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我对青年人犯错误问题的认识
李春光
一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同志来访。他听说我曾经喊过“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认为这是一种诬蔑，要我不必介意。我告诉他，这并不是“诬蔑”，而是真的。我的回答竟使他那样惊讶！这使我想到，在同一些同志的交谈中，以及报刊上的某些文章中，常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即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怎样看待他们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有些同志一提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年人，就皱起眉头，在他们心目中，那大半是一些瞎胡闹的人物。我觉得，这种看法是缺乏分析的。这个问题，如果不作实事求是的分析，那就不利于革命队伍的团结。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一次十分严峻的考验，对于青年人更是如此。许多青年人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确实看到了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的某些消极的、阴暗的、不合理的东西，强烈地要求改变它，要造它的反，革它的命。但是他们往往又只能用比较简单的、带着很大片面性的头脑去看待实际上是异常复杂的事物。在他们那里，“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他们不懂得事物有许多个侧面，而往往只看到其中的一两个侧面；不懂得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而往往把它看作一成不变的；不懂得研究事物的本质，而往往只看到它的某些现象。他们还没有学会区别不同性质的矛盾，有时甚至把是非、敌我关系弄颠倒了。
然而，林彪、“四人帮”这一伙最危险、最阴险的野心家、阴谋家，却以“最最最”革命的面目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大批满腔热情却又缺少经验的青年，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这种伪装的欺骗，把他们看作革命派，对他们怀着敬意，向他们喊出“誓死保卫”之类口号，不同程度地上了他们的当。
尽管有一些青年人比较早地从这伙阴谋家某些极“左”的东西和两面派手法中嗅出了某种不正常的气味，觉察到某些不对头的东西，但是，在这伙阴谋家的本质没有充分暴露的时候，人们只能从某些局部的，有时甚至是表面的和比较次要的方面发出怀疑，提出问题。
还有一些青年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伙阴谋家的蒙蔽、煽动、影响和利用，做出这样那样的错事，有的甚至在一段时间里被引入歧途，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
但是，欺骗总是不能持久的，一切阴谋手段都不能不露出马脚。更重要的是，林彪、“四人帮”终究不代表广大青年的根本利益，而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恰恰从反面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了青年。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千千万万的青年人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辨别力，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一步步识破了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愈来愈准确、有力地把造反的矛头指向他们，同他们展开了勇敢、坚决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不顾政治风险，满腔义愤，慷慨悲歌，走向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讨伐“四人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当年的所谓“老造反派”、“老红卫兵”。
在这个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事件中，他们表现得那样英勇无畏，沉着坚定，这标志着他们在阶级斗争的风雨中逐渐成熟。他们走到这里，经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正是许许多多革命者都曾经走过的一条必经之路么？
我们可以想一想，难道有哪一个革命者，当他走向革命的第一天，就会立刻找到一条完全正确、一帆风顺的道路，而不必经历某种挫折、失败乃至迷误么？这样的例子恐怕不容易找到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都曾经是黑格尔的热诚信奉者；鲁迅早年不仅笃信进化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过尼采哲学。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民国初年有个杨度，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他那时鼓吹复辟帝制，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可是后来他却参加了共产党，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一类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说明，人的思想是可以变的，人们认识客观世界，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党历来主张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反对“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作风，就是承认认识世界要有一个过程，人的成长也要有一个过程。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进步，追求真理，而不是投机取巧，别有企图，那末，他就一定能从自身的挫折和错误中学习到许多有益的东西，使自己逐渐成长和进步。甚至可以说，这是成长和进步的必要条件。对于青年人就更是如此。列宁说过，青年人犯错误，上帝都是可以饶恕的。不允许青年人犯错误，无异于禁止他们成长。
