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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想起了《南方来信》……
黎建
从广播里听到旅越华侨中学生黄杰在谅山监狱惨遭虐待的事情后，心里实在是感慨万千。愤怒之余，不由得想起了那本一直牵动着中国人民心肠的书——《南方来信》。《南方来信》是我国翻译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它收集了越南革命者在美帝和吴庭艳集团监狱中惨遭迫害、英勇斗争的故事。在抗美援越的严峻日子里，从《南方来信》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美吴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得知在从西贡到金瓯许多暗无天日的地狱般的牢房中，无数的爱国者、革命者遭受着难以形容的非人待遇。敌人不把越南革命者当人看待，使用种种酷刑和卑鄙无耻的手段，加以拷打、折磨、迫害和残杀。那时，每当我们得知这些惨状的时候，心里就充满了对美帝和吴庭艳集团的极大义愤，也不止一次地为越南革命者流下“同志加兄弟”的热泪。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种从“南方”来的“信”。来信的是个中学生，名字叫黄杰。他在“来信”中谈到在越南谅山监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竟然与《南方来信》中说的差不多。都是“二十多平方米大小，关了三十人……”，也都是把人“打死、饿死、病死都不算一回事”。然而，监狱的主人却不一样了，当年是美帝和吴庭艳集团，今天却是自称与中国人民“友好”的越南当局。历史正在重演，不过角色的扮演者却换了人。我不能不对今天的越南当局表示极大的“佩服”。因为他们具有惊人的模仿能力，竟然把美帝和吴庭艳迫害革命者的一套毒刑搬来对待和越南人民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华侨，真是天才，然而是卑劣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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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翩跹三十载 友情深似海
李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九周年和中日恢复邦交六周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日本著名的松山芭蕾舞团又一次带着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来到我国进行访问演出，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它在日本和中国都享有盛名。
作者过去在日本工作期间，曾经多次去东京都的南青山拜访过松山芭蕾舞团。那儿靠近东京湾，是个风景优美，环境安静、适于艺术创作和演员练习的地方。当时的松山芭蕾舞团的团部只有一幢不大的两层楼房。楼下有一个可以容纳三四十人的排练场，以及一间只能容纳五、六人的小会客室。会客室布置得精巧、别致，墙上挂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会见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夫人、副团长松山树子女士和主要演员、导演的多幅照片，还有郭沫若同志的题诗，使人感到浓烈的中日友好气氛。
松山芭蕾舞团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开始既无资金又无排练场，演员也只有松山树子一人，每次演出，都要从别处借人。那时演出的节目，主要是以日本民间故事为题材的芭蕾舞，如《祗园祭》等，还有一些外国的民间舞蹈。
一九五○年松山树子读到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是松山芭蕾舞团应该遵循的方向。后来，他们看到中国影片《白毛女》，觉得电影表现了妇女解放和阶级斗争，对当前的日本社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便决定把《白毛女》改编为两幕芭蕾舞。他们这种首创精神，是令人感动的。
一九五五年二月，《白毛女》芭蕾舞剧在东京首次演出，在日本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革命军队——八路军的英雄形象。清水正夫先生说，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在日本震动很大。但是他们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些日本艺术团体、剧场不愿协助，而日本官方又要他们在演出之前先付相当于全部票价一半的税金。因为手头无钱，他们只好把松山芭蕾舞团住地的地契拿到日本大藏省作了抵押。终因收入少，税金高，松山芭蕾舞团在这次演出之后，负了一大笔债。然而困难并不能使松山芭蕾舞团低头。为了把芭蕾舞《白毛女》演好，松山树子在一九五五年辗转来到北京学习，同中国的《白毛女》歌剧演员、电影演员王昆、郭兰英等见了面，相互交流了经验和意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松山树子时，勉励她把《白毛女》芭蕾舞剧演好，并欢迎她到中国演出。这对松山树子是个极大的鼓舞，她感到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每当回忆起这段情景时，松山总要深情地说：“我见到周总理，好象见到自己的父亲。”“我为他的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品格深受感动。”
