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一个毁灭教育的黑纲领
——评大毒草《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
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年，“四人帮”的男女两个黑干将从清华大学连续抛出了两株大毒草：一株是一九六九年的《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假报告，另一株就是一九七○年第八期《红旗》杂志刊登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简称《创办》）。这两篇黑文实际上为“两个估计”定下了基调。
《创办》的出笼，有陈伯达、“四人帮”的直接插手。在炮制过程中，迟群曾多次将文稿送陈伯达、姚文元审改。《创办》出笼后，张春桥、姚文元又亲自出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对《创办》大肆吹捧叫卖。《创办》和那个座谈会的“纪要”一起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各报刊又竞相转载，在国内外流毒之深，对教育战线干扰之大，甚于那个假报告。它是林彪、“四人帮”毁灭教育的黑纲领。“四人帮”在高等教育战线的种种倒行逆施，盖源于此。今天，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非彻底批判《创办》，肃清其流毒不可。
一个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的假经验
“四人帮”、迟群之流，是一伙靠招摇撞骗起家的政治流氓。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他们的文章、讲话、经验、报告，是以歪曲捏造，弄虚作假为基础的。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假报告，据复查，其中作为立论依据的十几个典型事例，绝大多数是假的。而一九七○年的《创办》，名为“经验”，同样也是按照“四人帮”的政治需要凭空捏造出来的。
他们吹牛皮，说大话，脸不红，心不跳。炮制《创办》的时候，清华还没有正式招生，只搞了几个下厂的教改小分队和学制不到一年的短训班。到《创办》发表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招生的第一届学员，也还只有一小部分刚刚入学。实践还很少，而经验却已“创办”出来了，还摆出一副“最懂无产阶级教育”的面孔，推销他们的经验，吹嘘什么“使学生达到专业的培养要求”，过去大学生“远远不能比拟”，等等。《创办》说：是迟群他们“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过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
‘三脱离’的单纯教学单位，变成了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教学基地”。稍微了解一点情况的人都清楚，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是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的产物。当时，清华水利系接受敬爱的周总理亲自交办的任务，承担了密云水库的设计，以密云水库工程为基地，把教学、科研、生产结合起来，完成了设计任务，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和学校的建设，培养了又红又专的人才。在这个基础上，还成立了由学校和水电部共同领导的清华大学水电设计院，承担国家任务，设计了十几座大中小型水库。对于水利系和其他各系这方面的经验，学校党委曾经作为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的主要经验之一加以总结，明确提出了“建设教学、科研、生产三联基地”的要求。这在一九五八年八月《红旗》杂志上是有案可查的。可是，《创办》剽窃别人的成果，公然宣称是迟群他们“创办”的新体制。这完全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术！
《创办》中有一部分内容，是为装潢门面，掩盖真相而写的。迟群一伙明明大骂水利系的实验是“在大楼里搞自来水游戏”，把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运动中充实发展起来的一个三结合基地“彻底砸烂”了。可是在《创办》里却大讲建立三结合基地，加强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他们明明把广大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专政对象，残酷迫害，可是《创办》却冠冕堂皇地说什么“调动广大教师的革命积极性，鼓励他们发扬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教育革命实践”，还大言不惭，吹嘘在工作中“注意掌握了”政策界限。他们就是这样阴一套，阳一套，用最堂皇的革命词句来掩盖自己最卑劣的反革命行径。
《创办》与一九六九年的那个假报告一起，集中地暴露出“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路线的本质。他们从自己的反革命需要出发，用大量虚假的材料，采取两面派手法，制造假报告、假经验，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然后又假冒毛主席、党中央的名义，欺骗广大群众，强制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谁要反对他们这一套，就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大帽子。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必须彻底揭露批判他们这种阴险毒辣的两面派手法。有的同志对这样做有些担心，理由是为了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不能讲“四人帮”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实际上决不是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而只能是容忍“四人帮”给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抹黑，容忍他们的余毒继续毒害干部和群众，容忍他们设置的“禁区”继续禁锢人们的头脑。我们认为，“四人帮”、迟群一伙干了这么多罪恶勾当，又是打着“清华经验”的招牌，清华大学的革命同志义不容辞，应该起来揭露批判他们，这是我们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应尽的革命义务。也只有结合本单位的实际，狠批林彪、“四人帮”，揭穿他们的阴谋诡计和假经验、假报告，才是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一个反映“四人帮”教育路线的纲领性文件
《创办》一发表，就被“四人帮”奉为“教育革命”的圣经，强制推行，不得违犯。以后迟群一伙在教育战线推行的那一套，虽然有些花样翻新，但其基本点，在《创办》中都有了。这就是：
