于会泳、迟群等人看过之后，一个个欣喜若狂，认为是一颗“重型炮弹”，马上决定配合所谓
“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一九七六年元旦上映。张春桥、江青还亲自指示于会泳，要把《决裂》剧本改成京剧“样板戏”，说什么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他们为了“扩大战果”，还指使影片摄制人员搞一个“续集”，即后来的《反击》。
《决裂》出笼后，“四人帮”就利用他们控制的报刊，为它大唱赞歌。当时被“四人帮”心腹把持的《人民日报》，就连续抛出“四人帮”御用班子初澜和柏青（即梁效）的黑文，大肆吹捧《决裂》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生动教材”。
《决裂》宣扬的真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吗？不，恰恰是同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对着干”的修正主义货色。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大批革命干部走上教育战线，接管了全国的学校，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一直在教育战线占着主导地位。但是，打着宣传江西“共大”旗号的《决裂》，却宣扬“朝农经验”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根本否定毛主席教育路线的主导地位，也否定了“共大”本身。影片一开头，就通过龙国正的口说：“解放都九年了，为什么还不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决裂》抓住“考大学要有资格”这句话大做文章，说这是资产阶级卡无产阶级的一个口号。大学录取新生应该有一定的标准，这是常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大学的教学质量，才能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办下去，办得越来越好。如果根本不经过一定的考核，而让张铁生那样的“文盲加流氓”随心所欲地想进就进，把大学变成接纳一切人的公园，那还成其为社会主义的大学吗？龙国正提出的主张：“手上的硬茧就是资格！”看起来很“革命”，很“左”，实际上很反动，很右。按照他的主张，只能把高等教育水平降低为初等教育或识字班的水平，把大学变成育种站或养猪场，最终把劳动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从地主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的高等教育工具破坏干净，使我们的国家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劳动人民永远处于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地位，而让林彪、“四人帮”一类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毛主席一贯指示，学校要“以学为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七十年代初期，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教导，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多次指示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决裂》通过龙国正等的言论和行动，大反曹仲和、孙子清等草拟的正确而必要的教学大纲。它把影片中的李金凤等人的“白卷”，说成“红卷”；把交“白卷”的李金凤等人，象对生活中的张铁生一样，当作“英雄”大加赞扬。相反，他们却按照主观愿望，把“门门五分”的余发根，写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投机倒把的学生；把在教学水平较高的“名牌大学”念书，认认真真“在阅览室翻阅大部头书籍”，“读外国名家的著作”，坚守纪律听课不迟到的杨志豪，丑化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忘本而可笑的人物。在他们看来，“知识就是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正如反革命野心家迟群所说的：“打了零分的恰恰是我们所要培养的接班人。”这就证明：“四人帮”疯狂破坏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大搞“愚民政策”，就是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阵地，变成他们培植反革命别动队的场所。
《决裂》公开为“四人帮”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张目。影片突出地丑化曹仲和这个人物，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根据揭发：“四人帮”一伙硬要把原稿上一个犯了错误但愿意改正的领导人，改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为什么要把犯了错误的教育界的“领导人”曹仲和改成为走资派呢？影片的炮制者当时宣称：是因为“征求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干部、革命师生的意见，认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曹仲和的形象，应该反映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规律和特点，反映走资派仍然存在的现实”。“走资派还在走”的反革命口号，就是“四人帮”通过迟群一伙制造和宣扬出来的；迟群一伙又促使这个反革命口号体现在曹仲和的身上。《决裂》的炮制者煞费苦心地采用一些艺术表现手段，极力丑化曹仲和的形象。他们写了孙子清这个人物，用来陪衬曹仲和。在影片里，孙子清被歪曲成一个十分可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影片的炮制者并不就此罢休，又通过“贫下中农老代表”的口，说他是“资产阶级把门人”。“四人帮”的御用文人们，明目张胆地喊叫：“象曹仲和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只有经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才能把曹仲和之流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重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话说得明明白白。可见，他们搞教育革命是假，煽动群众来揪“一层人”，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是真。