拿我来说，我可以算得上一个“老造反派”了。回想起来，当初那样激动地起来“造反”，原因之一，是有些领导人在一些事情上对群众采取了相当粗暴的官僚主义态度。难道因为你官大，有权，就可以这样粗暴地对待群众么？我偏要同你唱一出对台戏！直到现在，当我看到、听到一些不公平的事情，特别是有些领导人凭借官位、权力，粗暴地践踏群众民主权利的时候，我就想，对于这种事情，真应该拿出当年红卫兵的“造反”劲头来冲一冲！看起来，在某种意义上，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还没有过时哩！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下，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群众把那些一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的人如翁森鹤、张铁生之流，叫做“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四人帮”横行的时候，这些人也颇以“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而洋洋自得，不可一世。但是，除了这些特定的对象，一般说来，“头上长角”未必就是坏事，问题在于这个“角”对着谁。一个革命者，尤其是青年人，如果没有一点锋芒，没有一点棱角，一味俯首帖耳，或者八面玲珑，总不能算是优点吧？毛主席说：“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不能因为“四人帮”曾经利用这个口号进行反革命的煽动，就把它一概否定。但是，必须承认，那个时候，象我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脑子里有许多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在那样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往往很难真正分清真革命和假革命，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所谓“革命造反”，实际上带着很大的盲目性。我确实曾经把江青这些人当成革命派，确实喊过“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后来，江青周围的一些人引起了我们的怀疑，比如戚本禹，他有一段时间曾管过文艺界，搞了许多极“左”的东西和两面派的手法，做了许多坏事，我们造了他的反，但对江青却还是相信的。我是觉悟得很迟的。林彪垮台后，促使我思考了一些问题，直到“批林批孔”之后，才对江青一伙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象我这样，对“四人帮”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人，确实不是一个，也不是少数，在青年、中年人中，这种情形是相当普遍的。我至今常常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心里总是不能平静。十几年来，我确实做过不少蠢事，碰过不少钉子，也曾经挨整、倒霉，吃过一点苦头。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受到了深刻的锻炼和教育。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从自己的挫折和失败中，尤其是从“四人帮”这伙反面教员那里，我确实学习到了不少十分宝贵的东西。这些单从书本上无论如何也学不到的东西，它们对于我一生都将是有益的。我想，这样的体验对于许多青年同志来说，恐怕会是共通的吧。
今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位老干部给青年的复信》中说：“有些青年同志，对党那么热爱，那么信任，并且准备把一切都献给她。但错误路线干扰破坏的时候却为什么跟着跑，反而损害了她呢？这个问题，我在年青的时候，也碰到多次，并且为它苦恼过。现在年纪大了，才知道这是青年很难避免的遭遇。老实说，青年缺乏经验，缺乏锻炼，盲目性很大。有什么窍门，什么保险的东西可以使他们避免这种遭遇吗？我看没有。如果有，那我们就否认实践论了。那么，是否可以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基本上消灭盲目性呢？马克思主义又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完全可能的。办法就是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努力学习和实践，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理论，学习党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重要言论。同时，经常生活在群众中间，向群众学习，向群众作调查，听取群众的呼声，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且经常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使自己成熟起来。”这番话讲得多么亲切，多么热情，多么深刻啊！
当然，在青年人里，也有极少数投机分子、小野心家，等等，他们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造党和人民的反，有的屡教不改，跌进反革命的泥坑。特别是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已经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仍有极少数趋炎附势之徒，为卑鄙的利欲和野心所驱使，凭着吹牛拍马、告密卖友、献媚取宠，从“四人帮”那里分到一杯残羹，捞得一官半职，便忘乎所以，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更显出特别的无耻和凶恶。这种人往往自封“造反派”，自诩“反潮流”，其实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们不过是“四人帮”一手培植、豢养和操纵的御用奴才、御用走狗。对这一类人，当然必须无情揭露和斗争。但这毕竟不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在广大青年中，这极少数人也是极端孤立的。决不能把他们同广大青年混同起来，也决不能把他们那些丑恶的、卑劣的乃至反革命的行为同许多青年人、“造反派”在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包括比较严重的错误）等同起来。
有的同志看到前几年一些青年人思想上滋长了消极的东西，少数人还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就认为对这些人要好好斗一斗，整一整。如果这是指帮助他们开展积极、正确的思想斗争，来一番严肃的思想作风的整顿，那是正确的、必要的。如果这是说可以对他们不加分析，乱斗、乱整一气，甚至把他们当成敌人去斗、去整，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应该看到，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作风、旧习惯还将长期存在，过去、现在、今后，总会有一部分青年受到各种坏东西的影响和毒害，其中少数人还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和毒害。前几年，由于“四人帮”作恶，这一类坏影响空前加剧了，它们确实象瘟疫一样，相当严重地残害了某些青年人。有的同志痛切地重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是完全正当的。我们的责任正是积极、热情地启发、教育这部分人，帮助他们从“四人帮”散布的毒素的影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而不能排斥、歧视他们，更不能打击他们。这正是清算“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
还应该看到，林彪、“四人帮”一贯善于采取欺骗手段，假手青年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出事，又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青年头上，让青年人为他们替罪受过。许许多多青年人正是从这类事情中接受了教训，增长了见识，看清了这伙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跟他们决裂，造他们的反，也因而遭到他们的打击和镇压。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林彪、“四人帮”这种阴谋伎俩，彻底清算他们这方面的罪行。
