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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
当前，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坚持用科学态度办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说过：“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①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同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是，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仍然是适用的。今天，我国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能否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使我国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是关系我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我们只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才能胜利地到达目的地。
（一）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根本上说，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科学态度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的两个方面，不是偶然地而是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缺少一个方面都不行。缺少一个方面，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公开申明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无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马克思主义又是科学，它符合于客观实际，具有客观性。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它的阶级利益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因而只有它敢于而且能够充分地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真理。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愈是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掌握客观真理，就愈符合它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则不然，它的狭隘的阶级私利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相违背，这就决定了它害怕揭示客观真理，必然要回避和掩盖客观真理。当然，这并不排除资产阶级在某些局部问题上和一定范围内能够取得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由于具体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的限制，无产阶级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曲折和失误，认识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无产阶级只有始终坚持自己的阶级立场，严格按照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对客观事物进行探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努力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才能获得真理，才能在斗争中取得成功。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必然表现为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为了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这种革命精神十分宝贵，对于完成革命任务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不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产生的革命任务，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信念和革命意志，正是建立在对这种革命的远大目标和具体任务的科学了解的基础上。就是说，这种革命的主观精神必须同革命运动的客观进程相一致，它才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的物质力量。而这种一致，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内在结合。
无产阶级的求实精神，不是屈服于现实，不是为现实的落后面辩护，同现实的腐朽力量妥协。如果那样，就成了机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求实精神应当是对客观现实进行全面的正确的估计，既看到不利条件，又看到有利条件；既看到腐朽的落后的力量，又看到新生的健康的力量，并且找出克服不利的、落后的方面，发展有利的、健康的方面的道路和方法，把革命引向胜利。如果离开这种求实精神，不顾客观实际，超越客观条件，无视客观真理，单凭主观意愿去规定革命的目标，那就要陷入盲动主义、冒险主义的泥坑。实现这种目标的信念越强烈，意志越坚决，在实际行动中遭受的失败就会越大。列宁说：“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自己目的的达成……就是因为意志把自己和认识分隔开来，并且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②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客观性的统一，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统一，就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无产阶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自己解放的精神武器。有没有这个精神武器，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成败。有了它，无产阶级才能在革命斗争中由盲目变为自觉，由被动转入主动，由失败走向胜利。这个理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它是从实践中来，受实践的检验，为实践所证明，同实践保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研究当代阶级斗争所形成的革命的科学的理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运用这个理论的时候，又必须把它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实践证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其中包括用新的实践经验丰富某些旧的原理，使之更加完善、更加精确，也包括用新的原理取代为实践证明不再适用了的个别旧的原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现实生活隔绝，同革命实践脱离，使它停止在思想理论的范围内，那就会把它变成空谈，变成僵死的教条，科学的理论就会变成非科学的东西。斯大林说：“如果科学和实践、和经验断绝了关系，那它还算是什么科学呢？……科学所以叫作科学，正是因为它不承认偶像，不怕推翻过时的旧事物，很仔细地倾听实践和经验的呼声。否则，我们就根本不会有科学”。③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割裂这种统一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诫全党同志要理论联系实际，严厉批评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宗教化、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④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大上再一次重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⑤总之，毛泽东同志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光辉榜样。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如果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统一这个原则，那就是从根本上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使我们走到邪路上去。
（二）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那种借口客观实际的某些微小的暂时的变化，而放弃无产阶级立场，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又要反对那种离开客观实际、离开革命实践，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式化、偶像化、神圣化的主观主义、蒙昧主义。林彪、“四人帮”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疯狂破坏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既搞实用主义，又搞蒙昧主义。他们公开攻击“客观第一，主观第二”的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事实为需要服务”、
