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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随笔
曼谷新来的客人
司马达
尤里·库兹涅佐夫刚到曼谷走马上任，就急于抛头露面，想给泰国公众一个深刻印象。
八月间的某一天，在泰国外交部大楼，人们看到了一场出乎意外的表演：
这位苏联新任驻泰大使，同泰国官方商谈递交国书以后告辞出来，碰上了几位当地记者。给大使送行的外交部礼宾司长，生怕记者冒昧行事，立即委婉表示，大使尚未递交国书，不便发表什么谈话。其实记者们对这个不速之客并无采访之意，他们是如约来找副外长的。可爱的大使先生看到机会难得，马上停住脚步，反客为主，摆出一副答记者问的架势，呱啦呱啦起来。
“我到泰国以后，把所有的报纸都看了。我觉得报纸刊登有关苏联的文章非常少，这是我对泰国的第一个印象，我希望它将不是我对泰国的最后印象。”
大使工作的勤奋和口气的直率，是令人钦佩的。可惜他忘了自己讲话的地点是在泰国首都，而不是在河内或哈瓦那。曼谷报纸难道要按照莫斯科的训令来进行宣传吗？
“我知道泰国人民对苏联的政策、文化和艺术并不了解。中国有句格言叫‘耳闻七次不如亲眼一睹’，所以我们要经常见面……”。
大使先生竟把中国“百闻不如一见”的成语打了个一折七扣，真可以说是妙语惊人。不过在场的泰国记者，倒是耳闻目睹，在初次见面中就有幸领教了大使的威风。他们对这位新来的莫斯科外交官的“第一个印象”和评价是：“正象没做过尊师仪式便开始拳击的拳师一样”。
在向曼谷新闻界发动了第一次攻势之后几天，库兹涅佐夫又来到泰国总理府。在向泰国政府领导人江萨初次拜会中间，他接二连三地提出苏联想同泰国“加强各方面交流”的动听建议。不过，据曼谷报纸和日本共同社驻曼谷记者报道，双方一小时的交谈，似乎并没有给大使先生捞到什么来向莫斯科报功。
库兹涅佐夫希望“早日缔结促进泰苏文化和经济合作协定”——
江萨“认为泰国和俄国没有必要签订这样的协定”；
苏联大使表示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区的计划——
“据说江萨对苏联的建议无动于衷”；
他“正式邀请江萨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莫斯科”——
“江萨对此反应冷淡”。
大使初来乍到，就碰了一鼻子灰，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泰国政府和泰国人民尽管同库兹涅佐夫先生是初交，不过他们对这位大使先生的前任及其使馆同僚们在泰国的“外交活动”，并不是很陌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至今有案可查，难免令人记忆犹新：
一九六○年，苏联使馆官员萨哈罗夫和塔斯社驻曼谷记者特鲁申，因为“有危害泰国安全的活动”，被泰国政府下了逐客令。
一九六五年，苏联驻曼谷商务参赞马摩林遭到了同样下场。
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把被英国政府驱逐的一百零五名外交官之一——克格勃分子维克连科派来曼谷。
一九七六年，曾在曼谷苏联使馆任三等秘书的马契欣，在东京任内因刺探军情而被日本政府当场拘捕……
这张不光彩的名单，显然还不能算已经结束了。
莫斯科同泰国的关系向来十分疏冷，然而它派驻曼谷的外交人员却“多得出奇”。在外交官外衣的掩盖下，他们搜集情报，网罗间谍，窥探地势，收买人心，打入学生组织，甚至悄悄潜入泰国沿海各府对“几乎每一寸土地进行调查”，等等。难怪《泰叻日报》早就说过：“苏联的形象在许多泰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团黑”。
如今，在莫斯科和它的东南亚伙计正向这里发动一场“微笑”攻势之际，库兹涅佐夫先生挟其重要使命而来，他究竟要扮演什么角色，难道不是十分可疑吗？
“大使是一种诚实的人。他是为了本国的利益而被派到外国去说谎的。”十七世纪的英国驻威尼斯大使亨利·伍顿，用这样两句俏皮话来形容当时欧洲封建王朝使节的为人。这些话对于尤里·库兹涅佐夫大使阁下不是也很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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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斗的巴勒斯坦文学
郅溥浩 潘定宇“当我用眼泪、用墨水书写祖国历史的时候，我记载的将是黑暗、屈辱的一页，……当我用火红的青春、战斗的热血书写祖国历史的时候，我将为人民写下光荣的一页，……它是自豪的篇章，伟大的胜利的史诗。”
巴勒斯坦游击队前领导人、著名诗人卡迈勒·纳赛尔烈士生前写下了上面的壮丽诗句。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正象诗人所讴歌的那样，他们不是用眼泪和墨水，而是用战斗的热血谱写同新老殖民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进行顽强战斗的颂歌。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巴勒斯坦作家的力量和创作的源泉，而革命的战斗文学作品又激励着千百万革命人民冲锋陷阵，勇往向前。今天，巴勒斯坦革命文学已成为整个阿拉伯文学的积极和活跃的一部分，在现代阿拉伯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以色列占领区，侵略者采取了种种法西斯手段，压制和恐吓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出版实行严格检查和控制。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战斗的诗人和作家，其中有陶菲格·法亚德、叶海亚·叶赫里夫等知名人物，出现过“土地阵线”这样半秘密的政治和文学团体。但是，具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横遭以色列当局禁止，大批作家、诗人被逮捕、监禁，或被迫流亡异乡。尽管如此，巴勒斯坦的作家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他们每时每刻冒着生命危险用笔来战斗，因此，巴勒斯坦被占区的文学被称作“抵抗文学”。
