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平壤抒怀
袁鹰
千里马铜像紫铜骏马跃晴空,锦绣山河一望中。儿女英雄多壮志,凌空长啸舞东风。
琵琶大街新街何事称琵琶?流韵飞歌入万家。二十四弦弹夜月,一弦一柱颂春华。
乙密台沧桑阅尽畅胸怀,满眼风光乙密台。指点都门形胜地,彩云朵朵日边来。
大同门大同门下认碑文,想见当年交往频。兄弟情如江畔柳,千条万缕总青青。(附图片)


第6版()
专栏:

杰优,民主柬埔寨
陈玉龙
吴哥赞
吴哥,雄伟的吴哥,壮丽的吴哥,古老而又年青的吴哥,你不仅是民主柬埔寨伟大的历史瓌宝,而且也是人类艺苑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历史上,吴哥曾经是雄峙中印半岛的真腊王国的古都。如今,吴哥窟古刹的五座莲花蓓蕾似的圣塔巍然屹立,象征着高棉民族的尊严和骄傲。它构成的图案,镶嵌在民主柬埔寨的国旗上,永远飘扬在英雄柬埔寨上空,永远激励着人们前进!
吴哥古迹是一组石建筑群,共有各式建筑物大小约六百座,散布在大约四十五平方公里的丛林榛莽中。它的全部结构都是用巨大石块垒砌而成,有的石块重逾八吨。它凝聚着伟大的柬埔寨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它与我国长城、埃及金字塔、印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并称为东方四大奇迹。
人们不禁要感谢柬埔寨劳动人民给人类文明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吴哥从它最初兴建(公元八○二年)直到今天,经过漫长的历程,真是阅尽沧桑、饱尝忧患,经百燹而未摧,历万劫而不灰。千年风雨,只能把它洗炼得更加苍劲;熊熊烈火,只能把它熔铸得更加坚强。
吴哥,在它的峥嵘巨石面前,社鼠城狐显得多么卑劣渺小,外寇内奸被碰得头破血流。吴哥的儿女们为保卫吴哥、保卫民族的生存和尊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一九七○年,吴哥,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终于回到了吴哥的真正主人——柬埔寨人民手里。
春回湄公河两岸,千年吴哥换新颜。
讴歌吧!赞美吧!雄伟的吴哥,展开双翼凌空翱翔吧!光荣属于你,属于保卫你的英雄儿女们!
金边湖
金边湖,烟波浩渺,气象万千。
金边湖,又名洞里萨湖、大湖或太湖。我国的史籍中称之为“淡水洋”。浅水时水深二米,涨水时水深十米。面积约为二千七百平方公里。而当洪水倒灌入湖时,其面积约扩大到一万平方公里,为中印半岛上最大的淡水湖。它终年有节奏地调节着湄公河的水量。因此,它被誉为柬埔寨的“安全之瓣”。
论水产,它年产鱼类约十万吨,是世界著名淡水湖产鱼区之一。
金边湖呈椭圆形,好象是一个天然的大摇篮,一个金色的大摇篮,一个民族文化的大摇篮。
这个大摇篮,曾经孕育了“金宝委积,山川饶沃”的扶南古国;孕育了文治武功、彪炳一时的“富贵真腊”;孕育了光辉灿烂、独步一时的佛教艺术。
有信史可考,两千年来,柬埔寨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繁衍于斯、战斗于斯。这个大摇篮用她那甘美的乳汁,哺育了智慧、勇敢、勤劳、朴实的柬埔寨人民。
大湖的四周,环列着马德望、暹粒、磅清扬、磅通四座名城,好象四颗晶莹的宝石镶嵌在大摇篮的边框上。摇篮的北面雄峙着吴哥古迹,散发出中世纪的幽香,开放着永不凋谢的艺术花朵;摇篮的南面矗立着英雄城金边。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和革命军正百倍警惕地拱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拱卫着这个民族文化大摇篮,拱卫着这个全民族安危所系的“安全之瓣”。
英雄城
金边,又名“百囊奔”,也有人称它为“金塔”,地濒湄公河西岸,正当湄公河与金边湖汇流处。
过去,它是一个充满神话传奇和宗教色彩的王都:寺庙林立,结构奇特;重楼杰阁,既嵯峨峥嵘,又玲珑剔透。殿宇的金色屋顶,辉煌一片,好象在喷吐着金色的火焰。大剧场雕梁画栋,草坪上芳草如茵,庭榭间百花争艳……象这样一座风景如画、美轮美奂的城市,人们称它为“金边”或“金塔”,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三年前,在柬埔寨人民的铁拳下,盘踞在金边的朗诺—施里玛达卖国集团的小朝廷覆灭了,金边城解放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从此,金边是一座充满青春活力和战斗气息的英雄城市,是民主柬埔寨的心脏!
