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磨难虽多心无瑕”
——悼念敬爱的瑞卿同志
郝治平
我不愿意相信：瑞卿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
不久前，他还充满活力地对我和孩子们说：“让我们全家来一个竞赛，看谁为党和人民工作得更多。”不久前，他还慷慨自许：“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跟随华主席，继续新的长征！”党和人民也对他寄予着巨大的期望。谁想到，壮志未酬身先逝——正当他以病残之躯，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发前进的时候，却被心脏病夺走了生命！
实际上，夺走他的生命的，是万恶的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
瑞卿同志的身体本来很健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他都以精力旺盛著称。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长期对他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残酷迫害，他何至于病残交加，何至于现在就离开我们啊！
林彪为什么迫害瑞卿？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世。根本原因是：瑞卿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痛绝，因而被林彪视为他篡党窃国的一个障碍。瑞卿一向很珍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林彪的哗众取宠，蛊惑人心，早就有感觉。他为人又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对林彪一套假左真右的货色，例如所谓“顶峰”，所谓“最高最活”，所谓“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觉得有问题，就直言不讳地提出意见。这就刺痛了林彪。林彪纵容他的老婆胡作非为，在高级领导干部中拨弄是非，造谣惑众，甚至凌驾于总部负责同志之上指手划脚。对这种不正常现象，瑞卿极为厌恶，十分气愤。一九六五年，林彪一伙在策划把他的所谓“突出政治”的“指示”印发部队时，要在前言中标榜他的老婆如何下连“蹲点”，如何发现了所谓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瑞卿觉得这样不好，就坚决主张把前言删去。瑞卿这样做，完全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但是，这对于正在网罗培植党羽、阴谋篡党夺权的林彪来说，却十分恼火。林彪一伙也曾对瑞卿多次施展又打又拉的资产阶级政客手段。一九六五年开一个重要军事会议，因为林彪长期养病，久不露面，经有关负责同志议定，由瑞卿作总结发言。林彪知道后大发脾气，说瑞卿“搞背后活动”，超越了职权，逼令瑞卿“在什么范围活动的就在什么范围消除影响”。其实，商议由谁作总结发言时，林彪的老婆也是在场的，“背后活动”纯系乌有。林彪唱了一通红脸，他的老婆又来扮演白脸，她打电话让瑞卿到林彪那里去，对瑞卿极力拉拢，说什么林彪只是对最亲的人才发脾气，要瑞卿不要介意；说什么林彪那些年身体不好，要不是瑞卿，军队不会出现当时那样好的局面。谈话时还把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叫到旁边。瑞卿回来后非常生气，说：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这样严肃的事情，怎么让他老婆插手？！怎么让他们的孩子掺合在中间？！他嘱咐对林彪一伙要保持警惕。这一切，当然使林彪耿耿于怀。正象瑞卿后来讲的：“就因为我不听林彪那一套，我这个位置成了他篡党夺权的绊脚石。他压了我几次没压过去，就下了狠心，要整掉我。”
被林彪一伙迫害期间，瑞卿和我们一家受到的折磨，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叫嚣医疗为专案服务，不仅不给瑞卿的腿进行治疗，而且在所谓治疗期间还一次又一次地高压审问，一次又一次地拉出去“批斗”。甚至以不治腿为要挟，逼瑞卿承认被强加的“罪名”；最后竟下毒手，毫无道理地锯断了胫骨，去掉了股骨头，以致造成了终身残废！他们不仅把瑞卿和我关了起来，把我们的一个儿子也强行抓走，四年多杳无音信。他们一再到我们家里胡搅蛮缠，甚至我们一个孩子和总理在一起合照的照片，他们也要强行夺走。他们给瑞卿捏造了一连串可怕的罪名，什么对林彪“搞突然袭击”，“封锁”林彪，“要夺国防部长的权”，什么“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等等，必欲在政治上置之死地。
瑞卿虽然备受折磨，但并没有屈服于林彪的淫威，并没有稍稍磨损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气节。有一次，我和瑞卿一起被拉出去“批斗”，林彪一伙操纵一些人要把我们被“批斗”的情景拍照下来。我受不了这种侮辱，低着头不肯让他们为所欲为。瑞卿凛然地说：“抬起头来，让他们照！”从这短短的话里，我感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敢于抗拒一切恶势力的正气。瑞卿坚信真理是在自己手里，坚信最终受审判的不是我们，而是这幕丑剧的操纵者，所以，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软弱，而是对林彪一伙投以极大的蔑视。
瑞卿被迫害期间，精神上感到最痛苦的，是被诬陷反毛主席。
记得一九六六年，瑞卿开始被林彪一伙打击陷害时，我担心他精神上支持不住，每天晚上，总忍不住走出来，望一望他房间的窗子。窗子总是关着，窗帘也拉着，但透射出来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一天晚上，我走进他的房间，劝他早点休息。他说，他睡不着。他沉默地坐在书桌前，神情十分沉重。突然，两颗泪珠从他眼角滚下来，低沉的话语也好象被泪水浸湿了：“他们说我反对毛主席，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啊！”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头一次见他掉泪。他是为这种莫须有的反毛主席的罪名而落泪的！他说：“长征时，我在一方面军当保卫局长；解放后，我当公安部长，我长期作毛主席的保卫工作，一直把自己看作毛主席的老警卫员，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啊！”
