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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风扎实 政策落实
温江地、县领导转变作风，深入实际，亲自动手，落实湘乡经验
编者按：落实湘乡经验，是一项政策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工作。要做好这一工作，领导干部必须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蹲点调查，解剖麻雀，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情况做到胸中有数。四川温江地委把转变领导作风作为落实湘乡经验的重要环节来抓，是抓得好的。作风不转变，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政策就无法落实。而要转变作风，非揭批“四人帮”不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落实湘乡经验的过程，变为肃清“四人帮”流毒，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提高干部政策水平的过程。我们相信，通过落实湘乡经验，广大干部的思想作风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转变。
最近，我们到四川省温江地区了解贯彻落实党中央转发的湘乡经验的情况。许多事实表明，要落实湘乡经验，领导干部必须切实转变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动手试点，解剖麻雀。
（一）
在崇庆县廖家公社，我们访问了正在那里搞试点的两位地委书记。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有相当多的干部，只看到湘乡所揭露的问题怵目惊心，却认为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去年以来抓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了。特别是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看外单位问题清楚，对自己部门的问题却熟视无睹。有的虽然有所认识，却认为问题左牵右挂，自己单位解决不了。例如，群众反映商业部门收购农副产品时常压级压价，销售时则以次充好，抬级抬价。而这些部门反认为自己是“过水龙头”，进啥卖啥，解决农民不合理的负担和他们关系不大。又如，群众反映农机修造部门产品质量低、价格高、寿命短，花了钱用不上。他们却说，产品是好多家协作搞的，原材料上级调拨时有的就不合规格，光我一家有啥办法。
针对这些问题，温江地委把转变一般化的领导作风作为落实湘乡经验的重要环节来抓，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好试点。地委四名常委、书记以身作则，分头到崇庆县廖家、三江、锦江三个公社，和群众一起解剖麻雀。各县县委领导同志分别到一个公社，取得落实湘乡经验的第一手材料。各公社党委成员则到一个大队，进行摸底试点。地县各部、委、局纷纷组织有领导干部参加的调查组，下到基层，认真检查本系统、本行业的支农工作。
郫县是四川省大寨县之一。去年县委狠抓了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全县百分之九十一的农户增加了收入。今年全县社员小春预分口粮、食油、现金都有增加。这样的地方农民身上的负担是不是就不重了？在红星公社试点的县委副书记，发动群众揭露出上下左右、党政军民四十五个单位向生产队伸手，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有一百五十条。去年，全公社每个农业人口均摊不合理负担仍在十元以上。
解除农民不合理负担果真和一些部门关系不大吗？地县各部、委、局的调查组深入基层以后，群众反映许多部门都向生产队伸过手。他们对生产队应得的水利款、林业款、民办教师补贴、知识青年下乡安置款、无偿投资、农业税减免款等费用，层层克扣，级级挪用。地区财务部门调查了什邡、广汉等九个县四十四个公社，从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三年间，各级仅克扣挪用生产队的无偿投资和农业税减免款两项就达二十多万元。
温江县连续两年成为全地区第一个完成鲜蛋收购任务的县。这次商业、供销部门通过调查了解到：过去，不问养鸡不养鸡，按人摊派，完不成就不供应酒、糖、煤油等日用品。因此，社员不得不到集市上买鸡蛋交售。每交售一斤鸡蛋，生产队奖售一斤到二斤粮食。全县每年要为此拿出十五、六万斤粮食。