第一，在高等学校中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把工人阶级的领导，歪曲成为个别工人“实现对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鼓吹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为了“管大学”、“改造大学”，否定了十七年行之有效的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其目的和实际效果，就是少数“四人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自封为“工人阶级代表”，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旗号下，篡夺了学校领导权，建立起法西斯统治。
第二，把阶级斗争为纲歪曲成阶级斗争就是一切，一切都是阶级斗争。他们反对“又红又专”的方向，混淆学术问题、世界观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反革命的政治冲击业务，破坏教育革命，随心所欲地把他们要打倒的一切宣布为封、资、修，任意大砍大杀，搞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与《创办》同时发表的《座谈纪要》中，姚文元有一段话：“今天大家的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讨论清华经验时，各单位都讲了搞教育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抓阶级斗争，抓革命，抓大批判……”，画龙点睛，突出了他们的基本思想。他们讲的抓阶级斗争，抓革命大批判，实际上就是张春桥的那个“全面专政”的反革命谬论。后来他们提出所谓“学校首先要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斗走资派的专业”，“能抓走资派就给九十九分”等等，这种谬论的反革命实质就更清楚地暴露出来了。
第三，歪曲教育和生产的关系，提出所谓“厂带专业”，否定以教学为中心，鼓吹以生产为中心，搞生产又以产值为中心。就在《创办》发表之后，迟群不顾广大干部、群众反对，硬要在清华筹建一个年产上千辆汽车的汽车厂。结果，学校人员膨胀，机构臃肿，许多实验室由于改为生产车间而遭破坏，汽车生产搞不好，整个学校的教学秩序也给搞得乱七八糟，几个月后，被迫下马。其恶劣影响，许多方面至今没有消除。
第四，歪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鼓吹“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打破过去把基础课与专业课截然分开的界限”，批判教学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公理化’体系”，等等，实际就是完全否认理论的作用。他们解散了基础课教研组，取消了基础理论课程，以后更提出批判所谓“老三段”，完全打乱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教学顺序，在教学中实行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学生一入学，什么课程都还没学的时候，就要“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
第五，把所谓“开门办学”、“厂校挂钩”强调到了荒谬的地步，否定课堂教学的必要性。他们把教师、学生赶出校门，谁回校上课就被斥为“复辟”。以后，迟群一伙又进一步利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插手外地，“开门抓走资派”，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第六，在师生关系上，片面强调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否认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挑拨师生关系，制造师生对立。他们解散了教研组，把教师分到各教学班上，教学计划的安排，教师思想改造的计划等，都要经学生讨论通过，监督执行。难怪有人说，学校成了“班办大学”。
第七，歪曲毛主席关于培养目标的指示，只讲普及，不讲提高，鼓吹“把高等教育从原有的大学里解放出来”，实际上就是要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把大学的水平降低到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
这一套黑货，集中地反映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就是要“彻底砸烂”在毛主席、周总理亲切关怀下，由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辛勤创办起来的社会主义大学，妄图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倒退到穴居野处的时代去。《创办》给教育战线带来的是一场大灾难。流毒所至，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直线下降，实验室关门，基础课取消，教学、科研、生产的有机联系全被打乱，知识分子遭了殃。尤其严重的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是非混淆，好坏不分，而且形成了一个多年来不准碰、不准摸的禁区，至今还在某种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不彻底批判这套货色，我们的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就不能迈开大步前进，学校工作的整顿也终将成为一句空话。今天，是解放思想，打开禁区，还《创办》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
修正主义不得人心。《创办》从开始炮制的时候就受到广大群众的反对。文章初稿拿到群众中，许多同志就对其中的一些谬论表示不同意。迟群一伙只得搬出姚文元来进行压制，说此文姚文元已经看过，你们不要再顶了。《创办》公开发表以后，更不断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反对。在实践中，大家越来越看清《创办》的危害，不断提出不同意见，并在行动上加以抵制。广大学员在经过几次“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以后，也感到上了当，对《创办》那一套产生了怀疑、不满，纷纷要求补上基础课程。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意见，针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混乱，对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广大师生热烈拥护。面对群众的抵制、反对，迟群一伙实行法西斯的高压政策。谁要抵制、反对《创办》那一套，就给谁扣上“走老路”、“复辟”的帽子。一九七三年，他们在清华发起了一个“反右倾复辟回潮”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广大革命干部、群众，把坚决拥护和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反对《创办》，反对“两个估计”的广大干部、群众打成“复辟势力”，把一位校党委副书记打成“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进行残酷迫害。但是，真理是镇压不下去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