松山树子回到日本后，对《白毛女》芭蕾舞剧重新加工、排练、提高，先后到日本京都、北海道等地演出了半个多月。一九五八年，松山芭蕾舞团第一次来中国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一九六四年，芭蕾舞团第二次来中国演出，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和鼓励。那一年，上海芭蕾舞学校在松山芭蕾舞团的启发下，排演了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松山芭蕾舞团得知这个消息，发扬互相学习的精神，先后派遣了八名演员到中国来学习。一九七○年，他们终于把原先只有两场的《白毛女》芭蕾舞改编成大型的《白毛女》芭蕾舞剧，并正式在东京公演。郭沫若同志为此去信并题诗予以鼓励：
“银丝白发话艰难，
壮志终移三座山。
二十八年如昨日，
万方翘首望长安。”
一九七三年，清水正夫率领十名演员和作曲家来北京，学习《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并同中国演员同台演出，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他们在东京正式上演了《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
清水正夫先生说，由于松山芭蕾舞团的艰苦斗争和中国朋友们的帮助，松山芭蕾舞团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越来越多的人想通过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出，来了解中国，不少剧院欢迎松山芭蕾舞团去演出。
现在，松山芭蕾舞团的演员已发展到近百人，拥有第一流的演员近十人。女演员森下洋子由于受过严格训练，具有精湛演技和优美的舞姿，曾在世界芭蕾舞比赛中得过第一名，在日本和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男演员清水哲太郎，也在世界芭蕾舞演员中名列前茅。他们两人，已经成为佳侣。
今年五月，清水正夫先生和松山树子女士应邀到中国参观访问。他们高兴地告诉作者，松山芭蕾舞团团部已在原住地重新建造了一幢四层楼房，并有了一个可容纳一百五十人的排练场。他们仅在东京一地就招收了一千多个芭蕾舞学员。他们除了继续演出原有的舞蹈节目之外，还创作了一部以反映日本江户时代农民反抗地主压迫、剥削的大型民族芭蕾舞剧《红战袍》。这个新的芭蕾舞剧将作为这次在中国访问演出的重要节目之一。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们演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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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人河”与马克·吐温
李宜华
一首美国著名的民歌中唱道：“有个老人名叫密西西比。”
“老人河”是美国密西西比河的昵称。对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密西西比河确实算得上是“老人”了。它威严、壮丽，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是世界最大河流之一。关于这条大河，有过许多记载、轶事和传说，但迄今最生动的描写，莫过于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一书。
马克·吐温生长在密西西比河西岸的汉尼拔，他原名塞缪尔·兰霍恩·克莱门斯。他从小迷恋河上生活，渴望当一名水手。有志者事竟成。一八五七年，马克·吐温二十一岁的时候，终于成了一艘汽船上的掌舵工。他在密西西比河上度过了难忘的四年。对于没有受过多少学校教育的马克·吐温来说，密西西比河是一所大学校，使他认识了许多奥妙的自然规律和复杂的社会现象，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
密西西比河不是一条普通的河，它北起艾塔斯卡湖，奔腾而下，蜿蜒曲折，向南流入墨西哥湾，全长约五千九百多公里。它接纳众河之水，美国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它的灌溉。整个流域，人口稠密，城市众多。但是，这位“老人”的性情难以捉摸。它时而安详，时而暴怒，改变河道，泛滥成灾。“老人”息怒后，河水恢复平静，被洪水挟带到岸上的大量淤泥，使下游的大片河谷地变得更肥沃，给人们带来了下一年的丰收。
在一个普通游览者的眼里，密西西比河景色瑰丽，令人神往，但对于河上的掌舵工，在这条河上驾驶汽船却十分艰苦。青年时代的马克·吐温，把密西西比河当作一本书仔细地阅读，刻苦地钻研。树桩是他的航行方向的标志，水面上每一根线条的形状和波涛的起伏，是他辨别风向、暗礁和河床坡度的信号。他终于掌握了这条大河的秘密。他热情歌颂河上船工们的劳动，并把水手们测水的喊声“马克·吐温！”当作自己后来的笔名（“ＭＡＲＫ”是标志，“ＴＷＡＩＮ”是二，两字合在一起，意为“标出二噚”。二噚即十二英尺）。
密西西比河，这条联系美国南北部分的交通命脉，在十九世纪中叶铁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促进美国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整个密西西比河系有二万二千多公里可供航行的水道，河上最早的通航工具是平底船和大角船。一八四○年到一八八○年之间，是密西西比河作为贸易运输要道的黄金时代。汽船代替了平底船，运输量大大增加。随着贸易的发展，大河两岸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马克·吐温在船上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市侩、赌棍、奸商、歹徒等等，他亲耳听到奸商们的窃窃私语，亲眼看见他们搞偷换商标、以假乱真的把戏。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罪恶：“金钱是他们的上帝，生财之道是他们的宗教。”