群众的呼声使原来认为“问题不大”、“与己无关”的干部受到了教育，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落实湘乡经验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而是全党的大事。
（二）
大量问题被揭露出来了，有些干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工作缩手缩脚，顾虑重重，怕再犯一平二调的错误。
为了帮助干部划清政策界限，温江地委、各县委领导成员和基层干部一起，把揭露出来的问题逐条进行分析，划清政策界限。对于那些平调生产队劳力、资金、物资，克扣、挪用生产队应得费用，大搞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的工程，马上停工；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资产阶级歪风，坚决煞住；在兴办社队企业，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但是不能因噎废食，要细致地划分政策界限。
地区社队企业局在调查中发现，一些社队企业，调用了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和物资，长期不给报酬，群众意见很大。有的干部认为，要落实湘乡经验，只好退钱、退人、退机器，停工散伙。社队企业局用什邡县的经验对大家进行教育。什邡县社队企业注意加强管理，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企业，有计划地归还生产队的欠款。目前，公社企业已归还欠款百分之九十点二，大队企业已归还百分之八十八点四。事实使干部认识到社队企业不是停办的问题，而是要加强领导，进行整顿，搞好经营管理，严格按湘乡经验办，纠正一平二调，把社队企业切实办好。
有些干部把大干与执行政策对立起来。温江地委和各县委及时注意了这种思想苗头。新津县花桥公社党委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扎扎实实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干了两年，生产大发展，粮食亩产上千斤。一九七四年，这个公社开始动工治理只有少数生产队受益的扁担河。搞围河造田时，公社党委动员所有的生产队参加。一些非受益的生产队被迫出了工，但是工效很低。大干了三年，挖空了一些生产队的积累，加上按劳分配等经济政策不落实，群众情绪低落，全公社农业生产徘徊不前。一九七六年比上一年减产四十五万斤。花桥公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干部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才能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真正大干起来。但是，目前公社落实湘乡经验也还有一些困难。花桥公社党委书记说，非受益生产队出工应当给予适当报酬，目前社办企业收入不多，公社还没有力量承担这部分开支。希望上级部门能够把国家下拨的小型水利款如数发给公社。
一些县办大型水利工程，程度不同地存在平调问题，而且数量大，牵涉面广，问题比较复杂，能否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今后如何继续大干的问题。这次地委和各县委都把清理这些大型工程的平调问题作为重点，发动群众首先把矛盾摆出来，然后，寻求解决的办法。
（三）
“说一千道一万，关键在兑现。”这些年，林彪、“四人帮”鼓吹说大话、空话、假话，不解决实际问题，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次落实湘乡经验，能不能兑现，不单是使生产队增加一些收入，而且是恢复党的优良作风，取信于民的大问题。温江地委明确表示，凡是与湘乡经验不符的，不论涉及到哪个系统，哪个部门，涉及到哪一级，都要把问题搞清楚，需要退赔的，坚决退赔；需要改革的不合理制度，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马上解决，涉及到别的部门的，报请有关部门解决。
组织经济退赔，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温江地委和各县委注意避免简单化、一刀切，深入调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积极而又稳妥地解决问题。对那些非法侵吞人民劳动果实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坚决打击，追回赃物赃款。各级、各部门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力、资金和物资，转嫁不合理的负担，克扣挪用生产队的资金，都必须坚决退赔。温江地区许多县都在县委试点的公社召开了退赔现场会。一些企事业单位，有能力退赔的马上兑现，如因退赔影响正常生产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取得群众谅解，分期分批退赔。地区东风水泥厂，一年多以来，把出厂的低标号水泥作为高标号出售，多收款九万一千多元，但是，因为资金一时周转不开，不能马上全部退赔。水泥厂派人走访了九十个用户，征求意见，并把困难向用户说明，取得用户同意，先退款四万元，其余的陆续退赔。这样做，干部群众都满意。