按照“三突出”的模式捏造出来的龙国正，就是“四人帮”及其党羽的化身。反革命小丑要充当“革命英雄”，必先进行一番伪装。影片为了美化这个野心家、阴谋家，首先把一顶又一顶的桂冠往龙国正的头上戴，什么“放牛娃出身”，什么“上过抗大”，什么“带着地主资产阶级的鞭痕参加革命”，这一切，都是为着掩盖龙国正作为一个反革命野心家的灵魂。影片一开始，还特地让龙国正穿上“草鞋”，戴上“草帽”，站在竹排上，装出一副激流勇进的“英雄”状，以烘托他要去“打仗”，去“攻碉堡”，去“占领阵地”。龙国正在贫下中农面前，摆出了一副“救世主”的架势。“贫下中农协会老代表”正在有苦无处诉时，碰上了龙国正这个“救星”，龙国正立即为他评了理。龙国正还无视社会主义的法制，一个人就决定招收不经过考试的学生入学，俨然是一个“青天大老爷”。
龙国正对于徐牛崽、李金凤、江大年这样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青年人来说，最先是他们的“引路人”，随后又成了他们的“英勇的旗手”。他领着这些人“左冲右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一心要把学校“闹它个天翻地覆”。他披着极“左”的外衣，干着极右的勾当，是党内阴谋家、野心家的一个代理人。所以，当《决裂》一上映，初澜就跳出来高声喝采，说《决裂》“塑造了龙国正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开顶风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现在，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已经颠倒过来了。龙国正这个曾经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起过“战斗作用”的小丑，也到了把他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时候了。
剥去了种种伪装，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决裂》打着宣传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旗号，实际上贩卖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一套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货色。“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声嘶力竭地叫喊“决裂”，就是要人们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决裂，与党的光荣传统决裂；就是要使我们的教育事业脱离党的正确路线，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效劳的大毒草。对这株大毒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居然还有人为它保驾，不许群众批判，岂不荒谬！现在，我们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定要进行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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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一定要肃清《决裂》的流毒
编辑同志：
记得在一年以前，我曾给报社写过一封信，讲了我对电影《决裂》的看法，批判这部影片。信寄出后，一直没有得到你们的答复。事过一年后的今天，尤其是在当前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中，我觉得更有必要把电影《决裂》检验一下，看它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到底应该不应该批判？尽管它已停映好长时间了，但它在“四害”横行时所欠下的债是一定要清算的。
《决裂》完全否定十七年教育战线所取得的成就。影片一开始就故意制造了龙国正在地委碰上几个不肯去山区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随即就说：“这是资产阶级教育的结果”，“解放都九年了，为什么还不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把持的大学改造过来？”就这样一刀把解放后九年的教育成果统统砍掉了。建国九年了，学校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把持着，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吧，解放后十年的时间，为国家培养了近万名科技人员。尤其是地质系，成立于一九五二年，当时地质战线的科技人员很少，地质系在一九五二、五三、五四三年中就招了一千二百名学生，他们毕业之后分到祖国各地，到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国除台湾省外，到处都有地质系毕业的同学，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一九五六年毕业的汪朝选同志分在东北的某地质队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祖国寻找矿物资源。有一次，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一起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找矿，最后壮烈牺牲在林海雪原之中，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出了生命。
