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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按劳分配的赞歌唱得更响亮
——西安市部分理发师和商业干部座谈实行按劳分配的体会
编者按：西安市理发业十四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的分配办法，适合理发行业手工劳动的特点，能够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劳动和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对于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可以肯定，在全国推广西安市的做法，理发排长队和理发行业亏损问题，就会很快得到解决。
在推广西安市经验的时候，要注意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要在利润提成中，把劳动质量的好坏作为一个重要条件考虑进去。
据新华社西安九月二十六日电 新华社记者周建英、郭汾祥报道：西安市理发行业从一九六四年起，实行基本工资加利润提成的分配方法，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最近，记者请西安市一些理发师、基层干部和第二商业局领导干部共二十个同志，分别座谈了他们的体会。他们的发言，都称赞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的原则，他们希望财贸战线都坚决贯彻这一原则，也希望报纸上把按劳分配的赞歌唱得更响亮。这里发表的是其中一部分同志的谈话。
袁步潭（二商局领导小组副组长）：我们理发行业实行十四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办法，是经历了不少风浪的。在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一段时间，由于实行了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当干部的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理发员被打成“金钱的奴隶”。还有人以拿钱多少作为划阶级的界限，说什么“工资拿一百元以上就是剥削”。这些怪事怪论，今天听起来好笑，可是它对国家经济和人们思想的破坏性很大。至今，那些怪事怪论的鬼影子还在有些干部头脑里晃动。生产决定分配，分配的方式也反过来影响生产。要大干快上，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这就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
李秋梦（大上海理发店青年女理发员）：我们实行的按劳分配办法，也能叫青年人安心干理发这一行。我们为人民多贡献一分力量，集体和国家就通过工资的分配给我们记上一分成绩。而且我们每天都看到，通过自己的双手，把人民打扮得精神焕发、漂漂亮亮地走出大门，心里又高兴又自豪。
张保安（大上海理发店青年理发员）：我认为，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不光是可以使劳动多、劳动好的人多拿几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进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是存在许多差别的，例如技术高和低的差别，干多和干少的差别，干好和干坏的差别，贡献大和贡献小的差别。这种种差别，任何时候、任何行业、任何单位都有。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就能把劳动态度差的、干得少的、技术低的、贡献小的不利因素，转化为积极力量。
蒋朝圣（大上海理发店党支部书记）：新宪法上写着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八个大字。各尽所能是每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每个劳动者应有的权利。做到各尽所能才能多劳多得，实行多劳多得的原则又能促使人们各尽所能。所以，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也有利于培育“各尽所能”这种共产主义的思想。当然，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二者统一起来。
张保安、李秋梦、武兴正（话题转到“有的理发师收入高了，会不会导致工人队伍的两极分化？”这时三位青年理发员非常活跃，争相发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四人帮”装成“理论家”的样子，胡说按劳分配会产生两极分化。我们店里有的老师傅，每月可拿一百四、五十元。一个工人一月拿这么一笔钱，就会出修正主义，就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吗？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里有些人工资并不高，却学了“四人帮”的“小兄弟”那一套，成了打砸抢的坏家伙。而我们店里每月拿一百四、五十元的老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十一年如一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的人在今年已买了电视机。我们认为这很好，应该。别说电视机，将来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人民收入多了，还可能买电冰箱、小汽车哩！那就修了吗？我们没有听说过马列主义的理论中有过“富必修”或生活资料高级了就产生修正主义的论点。要是那样，我们还闹革命、搞建设干什么？我们理解，所谓两极分化，一头是资本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事实明摆着，拿工资多的老师傅既没有积累资本，我们现在拿工资低的也没有贫困的积累。我们大家是共同提高，而且是工资低的优先提高。