世界上,多少人都在关注着它的脉搏的跳动。
金边,顶天立地,面对强暴,岿然不动。
金边,战胜了一阵又一阵狂风,顶住了一层又一层恶浪。
任何挑衅都将被粉碎,任何侵略都将被击退,一切困难都将被踩在它的脚下。
杰优(意即万岁)!民主柬埔寨!杰优!柬埔寨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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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语的理想和现实
叶君健
《圣经》(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说,最初人类的语言是统一的。他们在一起修一座城和塔,为的是要扬传自己的名。上帝很嫉妒,就乱了天下人的语言,城和塔修不起来,人也分散了,而且后来由于语言不通,还发展到民族间猜疑和仇视,有时甚至相互残杀。这只是一种宗教传说。不过,在十九世纪末沙皇统治下的波兰倒真是如此。当时的一位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一八五九——一九一七)对此感到痛心,就立志要创造一种国际语言,使各民族可以彼此理解,消除隔阂。这就是他一八八七年公布的“希望者”(Esperanto)——我们译为“世界语”。他“希望”人类从此相互理解,走进“大同世界”。他不知道,当时在波兰发生的民族仇视,是沙皇挑拨的结果。他更不知道,他的这种行动是对“上帝”造反,对沙皇造反。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世界语很快就得到人们的支持而传播开来。沙皇当然要禁止。第一个宣传世界语的刊物《世界语者》只好在德国出版(一八八九年)。沙皇也不让它进口,理由是托尔斯泰在那上面发表了文章。但沙皇控制不了世界语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在此基础上后来又成立了“国际世界语协会”,在全球展开推广世界语的运动。
“国际世界语协会”这个国际组织从一九○五年起每年轮流在不同的国家召开一次大会,总结、讨论和解决世界语运动和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同时还安排一些文化活动,如开办暑期大学,由科技文化界的世界语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只有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大会才暂时中止。今年召开的第六十三届大会是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五日在保加利亚黑海海滨城市瓦尔纳举行的,参加者约五千人,代表五十多个国家,规模之大是空前的。中国世界语学会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笔者也是其中成员之一。这是十多年来我国第一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
世界语是从拉丁语系和日尔曼语系提炼出来的一种简单易学、合乎逻辑的语言。柴门霍夫曾和他的同志们用世界语翻译了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奠定了它的实用基础。现在每天有许多人在用它写作、翻译和讲话,已经成了一种活的语言。在世界文学中也出现了“世界语文学”。巴金同志译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就是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直接用世界语创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弱小民族国家曾用世界语向世界人民表达他们的呼声,以冲破大国语言对他们的封锁和压制。他们把许多本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世界语。我国三十年代以及解放后所翻译的许多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如裴多菲的诗、瓦佐夫和沛林的小说等,就是通过世界语转译的。在我国充满了苦难和斗争的三十年代,我们也出版了用世界语直接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被遗忘的人们》和用世界语翻译的抗战短篇集《新任务》。
世界语在我国是二十年代开始传播的。鲁迅的朋友爱罗先诃就曾在我国教过世界语。在三十年代中国的进步世界语者提出了“为中国解放而用世界语”的口号,成立了“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并且加入了“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协会”,同时也和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以及当时极为活跃的苏联世界语联盟发生联系。这些国际世界语组织出版过不少马列主义著作和报道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书刊,其中有不少材料被译成中文,在胡愈之同志编的《世界知识》上发表。胡愈之同志本人也通过苏联世界语者的帮助访问过苏联,写了比较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情况的书:《莫斯科印象记》。中国的进步世界语者也办了一个《中国无产者世界语通讯》月刊,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中国苏区和工农红军的情况以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国外世界语者也把这些材料译成他们的本国文字,在本国报刊上发表。