正是这样一大批解放以来培养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国防、科研各个部门起着骨干作用，攀登在科学的崎岖小路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脚踏实地地工作着。不服从分配的有没有呢？也可能有，但只是九牛之一毛。
影片通过嘲弄孙子清讲马尾巴的功能，把基础理论骂得一无是处。那个连白卷都不交的江大年，就凭手上的硬茧进了大学。试问，凭硬茧能搞出四个现代化来吗？硬茧能使卫星上天吗？光靠落后的生产工具能使我们国家富强起来吗？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毛主席在给毛岸英、毛岸清的信中写道：“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毛主席的教导是多么亲切啊！龙国正、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之流乱冲乱杀，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学校的必要制度遭到极大破坏。这样的人不值得歌颂，而应当抛弃。
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
方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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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要让人还手
——关于百家争鸣的一点感想
周先慎
最近看京剧《打焦赞》，突然产生一种奇思异想，跟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联系了起来。
那位身经百战的赳赳武夫焦赞，是瞧不起佘太君的烧火丫头杨排风的。然而经过武场比棍，焦赞却成了手下败将，不得不低首认输，满面羞惭地跪在那个小姑娘面前叫了两声“亲娘”。这个喜剧情节的主要意思，是通过映衬的手法，表现那只凌空雏凤的英武。但是焦赞的态度却也叫人喜欢。试想，要是焦赞利用权势，武场上只许自己威风凛凛的进攻，不许排风还手，他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就宣布自己是个胜利的英雄吗？
这种设想未免离奇而又荒唐可笑。然而，这种不讲道理、不合逻辑的怪现象，在林彪、“四人帮”一伙横行时期却是屡见不鲜。
林彪、“四人帮”一伙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横暴恣肆，蛮不讲理，以文坛霸主自居。他们破坏党的百家争鸣方针，手段各式各样，其中之一就是不许还手。
他们随心所欲地否定一部作品，蛮横无理地“批判”一种观点，而绝不允许别人争辩。谁要据理反驳，那就是大逆不道，一连串帽子就会扣将下来。轻则说你态度不好，重则诬你“反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等等。桑伟川不同意丁学雷对《上海的早晨》的诬蔑，写文章驳斥。结果，“四人帮”及其党羽兴师动众，大布围剿阵，围攻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依势压人，不许桑伟川说话。桑伟川不服，一再声明要再写文章反驳，但是，哪里容他分说！《文汇报》的一篇编者按，丁学雷的一篇文章，就把桑伟川打成了敌我矛盾，直至动用专政工具，用手铐把他的双手铐住，送进了监牢。桑伟川纵有天大本事，也无法再还手了！
“四人帮”还有一招，就是先置你于不能还手的地位，然后随心所欲地对你加以攻击。
且摘一段文章做个例子：
“美化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把爱情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理论基础是人性论。有人曾经直言不讳地宣称：爱情‘首先是和个人的生活个人的幸福密切有关的事情。’‘本来是基于性的差别和吸引而发生的情感。’那么阶级和阶级斗争呢？社会的和历史发展的内容呢？都被一笔勾销了。”
这段话出自石一歌的大作《〈红楼梦〉不是爱情小说》。文中的两句引语摘自何其芳同志的《论〈红楼梦〉》。但是，就在同一篇文章中却还有大量为石一歌不愿意也不敢摘引的一些话。石一歌后面的那个反问，何其芳同志的文章本来是回答了的。尽管可能回答得不完全，甚至还有缺点，但是回答了却是事实。石一歌却摘取何其芳同志的片言只语加以“批判”。他们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掐头去尾，断章取义，就是利用了何其芳同志不能还手的处境。因为反正你开口不得，就可以由我信口胡说。这本来不是百家争鸣，用“四人帮”御用文人的话来说，这叫做对“修正主义红学派”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真是冤枉得很。何其芳同志负屈含冤，直到逝世，都没有可能进行反驳。
有句老话叫“不平则鸣”，说的不过是发发牢骚。学术研究中，有了体会，得了成果，写成文章，这就是鸣。意见不同，引起辩论，便是争鸣。不同的意见展开讨论，有利于活跃思想，有利于把学术上的是非搞清楚，有利于真理的发展，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毛主席提倡百家争鸣，因为它符合客观规律，有利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武场上交手，是为了分胜败，见高低；学坛上争鸣，是为了明是非，求真理。有一句成语单道人们打嘴仗，叫做“唇枪舌剑”。这说明文武虽是异道，二者之间确有相通之处。
不许还手，武场上就不能分胜败；没有反批评，学坛上便无法辨是非。今天，“四害”虽除，帮风尚存。为了扫荡蛮不讲理的“学阀”作风，很好地开展百家争鸣，以促进无产阶级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就很有必要提倡和鼓励学术讨论中的反批评。
我们每个人，起码应该有焦赞那样的风格和气度：让人还手。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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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思想要再解放一点
萧殷
华国锋同志号召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我们的文艺工作要大见成效，也必须按照党的指示，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大胆子，大踏步前进。