在被以色列当局驱赶出家园、流亡在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间，同样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诗人和作家。其中著名的诗人有哈伦·拉希德。他是第一个拿起笔作武器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巴勒斯坦诗人。他在《他们侈谈和平》一诗中，抨击了一面高唱和平，一面又纵容以色列肆意发动侵略的那些家伙。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他们的觉醒斗争，是当代巴勒斯坦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巴勒斯坦人民打响了武装革命斗争的第一枪。从此，巴勒斯坦的革命文学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斗争。这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有格桑·卡纳法尼和赖萨德·艾布·沙维尔。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太阳底下的人们》第一次提出了“每一个巴勒斯坦人应该是一个战士”的口号。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重返海法》，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什么是祖国？是他们在记忆的尘埃中梦寐以求的那个巴勒斯坦呢？还是他们的儿子这一代人用枪杆子去赢得的一个崭新的巴勒斯坦？小说描写细腻，颇为感人，曾被改编成戏剧，先后在阿拉伯各国以及北欧各大城市广为上演。一些亚非国家也曾予以介绍。
巴勒斯坦文学表现武装斗争的作品内容是多方面的。表现游击队员活动的小说有《你们余下来的》、《母驹》和《革命之歌》等等。表现妇女参加武装斗争的有《萨阿德的母亲》和《哈米斯最先死去》。表现老人和儿童觉醒并参加斗争的有《人和枪》、《小穆罕默德的疑问》等等。近几年来，战斗的巴勒斯坦文学又涌现了不少新的作品，如《仙人掌》、《情人》等等，不仅反映了巴勒斯坦人民坚信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道路，而且也表现出他们认识到斗争将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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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望黑海
杨穆俊
我生长在南海之滨。长期的滨海生活，使我产生了泛游和探索海洋的强烈愿望。我多么想去看看太平洋有多大，红海的水为什么泛着浑红，黑海的水是不是黑的……。
当我第一次见到黑海时，心情是多么激动啊！那是一九六六年初夏，璀灿的阳光洒遍罗马尼亚康斯坦察的城区和郊野。六月十九日这一天，海在唱，人在笑。周恩来总理在罗马尼亚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陪同下，到这个滨海城市访问。车队进入市区后不久，拐了一个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波平如镜的海——啊，黑海，您多么博大，又多么安详！车队沿着海滨的马路徐行。敬爱的周总理神采奕奕地站在敞篷车上向挥舞着鲜花和彩旗、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许多外国旅游者从海滩上欢乐地跑上前来。黑海的微风吹动着周总理斑白的鬓发，群众的欢呼声和掌声飘向浩瀚的海面。
白天的迎宾热潮刚过，康斯坦察在晚霞掩映下呈现一片宁静。我们在紧张的采访工作之余，来到海滨散步。我跳上一块礁石展望：海水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熠熠发光，远的湛蓝，近的碧蓝。啊，黑海的水原来并不黑！
提起黑海的名字，就使人想起它的成因及一段历史传说。在地质第三纪，从欧洲东南部延伸至亚洲的一些山脉发生断裂和沉降，多瑙河、德涅斯特河、第聂伯河等流域的水滔滔注入这个大洼地，从而形成一个东南欧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内海，这就是黑海。它上层的海水比较淡，形成一股强流按逆时针方向冲进地中海，而地中海的咸水却以较弱的流势从海面一百米以下的深处流入。由于黑海下面海水的盐度大，上面流速快，海里鱼类较少。这种生物稀少的肃杀景象，加上冬季海上风暴频繁，使得古代黑海沿岸人民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恐惧和不解。古代土耳其人把这个海叫做黑海，有“可怕的海”的意思。黑海因此而得名。古希腊人进入黑海航行时也慑于海上风暴的威力，经常求神息怒施恩，因而祈求性地称黑海为“对异国人友好”的海。