我忍不住也掉下泪来。他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我是十分了解的。新中国建立后，许多同志都能够夫妻一起去天安门观看焰火。我当然也盼望有这样的机会。但瑞卿是公安部长，每逢节日，为了保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就比平时更加忙碌。他总是把保卫工作布置得非常周到细致，督促检查，唯恐有失。毛主席只要出来，他总是随在身前身后，直到毛主席退场。因此，在整个公安部长任期内，他一次也没有同我一起观看过焰火。节日里，我往往是一个人带着孩子去天安门。开始，我虽然不免有点遗憾，但当我从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看到瑞卿那高高的身影时，我却深深地为此感到骄傲和光荣。有一年国庆，我得到了一次上天安门的机会，看见毛主席来了，我兴奋地和大家一起挤上去握手，回来后，瑞卿还责备我，说这样给毛主席的保卫工作增加了困难。瑞卿这一片赤心，毛主席是了解的。还在瑞卿遭到林彪打击陷害之初，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就告诉过我们，毛主席有一次对林彪说：“他（指瑞卿）只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只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毛主席在这里讲的是这样一件事情：毛主席视察长江三峡那次，要在三峡附近下江游泳。瑞卿经过调查，发现那一段江面漩涡较多，所以就劝阻毛主席不要在那里游泳。瑞卿自己本来不谙水性，就为了能够在毛主席游泳时紧随左右亲自保证主席的安全，才以近五十岁的年纪刻苦习水学会了游泳。谁能相信瑞卿会反毛主席呢？但是，林彪为了达到翦除异己的目的，硬是罗织罪名，给瑞卿扣上反毛主席的帽子。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继承了这份肮脏的遗产，继续对我们实行迫害。林彪垮台将近一年，才准许孩子们来探望我们，并且规定：不许向我们谈林彪事件。这也说明：“四人帮”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
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动摇不了瑞卿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孩子们去看他的时候，他对孩子们说：“爸爸这一辈子，就是作对了一件事情：跟毛主席干革命。”“将来我就是带着你们回四川老家，也要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在被迫害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以期将来继续为革命更好地工作。《资本论》，他就是在被迫害期间通读完的。他在日记中写下心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他坚信“遮天云”终将过去，他等待着“太阳终归出”的一天。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关怀下，瑞卿和我终于先后从林彪、“四人帮”的魔掌下解放出来了。因为长期分监两处，我出来时还不知道他已经截肢。孩子们怕我精神上受刺激，也没有马上把这情况告诉我。我头次和他重新见面时，他正在三○一医院检查身体。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他那条左腿，那条经过万里长征、从江西苏区一直走到北京的腿，已经永远失去了！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但我知道，瑞卿是个性格极为坚强的人，就这样来安慰他：“不要紧，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继续为党工作。”瑞卿点着头，说：“这笔账，要记到林彪头上。要感激党，感激毛主席。不是毛主席的政策，我早人头落地了。林彪连毛主席都要谋害，何况我们哩！”他是从心里这样说的。这颗心，还是一如往日向着毛主席啊！
瑞卿曾写过一首叙怀诗，其中有这样一句：“磨难虽多心无瑕。”确实，他虽然经历了这样多磨难，但是对党，对毛主席，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他始终是忠心耿耿“心无瑕”啊！
一九七五年，瑞卿恢复了工作，担任军委顾问。他打算以有生的余年，尽可能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计划：准备对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认真作些调查研究，以便真正起点顾问作用。但是，他不能不忧虑地看到：“四人帮”当道，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正越来越走向危急关头。
这期间，他大半时间在福建治腿。人虽然常和医生来来往往，心却被越来越激烈的国内政治斗争卷了进去。在“四害”横行，乌云翻滚的那些日子里，他非常专注地阅读报纸，一些老同志也经常给他透露一些消息。那些强词夺理、含沙射影的“四人帮”舆论，常常使得他怒气填膺。由“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一手控制的《学习与批判》，他特别厌恶，多次对我气愤地说过：“这个刊物，你不想看吧，又不能不翻一翻；看又实在看不下去，全是一派混账逻辑！”为了识别和驳斥“四人帮”在报刊上鼓吹的一些反动论点，他常请福州部队政治部的同志给他查找马列和毛主席原著，十分认真地加以对照。有一次，他看了《学习与批判》上一篇骂科学院的《汇报提纲》的反动文章，气得拍了桌子：“科学技术怎么不是生产力？！难道火药的发明，蒸气机的发明，原子的发现，没有引起生产力的巨大变革吗？！”他请人找来马克思论述到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认真读过后，愤愤不平地说：“这里面明明讲得很清楚嘛！”凭着他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政治经验，他锐敏地感觉到“四人帮”掀起的阵阵恶浪，矛头是指向哪里。当“四人帮”开始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的时候，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对着总理和老同志的。”邓副主席被“四人帮”恶毒诬陷打击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叹息说：“这真是一个大悲剧啊！”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的相继逝世，使他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三次噩耗，他都是在外地得知的。每一次，他都是经过坚决的斗争才争取到回京参加葬礼的权利。