冯宝兰、刘芝兰（小寨理发店青年女理发员）：我们多劳动多拿钱，绝不是“当金钱的奴隶”。因为我们是有权参加管理国家管理企业的主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思想上有一段时间迷了路。一九七五年四月，我们四个团员给组织上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要做国家的主人，不当金钱的奴隶》。从那年五月份起就只拿基本工资，不拿利润提成了，会计只好把它结在帐上。粉碎“四人帮”后，批判“四人帮”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重新温习《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才分清了是非。原来，当时由于受特务张春桥反动谬论的影响，我们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看成是产生新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又想以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来代替“资产阶级法权”。闹了半天，还是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平均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明白道理以后，（说到这里，她俩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我们就把那结在帐上的几百块钱的提成都拿回来了。
王占元（二商局领导小组组长）：在商业战线上认真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有利于消除社会上、包括商业部门本身的轻商思想。再看远一点，对缩小封建思想的等级观念，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会起积极作用。我们这里有的高级理发师工资超过了商业局局长，我看这很合理。无产阶级的干部和工人，只是分工不同，并不标志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大小。理发师每天抬着两只胳膊干一天，站一天，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又要根据顾客年龄、脸形、爱好等，理出优美大方的发型，这又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有的高级理发师，理得多，干得好，比商业局长工资收入高，是应该的。这就有助于人们同那种认为干部都比工人贡献大、工人的工资必定比干部工资低的传统观念相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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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郝建秀小组实行科学管理二十六年
从一九五二年建组以来，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试纺成功三十多个新品种，向外单位输送了二十多名干部，培养了一百七十多名熟练工人
编者按：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工厂企业要在发扬革命加拚命精神的同时，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实行科学管理。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小组，二十六年来，坚持苦干加巧干，科学纺纱，不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贡献。他们的模范事迹和一套科学作法，很有教益。
本报讯 青岛国棉六厂郝建秀小组是纺织工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从一九五二年建组到现在，苦干加巧干，连续二十六年，年年、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试纺成功三十多个新品种。这个小组向外输送了二十一名干部，培养了一百七十多名熟练的技术工人。
一九五一年，郝建秀同志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创造了科学的细纱工作法，为我国纺织工业总结、推广一系列先进操作技术开辟了道路。一九五三年，郝建秀小组向全国纺织战线细纱工发出了认真推广郝建秀工作法、厉行节约的革命倡议，得到了全国各地四百多个单位的热烈响应，有力地推动了纺织战线的增产节约运动。在热火朝天的竞赛中，这个小组被评为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模范小组。一九五六年，他们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运用郝建秀工作法的基本精神总结出“宝塔式分段有计划地换粗纱，按清洁图表有计划地作清洁，单线巡回照顾双面”的操作法，进一步完善了细纱操作技术，在厂里首创了百台落纱不断头的好成绩。年复一年，这个小组在细纱单产、产品质量、节约白花等指标方面，始终保持着先进水平。
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刮起无政府主义妖风，挥舞“管、卡、压”棍子，不要规章制度的影响下，青岛地区一些纺纱厂，一度出现了否定工艺规程、否定操作法的混乱局面。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颠倒黑白，公开煽动说，“郝建秀是‘修苗子’、‘黑旗’，还要什么郝建秀工作法。”有几年，车间里执行细纱工作法的很少见，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多，生产搞得一塌糊涂。这个小组的同志们，眼看着飞转的纱锭空着转，白花花的棉花纺不出纱，又气愤、又心疼。“究竟操作要不要规程，纺纱要不要讲科学？”他们在组长牟秀美同志的带动下，反复讨论这个问题，认为现代化的纺织工厂，要把生产搞好，必须坚持科学、合理的工艺操作规程。有的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鼓吹“操作不要规程”的要害，就是要破坏生产，瓦解国民经济！他们针对组内个别青年工人操作上的弱点，多次地进行整顿。同时，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练兵活动。当时，由于“自由法”泛滥，车间里的清洁工作很差，严重地影响了产品质量。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首先在组里建立了“四清洁、四不落”（车头、车身、罗拉和车底经常清洁；木管、穗子、白花、回丝不落地）的制度，自觉执行，严格遵守，天天进行检查。小组的清洁评分始终保持在九十八分以上，以实际行动批判和抵制了无政府主义思潮。
粉碎“四人帮”以后，郝建秀小组坚决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紧密联系本厂的实际，揭批“四人帮”散布的“管理不要制度”、“操作不要规程”、“提高技术就是走白专道路”等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进一步提高了大家苦练基本功的自觉性。去年，他们针对小组青年多、技术力量薄弱的实际，掀起了群众性的技术练兵热潮，操作技术水平普遍提高。今年七、八月份全组操作技术考核，优级能手达到百分之五十二，一级能手达到百分之四十八，消灭了二级，有的刚进厂一年的新工人，也达到了优级水平。操作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实现产品的优质、高产、低耗创造了条件。