在反对《创办》的斗争中，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是一个代表。《创办》发表的时候，他还处于被关押审查的地位，但他看了《创办》，当时就在上面作了许多批注，连张春桥、姚文元主持的座谈会的“纪要”，他也作了批注，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他们的反动观点。后来他又在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根据清华大学十多年的实践，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针对迟群一伙在培养目标、教学和生产的关系、校办工厂的办厂方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荒谬观点和做法，公开地、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迟群不敢正面交锋，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地对他进行打击、迫害，使他长期不能得到解放。
围绕着《创办》的斗争，给予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是坚持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还是利用片言只语，设置禁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这是我们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同志在“四人帮”横行，个人受打击、迫害的情况下，藐视“四人帮”及他们设置的禁区，坚持向“四人帮”、迟群一伙进行斗争，胸襟坦白，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用实际行动保卫了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保卫了党的路线、原则，也保卫了人民的利益。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些同志所以能为真理而斗争，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他们真正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表现了革命者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可是，时至今日，“四人帮”已经垮台近两年，有人却还余毒未消，继续维护“四人帮”搞的那一套“禁区”，虎视眈眈，这也不许批，那也不许碰。有的同志则心有余悸，怕这怕那，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大大发扬彻底唯物主义精神。
去年，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翻了反动的“两个估计”，砸碎了套在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群众头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斗争第三战役的开展。但是，问题并不是就此完全解决了。要彻底肃清流毒，还必须联系实际，对“两个估计”进行深入的批判。批判一九六九年迟群一伙炮制的假报告和《创办》，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要再接再厉，努力作战，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夺取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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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工作研究
企业奖励办法是否可以搞得更灵活些编辑同志：
最近，我们在一些工矿企业采访，听到许多干部反映，目前工厂在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时，一些来自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的规定过死，对提高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不利。
大家议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实行单项奖的问题。
据冶金、煤炭、化工、交通、建筑等部门调查，现在这些企业一般都是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实行一种计时工资加奖励的制度，即优质低耗超产奖，而对一些文化大革命以前行之有效的节约奖、炉龄奖、长周期安全运转奖等单项奖，除个别单位在恢复试行外，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实行。其原因是，按照中央有关业务部门的规定，一个职工一般只能实行一种奖励办法，如有特殊需要，实行两种以上奖励办法，要报中央主管业务部门批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地方和企业的手脚。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认为，要克服分配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光实行一种奖励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在一些关键的部门或工种实行不同内容的单项奖。这样做，有利于推动职工更加积极地钻研技术，提高操作水平，改善企业管理，真正做到鼓励先进、促进生产。
据我们了解，目前四川省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都希望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把奖励办法搞得更灵活一些。例如，冶金部门的炉龄、焦比，煤炭部门的坑木回收，电力部门的长周期安全运转，建筑部门的水泥袋回收等等，如果实行单项奖，他们认为都将会收到很好的经济效果。四川有个年产一百多万吨铁的钢铁厂今年从四月起试行节约焦炭奖后，炼铁焦比很快降到国家规定的指标以下，每月节约焦炭四千五百多吨，价值达二十八万多元。但是，全省三十三个省属以上冶金企业，只有这一个实行了这种单项奖，还因为不合审批手续，面临被取消的危险。
这些企业的干部告诉我们，按照规定，对一个职工实行两种以上奖励办法，要经中央主管业务部门批准。我国有十几万个企业，情况各有不同，试想有哪一个单位能够把这么多企业的情况都了解清楚，从而决定哪个企业需要、哪个企业不需要实行这样那样的奖励办法呢？从一些企业的情况看，取消单项奖和增加单项奖，情况大不一样。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妥善解决，一些企业的浪费现象将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认为，中央主管业务部门作出这样的规定，可能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担心奖金的出处。这个问题事实上已经解决。凡是实行单项奖的单位，都创造出了大大超过所发奖金的价值，没有增加国库开支，对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都有利。第二是担心奖金发多了，引起市场紧张，职工收入悬殊。这也不会。因为能得到单项奖的职工人数和奖金金额都是有限的。同时，由于正确地实行奖励政策，生产发展快了，市场商品也会越来越丰富。