本报记者 黄廷俊 周贻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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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鸡窝到鸡蛋市场
编者按：这篇调查报告说明一个问题：做经济工作用强迫命令的“土政策”不行，靠鲁莽家的“板斧”也不灵，必须在坚持政治挂帅的前提下，认真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因此，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要经常深入到生产、流通、分配各个环节中去，顺“窝”找“蛋”，摸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尽量减少盲目性，把经济工作做得好一些。
在城市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议论：
“为什么供应的鸡蛋数量少，不新鲜？”
——“大概是农村老太太舍不得卖鸡蛋，……”
——“也许是在运蛋路上耽搁久了，摔坏了。”
河北省邯郸地区成安县漳河店公社的鸡蛋，供应邯郸市，还供应过北京和天津。一天，这里的同志领着我们来到社员王荣臣家。一进门就听见母鸡“咯咯哒”的欢叫声，一群鸡在院子里展翅扑腾。王荣臣说，当地鸡生蛋有“低——高——低——高——低”的规律，四月至六月是最高潮（也叫旺季），九、十月是小高潮，其它几个月是低潮。他估算了一下，一只母鸡在两个高潮期，可生九十个蛋，加上低潮期生的蛋，全年可生一百一十个蛋，按十三个蛋为一斤，合八斤半。王荣臣一家养着八只母鸡，一年可产蛋六十几斤。公社干部说：“漳河店大队有七百户，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养鸡，按每户养两只母鸡计算，全大队一年可产八、九千斤鸡蛋。这个大队在成安县虽不算富裕的队，产蛋的数量还是可观的。可是，设在这里的代销店，每天只能收购到七、八斤鸡蛋。
商品蛋为什么这样少？王荣臣说：“前天，俺把鸡蛋拿到代销店去卖，想换回称心的东西，代销店缺这又缺那，只好空手回家，真叫人败兴！”这位农民用恳切的眼光望着公社干部，说：“你们多想点办法吧，叫代销店经常供应些碱面、洗衣粉、肥皂、花布、暖瓶、自行车、缝纫机……。光靠高音喇叭催蛋，不行。舍不得金弹子，打不着好鸳鸯啊！”
王荣臣这一番谈话，涉及一个原则：农民手中有相当多的鸡蛋，同时也需要日用百货。我们如果不组织好工业品下乡的工作，就搞不好工农业产品交换。
现在，有些做农村工作的同志，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却去搞一些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土政策”，变相地“剥夺”农民，甚至提出“按人头规定交蛋数字”，逼着不养鸡的农户交鸡蛋，他们只好到集市上买高价蛋去完成“派购任务”。农民对这种作法很有意见，提出批评：你们太不相信群众了！过去打鬼子，我们舍得把儿子交给八路军，去同敌人拚命；难道现在就不肯交售鸡蛋吗！希望你们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到家。
的确是这样。漳河店公社有个辛集大队，那里的干部并没有挥起“板斧”，强迫社员“按人头交蛋”，而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把发展养鸡业、收购鸡蛋的政策讲得清清楚楚，家喻户晓，大家信得过。这样一来，辛集大队去年虽然遭了大水灾，但是全队全年交售鸡蛋的任务仍然提前完成了。可见，我们不要轻易断言“农民不肯卖鸡蛋”，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政策、什么工作态度和方法去同农民打交道。在市、县、社工作的同志表示，除了尽力改进本身的工作以外，希望上级领导机关，对于发展农副业生产的政策、鸡蛋的收购政策、奖售办法以及有关经济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通盘研究，适当调整，充分调动广大社员养鸡交蛋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机关、工厂、部队，经常到生产队去，送厚礼，出重金，抢购大批鸡蛋，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干扰市场，影响恶劣。这种不正之风，应当大力纠正。
