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驳戚本禹对翦伯赞同志的诬陷
李洪林
翦伯赞同志是惨遭林彪、“四人帮”这一伙反革命的疯狂迫害而死的。
在我面前，打开一本一九六六年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面有戚本禹写的一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这是公开射向翦伯赞同志的致命的一枪。对翦伯赞同志的“批判”，这一枪是个信号，此后就转入肆无忌惮的政治陷害和武力“批判”。
一九六八年，翦伯赞同志的遭遇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在他老人家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周总理亲自作了干预，使翦伯赞同志从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是，谁能够料到，有人竟敢悍然践踏毛主席的指示，对翦伯赞同志施展了新的折磨，致使这位年迈的老人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伴侣一起，双双离开人世！
十年过去了。当我们悼念这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候，不能不从他身上取出当年戚本禹射来的一颗灌满毒汁的罪恶的子弹。
戚本禹在他的“批判”文章里一口气给翦伯赞同志扣了六顶大帽子：反对阶级斗争观点，污蔑农民革命，歌颂帝王将相，宣扬“让步政策”，反对“以论带史”，反对“古为今用”。其中主要是前四顶。后两顶是顺便戴上的。显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上其中一顶就很沉重了，何况六顶呢？
这不单是翦伯赞同志一个人的冤狱，而且是历史学界的公案。戚本禹在“四人帮”的包庇下，从来没有被批判过。他们在史学领域所设的“禁区”，也没有被冲破过。现在，这笔帐应该算一算了。
关于历史主义
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同志头上的第一顶帽子是：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来歪曲历史唯物主义，来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相对抗”。
翦伯赞为什么招来这样一顶大帽子呢？因为他在一九六二年批评了历史研究中的一种错误倾向：不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是把阶级观点变成简单的公式，去生搬硬套。为了克服这种倾向，翦伯赞强调说，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
戚本禹是怎样“批判”呢？他一口咬定历史主义是资产阶级观点，并且硬把翦伯赞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拉在一起。这种“批判”，不但武断，而且无知。正象辩证法可以有唯心的和唯物的一样，历史主义也可以有唯心的和唯物的。为什么一提起历史主义就必定是资产阶级观点？难道马克思主义就不许有自己的历史主义？毛主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不是分明告诉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无非是把历史当作一个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观察任何事件和人物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条件。翦伯赞同志所“宣扬”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
当然，马克思主义要求人们不要脱离历史条件去分析问题，这和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应当统一也完全能够统一的。评价任何历史事件或人物，不可能不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翦伯赞完全肯定这一点。他在讲到历史主义时说道：“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阶级性或党性在历史学上的表现。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对待任何历史问题，这是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第七页）但是戚本禹却曲解说：“显然，他的‘历史主义’是把阶级观点排除在外的。”
只要看看翦伯赞的全篇文章，无论如何也得不出“把阶级观点排除在外”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不过它们并不是一回事，而是各有特定的含义，各有侧重的方面。这就正象群众观点和实践的观点，虽然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毕竟各有自己的特点一样。既然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在运用它们分析历史问题的时候，就有片面强调某种观点和方法的可能性。为了防止或者纠正片面性，提出要“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这有什么错误呢？翦伯赞所指出的那种片面强调阶级观点的现象难道不是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吗？
戚本禹根本提不出象样的反驳。他既讲不出道理，也举不出事实，于是就拿出大帽子来了：“翦伯赞同志的真正意思是说，阶级斗争观点要不得”。
这就是戚本禹这种大“左派”的作风。人家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话，他“显然”看不见，然后把他捏造的一种显然荒谬的思想强加给对方，并且宣布说这就是对方的“真正意思”，这就行了！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蛮不讲理的恶霸作风，在戚本禹的文章中到处都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四人帮”那种“帮风”，在戚本禹身上是早已如此了。
所谓“污蔑农民革命”
“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这是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头上的第二顶大帽子。理由是翦伯赞说过下面的话：“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几句话说的是农民的认识。农民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受苦的根源是封建制度，不可能认识到压迫自己的是整个地主阶级。因此，农民只能反对个别的“昏君”，而不可能自觉地反对皇权主义，即反对任何以皇帝为最高统治者的那种政治制度。这有什么错误呢？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吗？这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吗？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不要说农民不能科学地认识自己受苦的社会根源，就连工人也是这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翦伯赞被扣上“污蔑农民革命”的帽子，还有一个原因：他说过“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戚本禹把这句话揪出来之后，就开始批判了。他说：“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接着，果然从古书上抄了一点东西，拼拼凑凑，写出了这样一段文章：