二十年后，马克·吐温重返“老人河”，这时候美国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前期。大河上下，风物变易，水路交通已让位于铁道运输，沿河两岸耸立起更多更大的城市。旧地重游，马克·吐温不胜今昔之感。
密西西比河至今仍然是美国的一条重要河道。
两个世纪来，美国人民为了控制密西西比河的洪水，修筑了堤防，使河道固定，沿河还设置了浮标。现在航行的船只能够定期获得有关水道状况的情报，因而驾驶员已不再象当年的马克·吐温那样，必须记住大河沿岸千变万化的特征才能完成航行任务了。（附图片）右图为密西西比河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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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古今人物
烧不死的扬·胡斯
蒋承俊
寻求真理，倾听真理，
学习真理，按真理行事，
坚持真理，誓死捍卫真理。
——扬·胡斯
金色布拉格的古城广场正中，矗立着一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塑像，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赞扬过的捷克民族权利和人民权利的保护者、中世纪著名的宗教改革家扬·胡斯。每年夏天，在胡斯遇难的日子里，人们纷纷来到这里，向这位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致敬。
十四世纪末到十五世纪中叶的捷克王国，是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捷克广大农民受着封建土地的占有者——德国僧侣把持的天主教教会和德国贵族的残酷的剥削。捷克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展开了反对民族压迫和社会压迫的斗争。他们首先起来反对宗教压迫。传教士扬·胡斯是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
胡斯一三七一年生于捷克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一三九六年他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后留校任教。不久升任校长。一四○一年他成了传教士，第二年三月开始在布拉格教堂传道。胡斯认为教会占有大量土地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主张没收教会财产。他大胆提出了许多改革宗教的措施和反对异族统治的主张。他的观点首先反映了市民和捷克下层贵族的利益，同时也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认为，把教会财产还俗归公的主张是反对整个压迫制度的第一步。
在教堂听胡斯讲道的听众越来越多。他常当众指责德国高级教士们奢侈堕落的行为，揭露城市德国贵族的罪恶。一四一二年，罗马教皇派人到捷克兜售“赎罪符”，胡斯严厉谴责这种从普通教民身上榨取钱财的卑鄙做法。在胡斯的号召下，愤怒的布拉格下层居民和贫苦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但遭到镇压。
胡斯被驱逐出布拉格，他表示要用语言的利剑继续战斗，他坚信真理必胜。他以后又避往捷克南部农村继续传教。他在那里斥责农奴剥削制度，反对贵族在法庭上欺侮农民，因而受到下层贵族的支持及广大农民的热爱。胡斯的爱国主义行为还表现在他用本地方言而不是用教廷所规定的拉丁语作祈祷。他把圣经译成了捷克文。他奠定了捷克书面语言的群众基础。他用捷克文写作。他在《布道录》、《人民议会》等作品里，尖锐地抨击了罗马教皇的教权和整个罗马教会。
胡斯在农村的活动，更加激起了教会和世俗统治者对他的仇恨。他们采取威胁利诱、禁止传教、开除教籍，甚至使用宗教裁判等手段，一步紧逼一步地迫害胡斯。然而胡斯始终不屈服。他说，“我宁愿死去，也不会沉默。就是要帮助人民——就是为了这个”。一四一四年，胡斯被召参加在康斯坦茨举行的宗教会议。这次会议是罗马教皇同皇帝西克孟德阴谋策划陷害胡斯的一着。胡斯不顾城乡老幼劝阻，坚决赴会。他认为可利用这次大会申述自己的主张。但会议拒绝听取他的申诉，并强令他撤销自己的主张。胡斯拒绝这样做，庄严地宣称，自己固然不免一死，但是真理“将从墓穴里站起来，发展壮大，得到永恒的胜利”。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在康斯坦茨的广场上胡斯被统治者以异端的罪名处以火刑，活活烧死。
胡斯之死，在整个捷克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人们把对胡斯的迫害看作对整个民族的冒犯，反抗罗马教皇和帝国皇帝的斗争更趋激烈，一四一九年七月在胡斯宗教改革的旗帜下，爆发了捷克史上伟大的农民战争——胡斯战争。
这一震撼整个欧洲的胡斯运动以及此后十余年的胡斯战争，给帝国和罗马教廷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扫除了德国上层剥削者在捷克的势力，保证了以后一个多世纪捷克完全脱离帝国的统治。（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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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书窗