为什么拿到市场上的鸡蛋不新鲜，而且有不少坏鸡蛋？漳河店公社代销店的同志说，他们从农民手里收进的鸡蛋是一个一个验收的，没有破损的，问题发生在运蛋的路上，鸡蛋转运据说要“过五关”，损失不小。运蛋过程大体是：从代销店送到基层供销社，基层供销社凑够一定的箱数转运到县食品公司，县食品公司转运到邯郸市食品公司蛋库。从漳河店的鸡窝到邯郸市食品公司的蛋库，我们算了两笔帐。第一笔帐：一个鸡蛋的运送过程历时二十五天，甚至一个月以上。第二笔帐：一百斤鸡蛋从代销店辗转运送，进入市公司的蛋库，破损蛋占百分之十四，次蛋占百分之六，臭蛋占百分之一。鸡蛋入库以后，存放时间过长，变质率继续升高。去年，邯郸市食品公司库存的七十一万五千斤鸡蛋，由夏季存到春节，散黄的贴皮蛋占百分之四十，其它次蛋占百分之十六点九，自然损耗减重百分之四点三。从蛋库再把鸡蛋运到蛋品门市部出售，损耗还要加大。
是不是可以减少商品蛋的周转环节，降低鸡蛋损耗？邯郸市财贸部门认为，目前这种“过五关”的状况应当改变，可以逐步改变为由基层供销社直接调进市区。这样做是有过先例的。一九六六年，邯郸市曾同五十几个农村基层供销社挂钩，直线送蛋进城，回车拉走工业品下乡。这样，鸡蛋从基层运到市区只需五、六天，运费少，损耗小，鸡蛋鲜。一九七二年，成安县城关基层供销社采取直线送蛋的办法，运进邯郸市的鸡蛋损耗率只有百分之二点四七。近来，邯郸地区正在努力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城市的蛋品供应不能光靠农村老太太养鸡，还要积极办好养鸡场。邯郸市今年收购鸡蛋的任务是十四万斤，到今年五月份，郊区已超额完成了二十二万斤，其中百分之七十是来自集体养鸡场。我们参观了邯郸市郊西大屯公社庞村大队的养鸡场。这个场子土法上马，不到一年的时间，发展到两万五千只鸡。去年全场已交售鸡蛋八千斤，今年上半年已交售一万八千斤，还给邻社邻队供应了大批的种鸡和种蛋。西大屯公社一共十个大队，都在走庞村的路，办起了一批“万鸡场”，今年全公社计划交售鸡蛋五万斤，明年力争交售三十五万斤。邯郸市委书记谈起郊区生产规划的时候，算了一笔账，他说：全市郊区十七个公社，如果有一半的公社走庞村的路子，象西大屯公社那样，争取一年交售三十五万斤鸡蛋，那么，城区每人每月就可以吃到半斤以上的鸡蛋。他满怀信心地说：“庞村的路子是走定了，我们一定要建设起自己的商品蛋基地。”
本报记者 黄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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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牢固地树立质量第一思想
这个职权恢复得好
一天，邯郸国棉一厂质量检验科检查工王淑琴，正在检查机器的运转作业情况，发现精并粗车间并条机十三号车拉出的棉条带有规律性的疵点，便果断地关闭了机器。
“封车”这一制度，是五月份厂党委决定恢复的。它规定：试验工、检查工及有关职能人员发现某台机器的产品质量不合乎规格，有权“封车”，督促车间有关人员立即处理机台故障，并追回生产出的疵点产品。
并条机十三号车被“封”后，挡车工、组长和值班长经过紧张的战斗，很快把机器修好，并且追回疵点棉条二十五筒，避免了一次棉布降等的事故。这样做，受到了工人们的称赞，大家说，检查工有权“封车”这个职权恢复得好！ 杨新书
严厂长
在山西阳高县东风机械厂，不少人都管厂长叫严厂长。其实，他姓景并不姓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前不久，供销科准备给用户发一批主轴。质量检验员经过精心检验，发现其中有五根轴都在同一配合部位，比图纸要求小了半丝，大约是一根头发丝粗的十六分之一。按要求不合格，但可以使用。有关人员建议，既然能用，一块儿发走算了。老景说：“能使用也有个寿命长短的问题。我们要替用户负责到底。”他告诉供销科，这五根轴不能发，一定要按次品处理，并再三叮嘱，要把情况如实告诉买方。
老景对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人们就叫他为严厂长。 孙俊文 袁尽信
三追号外铁
今年六月，湘潭钢铁厂销售科根据订货合同，征求株洲金属材料公司的同意后，把八十吨号外生铁发给了株洲。
湘钢党委负责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到株洲金属材料公司去追回。公司反映，生铁已分发到基层去了。追号外铁的同志想，既然分下去了，就算了吧。当日赶回厂汇报。厂领导严肃指出：分下去了也要追回来。这样，追号外铁的同志又来到了株洲。株洲市工交办的同志说，你们的铁，我们可用于一般的机械设备铸造，产品质量问题由我方负责。