班组是企业的基础，搞好生产必须有一套适应班组工作的科学管理方法。多年来，郝建秀小组积极开展了班组民主管理活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为了排除林彪、“四人帮”对企业管理工作的干扰和破坏，更好地调动全组每一个同志的积极性，他们对班组的管理工作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从一九七○年开始，开展了“四长、五大员”活动。“四长”是班组的党、政、工、团四个小组长，“五大员”是政治宣传员、计划员、质量员、经济核算员、安全卫生生活员。每一种“大员”由四、五人组成，以一人为主，组成五个“大员”组，各“大员”组成员轮流上岗，上岗情况日公布、周小结、月小评。这样，全组同志都参加了班组的管理工作，初步摸索总结了一套班组的管理方法，培养了全组同志的
“三老四严”作风和国家主人翁责任感，组内出现了人人都是管理者又都是被管理者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他们紧紧围绕提高质量、降低消耗，突出强调了清洁工作一日三查、粗纱纱疵卡疵登记、上下工序质量走访、操作练兵和测验、废品回收以及修旧利废等制度，使产品质量稳步上升，突破了部颁布十万米纱疵十个的指标，全组平均达到九个；材料消耗显著下降，比原计划降低百分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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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新疆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写了《编者的话》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九月二十六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为这里新出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写了《编者的话》，指出：目前全国正在就真理的标准问题开展讨论，这个讨论的实质，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根本观点。毛主席明确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大肆鼓吹“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顶峰”、“绝对权威”、“精神万能”，搞的完全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他们散布的种种反动理论，严重地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以至使得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常识，也似乎发生了问题，好象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当在实践之外再另立一个什么标准。这正说明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还需要我们继续大力做好肃清流毒的工作。
《编者的话》说：我们肯定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根本观点，它丝毫不意味着要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而不是宗教教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圣药；是不断发展的客观真理，而不是万古不变的僵死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因为它是经过千百万群众长期革命实践检验过的客观真理，它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并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我们愈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就愈加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也就愈能对实践起伟大的指导作用。
搞清楚真理的标准问题，对于我们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对于从思想上、理论上、路线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澄清是非，总结二十八年来的经验教训，解决大量的现实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我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究和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要注意理论学习，加强理论学习。在学习讨论关于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时，可以着重学习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求得对这一问题深刻系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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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铃还需系铃人
——谈落实党的政策中的一个问题
晨平
过去，在“四人帮”呼风唤雨、兴妖作怪的日子里，我们有些干部做了些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事。现在拨乱反正，只要不是林彪、“四人帮”的党羽，只要这些同志还在工作，在很多情况下，还得靠他们落实党的政策，纠正过去的错误。正象俗话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
解别人系的“铃”，有些同志是毫无顾忌的，大胆，果断，手不软心不跳。但要去解自己亲手系的“铃”，有的同志就缺乏应有的勇气，总是那么躲躲闪闪、羞羞答答。这种思想状况，就是有些地方和单位，党的政策迟迟不能落实，拨乱反正总是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众不满地说：“人家那里万马齐奔腾，我们这里却有个不透水的粘土层！”