后来以“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为核心又成立了公开的世界语协会,出版定期刊物《世界》,向世界人民介绍当时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久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怒吼》和《东方呼声》等期刊。它们在世界人民——特别是在那些同样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弱小民族——中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世界语成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斗争情况的一个桥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主席为延安世界语者所主办的世界语展览会写下了这样的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这就更明确地指出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方向。
解放后的中国,世界语的使用和发展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世界语是受压制的,不少世界语者曾坐过监牢。)“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成立了,大量的世界语书籍,如毛主席著作和鲁迅的作品,也相继出版。国际广播电台也用世界语对外广播。我们现在出版的《中国报导》,已经被公认为全世界一个最大型、图文并茂的世界语期刊。这里还应提一笔,与中国世界语运动有历史渊源的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也是以三十年代中国进步世界语者所推行的拉丁化(即现在汉语拼音前身)运动和随后的大众语运动而展开的。
中国的世界语运动是紧密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它取得了一些有益经验,也作出了一些成绩。这次我们参加第六十三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代表团,人数虽然最少(四人),却受到很大的重视。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在极端繁忙的大会工作中,特别挤出一下午的时间专门和我们座谈。他们所提出有关今后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主张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如:反对大国语言对小国语言的歧视;大力在第三世界推行世界语;大量出版世界语科技文化方面的书刊,使世界语能成为第三世界人民获得知识的有效手段;扩大世界语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等等。这些主张说明国际世界语运动也是在结合时代的具体实际而向前发展。这也证明世界语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国代表团这次参加这样一个盛大集会,广泛地和来自五十多个国家不同生活领域的世界语者接触,不需翻译而直接交谈,这也确是一项新鲜事物,其中感人的事情很多。我们是在开会的前夕深夜赶到开会地点的。一步出机场,我们就受到保加利亚的世界语者的专程迎接。他们亲自把我们送往旅馆。在大会期间,许多国家的世界语者一发现我们是中国人就都自动地围拢过来,问长问短,非常亲切。特别是许多东欧国家的世界语者,和我们一谈起家常,就免不了要回忆起许多往事。他们都读过我们在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刊,并且也从中译过不少文章在他们本国的报刊上发表。那时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同受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压迫,一种共同命运感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现在回忆起来还使人深受感动。有许多人也提到我们现在的《中国报导》月刊——他们曾经是多年的忠实读者,但他们说:“很惋惜,已经好久收不到了!”拉美的世界语者也提起他们经常收听到北京的世界语广播,表示对我们也不疏远。
我个人也意外遇见不少感人的事情。一位丹麦世界语朋友、“种子病理学”的创始人尼戈尔德博士,也来参加了这次大会。我们已经三十多年失去了联系,没有想到这次又遇见了,又和他坐在一起聊家常。他在哥本哈根所主持的种子科学研究所收有不少来自世界一些农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研究生。他虽然年事已高,他的工作量却是与日俱增,但当他听说中国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时,还希望能对此作出一些贡献。这种美意实在感人。另外,今年世界语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是新出版了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世界语译本。国际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特送我们的代表团一部,并且集体在上面签名,表示他们对中国的友谊。翻开一看,这部书的世界语译者也正是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山村》的西班牙文译者蒂亚戈。当时这部小说由于内容的关系未能在马德里出版,他还多方设法使它在工人集居的工业城市巴塞罗那出版。我和他失去联系同样也有三十多年,没有想到通过这本世界语的《堂吉诃德》,我又得到了他的消息!