黑海对我们这些异国人确实是友好的。六月二十日，当我们乘飞机离开康斯坦察时，机窗下展现的黑海宛似一面碧玉磨成的镜子，在和风丽日下翠光四射。它又象一个雍容温柔的主妇，遥遥地挥手欢送我们这些东方来客。
弹指一挥十一年。一九七七年秋天，我又在黑海沙滩漫步。这次却是来到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市。一天傍晚，我们刚安顿好住处就赶到一个公园看海上日落。黄昏时的轻云薄雾笼罩着漠漠的海面。太阳落下去了，霞光散落在海天交接处，一只海鸟在半空盘旋。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致。第二天，我们到了艳阳海滨，我和一个同伴兴致勃勃地入水游泳。黑海平时潮汐起落不大，可是这天的风浪真不小。一个巨浪打来，我顺着水势浮沉，喝了一口咸水，味苦涩。据说这里海水的盐度是百分之十六至十八。
离开瓦尔纳的那天上午，我们再一次到海边徘徊。我极目向北方远眺：在视线之外遥远的克里米亚半岛，驻扎着苏联的黑海舰队。这支拥有七十多艘舰艇的舰队和苏联的北方舰队、波罗的海舰队一道，威胁着欧洲及其侧翼的安全。黑海舰队的艨艟魔影不但出没于黑海海域而且进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危及地中海及中东地区国家的和平与独立。当人们遥望黑海时，不能不对黑海周围这种严重的形势感到关切。但是，黑海沿岸的人民是敢于同风暴斗争的。任何人要想在黑海地区兴风作浪，他们终将被淹没在黑海的排空飞浪之中！（附图片）
上图为罗马尼亚黑海海滨休息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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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古人物
匈牙利民族音乐家巴尔托克
廖乃雄
一九○四年一月十三日，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应届毕业生巴尔托克（一八八一——一九四五年）穿着民族的节日服装，指挥演出了他的新作《科苏特》交响诗。他在这部作品中，生动地刻划了匈牙利人民一八四八年在民族英雄科苏特领导下拿起武器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壮丽情景，并把象征异族统治的奥地利国歌《神佑吾王》的曲调加以丑化。这首乐曲的演奏，有力地激发了匈牙利人民的爱国热情。
《科苏特》交响诗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当时匈牙利人民的爱国政治热潮，使巴尔托克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决定了这位作曲家毕生的发展道路。
巴尔托克在乡村中度过了自己的幼年，十二岁起迁居城市。尽管当时匈牙利处于德奥音乐的影响下，但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促使他毅然地“转而探讨人们以前根本不知道的匈牙利农民音乐”。巴尔托克不辞辛苦，带着原始、简陋的录音机，深入穷乡僻壤收集民歌。直到晚年，他还认为：“在农村和农民一起度过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
匈牙利农民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亚洲音乐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也是基于五声音阶，具有淳朴的风格。巴尔托克对匈牙利农民音乐的发掘，改变了人们对匈牙利民族民间音乐的认识（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匈牙利城市中流行的茨冈音乐），对此后匈牙利民族音乐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巴尔托克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坚持着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倾向。一九一九年在匈牙利苏维埃政府执政的四个多月里，他同革命政权积极合作，担任过“音乐理事会”成员。在法西斯瘟疫肆虐欧洲的年代里，他坚持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虽然这时他已名闻全欧，但他坚决不让他的乐曲在意大利和德国能听到的地方广播，那怕这使他减少了大量的演出收入。当奥地利倒向法西斯时，他毅然与一直出版他作品乐谱的维也纳“宇宙出版社”断绝了关系，那怕他的经济来源受到威胁。一九四○年，巴尔托克被迫与祖国诀别。他在离祖国前写了一份遗嘱，不许在希特勒霸占匈牙利的情况下，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匈牙利的任何广场、街道和为他树立纪念碑。这说明他对法西斯是多么地疾恶如仇，势不两立。
巴尔托克在美国度过的晚年也是痛苦的。他在那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音乐会卖座很差，为私人家庭教授钢琴，他又不愿意。贫病交迫使他更加怀念故国，可是祖国在法西斯铁蹄的蹂躏下，他难以如愿以偿。一九四五年匈牙利刚被解放，这位杰出的匈牙利音乐家就病死异乡，结束了他富于创造的一生。