他是跟着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出生入死战斗过来的，而“四人帮”的追随者竟然连他这个权利也要剥夺！悲痛加上气愤，使他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自从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他的心脏病就复发了。硝酸甘油片本来已经停服，这时候又不得不大量服用，每天要吃五、六片。向周总理遗体告别的那天，兜里都不得不带上几片。当由于极度悲恸而引起心脏发痛时，就在嘴里含上一片。毛主席的逝世，更加使他寝食不安。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时，他是由孩子搀扶着去的，他在遗体前站了好久，哽咽不能自制。他不能不深深担忧：失去了毛主席，我们的党和国家会向哪个方向演变呢？他的心，和我们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始终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尽管风紧云暗，瑞卿并没有因此失去胜利的信心。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憎恨，特别是通过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的人心的向背，给瑞卿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他满怀信心地对一些老同志说：“民心不可侮！民气不可毁啊！”他从这可以随处感觉到的历史潮流中，不断汲取着斗争的勇气。有一次，皮定钧同志来看望他，谈起“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皮定钧同志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这些人要翻天，我们就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就给我们出出主意。瑞卿说：“是啊，毛主席说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就要起来和他们斗。”
“四人帮”终于垮台了！我们国家政治上的春天也使瑞卿同志真正恢复了生命的青春。瑞卿衷心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衷心拥护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衷心感激华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关怀和倚重，并决心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和心血，“做一个配称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干部”。他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他豪迈地对一些老战友说：“别看我现在腿不行了，真要打起仗来，给我一辆吉普车，我还能打几个冲锋！”重新担任军委秘书长后，他接触到军队建设遭到林彪、“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大量材料，更加感到自己肩头拨乱反正的责任的重大，更加忘我地拚命工作。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经常是废寝忘食，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盹儿。由于行动不便，他甚至尽量少喝水，以便尽可能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孩子们劝他注意休息，他总是说：“你们怎么不劝我多工作一些呢？”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党交给他的抓纲治军的重任，不仅非常认真地批复大量文电，还亲自处理大量群众来信；直到最后一次去治病时，他还念念不忘一位同志提出的申诉。有时候，已经服过了安眠药，想起什么重要事情，又爬起来向秘书交待工作。今年元旦后，他发着烧，还支撑着去参加军委一个重要会议。会没开完，就被送进医院，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五。体温刚刚下降，又不停地处理文件，找人谈话。医护人员说，“罗秘书长把医院的娱乐室都变成了会议室了。”华主席、党中央对瑞卿的身体十分关怀。华主席知道他入院的消息后，特地让秘书转告瑞卿：“要安下心来，放下心来好好休息，认真把病治好。”并指示，瑞卿的工作暂时由别的同志帮助处理。华主席、党中央的关怀使瑞卿铭感不已，决心更加努力当好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在军队工作的助手。出院以后，他继续坚持大量繁重的工作。他走路那样困难，还多次下部队视察，并坚持亲自下坑道检查工事。由于股骨头已经剜除，左腿失去依托，拖着一条假腿走路，该需要多大的毅力啊！我们劝他，要考虑身体条件，量力而行。他总是说：“做领导工作，光是开会、看文件，那怎么行？只要腿还能动，就要到下面去。”
如果不是林彪一伙和“四人帮”夺走了瑞卿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断送了瑞卿那条腿，他将会为党多做多少工作啊！
如果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严重损害了瑞卿的健康，他肯定还和我们战斗在一起，跟着英明领袖华主席，继续新的伟大的长征事业。
沉重的损失，已经永远无可挽回。但我相信：瑞卿的充满斗争的曲折的经历，将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从中汲取到巨大的力量和深刻的教益。
瑞卿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原载八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
第3版()
专栏：
怀念罗瑞卿同志
吕正操
罗瑞卿同志的不幸逝世，有如晴天霹雳，我的心一直不得平静。我军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政治工作、军事指挥、公安保卫等各方面都难得的人才，对党忠诚、热情豪爽、嫉恶如仇的老首长、老战友，竟这样骤然地离开了我们，令人万分悲痛！回忆与他一起甘苦与共的难忘岁月，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言传身教，永志不忘。