“事实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的口号，否定真理的客观性。他们用实用主义手法，任意割裂、歪曲、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用蒙昧主义手法，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变成不受实践检验的绝对神圣的宗教信条。他们狂热地鼓吹精神、意志可以不受客观实际的制约，可以决定一切。这种极端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给我们党的实际工作、理论工作、学风文风和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以致我们要彻底扫除这些垃圾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要求我们忠实于客观实际，忠实于客观真理，而不是忠实于个别原理，忠实于个人，要破除任何违背实际、违背真理的偏见和迷信。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⑥马克思在他早期的文章中也说过，对于科学，对于真理，没有什么谦逊不谦逊的问题。如果要说谦逊，“精神的普遍谦逊就是理性，即思想的普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⑦毛泽东同志把科学和迷信对立起来，也就是讲，科学不存在谦逊不谦逊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同马克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在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些科学家和哲学家提出过，为了求得真理就要破除迷信。例如，弗兰西斯·培根讲过破除四种幻象：“种族的幻象”、“洞穴的幻象”、“市场的幻象”、“剧场的幻象”。他所说的幻象也可以说指的就是偏见迷信。所谓“种族的幻象”，就是把人当成一个种族，以为人是世界的中心，一切都为人而存在。人是最神圣的，是万事万物的标准。如果抱着这种态度，就不能发现科学真理。所谓“洞穴的幻象”，是指各人在他的洞穴里，受自己的习惯、嗜好和社会环境等等影响，形成许多偏见，不能看到广大世界范围的真理。所谓“市场的幻象”，是指人与人之间要交际，如商品在市场上一样。市场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交际要通过语言，而语言常常不能准确地表达客观事物，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影响对于真理的认识。所谓“剧场的幻象”，是指各种各样的学说，就象在剧场上演戏一样，一幕一幕地变换。人们由于盲目信奉权威、教条，特别是传统的哲学体系而造成偏见。要探讨真理，就不要受这种种偏见的影响。培根所讲的打破这四种幻象，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这些话虽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但是人们从这些话里已经可以看到，要达到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必须排除多种障碍，而这些障碍会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人们的认识道路上。如果不排除，就会受到各种偏见迷信的束缚和影响，就不能对客观事物采取科学的态度，也就不能认识客观真理。
无论自然或社会的规律，既然它们都是客观规律，就都是人们可以重复证明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如果仅仅某个人能作出某种结果，另外的人却不能作出同样的结果，那么这种结果就不能成立，不能证明它具有客观性。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在这方面受的限制较多。因为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复杂，而且难以控制，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设计一种条件，在实验室里进行观察。虽然如此，但只要是社会科学的真理，它在基本上就应当是其他人也可以观察出来的。当然，其他的人也可以观察出来，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愿意接受。因为在观察社会现象的时候，阶级地位、阶级利益对人们的影响特别强烈。这也是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比要困难得多的地方。自然科学的真理也会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接受。例如有些人在受宗教或其他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取得的胜利愈来愈扩大，各种偏见的影响愈来愈缩小，大多数的观点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社会科学的真理，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中间，经过长期的实践斗争，努力排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非科学的偏见的影响，也一定能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还要求我们对客观事物作全面的历史的探讨，进行复杂艰苦的劳动，找出它固有的规律性。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⑧这就是说，人们绝不可能完全地最终地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只能不断地接近它。这个观点，列宁曾经反复强调过。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很透彻的说明。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也讲到，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可以创造出来的，不是可以改变、可以消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只能使自己的工作符合于这种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使得领导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与现实混为一谈。不能说我们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完全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事实上，长时期的多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懂得，我们的政策、计划，我们的工作，要符合于客观规律，是很不容易的。要求符合，并不一定能够做到符合。这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有时还会有很大的距离。不能要求一个从事实际斗争的革命政党把工作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只能作到大部分正确或基本正确。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都必须一分为二。如果承认一个政党、一个人是不可以分析的，那就是形而上学，就是制造历史唯心主义的神话。但是，我们要求错误犯得少一些，小一些，改正得快一些，这是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使自己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仅要有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作为自己制订政策、计划的依据，而且一定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对于革命和建设的工作，即使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去做，也难免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果掉以轻心，骄傲自满，狂妄自大，其后果更是可以想见的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经多次讲过，要反对共产党人的夸大狂，反对妄自尊大。否则，就会使得真理变成谬误，伟大变成可笑。不能因为自己是共产党人，是领导干部，有地位，有权力，就可以不用科学态度对待工作中的问题。地位和权力并不能自动地给人们带来知识和能力。如果以为有了地位和权力就可以不顾客观实际，任意决定一切，改变一切，以为可以用地位和权力吓人，那是很可笑的。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⑨
（三）
粉碎“四人帮”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抓纲治国，开始了新的长征，全党和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超过预期的伟大胜利，形势很好。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要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一定要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任何工作都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新的任务，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了解和具体分析各种新情况，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科学地总结和运用各种新经验，以加速新长征的进程。同时，也要求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地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才能胜利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