一部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
《超级大国苏联》
恒炎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遭到了举世的揭露和谴责。许多国家的报刊、学者和知名人士，近年来不断发表文章、言论和著作，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侵略本质及其特点、手法，进行种种的评论与剖析。不久前西柏林《解放》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超级大国苏联》一书，是其中一部比较引人注意的研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新书。
这本书是《解放》杂志社一九七七年五月举办的“今日苏联”国际会议的讨论辑录。参加会议的有日本、伊朗、瑞典、英国、西德等国的政治活动家、学者和报刊编辑等。书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苏联在欧洲搞假缓和的目的，苏联对第三世界的伪善面目，苏联对外扩张的内部原因。
有的发言者在分析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帝国主义特征时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苏联的资本输出比美帝国主义等国相对来说要少得多，他们因而低估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危险性。然而资本输出多少的问题，并不是构成侵略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可以拿当年希特勒德国的情况作一对比。过去希特勒德国的资本输出比英美少，但它是当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富于侵略性和危险的国家。苏联所以资本输出少，最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同美国争夺军事优势，在扩军备战方面投资很多，使国内经济十分紧张，以致没有多少资本用来输出。因此，资本输出的多寡，不能作为衡量社会帝国主义的标志。
这本书对苏联向外扩张的内部原因作了较多的揭露和剖析。它指出：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事实上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全部支配权。苏联统治集团为了镇压工人阶级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反抗、镇压人民对苏联扩军备战加给他们沉重负担的反抗和少数民族对不断加重的民族压迫的反抗，就使用暴力手段，实行希特勒式的法西斯专政。
《超级大国苏联》一书，在分析苏联今天的国内状况时指出：勃列日涅夫上台十多年来，虽经几次调整农业政策，但迄今仍然问题成堆。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苏联的农畜产品的生产，无论是从总产值还是从某些产品的产量来说，均未完成计划。他要使消费品生产增长超过生产资料增长的诺言，迄今也未兑现。这种情况，是勃列日涅夫统治集团沉湎于“超级大国”迷梦，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必然结果。
因此，《超级大国苏联》一书的作者认为：在苏联，“这样一天将会到来：或者人民起来推翻统治阶级，或者这个阶级在灭亡之前的绝望中走上战争的道路。”
这本书，对于了解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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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副刊
世纪和年代
在文件中，在书籍和报刊杂志里，经常出现“某某年代”、“某某世纪”的提法，比如《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在一九七○年元旦联合发表的《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社论中，就提到“七十年代”。
“世纪”一词源自拉丁文“centuria”，意思是一百年。公元第一世纪是公元第一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一○○年。公元第二世纪是公元第二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一—二○○年。依此类推，公元第二十世纪是公元第二十个一百年，即公元一九○一—二○○○年，指从一九○一年到二○○○年这段期间。不过，近年来国外已把世纪的开始年份和结束年份都提前一年，比如，二十世纪是指公元一九○○—一九九九年。
在每一世纪中，又以十年为一阶段，称为“年代”，比如“三十年代”。“七十年代”，等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指一九三○—一九三九年的十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指一九七○—一九七九年的十年。
一般在讲到某世纪的十一—二○年的十年的时候，不叫“一十年代”而称为某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比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
一个世纪的最初十年，也不用年代来称呼而称作“最初十年”。
（刘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