湘钢党委认为：废品不许出厂是党中央的指示，现在我们错了，错了就要改。不管什么情况，号外生铁一定要追回来。他们第三次派人到了株洲，把号外生铁全部运回，同时送去八十吨优质铁。
载文（附图片）
题头照片：内蒙古伊盟帆布厂青年标兵阎丽（中）在进行技术表演。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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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岂容利用管房职权敲诈勒索
上海公安部门依法逮捕谢武安、王恩林等犯罪分子
本报讯 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最近召开本系统职工大会，批斗利用职权违法乱纪的原卢湾区淮海房管所业务负责人谢武安、南市区豫园房管所管理员王恩林等人。公安部门依法逮捕了谢武安、王恩林等罪犯。
谢武安多年来利用调配房屋的职权，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向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居民敲诈钱财三千六百多元。其敲诈勒索手段恶劣，名目繁多，今天说是“儿子生日”，明天说是“老婆生病”，后天说是“女儿回来探亲”，变着法让居民给送礼；谁不送，就别想分到房子。谢武安到居民家白吃饭的次数已难以统计，有时他还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去吃喝。谢武安还逼迫求房心切的居民让孩子无偿地给他家当佣工，买菜、洗衣、烧饭、端菜、倒水，服侍谢家老小。尤其恶劣的是，他以解决住房困难作要挟，先后奸污、猥亵十多个妇女。
王恩林先后利用职权向六十多户要求解决住房困难的居民敲诈勒索，非法牟取大量现金和物品，价值两千多元。他了解到有个住房困难户在皮鞋厂工作，就让这个人给他买皮鞋，皮鞋买来以后，他分文不付，进而要求给他买被面，买回以后也是白白拿去。有个女工，受王恩林多次敲诈，住房问题仍迟迟不得解决，落得财房两空，悔恨交加，自杀身死。王恩林还利用房权，玩弄、侮辱妇女多人。
参加大会的职工，愤怒揭发批判了谢武安等犯罪分子的罪行，热烈拥护对他们依法惩处。大家表示，一定要联系房管部门的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在房管系统的流毒，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恢复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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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淮南市乘车困难
最近，记者到安徽淮南采访，深感这里的公共交通秩序混乱。“坐车难”，是群众共同的呼声。他们迫切要求淮南市委抓紧解决这一问题。
一天，记者从市委所在地——洞山，到老商业区的田家庵。这段路程，步行只要三十来分钟，乘坐公共汽车却用了四十分钟。在洞山站，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才开来一辆拥挤不堪的大客车，车还没停稳，一群年轻人便蜂拥而上，没上几个人，车就开走了。还好，过了四、五分钟又来了一辆空车。上车以后，我想这回沿途各站乘客一定能顺利地上车了。那里知道，售票员问了问车里的乘客，沿途没有人下车后，司机就接连“甩站”，直奔终点。沿途各站焦急等车的乘客，望着飞驶过去的汽车，又是喊，又是骂。
淮南市公共汽车公司现在有汽车九十多辆，驾驶员一百二十多名，售票员和维修人员各一百七十多名，按理可以较好地完成任务。问题在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没有搞好，企业管理混乱，歪风邪气没有煞住，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市委曾多次派工作队进驻公共汽车公司，但都走了过场，没有解决问题。
淮南是以生产煤炭、电力为主的重要工业城市，担负着对上海等地供应燃料、动力的任务。这里的公共交通搞得不好，直接影响到数十万职工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不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淮南市坐车难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姚燕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