有些同志，一听说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新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感到奇怪，以为是一个新问题。这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正确的认识，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⑩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门科学，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它。对于这些同志，我们要耐心地帮助他们。还有些同志，一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感到有点害怕。怕什么呢？就是怕被扣上“反对”和“修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他们惊魂未定、余悸犹存，这是林彪、“四人帮”开设“钢铁工厂”、“帽子工厂”，任意打棍子、扣帽子的罪恶行径造成的。
林彪、“四人帮”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凶恶的敌人，可是他们却以极“左”的面貌出现，打着“高举”、“紧跟”的革命旗号，用“顶峰”、“最高最活”、“绝对权威”、“一句顶一万句”之类的词句，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终极真理”。谁要是不同意他们这一套，谁要是说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他们就给谁加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加上“修正主义”的罪名。这伙阴谋家采用这种反革命手法和恐吓战术，是为了威胁和诱惑人们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用反科学的态度去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于他们阻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道路，阻塞人们认识真理的道路，从根本上扼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生命力。
其实，这种手法并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新发明。当年联共（布）党内的季诺维也夫就是采用这种手法来对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一九二六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一文中曾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他说：季诺维也夫有一个关于修正主义的新的标准，“这个标准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修正主义罪名的威胁下必然陷于停滞不前的境地”。“在季诺维也夫看来，马克思主义不应当用新的经验来丰富自己，凡是使马克思主义某些经典著作家的个别原理和公式更加完善的都是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如果马克思主义不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新经验来丰富自己，如果它不从马克思主义观点，不从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角度来吸取这些经验，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能保持和发展吗？显然是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观点、保持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条件下根据新的经验来改善和丰富旧公式，而季诺维也夫则相反，他保持字眼，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的字眼顶替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难道还不明白吗？”“以马克思主义个别公式的字眼和个别原理的摘引顶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这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斯大林的这些话虽然是批判季诺维也夫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是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这些话，对于林彪、“四人帮”不也是一个有力的鞭挞和很好的批判吗？这些话，对于我们一切忠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同志来说，不是很有教益吗？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可以鼓舞我们为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英勇斗争。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3页。
②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2—233页。
③ 《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35年
11月17日）。
④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5、778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
第131页。
⑦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第8页。
⑧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
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
⑨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2—793页。
⑩ 恩格斯：《致威纳尔·桑巴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卷，第406页。
?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87、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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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银行短期外汇贷款引进先进设备
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利用这种方式引进先进毛纺设备，有利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学习新技术，加快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国家增加外汇收入
新华社北京九月十八日电 本社记者邵泉、李亚非报道：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利用银行短期外汇贷款，引进先进设备生产毛线增加毛衣出口，为国家增加了外汇收入。
过去，北京市由于毛纺设备性能不够好，部分工序不配套，纺出的毛线，质量和数量都不能满足生产出口毛衣的要求，长期以来，生产出口毛衣所需的毛线，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这样，出口毛衣的数量和品种，都受到了限制，不能迅速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七三年初，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在市纺织局的统一规划下，把本厂原有的设备，调拨给另外一个工厂使用，腾出厂房和人力，改建一个具有五千锭规模的生产毛线的车间。在改建过程中，他们向中国银行贷了一笔外汇，进口了二十三台较先进的毛纺主机，另由国内配套四十六台毛纺辅机，于一九七六年一月投产。
过去，北京市每年平均要进口二百吨毛线，耗用外汇六十多万美元，用这些进口原料，织成毛衣出口，换回的外汇只有九十万美元。现在，北京第二毛纺织厂生产的毛线，比北京市过去进口的数量大得多。一九七六年和一九七七年，外贸部门从北京第二毛纺织厂收购了一千零六十二吨毛线，其中八百吨供给北京羊毛衫厂、北京火炬毛织厂等织成毛衣出口，换回外汇约四百万美元。同时，商业部门也从这个厂收购了一百三十多吨毛线供应国内市场，回笼货币二百多万元。北京第二毛纺织厂进口毛纺设备向中国银行所贷外汇一百二十九万九千美元，于投产当年还清，他们改建毛线车间所花其他资金，也都早已全部拿回来了。
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引进的这套生产毛线的设备，具有自动换筒、自动换球、自动清洁、自动调节，以及高速度、大卷装、工序短等优点。与北京市原有的设备比较，这套设备生产的毛线，产量高，纱支种类多，生产时，工人劳动强度低，维修工作量少。这套设备为我国纺织机械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提供了借鉴。
北京第二毛纺织厂的实践证明，工厂企业利用银行短期外汇贷款引进国外设备，对于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学习新技术，加快出口商品生产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