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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中外交流史话
从“普里桑乾”桥谈起
张广达
横跨北京西南方永定河上的芦沟桥是人们熟知的古迹。这座桥在《金史》卷九中称为“泸沟石桥”，始建于一一八九年，一一九二年竣工。桥身全用白石砌成，气势雄壮，构造华美。
芦沟桥建成将近百年的时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对石桥作了详细的描述，使它也闻名于世。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称芦沟桥为“普里桑乾”。多年来，中外学者们反复考证这个名称的来源，现在已趋向于认定，“普里桑乾”一词系由波斯语“普尔”（桥）与汉语桑乾（河名，今永定河上游自古以来称为桑乾河）构成，意为“桑乾河桥”。这表明当时由于中国和伊朗往来频繁，不少操波斯语的人客居中国，以至于有些重要的地方也有了波斯语名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不是个别或偶然的，因为同是我国的元代文献中，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三十多个外来语名称，经考证，约有一半是波斯语或波斯语化了的阿拉伯语。这些事例是中国、伊朗这两个文明古国经济文化联系密切的明证，而这种密切联系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末叶。
公元前一一九年，中国的西汉王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的副使到了当时中国称为安息的伊朗，受到安息君民的热烈欢迎。汉使返回时，安息国王派出使节，携带礼物同行东来报聘。从此，中安两国正式建立了政府之间的联系。公元九四年，中国使者甘英重访安息；公元八七年和一○一年，安息使者两次前来中国。其后，中伊两国使节往来频繁。
中伊两国的友好往来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两国人民通过经济交流而共同增长了知识和技能，通过学习而大大丰富了各自原已光辉灿烂的文化宝库。例如，中国的铁器、漆器西传到了安息，安息的玻璃器和琉璃器也“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来到中国。伊朗的石榴、核桃、黄瓜等被引进了中国，中国的桃、李、杏等也长途跋涉，到伊朗安家落户。又如狮子，中国古称狻猊，起初只出自传闻，是存在于想象中的怪兽。到了安息国王把狮子作为礼物送来中国以后，中国人民才亲眼看到了实物，并借用古伊朗语，称为狮子。在东汉末年，今山东省嘉祥县武瞿山的武氏祠西阙的石画像中便雕出了这种异兽的雄姿。与狮子同来的还有鸵鸟，当时称为大鸟，人们有时也叫它作“安息雀”，表示来自安息。
在中伊经济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还是丝绸。自古以来，中国丝绸誉满中外，联结中伊两国的古代交通线至今仍以“丝绸之路”的名称为世人所称道。早在安息王朝时期，伊朗人既是中国锦、绫、绢、绮等丝织品的消费者，又是向西方罗马贩运这些产品的主要经手人。在经年累月的往来过程中，伊朗人民不仅掌握了织锦技术，而且善于创新。伊朗历史上的萨珊王朝（226—644年）也以善于织锦著称。波斯锦不同于汉锦的特色是用彩色纬丝显花，平织成狩猎、猪头、对鸟、对兽、天马、翼狮、花卉等纹样，四周再织出联珠图案。这种波斯纹锦一经输入中国，立刻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进行了仿造，使中国的绫锦添加了富有伊朗特色的纹样花色。
在中伊文化交流中，瓷器也占重要地位。九世纪中叶东来中国的大食人苏莱曼留下记载说，中国制作的薄胎瓷杯晶莹明澈，直可透视杯内液色。历史上还有记载说，九世纪伊朗忽罗珊区的总督阿里·本·伊萨，曾以中国的上等瓷器二十件、一般瓷器二千件献给阿拔思朝第五代哈里发·哈仑（785—809年）。这位哈仑就是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中的那位哈里发·哈仑，他在位时阿拔思朝文化繁荣达到了顶峰。
近年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中国瓷器的输入对当时伊朗本土的烧瓷工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尼沙布尔、在德黑兰近郊拉伊故址的窑址中，有大量仿中国越窑的青瓷、仿中国邢窑的白瓷以及仿中国唐三彩执壶的瓷片出土。
中伊两国频繁的文化交流还可以从文献记载中看到许多生动事例。唐代以来的诗歌、笔记小说等，反映出西域的生活习俗曾经在中国风靡一时，影响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当时叫做波斯人的大批伊朗人东来中国，居住在长安、洛阳、扬州、洪州（今江西南昌）、泉州、广州等地。这些波斯人中，不少在中国安家落户，其中有的还担任了官职。如波斯人李元谅是盛唐时期的有名将领。有些波斯人则经商行医或从事其他生计，例如，唐末五代四川的李珣、李玹兄弟据说是波斯人李苏沙的后裔，世代业医，出售名香奇药，善于鉴别海外矿石药物。李珣，人称李波斯，著有《海药本草》，记录了不少波斯药材。我国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编纂《本草纲目》，便从《海药本草》中征引了多则材料。李氏兄弟还是当时的诗人，他们的妹妹李舜弦，是一位作品被《全唐诗》收录的女作家。李氏兄妹的事迹为中伊文化交流史增添了佳话。