总之，账，只能算到林彪、“四人帮”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头上，而决不能算到群众的头上，算到受他们欺骗、毒害的青年的头上。否则，岂不是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又上了“四人帮”的当？
当然，对于曾经受骗上当，甚至在“四人帮”影响、煽动和利用下做过错事的人来说，确实应该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尤其是犯了比较严重错误的人，更应该有自觉的、严肃的、诚意的自我批评，而不应以年轻和无知来原谅自己，更不能讳疾忌医，拒绝善意的批评和帮助。拿我自己来说，我确实感觉有许多经验教训要好好总结。今后不可避免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我想，错了我就改吧。这样，才能不断地取得一些进步。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捣乱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拨乱反正，大治天下，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历史的灾难正迅速转化为历史的进步。一个伟大的新长征已经开始了。党和人民对于青年一代寄托着很高的期望。中国青年具有极其光荣的革命传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传统是更加发展了。我们一定要继承和进一步发扬这个光荣传统，在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伟大斗争中，加强学习，加强团结，为了人民的利益，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这样，我们这一代人就一定能够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而光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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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达同志生前主编
《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出版
本报讯 李达同志生前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概括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发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联系当时的思想战线实际，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批判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种种谬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从方法论上论述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意义。书中概括了大量哲学史材料和自然科学成就，论述深入浅出，逻辑严密，文字简练。它的出版，有助于广大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澄清“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
李达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理论战线的老战士。他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勤奋地钻研毛主席的著作，把宣传、解释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几十年来，他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唯物辩证法大纲》是李达同志生前主持编著的许多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他原定计划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前半部。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李达同志带病坚持工作，为编写这本书贡献了全部精力。
武汉大学原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同志参加了该书的编写工作，一九六五年曾印过少量稿本。这次正式出版时，由原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根据李达同志生前的意见，对原稿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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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热水瓶·洋奴哲学·夜郎自大
孙启佑
在一次商品展览会上，看到一种外国出产的热水瓶，上面有一个龙头，只要把龙头的开关一按，开水就自动流出来了，用不着提起瓶子来倒水。由此我就想到我那十来岁的孩子，每当他提着热水瓶倒开水时，我就有点提心吊胆，担心他烫了手脚，总要叮咛一句：“当心点，别烫着！”我还进一步想到，当我象他那般年纪提着热水瓶倒开水时，大人也总是叮咛：“当心点，别烫着！”
从我学会倒开水到现在看见自己的孩子倒开水，已经有三、四十年了，而我们的热水瓶并没有什么改进，还是老样子。其他一些产品也是这样，质量提高很慢，或者简直就没有什么提高。这说明我国的科学技术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是很落后的。
今天我能在这里说外国的有些产品好，说自己的许多产品不行，这也是因为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试想，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广大人民能有这种言论自由么？只要你说一句外国的产品好，科学技术发达，什么“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假洋鬼子”的大帽子就会从天而降。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买外国船，进口成套设备，江青这帮家伙就大作文章，什么“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闹得个满城风雨，鸡犬不宁。“四人帮”的反革命目的是篡党夺权，他们把“自力更生”的方针歪曲成为排外主义，其反动性比起清朝的“闭关主义”，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待外国的科学文化，鲁迅早就主张“拿来主义”。他说不要因为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枪炮，法国的香粉，就“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他主张“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拿来以后，区别好坏，“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总而言之，为我所用。