“黄巢起义建立过大齐政权，李自成起义建立过大顺政权，在这些政权所控制的地区里，‘捕得官吏悉斩之’，‘富家皆跣而趋’，‘巨室膏田’没了主人；‘穷棍’领回了‘祖产’，‘贫儿’、‘奴仆下才’‘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并兼’了地主的‘田园甲第’。”然后，戚本禹气势汹汹地问道：“这种使农民扬眉吐气，使地主逃跑死亡的政权，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试问：历史上哪个封建政权这样做过？”
他这段文章能证明什么呢？即使他拼凑的这些只言片语完全属实，也不过记载了农民起义当中财产的转移而已。暴力可以改变财产的所有者，但它创造不出新的生产方式。那“领回祖产”的“穷棍”自然是有产者的后代；他领回了祖产，不过是破落户的家道复兴。那“并兼”了地主“田园甲第”的“贫儿”，当然也就成了暴发户。原来那些封建的田园不过换了个新的主人。当然，在这种财产转移当中也会出现新的个体农民，但是在没有新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个体经济只能从属于封建经济。总之，从经济上看，戚本禹所举出的材料丝毫不能说明有什么新的生产方式出现。至于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新的性质，戚本禹也说不清楚。“捕得官吏悉斩之”，斩了以后总得设立新的官吏吧？就是打倒了旧的皇帝，也总得拥立一个新的皇帝。这新皇帝加上从上到下的新官吏，组成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戚本禹只是气势汹汹地质问：“难道能是封建性政权吗？”那么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政权呢？他溜掉了，没有勇气回答，因为他回答不了。
被他揪出来示众的翦伯赞的话，是断章取义的。那句话前面还有一句话：“在同样的封建经济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两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个观点有什么错误呢？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难道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吗？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得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得承认翦伯赞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农民并不代表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历史上不曾有过也不可能出现一个单纯的农民政权。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农民战争不是被镇压下去，就是做了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至于这种改朝换代，是通过地主分子对农民战争领导权的篡夺，还是通过农民领袖的蜕化，那是一种偶然性。而在封建经济的基础上，不管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这是必然性，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任何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封建的经济必然产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关系。地主和农民个人的阶级地位，在社会大动荡中必然会有变化，但是地主和农民这两大基本阶级的对立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在这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政权，不管那执政者出身于哪个阶级，这个政权必定是保护封建经济的。农民起义队伍本身，也要在这种客观必然性面前发生分化，一部分人变成地主或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最明显的例子是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朱元璋，后来成为明王朝的创始人。这个王朝并不因为朱元璋原来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成为农民政权。
这不是一个悲剧吗？对于起义的农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悲剧。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没有新的生产方式，没有新的阶级来领导，农民起义最后总是归于失败。即使在战争中胜利了，建立起的政权也只能是封建性的。翦伯赞仅仅因为说出了这个真理，就被扣上“污蔑农民革命”的大帽子。难道用廉价的词句虚构一个桂冠，奉送给农民战争胜利后可能建立的政权，就是“歌颂”农民革命吗？
所谓“歌颂帝王将相”
“美化和歌颂帝王将相”，这是戚本禹扣在翦伯赞头上的第三顶帽子。原来翦伯赞说过这样的话：“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汉武帝没有筑堤，隋炀帝没有挖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组织者”。（《红旗》一九五九年第十期）
戚本禹引出这两句话之后发问道：“在我国历史上，长城也好，黄河也好，运河也好，究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还是秦始皇、隋炀帝等创造的，是这些皇帝的功劳？”然后他就拿出看家本事来了——他的看家本事我们在上边已经领教多次了，就是捏造出一个愚蠢的观点，强加给对方，然后加以批判：“翦伯赞同志把这些巨大工程的功劳也要记在秦始皇、隋炀帝的头上”，这是“吹捧帝王将相”。