从八世纪起，中伊两国的海上交通日益频繁。中国的广州、泉州，伊朗的昔拉甫、忽鲁谟斯、基什，成为两国人民经常出入的港口。中国明初的郑和以“七下西洋”著称于世，其中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均以忽鲁谟斯为目的地，对伊朗进行了友好访问。随使团同行的马欢、费信、巩珍留下的记载，向中国人民详细报道了伊朗各方面情况。
一六一一年，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的阿拔思王（1587—1629年），曾在伊朗西北部的阿达比尔圣地建筑了一座巨大的中国陶瓷馆，里边陈设了宋末以来中国名瓷一千一百六十余件。这些瓷器的现存部分已由伊朗人民移入首都德黑兰的博物馆珍藏。
近代中国和伊朗人民的共同遭遇把两国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两国人民相互同情，更加深了历史上形成的深厚友谊。中国人民和伊朗人民当前都面临着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任务，在相互支援、共同战斗的过程中，两国人民必将为历时两千余年的友好历史写出新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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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刻在丝绸之路上
徐刚呵！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十分宽阔的大道，它开拓在两千年前的黄昏与拂晓；跨过巍巍大山，越过重重绿水，联结起中国和伊朗，洒遍了友情与欢笑！出使西域的张骞哟，听过多少虎啸狼嚎？东来回聘的使节哟，迢迢万里不知遥！远呵！二十个世纪沧桑巨变，近呵！人民的友谊如天不老……呵！丝绸之路——这样的名词多么美好，路上的景致也一定是珍异而奇妙！或许，它象汉朝的丝绸光亮生泽？或许，它象伊朗的宝石七彩闪耀？辛勤的商贾哟，可否出来作证？成群的骆驼哟，不知越过多少驿站？古迹需要挖掘，情谊长留心坎，如长江、黄河——波斯湾里的潮……怎能忘？伊朗的贵宾几度来北京，那时，周总理抱病接见问你们好，两千年的大道哟，风掩沙袭埋不住，两千年的大树哟，千磨万击绿叶茂！如今，华主席踏上了伊朗美丽的国土，他风尘仆仆，刚离开乘风破浪的“海鸥号”，从友谊的大海，到鲜花的汪洋，德黑兰的八月哟，人间花雨知多少！呵！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十分宽阔的大道，今天的保卫者，将要使它万倍坚牢；呵！丝绸之路——这样的名词多么美好，后来的史诗上，将要任它光辉永照！深深地刻在丝绸之路上吧——把友谊新篇写上蓝天的云、青山大道；深深地刻在丝绸之路上吧——团结反霸，岂怕那熊罴张牙又舞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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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随笔
现实的清醒剂
司马达
美苏关系是种什么关系，究竟如何估计？美国应当对苏联奉行什么样的政策？
这是近年来美国军政各界、朝野各方长期关注和不断争论的一个中心问题。这场争论，反映了美国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派别与代表人物对于苏联战略意图、苏美双方力量对比的不同见解，也说明了美国的对苏外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需要不断重新估计的问题。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发表索南费尔特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寻求一项对苏政策》。它之所以引人注目，倒并非因为作者现在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位客座研究员，也不是因为他在尼克松、福特当政时期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顾问，而是因为此文作者的名字，是和曾经轰动一时的“索南费尔特主义”相联系的。
记得在一九七五年年底时，这位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曾在美国驻欧使节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主张承认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使欧洲舆论哗然，并在美国政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对苏联奉行绥靖政策的鼓吹者。耐人寻味的是，现在，事隔两年多以后，这位由仕途退居学界的索南费尔特先生，却要求重新估计美苏关系，主张寻求一项新的对苏政策了。
在他看来，华盛顿当局最近由于反对苏联审讯“持不同政见者”而取消原定的苏美双边会谈与限制对苏技术出口的“惩罚性”措施，未免零敲碎打，缺乏根本考虑。因为这些行动所追求的目的，表达的意思，选择的时机，以及可能产生的作用，都很含混不清，令人难以捉摸。