毛主席为我们制定了“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号召我们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并且指出，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一样，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任务中，我们要思路开阔一些，胆子大一些，理直气壮地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先进技术。这就要求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打破思想牢笼，精神大解放。正如鲁迅说的，要“拿来”，“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如果老是心有余悸，顾虑重重，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某些产品长期没有改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同志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夜郎在西汉初年是一个王国，地处今天的贵州境内。武帝时，汉朝的使节第一次到达那里，夜郎国王居然问他是夜郎大还是汉大。夜郎国王闹这个大笑话，是因为他不知道汉有多大。中国是夜郎的故乡，两千年以后的现在，仍然有人象夜郎国王那样狂妄自大，取得了一点成绩，如养了多少鸡，下了多少蛋，种了多少地，打了多少粮，就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了天上。他们这样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是因为只看到自己那个小天地，忘记了山外还有山，天外还有天。如果他们对现代的先进水平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自己所取得的这点成绩还差得很远，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所以，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调查研究的任务，首先搞清楚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现代科学技术究竟是什么样子。不然就难免还要闹出类似夜郎国王那样的笑话来。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站得高了，就不怕骄傲自满的浮云遮住自己的眼睛，就能有远大的目标，就能大踏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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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井陉之战谈起
孟令哉
井陉之战是秦末楚汉相争期间发生在井陉关的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作战的双方：汉军的主将是精通兵法又善于因势利导的韩信，带兵数万；把守井陉关的赵军主将是拘泥兵书、生搬硬套的书呆子陈余，有兵二十万。战争开始前，韩信带领军士转战千里，攻城拔关，势如破竹，直捣井陉。兵临城下之时，陈余的谋臣李左车主张避其锐气，派奇兵截断汉军的粮道，倚仗井陉险要的山势，坚守营寨不出战，等到汉军粮尽，士气减退时再交战。可是陈余根本不对作战双方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自恃兵多将广，拘守孙子兵法中“十则围之，倍则战”的教条，拒不采纳李左车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主张，执意要立即出击。韩信探听到陈余不用李左车的计谋，十分高兴。于是一面派奇兵准备在赵军倾营出击时，偷袭赵营，拔掉赵旗，换上汉旗，给赵军造成错觉，使之不战自乱；一面指挥军队背靠河水摆下阵势。背水设阵，没有退路。不仅赵军望见而大笑，就是韩信的部下也疑惑不解。他们说：“孙子兵法中讲：行军布阵应该右面和背后靠山，前面和左边临水，现在将军背水作战，不是违背兵法吗？”韩信解释说：“运用兵法不能离开实际情况，我现在率领的，还不是训练有素、指挥若定的将士，必须让他们处在危险的境地，使人人力战，才能激励士气，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如果把他们放在有退路的地方，则人人思安，军心涣散，不肯死战，反倒要招致失败的后果。这也是孙子兵法中讲的‘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众将皆称服。果然，井陉之战以汉胜赵败而告终。
这里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韩信和陈余都是以《孙子兵法》为指导制定作战方案的，为什么会一胜一败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是对作战双方的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从实际出发，具体地灵活地运用军事理论，还是把兵书上的现成条文当作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不顾客观实际，生搬硬套，削足适履？韩信和陈余，虽然都是运用《孙子兵法》，但指导思想却相反，结果也就胜负不一。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早的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一直是兵家必读之书。但古来许多战例表明，熟读兵书的人，不一定是善战屡胜的名将，诸如纸上谈兵的赵括，拘泥不变的陈余，言过其实的马谡，都能把兵书背得滚瓜烂熟，可是打起仗来却一败涂地，身败名裂。这从反面告诉我们：绝不能把理论（即使被实践证明是比较正确的理论）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脱离实际地搬用理论的人，必然要在实践中失败。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要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使我们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文风和党风。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林彪和“四人帮”按照他们反革命的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只言片语，拿这些经过他们精心篡改的条条，去吓唬那些天真的人们。一时间似乎背会几条语录，就等于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似乎不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的意见，只要引证一两条语录，就可以判明是非，作出决策；似乎不是以原则去适应事实，而是强迫事实去服从主观臆造的“条条”，预先制造好帽子，就不愁找不到适合它的脑袋。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倒是和井陉之战中用现成条文去解决复杂战争问题的陈余大有相似之处。事实说明，一些人平时讲起理论来可以夸夸其谈，一碰到实际问题就晕头转向，特别是在路线斗争中，往往被人家用假冒和篡改过的马列主义只言片语俘虏过去，在斗争的风浪中摇摆不定。这个深刻的教训，难道不值得认真记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