其实翦伯赞那两句话，根本没有去“吹捧”谁。他只不过举几个例子说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应当怎样去表述这些史实而已。这两句话，是一九五九年说的，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在历史教学中，有些教师努力去打破以帝王为中心的封建正统主义历史观，这是正确的。不过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封建王朝的名称和帝王将相的名字都从历史上取消了。据翦伯赞说，有的教师在讲到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治黄河、隋炀帝开运河的时候，既不提这些皇帝的名字，也不提这些王朝的名称。因此，他才讲了那样两句话，指出这些巨大工程都是劳动人民干出来的，同时也要承认那几个皇帝的动员和组织作用。这样一些巨大的工程，当然要把成千成万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还要有雄厚的物力财力来保证。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谁有这样大的权力？当然不会是农民，而只能是那统治全国的皇帝。翦伯赞无非是指出这种客观事实，承认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在这些工程中起了动员和组织的作用而已。这些工程在历史上起了保护或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因此在评论这些皇帝功过的时候，给他们记上一笔，也没有什么错误。难道古代的帝王将相就不可以分析吗？谁只要说一说秦始皇等人在这些工程中也起了作用，就是丧失立场吗？就是“吹捧帝王将相吗”？
翦伯赞主张对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加以区别。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常识，也变成“吹捧”了。
戚本禹说，这是“认为剥削阶级在上升阶段时，只能歌颂，不能批判”。于是搬出他的战略武器——被他简单化和庸俗化了的所谓“阶级观点”，即只消会说“剥削阶级是剥削人民的”，这就足以代替一切研究，足以消灭一切论敌了。他自己对这种观点有一个很得意的称呼，叫作“天下乌鸦一般黑”。他搬出这种武器质问道：“剥削阶级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始终是剥削者和压迫者。对这种剥削和压迫，有什么理由不准反、不准骂？”
他这种胡搅蛮缠的本事实在惊人。翦伯赞的主旨无非是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去对待历史上出现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人物。他说话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的史学界。他针对的正是借口“天下乌鸦一般黑”而拒绝对乌鸦做任何深入细致的解剖和研究的“史学工作者”。以戚本禹为代表的这种“史学工作者”，对历史拒绝研究，只消会说“剥削阶级是剥削人民的”，这就够了。如果一个动物学家的本领就在于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一定会使人笑掉大牙。但是，具有同样本领的戚本禹却可以成为“历史学家”，真是可悲。翦伯赞针对这种现象说了几句话，就被加上“吹捧帝王将相”的罪名，并且外加“反对农民起义”。难道翦伯赞说过在封建社会初期不应当爆发农民起义吗？难道他说过封建社会上升时期就没有导致农民起义的矛盾吗？戚本禹从别人整篇文章中孤立地摘出一句话，任意引伸，这是刀笔吏蓄意使人陷身法网的卑鄙手法。试问，有几个人的文章能经得起孤立之后的蓄意引伸？这只能说明他们想打倒谁，谁就算倒霉了。
关于“让步政策”
“在翦伯赞同志看来，正是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是戚本禹扣过来的第四顶帽子。
真象如何呢？一九五一年二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发表了《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它是为了给毛主席的著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作注释的。毛主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农民战争怎样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发展呢？翦伯赞提出了这样一种解释：“每一次大暴动之后，新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必须对农民作某种程度的让步，这就是说必须或多或少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这样就减轻了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拘束，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又有继续发展的可能，这样就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到了一九六一年，又有补充和修正：封建统治阶级不是对每一次农民战争都让步。“让不让，让多少，这要决定于阶级对抗的形势，决定于农民战争带来的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变化。”（《光明日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翦伯赞这个观点，是努力在作尝试，按照毛主席所指的方向去踏出一条新路，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即使他完全错了，至少也比戚本禹这种手持帽子和棍子，专抓别人辫子的人强得多。就拿戚本禹写这篇批判文章来说，他在翦伯赞的见解发表十五年之后，究竟拿出点什么研究成果来解释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呢？没有。他拿不出任何积极的东西来。当然，他也拿出不少东西来，这就是一大堆帽子。
他是怎样批判呢？首先又搬出战略武器。他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剥削和掠夺，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剥削和掠夺。剥削和掠夺是地主阶级的本性。怎么能够设想地主阶级可以对农民阶级实行减轻压迫和剥削的‘让步政策’呢？”这种批判真是强词夺理。他完全用另外的题目来代替了论战的题目。
翦伯赞说的是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减轻的时候，并不是说封建统治者是否剥削压迫农民。戚本禹如果要驳倒这个论点，就应当从理论和史实上证明：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这种事实。但是他却用“地主必然剥削农民”来证明剥削不会有减轻的时候，这就象用“人必然吃饭”来证明“人的饭量不会有减少的时候”一样，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反攻倒算，这当然是事实，但是它证明不了没有让步，因为反攻倒算并不排除让步的可能。作为统治阶级的软硬两手，也可能同时并用，也可能交替使用。不可能设想：地主阶级对农民，只是一股劲地扭紧螺丝钉，只能越扭越紧，而不能有松有紧。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事情。事情的发展，是有起伏的，是波浪式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也是有高潮，有低潮，有紧有松的，哪能一股劲地紧下去？《礼记》上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是用弓弦的松紧作比方所总结出来的政治经验。老是紧张下去，弦就会断，所以要有松有紧。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压榨，也是这样。这也不光是统治者的明智和昏庸的问题，而是客观上有不得不如此的需要。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当然是剥削得越多越好。但是要剥削，就得首先有可供剥削的财富。财富是劳动者生产的，要剥削就得有人去劳动。人是要吃饭的，要剥削就得多少给点饭吃。劳动者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只不过是可以给他创造地租和赋税的工具，正象牛在主人的眼里只是可以挤奶和拉犁的工具一样。但是为了让牛多产些牛奶，或多耕几亩地，也得让它有适当的休息，有适当的草料，不能总是打鞭子，尤其不能越打越重。