如果美国当局认为对苏技术出口会使莫斯科有利可图，那么美国不是本来就不该让它得到这种“重大好处”吗？
如果要对苏联进行“惩罚”的话，为什么不在苏联、古巴“军事上入侵非洲”的严重时刻采取行动？难道这种措施仅仅是为了对苏联内政方面的“品行”作出反应吗？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估计美苏关系的状况：这种关系，究竟是象白宫所说的那样，只能在“对抗和合作”之间作一选择呢，还是应当把它当作“一种根本对立的关系的长期过程”，因而每当苏联在国际上采取“为所欲为的行动”时就对它作出“严厉的惩罚”？
要是同这位先生两年多前哀叹美国无力防止苏联扩张坐大，而主张承认苏联的势力范围，并且企图用贸易手段来套住苏联的论调相对照，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变化吧！
这种变化之所以值得令人注意，是因为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曾经幻想以妥协退让来使苏联“保持克制态度”，或者以所谓“连环套”的计策来约束苏联扩张行动的天真想法，已经被苏联咄咄逼人、变本加厉的扩张势头所粉碎了。在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违背的无情事实面前，有些人不得不要求重新估计他们本来曾经参与制订和执行过的那种对苏政策了。
关于美苏关系的状况和实质，华盛顿的当权者，有过种种不同的说法。什么以“谈判代替对抗”、“通过实现缓和进行合作”、“在对抗和合作中作一选择”，等等。其实，不管他们的愿望与对策如何，都掩盖、回避或改变不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争夺和对抗的实质。不惜一切手段来攫取世界霸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只能有不停顿的扩张、进攻与争夺，而决不会有什么克制、约束和信义。随着实力的增长，它正在变得更加贪婪，更加狂妄，更加狡诈。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既消除不了对抗，也实现不了合作。那种企图回避对抗的想法，只能更加助长对手的胃口与气焰。人们近年来在欧洲、非洲之角、红海、波斯湾、印度洋和世界各地看到的触目惊心的情况，就是如此。
《华盛顿邮报》在回顾苏美关系最近的起伏波动时，引用美国一位高级决策者的话说：“这是一段发人清醒的经历”。这一帖现实的清醒剂，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索南费尔特在美国对苏联政策上进行新的“寻求”的一个背景原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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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埃菲尔和他的铁塔
严维明
提起法国首都巴黎，人们自然会想起高耸入云的铁塔。
塔高三百米，分三层，由电梯和梯子直通每层平台和顶部。塔上有餐厅、气象站等设施。顶部现设有天线，供转播电视用。
“我真妒忌铁塔！”这是铁塔设计者居斯塔夫·埃菲尔半开玩笑的话。的确，知道铁塔的人要比知道埃菲尔的人多得多。然而，埃菲尔本人也是值得后人纪念的，他对建筑学有着重大的贡献。
埃菲尔（1832—1923）是著名的法国建筑工程师。他从巴黎中央工程和艺术学院毕业以后，从事建筑业。他勇于实践，敢于革新，富有首创精神。他大胆使用钢材和混凝土，使土木建筑从“土”和“木”中解放出来，而且，在桥梁建筑中，他还推广使用压缩空气沉箱法。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欧洲的铁路正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而桥梁是最大的难题。当时，建筑桥梁主要依靠石匠工艺，费工费时。埃菲尔决心用预制的铁架来改变这种状况。他搜集了许多关于铁的性质和它的承受能力的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终于，他闯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使桥梁建筑工艺发生巨大的变革。
他设计的第一个主要工程是法国西南部横跨加龙河的波尔多大桥。这是一座长四百八十八米的大铁路桥。他的设计打破了一切现有的框框，但其计算却又十分精确。加龙河大桥建成了，其所花的时间和费用比普通桥梁省去一半。当时，埃菲尔还只有二十九岁。
之后，埃菲尔又通过设计葡萄牙的横跨杜罗河的马利亚—皮亚大桥，使桥梁建筑经历了另一次重大的变革。这座大桥高六十一米，长一百五十九米。由于流水湍急，不好安桥墩。埃菲尔就去现场进行调查，发现地形确实险峻。他的助手说：“不行。”埃菲尔说：“可能不行，但还得试试。”一个星期以后，他宣布说：“有了。我们把这桥‘吊’起来。”大家目瞪口呆。埃菲尔没有采用又笨又贵的木支架，而是采用固定在两岸桥塔上的钢索，来托住主拱各部分的安装。就这样，马利亚—皮亚大桥建成了，巨大的但又轻巧的拱架支撑住桥梁的主体。
在成绩面前，埃菲尔并不自满。他钻研着、学习着，一直到八十岁，每天工作到夜里十一点钟。同时，他把自己的发明、创造、资料慷慨地贡献给别人。他说：我发明的东西，为什么不应该让别人用呢？他们采用我的技术对我说来是一种光荣。