过去，尽管人是他们抓的，案是他们判的，不合理的负担是他们摊派的，现在看来是抓错了、判错了、派错了，群众有强烈的要求，领导有明确的指示：虚假的应该推倒，错误的应该纠正。但他们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甚至还感到有些委屈：“现在看来是错了，那时我们也是根据上面的指示办的呀，也是领导讲了话、批了条子的，组织原则总还是要的吧。”
是的，如果不讲组织原则，不讲民主集中制，我们党就不成其为中国共产党了。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搞得我们党内的关系很不正常，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又通过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对他们推行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不少同志当时或者没有能够识别，或者虽然很反感、想不通，但还是被硬逼着“转弯子”，执行了。现在，是非曲直已有公论，被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重新颠倒过来。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扫，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在人民大众开心之日，想想那些无辜蒙受不白之冤的革命同志，难道不应该给他们彻底平反昭雪吗？那些荒诞不经、近乎无稽之谈的冤案、错案、假案，难道不应该迅速、彻底推倒掀翻吗？
这里，我想起了看到过的一个材料：林彪、“四人帮”猖獗时，有一个教员，仅仅因为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了个“猫岛”的科学故事（这个故事见《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第八版），就被莫须有地安上“恶毒攻击”的罪名，从此背上沉重的包袱，问题至今仍不得解决。象这样的同志，是多么希望灿烂的阳光照进他那被林彪、“四人帮”戳伤的心灵；多么愿意让自己的革命激情象熔岩般喷射出来，献给正在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祖国。
再从减轻农民负担这件事来讲：广大农民对于四面八方向他们伸手要这个要那个，是很有意见的。他们不计日出日没，耕耘于田间，汗滴禾下土，插秧要插到第七、第八、甚至十几蔸才是自己的！割麦要割到第七、第八、甚至十几把才是能够兑现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要求落实政策的心情能够不迫切吗？
如果我们的干部不是这些“历史的误会”的当事人，而是象那个教员一样的受害者；不是“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的领导者，而是象农民一样赤脚下田，汗流浃背，一定也会有痛切的感受，盼望党的政策早日落实到自己身上吧！如果我们的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跟着做了些违反政策的事，现在却借口“组织原则”而不去认真纠正，那是十分错误的。群众有权问你：在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今天，不是更应该讲“组织原则”，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吗？！
究竟用什么来衡量我们做过的每一件事情？唯一的尺子就是实践。凡是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群众利益、受到群众拥护的就是正确的，凡是实践证明不符合客观实际、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的就是错误的。湖南湘乡和许多农村的实践已经证明：哪里的农民背着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哪里的农业发展速度就快不了。动不动就向下摊派劳力、资金、物资的做法，不是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而是调走了农民的积极性。
在落实政策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实践这把尺子的检验，一点也不能含糊，谁个都不能例外。
据说，最近有个地方在清查积案中，发现过去一个干部的结论做错了，但这是经一位领导同志批过的。怎么办？当这件事汇报上来后，这位领导同志明确答复：不管谁批的，批错了就要纠正。这是何等广阔的胸怀，何等高尚的情操！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很值得大家学习。
谈到落实政策，还经常听到这样一种忧心忡忡的议论：“改正了错误，丧失了威信，以后工作怎么开展？”
要对这个问题有个正确的认识，就必须具备一个基本的态度。须知，有无自我批评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否坚持“三要三不要”原则的重要标志。在党的政策、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群众的切身利益与自己个人的尊严、面子、威信之间，你到底选择什么？你是个党性强的同志吗，那你就应该选择前者，摒弃后者。你是个目光如豆、只看到自己鼻子尖的利己主义者吗，你就选择后者而不顾前者。不过，上上下下殷切盼望于你的是采取前一种态度，而不是采取后一种态度。事实上，凡是采取了前一种态度的同志，群众就伸出拇指称赞他，用实际行动积极支持他工作。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懂得前几年出现许多违反政策的现象，账应该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他们要求于你的无非是认真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纠正错误。湖南省安乡县委第一书记刘淑元同志痛痛快快检讨、改正错误，继续取得群众信任的事例，就是很有说服力的。看来，倒还是后一种做法丢面子、失威信。你现在和党的政策顶了牛，和群众顶了牛，到头来还得把错误纠正过来，被动不如主动好。
华主席、党中央把党的政策作为有力的武器交给了群众，交给了农民，这意味着要我们干部迅速纠正那些违背党的政策的现象，尽快把党的政策落实下去。“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心中只应该装着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我们落实党的政策越迅速越彻底，对党对人民越有利。这样做，也是用实际行动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医治他们造成的溃疡和创伤。把这点看清楚了，还有什么个人的得失妨碍我们痛痛快快地解开自己系的“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