我第一次见到罗瑞卿同志，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当时，我和东北军张学良身边的服务人员同住在张公馆里。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后，专门派飞机接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共代表团来西安。这一天，大家得知周副主席要到的消息，就早早地聚在一起，急切地盼望着。去机场接人的汽车一到，大家连忙争着到窗前看望，只见周副主席神采奕奕，健步走下汽车，随同周副主席来的还有一位身材魁梧、器宇轩昂的高个子同志。周副主席和代表团的同志跟我们同住在一幢楼里。楼下放着一架老式收音机，代表团的同志经常和我们一起围着收音机听广播，分析形势，那位高个子也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们不知道他的姓名，只感到他知识丰富，见解鲜明，说话幽默。记得当时由于蒋介石被扣，南京政府何应钦之流一派混乱，他们时而如丧考妣，嚎啕大哭，时而又心怀叵测，杀气腾腾地叫嚷要出兵讨伐。大家边听边议论，高个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他的透彻分析，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从此，这位未通姓名的战友，就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一九三九年冬，我到达晋察冀，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和贺龙同志。罗瑞卿同志正好带领抗大部分师生也来到这里，这时才知道当年的高个子就是罗瑞卿同志。故友重逢，格外亲热。他虽然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但是我们毫无拘束，纵谈过去，讨论国内外战争形势，谈论得十分热烈、融洽。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领会很深，阐述毛主席关于持久战的方针、策略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深入浅出，使我们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我带领部队转战到太行，罗瑞卿同志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是我的上级。这期间，我常向他汇报工作，每一次他都是认真地听取，提出中肯的意见。他十分关心部队政治工作，热心提倡部队文体活动，我们时常在一起看球赛，参加群众性文艺活动。罗瑞卿同志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待人平等，和干部、战士亲热得很。操场上、晚会上经常有他出现。这既反映了革命队伍新型的阶级兄弟关系，又给当时在敌后的艰苦战争环境中的部队带来了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氛，鼓舞着部队克敌制胜、无坚不摧的战斗意志。
全国解放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我在铁道部工作，相互之间交往更多，时常一同跟随毛主席的专列外出，在主席身边聆听教导。罗瑞卿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心耿耿，毛主席参加一些活动，他都亲临现场布置和检查保卫工作。一次参观工展，整整三天的时间里，看不到他有睡觉的时候，那种勤奋忠诚保卫毛主席的精神，使我感受极深。后来，他任总参谋长，我兼任军交部的工作，经常得到他对铁路运输和铁路建设的指示。有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修铁路和训练的关系认识不清，罗瑞卿同志察觉后，及时指出，铁道兵真正的训练就是修路，修路就是练兵。他勉励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遭到诬陷迫害，我们的罗瑞卿同志首当其冲，是受迫害最为惨重的一个。尽管如此，他仍关心着其他受迫害同志的安危。当有人通过他“调查”干部的所谓“罪证”材料时，他大义凛然，坚持真理，坚持斗争，甚至当面揭露林彪一伙的阴谋，愤然指出：“你们可不要上了敌人的圈套！”为此，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他这种坚持原则、无私无畏的精神，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的英雄本色！
我和罗瑞卿同志一别十年，第一次重逢时，他以极大的革命义愤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老干部的法西斯暴行，直言不讳。他对林彪、江青一伙埋藏在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早有察觉，有其坚定不移的看法，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因而林彪、江青一伙对他恨之入骨，抢先下毒手，采取了极其卑劣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横加迫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同志重新任军委秘书长，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身残志更坚，为了把军队整顿好，尽快实现国防现代化，勤奋工作，夜以继日。每当我找他谈工作时，总看见他案头上文卷堆积如山，找他谈话的人接连不断。他虽然无端被迫脱离工作多年，但观察形势、分析问题仍然十分敏锐确切。他经常对我说：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军，整顿好部队。他非常关心铁道兵的建设，一见面总要询问各条新线进展情况，连一些干线设计、走向都问到了。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振奋精神，加快步伐，把林彪、“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罗瑞卿同志不愧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抓纲治军的得力助手，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都要学习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刚直不阿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紧紧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多做、做好各项工作。 （原载八月三十一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