一八八九年，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为了庆祝这一伟大节日，埃菲尔建议造一座铁塔。他的计划被政府批准，一八八七年，铁塔破土动工。铁塔共有一万二千个金属部件，要用二百五十万只铆钉把它们联结起来。其钢铁结构部分总重七千吨。
一八八九年三月，历时两年又两个半月，耗资一百多万美元，铁塔终于完工，命名为埃菲尔铁塔，并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典礼。由于设计精确，安排周详，整个建塔工程顺利进行，从未发生一次工人伤亡事故。这在建筑史上也属罕见。这座雄伟高大的建筑建成后，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登上铁塔，俯视巴黎的市容。铁塔的投资，当年即几乎全部收回。从此，铁塔就和巴黎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成为巴黎甚至是法国的骄傲。
铁塔是雄伟的，但更雄伟的是它的建筑艺术。这种建筑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其困难也是空前的——要克服高空作业、晕眩、大风等等险阻。埃菲尔用水泥和钢材来制筑四座大拱门底座的技术，是以后出现的钢筋混凝土的先驱。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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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金钥匙小谈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罗马尼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罗共布加勒斯特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向华主席赠送了布加勒斯特市的金钥匙。华主席到达伊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德黑兰市长也向华主席赠送了德黑兰的金钥匙。这是欧洲由来已久的一个古老风俗，用以表示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对外国贵宾的崇高敬意，也是一种隆重的欢迎仪式。
远自古代，小小的钥匙在人类生活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实用意义。小而至于平民住宅，大而至于宫殿、城门，都要用钥匙启锁。久而久之，在人们的观念中，钥匙代表一种开放或通向某个禁区的权力，被赋予了神圣不可侵犯的色彩。
钥匙除具有日常生活的实用意义之外，又成为高贵饰物和官阶的表识。此风一直相沿到现在。例如，掌管英王加冕典礼的英国掌礼大臣的官徽就是一把钥匙，主管英国王室婚丧喜庆与礼宾事务的英国正副宫务大臣虽其职务与钥匙无关，也佩带着金钥匙或镶嵌宝石的钥匙，作为一种权位与荣誉的象征。
古代的欧洲城堡，都有墙垣和城门，当然少不了要使用钥匙。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礼节：由一个城市的最高主管官员，将钥匙赠送给某位外国贵宾，以此作为尊敬和欢迎的表示以及高度信任和融洽无间的友谊象征。到了现代，即使墙垣和城门都不复存在了，钥匙已不能象古时那样启闭整座城市了，但仍然保持着赠送金钥匙来表示崇高友谊的传统习惯。 （王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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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问
礼炮的响声
鸣放礼炮，是国际上一种惯用的外交礼节。世界各国每遇贵宾来访，都以鸣炮表示敬意。据记载，远在四百多年前，有些国家就有鸣炮迎宾之例。这一礼节起源于海军。古时候，当有贵宾来访，停泊在港口要塞的军舰和船只，就一齐发放所有火炮，表示已全部解除武装戒备（早期的火炮是前膛炮，放后不能很快重新装上弹药）。
今天鸣放的礼炮都是空炮，鸣多少响根据国际惯例，依受礼人的级别而定。比如，鸣礼炮二十一响是欢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有权势的皇家贵族成员或其他相应级别的人。鸣二十一响礼炮被认为是最高级的礼遇。十九响是对大使级、部长级、州长、将官以上、司令员一级的人物。十七、十五、十三、十一、七、五响是对依此类推低一级的客人。一般鸣礼炮是在贵客到达和离开时进行。关于礼炮的响声，据记载，在古代，外国海军有一种迷信，把双数视作不吉利的数字。因此，当一国的战舰到达另一国港口访问鸣礼炮时，都取单数，久而久之，一直沿袭迄今，成为国际通例。
（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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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启
《国际副刊》征求刊头美术设计以后，一个月来收到全国各地大量稿件。入选刊头将陆续刊用，其余的画稿将分别复函退回。征稿现已截止。谨向所有关心与支持本刊的同志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