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清朝统治者急忙采取了一些减轻压榨的让步措施。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
“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皇帝在北京颁发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的总督和巡抚减轻税捐，允许缓交，首先是绝对不要额外再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庶几吾民于颠沛困苦之时，不致再受追呼迫切之累。’记得在一八四八年，在奥地利这个日耳曼式的中国，我们也听到过同样的话，看到过同样的让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这段引文说明马克思认为历史上封建统治者有过让步。难道能说这是对清朝皇帝的“歌颂”和“美化”吗？
翦伯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研究了历史资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制度，新的统治者为了恢复封建秩序而对农民有所让步，减轻一些剥削压迫，于是生产力因束缚有所减轻而得到发展。生产力发展是结果，农民战争是原因——这就是翦伯赞同志研究的结论。然而按照戚本禹的勾画，“让步”是统治阶级出自善心，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制定的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力量。这样一种“政策”，当然是没有的。谁如果有这种观点，当然应该批判，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并不是翦伯赞的观点，它倒很象戚本禹的同伙“四人帮”后来所吹捧的那条“法家路线”。
沉痛的教训
象任何其他学者一样，翦伯赞同志在治学当中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但他是有诚恳的自我批评精神的。例如，他就曾坦率地公开批评自己过去搞影射是不对的。包括戚本禹在内，那些曾经以“无产阶级理论家”自居的假左派，象陈伯达、关锋、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什么时候有过这样公开的自我批评？没有，从来没有。他们是天生的“左派”。按照分工的规律，他们生来是专门整人的，别人则是专门挨整的。
翦伯赞同志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之一。他应当多活若干年，他也能够多活若干年，为中国人民的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但是，罪恶的黑手却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翦伯赞同志死去十年了。这十年间变化不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开辟了我国新的发展时期。为了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各个方面都在深入揭批林彪和“四人帮”，并在认真总结经验。从翦伯赞的遭遇上，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可以总结出什么经验教训呢？
我们看见，戚本禹射向他的那一枪，其所以能够致命，是因为他被捆住了手脚，堵住了嘴，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权利。戚本禹这种不学无术的恶棍，作为打手当然绰有余裕，但是写起批判文章来却虚弱得很，是经不起反驳的，因为他不讲道理，也没有道理。必须打倒别人，以便踩着别人的身体上去，这就是戚本禹的道理，也就是林彪和“四人帮”的道理。如果被他们批判的人有反批评的权利，他们早就站不住脚了。所以这帮匪徒一开始就实行了林彪所表述的原则，先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然后在对方不能开口也不能还手的情况下，罗织罪名，蓄意诬陷，以便“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是明火执仗，理直气壮地实行这条原则的。于是，无形中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只要一批判谁，谁就失去申辩的权利了，只能束手待毙。好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好象这才是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其实，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粗暴歪曲，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肆意践踏。
在人民内部，不光是思想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其最高表现为路线斗争），也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更不用说学术问题了。批评和反批评是一副对子，没有反批评，也就没有批评。反批评对于批评者来说，就是批评。你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你。谁有道理，谁符合实际，就听谁的，这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只准许批评而不准许反批评，那就不是批评，而只能叫做打棍子。事先把对方的手脚捆住，然后去打棍子，这能叫思想斗争或学术讨论吗？翦伯赞同志就是怀抱真理，遭受打击，只因没有申辩的权利，含恨而死的。这个教训是沉痛的，而且也决不是翦伯赞同志一个人的遭遇。
今年七月一日，党中央决定公开发表毛主席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人民内部和党内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纲领性的文献。毛主席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发扬民主，群众路线，让人讲话。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当中，社会主义民主生活正在高涨，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当我们祭奠翦伯赞同志的时候，应当把这个喜讯告诉翦老，使他含笑于九泉。
（原载《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原题《翦伯赞同志十年祭》，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