许多企业的领导干部还建议，把实行单项奖的审批权下放给省、市、自治区的主管业务部门，因为他们接近基层，了解实际情况，听到群众的反映和要求可以更直接、更及时，因此，也就比较易于权衡利弊得失，从实际出发判断哪一些工种、岗位需要实行单项奖，哪一些不应当实行。同时，由省、市、自治区有关业务部门审批，也可以大大缩短时间，方便基层。
新华社记者 高洁 肖英智 范眭（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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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砸碎一切精神枷锁 坚持理论实践统一
解放军政治学院召开理论讨论会，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检查教学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九月二十三日电 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最近召开理论讨论会，进一步加深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运用这个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检查了教学工作。
参加讨论会的有学院领导同志，部、系、队的领导干部、教员和部分学员，共八十多人。到会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种种谬论，联系当前思想战线上的实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思想很活跃。大家一致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实践，不能另立别的标准。澄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是非，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原则检查、整顿我们的思想作风和各项工作，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批判，是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新长征的必需。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都接受着并将继续接受检验。现在有些同志一听到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担心会“贬低红旗”，这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的反映，应该彻底肃清。
在讨论会上，许多同志联系政治学院前一段的教学实践指出，学院从三月初开学以来，不断破除林彪、“四人帮”的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精神枷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的放矢，实行教学民主、评教评学。但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不能低估，他们设置的某些禁区还没有冲破，理论联系实际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参加讨论会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经过热烈讨论，对当前理论教学联系什么实际，提出了以下几点：一，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批判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谬论和思潮，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二，联系揭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正本清源，肃清其流毒；三，联系新的历史时期有关路线、方针、政策的实际，澄清模糊观念，统一思想认识，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四，联系加强我军建设的实际，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提高我军战斗力做出贡献；五，联系学员世界观、方法论方面的实际，促进世界观的转变。讨论会上，学院副政委谢明发言时说，解放思想，是要求我们从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禁区中冲杀出来，砸碎一切精神枷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他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实行“三不”，每个同志发扬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办好学院，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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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容卫生该改进了
国庆节就要到了。国内外各地来北京的人很多，看到北京市容环境卫生状况，许多人认为同首都的政治地位不相称，同清洁城市的标准差距很大。记者最近对市内一些街巷的卫生情况作了一番观察，看到一些主要干线街道和胡同里，堆物堆料的有成百上千处。有的堆放着生产用煤和砖、瓦、沙、灰、钢筋、木材等等建筑材料，空菜筐、空果筐也很多。有的工厂企业索性在大街小巷放置生产成品、半成品和破旧设备，等于设立了
“马路仓库”。有些街巷甚至被房渣土、建筑材料和垃圾等堵塞。这些街巷，刮风一街土，下雨满街泥，垃圾堆散发着一股股臭气。
有些著名的街巷，卫生情况也不好。街道上扔着瓜果皮和纸屑，墙上乱涂乱画，公共厕所也不清洁。到北京著名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看看，就很不整洁，冰棍纸、瓜果皮、痰痕随地都有，人行道上坑坑洼洼，有些商店很久没有油饰，仅有的几个保洁箱油漆剥落，箱门散开，破旧肮脏不堪。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我们提过多少次意见了，提了也没有什么用处。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这么一个环境卫生问题，为什么长期不能解决呢？是有不能克服的客观困难么？有关市容管理机构的同志认为，不是，主要是领导重视不够，工作做得不够扎实，措施不够有力。就是说，领导没有深入到第一线去，切实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号召多，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当然就不容易解决了。反过来，如果领导抓紧了，措施得力了，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