这个世界确是变得很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距离也在急剧地缩短。但人类的语言却仍然是那么分歧!而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又不得不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拨出不少的时间学习外语。这实在是太不合理、太浪费了!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世界语存在的重要意义。它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而它,在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能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也证明它是时代的需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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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风物

软木之国
软木即栓皮栎之类树的木栓层,也叫栓皮。它质地软而轻,富有弹性,不透水,不透气。所以在古代人们就把它用于生产和生活。古罗马著作家大普林尼在公元前一世纪所著《自然史》一书和希腊科学家特奥弗拉斯多在公元前三世纪所著《植物史》一书中,都有利用软木做水上救生用具和鞋垫的记载。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软木的国家之一。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就用软木来建造房屋和制作水上的漂具。自从人们广泛使用玻璃后,软木便大量用来制作瓶塞。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软木的用途越来越广。
虽然不少国家都生产软木,但产量都很小,质量也不好。唯独葡萄牙,由于温暖的地中海气候和土壤适宜,使它成了软木高度集中的产区。这个面积不到九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每年生产世界半数以上高质量的软木,成为世界最大的软木出口国。葡萄牙南部广大地区遍布栓皮林,面积达七十五万公顷。这一重要的自然资源在葡萄牙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使它成为驰名世界的软木之国。
采剥栓皮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葡萄牙生产软木历史悠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技术熟练的采剥栓皮的队伍。每到夏季,一般是五月至八月,是木栓层大量增生的季节,也是采剥栓皮最好的季节,这时候寂静的栓皮林顿时热闹起来。采剥工人两人一组,手持长柄的锋利斧子,迅速而准确地把栓皮切成一个个的长方块,然后用斧柄把栓皮剥落在地下。采剥栓皮时不能损伤韧皮层。为了保证栓皮的正常发育,延长树木的利用时间,葡萄牙对采剥栓皮有严格的规定,树龄在十五年以下的不采剥,每棵树的采剥周期也限制在九年至十一年之间。这样,即使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栓皮栎仍可继续保持其采剥价值。
 (李翁)
软木是怎样采剥的?这是两名工人进行操作的情景。(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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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札记

从马后到马前
向光
前些年,东南亚联盟一直遭到莫斯科的猛烈攻击,因为它妨碍苏联企图称霸东南亚和亚洲的野心。在苏联的排炮般的攻击后面,人们常常可以听到跟着发出的枪声。这枪声发自河内。
那时候,苏联同越南一先一后,一唱一和,对东南亚国家联盟极尽攻击之能事。一个骂它“具有军国主义精神”,一个就跟上,攻击它“违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真正独立、和平与中立的愿望”;莫斯科报纸指责东盟国家在“加深对帝国主义政策的从属关系”,河内就不断重复东盟是“同美国的政策完全吻合”。这两家一个定调,一个唱和,热闹了很大一阵子。
可是最近,双方突然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东盟五国扮起笑脸,大唱其赞美诗来了。不同的是,这回由河内打着“自主独立”的旗号,跑在前头,四出活动,而莫斯科则是站在后面,紧锣密鼓,予以助威。
今年以来,河内不断派出所谓“亲善使节”走访东盟国家,推行“微笑外交”,对东盟国家百般拉拢。河内以前对东盟的攻击言犹在耳,现在它却把自己装扮成东盟的“天然盟友”,说什么越南提出的在东南亚建立“和平、真正独立、中立区”的建议,同东盟国家多年来一直倡导的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不但如此,它还毛遂自荐,想以观察员的身份打入东盟的会议里去。苏联报纸也改变腔调,对东盟大加讨好,恭维它十年来“在东南亚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从表面上看,苏越之间在对待东南亚联盟上扮的角色似乎颠倒了过来。这回好象不是河内追随莫斯科,而是莫斯科追随河内了。可是,这不过是假象。实际上,它们的主从关系依然如故,并无变化。它们双方不过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改变分工与手法而已。
苏联一心想要争霸全球,从来没有放松过对东南亚的渗透扩张。而河内则早就怀有充当东南亚霸主的野心。双方虽然各有所图,可是相互之间都有需要利用对方之处。苏联因为东南亚国家对它处处设防,难以得逞,所以竭力想假手河内来施展自己的阴谋。河内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把苏联当作靠山,在为苏联全球战略效犬马之劳中,谋求自己的地区霸权利益。
苏越双方这种关系不管如何变换方式,东盟国家是看得很清楚的。不久前,马来西亚报纸就曾指出,“现在越南积极为苏联推销的亚洲集体安全条约改头换面,东南亚各国当然不能不倍加警惕”。可见,东南亚人民懂得,不管是在马后还是马前,河内扮演的角色,都不过是在为莫斯科效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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