作为一位爱国的、正义的、进步的艺术家，巴尔托克的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他的许多创作都以匈牙利民间音乐为根基，具有强烈的风格特征和鲜明的音乐形象。《十五首匈牙利农民歌曲》、《八首基于匈牙利农民歌曲的即兴曲》、《七首罗马尼亚舞曲》以及《献给孩子们》等许多根据民歌创作的钢琴乐曲十分质朴动人。他晚年写作的《乐队协奏曲》、《第三钢琴协奏曲》等大型乐曲新颖独创，富于表现力。虽然巴尔托克也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现代音乐潮流的某些影响，有的作品片面追求音响刺激和强烈的节奏动力，但在这同时，他仍坚持与民间音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力图掌握匈牙利民间音乐的精神，来创造新的音乐风格。正是由于他这种可贵的精神与毕生的努力，使巴尔托克继十九世纪的艾克尔和李斯特之后，成为匈牙利民族音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体现了比他的前人更加鲜明而纯正的匈牙利民族音乐风格。（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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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风录
慕尼黑的啤酒节
啤酒节是西德慕尼黑的一个民间传统节日，每年由五月份起掀开序幕，一直到九月份才进入最高潮。一九七六年的啤酒节期间，西德各地以及外国的游客涌到慕尼黑，使这个城市的人口骤然成倍地增加。仅在十六天内，慕尼黑就喝掉一百万公升啤酒。
这个啤酒节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它的起源与农业有关。当时，农民在庆祝丰收时大喝啤酒，以后相沿成习。直到今天，作为发源地的提列吉亚牧场，在节日期间必定举行一个农产品展览会。这个牧场距离慕尼黑火车站不远，是庆祝啤酒节的中心。
啤酒节进入高潮时，慕尼黑的七家大啤酒厂组成的游行队伍，载歌载舞。街头有民间故事和戏剧演出，还有民歌表演和音乐会。很多居民和游客改穿麂皮短裤，配上背心，拿着啤酒杯涌上街头，逢人便喊“干杯”。市内大小啤酒馆，日夜都有人排队买酒。甚至连电车上的售票员和司机也是杯不离手。
西德啤酒以慕尼黑为第一。慕尼黑的啤酒的饮用量为世界第一。
（郭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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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报札记
美国大学的困境
其祥
“美国大学正陷入危机，许多学校有关闭之虞。”“教职员工正在裁减，为了度过今天的危机，学费一涨再涨……。”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久前在《生死存亡斗争中的美国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
近几年，在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的影响下，美国的许多大学连年入不敷出，负债累累。为了减少支出，有些大学不得不采取减少课程，裁减教职员工、关闭一些旧大楼以减少能源费用等应急措施，或者搞点商业投资，以增加资金收入。密西西比州米尔萨普斯大学每年从学校拥有的假日旅馆和服务站赚取二十万美元的收入。有的学校为了还债，拍卖学校的财产。
尽管如此，许多学校还是逃避不了关闭的命运。这家美国杂志透露，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六年，美国全国一千五百所私立大学中，已有一百一十三所学校关闭。
在这危机重重的日子里，美国大学都期望政府能增加教育经费，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可是，据这家美国杂志说：“白宫和国会，同许多州的立法机关一样，实际上没有任何增加教育经费的迹象。”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美国大学就以增加学费来作为摆脱学校财政危机的手段。据九月十一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报道，在美国“现在取得一个学位要花三万美元”，“大学费用十年内增加百分之七十七，而且还在增加”。目前，一些私立学校的学费已经超过了五千美元，再加上食宿费等，一个学生每年的费用就高达八千美元。即使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对此也只能望而生畏。
另一方面，美国大学又面临着招生不足的威胁。许多学校招生量连年下降。伊利诺斯州夏默大学一九七三年招收了二百四十名新生，而去年只招到九十六名。旧金山的一个天主教女子大学，前几年不得不招收男生，可是今年已宣布关门大吉。因此，许多学校就以放宽学生入学年限来弥补招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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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任大使 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