但是，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却不怎么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有些同志在林彪、“四害”横行时，在某些方面（或在某个问题上）说过错话，做过错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正视错误，不承认错误，别人一提及这类错误，他们总是躲躲闪闪，甚至连人家在自我批评时接触到这类问题，他们也害怕，甚至恼火，或者表示不同意，或者抓你的辫子，给你小鞋穿。有些同志对于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创作，调动创作积极性等等，不感兴趣，至多是上级推一下动一下。对于落实“双百”方针，他们抱着能拖就拖，得过且过的消极态度，时时处处都流露出抵触的情绪。还有些同志，很重视权力，重视官职，常常把官职的高低与掌握真理的多少等同起来。因此，他们行动的出发点，不是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与文艺工作者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为贯彻党的文艺路线，争取创作繁荣而发挥领导作用，而是左顾右盼，怕遇风险，怕丢乌纱帽。他们惯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这类人最害怕新事物，怕你的作品有新意，有创新。在他们看来，这玩艺儿要是成功了，虽然自己可以有一份功劳，但是，万一错了，责任落到自己头上，岂不危及既得的官职，丢掉乌纱帽？
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在我们干部队伍中是极少数，但其影响之坏，阻力之大，却不应低估。如果这些领导者不解决自己的精神状态问题，不真正解放思想，要繁荣文艺事业是很困难的。
就拿文艺创作来说，林彪、“四人帮”曾定下许多框框：凡涉及爱情、夫妻、家庭生活的，涉及牺牲、失败或革命低潮的，都不许写；凡是工程师、科学家、医生、教师、艺术家等知识分子，都不许写成正面人物；作品的第一号人物，只能是“高大完美的英雄”（应读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与走资派作斗争”的野心家），其他人物只能作陪衬，当铺垫；只要“从路线需要出发”（应读作从篡党夺权的阴谋出发），既可摒弃现实生活，还可以任意杜撰，不仅可以这样对待今天，也允许这样去曲解历史。所有这些，前一时期虽然作了一些批判，但在文化工作岗位上的某些同志头脑里，是否已经肃清了？或者已经认清这种种谬论的实质了呢？没有。有些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还没有胆量去突破“四人帮”所设置的种种框框和禁区，这当然有作者自己的思想原因，但同他们的领导人的思想状况就没有关系吗？有的。有的领导，不敢提倡突破禁区，甚至有的作者突破了，他还顾虑重重，不肯开绿灯，不予通过。这能不影响作者吗？
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文艺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在某些地方、某些人身上有市场。
有的地方，“根本任务论”的阴魂依然未散，只许“突出”“英雄人物”，倘若你把其他（英雄以外的）人物写成主角，不仅会受到非难，而且可能尝到“闷棍”的滋味。他们对“四人帮”所禁锢的那些题材，依然战战兢兢，不敢点头放行，仍然把重大题材当作唯一的题材来对待。
有的地方，“主题先行论”依然通行无阻。在那里主持文化工作的某些同志，手把着手教作者如何“从路线需要出发”去编排情节和捏造人物，而把“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远远地抛到一边。
这都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假左真右文艺路线影响的结果。而这条路线之所以能够欺骗和吓唬一部分人，就因为它披着革命的外衣，利用无产阶级或共产党的革命口号来掩饰其反革命行动的实质。口号左，披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外衣，一部分人就容易被迷惑，受骗上当。另外有一部分人，对这条路线虽然有所认识，但他没有革命勇气去揭穿它。林彪、“四人帮”一伙散布的种种反动谬论，直到现在还在某些同志的头脑里潜伏着，而且有时还被当作“整人”的帽子、棍子挥舞起来。为什么有些人至今还心有余悸，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些情况说明，领导者对其所领导的地区或部门，是解放思想大胆去贯彻毛泽东同志的革命文艺路线，还是继续被“四人帮”的那一套捆住手脚不敢动弹，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贯彻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为我们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领导者应当带头排除种种干扰，当前特别要清除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路线及其流毒的影响，才能保证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执行。领导者要意识到自己思想影响的作用。如果自己思想不解放，不从错误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仍然背着种种包袱，就不可能领导群众，指导群众，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好。有些地方，群众的思想早已解放了，就是某些领导人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大大落后于群众，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文艺战线过去所受的束缚太多了，如果没有领导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解放，抛弃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文艺繁荣就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作为文化部门的领导，一定要真正做到“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才能够真正做一个促进派，努力促进我们的文艺来一个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