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为《三上桃峰》平反
文化部理论组
编者按：“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在一九七四年初制造的《三上桃峰》事件，并借此在全国范围掀起的一场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是一大政治阴谋。现已查明，他们强加给晋剧《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无中生有，诬陷捏造。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个事件，是他们利用批林批孔口号另搞一套、阴谋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组成部分。为了拨乱反正，澄清是非，“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必须推倒，在所谓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中被诬陷为“毒草”的作品以及由此遭到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平反昭雪；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假左真右的文艺路线，以及“四人帮”在《三上桃峰》事件中所使用的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恶劣作风，必须深入揭批。本报当时在“四人帮”控制下，曾发表初澜的毒草文章《评晋剧〈三上桃峰〉》，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我们愿和广大读者一道，为肃清“四人帮”在《三上桃峰》事件中所造成的流毒和影响，共同战斗。
“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一手炮制的“《三上桃峰》事件”，今天终于真相大白：他们把这出戏打成“大毒草”，是一个用心狠毒的政治阴谋；他们给这出戏所加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晋剧《三上桃峰》彻底平反了，这是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也是我国文艺界思想进一步得到解放，党的文艺政策进一步得到调整和落实的标志。这是一件值得全国文艺界拍手称快的大好事。
一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在一九七四年初。当时，“四人帮”及其在国务院文化组的亲信于会泳，抓住山西省参加华北地区文艺调演的一个剧目《三上桃峰》，制造了一个重大的阴谋事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所谓反“文艺黑线回潮”运动的轩然大波。这个事件在文艺界造成祸害之严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三上桃峰》写的是两个生产队买卖一匹病马的故事。它批判了本位主义思想，歌颂了共产主义风格，是一出比较好的戏。但是，“四人帮”及其亲信别具心肠，恶人民之所好，竟指鹿为马地诬陷它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给它加上“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吓人罪名。“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炮制了一篇题为《评晋剧〈三上桃峰〉》的黑文。姚文元亲自为它作了十一处修改，还加了关键性的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文章经江青、张春桥定稿，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抛出，由全国三十二家报刊转载，霎时间搞得全国舆论界阴云密布。“四人帮”的亲信于会泳多次在大会上狂吠：这出戏的上演“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上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相呼应的”。他唯恐这一口咬得还不够狠，又把这出戏和山西一个评论工作者赵云龙同志的一篇文章联系起来。这篇文章批评江青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根本任务的提法“欠妥当”，是把文艺的手段和文艺的目的混为一谈。于会泳说这篇文章是《三上桃峰》的理论基础，是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他们还盗用国务院文化组名义，电催各省、市、自治区详细汇报各地批判《三上桃峰》的进程和反映。
于是，在一九七四年春天，批判《三上桃峰》就象一场瘟疫，蔓延全国。不到两个月，各地报刊就登出五百多篇批判文章；全国各个大、中城市召开了批判大会。全国各地到处抓“三上”、“四上”和“五上”；打倒“回潮派”、“复辟派”、“翻案派”的狂澜平地而起。一时冤案迭出，谈“马”色变。同这件事毫不相干的连环画册《大红马》奉命立即停印。后来连“牛”也遭了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这样被打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湖北有个儿童剧《桃山新苗》，因为剧名沾了一个“桃”字，县委和地委都专门开会，重新研究。“四人帮”淫威所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革命文艺工作者人人自危；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辨别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都被践踏殆尽。
人们不禁要问：对这样一出普通的戏，“四人帮”为什么要动那么大的肝火？其原因，于会泳在一封密信里有所透露：“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是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把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正说明“四人帮”及其亲信在政治上有这种需要。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需要呢？
众所周知，林彪自我爆炸，这对早已与他结成反革命联盟的“四人帮”也是一个打击。周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决按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受到抵制和批判。党的一系列政策重新被提出来并要求落实。威力所及，连“四人帮”控制最严的文化教育部门也受到一些影响。特别使大家兴奋的是，一些功劳大、威信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开始得到解放，正准备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在这样的革命浪潮面前，“四人帮”如坐针毡。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用不了多久，他们这一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政治“打、砸、抢”起家的人，将要失去立足之地，篡党夺权的希望更加渺茫了。这对于权迷心窍，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的反革命野心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于是，他们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加以歪曲，不批林，假批孔，大批“周公”，把一切明枪暗箭统统收拾到一起，对准一个目标：打倒周总理，以便在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中组阁上台。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三上桃峰》来京参加会演。这个戏写了农村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没有把思想上有本位主义错误的大队长当成走资派，也没有把一个因为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而犯了错误的落后社员打成阶级敌人。它大胆地突破了当时“四人帮”钦定的金科玉律。在这个戏的面前，“四人帮”在文艺界的亲信同样感到脚下的大地有些不稳，如不立即反扑过去，就很难稳住自己的阵脚。于是阴谋策划用批戏来打“黑线回潮”，既加强了打击周总理和其他老一代革命家的攻势，又堵住了突破“三突出”创作模式的潜流，收一箭双雕的奇效。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保卫战”，就在这种反动、卑鄙、龌龊的阴谋盘算下揭幕了。
二
卑鄙的目的决定了卑鄙的手段。“四人帮”及其走狗为了实现上述阴谋，捏造、陷害、收买、恐吓、盯梢，……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眼里，什么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还有实事求是的作风，统统等于零。
《三上桃峰》这个戏取材于《人民日报》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通讯《一匹马》，讲的是河北省抚宁县的事；而抚宁县正是王光美炮制“桃园经验”的地方。“四人帮”及其亲信仅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通讯反映的是“‘桃园经验’的‘结果’”，因此戏的要害是为刘少奇翻案。戏中女主人公给因为买了病马而蒙受损失的桃峰大队送去一匹大红马支援春耕，据初澜考证，王光美在一九六六年春也给桃园大队送过一匹大红马，于是他们又一口咬定，这个戏是为王光美，也是为刘少奇歌功颂德的。
现已查明，上述两条根本不是事实。《人民日报》所发通讯《一匹马》是根据当地的真人真事写的，所歌颂的刘义庄大队和大刘庄大队的贫下中农，与王光美蹲点炮制“桃园经验”的桃园大队毫不相干。何况通讯所讲的事发生在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之后，即一九六五年春天，当时，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已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受到批判。送马的事更加荒唐。桃园大队的干部群众早在一九七四年看到初澜黑文的当时，就抗议说：大红马是我们向北京红星公社买的，有发货票可以作证，与王光美毫无关系。而且通讯《一匹马》报道抚宁县长给刘义庄大队桑园二队送马的事，发生在一九六五年春，要比初澜编造的王光美送马整整早一年。由此可见，“四人帮”及其亲信于会泳之流定《三上桃峰》为大毒草的全部依据，纯属捏造。
不仅如此，在会演中，“四人帮”的亲信指使一个追随者在批判大会上血口喷人，咬定他曾经事先提醒山西省文化方面负责人说，此戏所写的故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力图把有关人员打成存心要为刘少奇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同时，他们杀气腾腾地威胁山西省会演代表团说：上演《三上桃峰》“是个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不是就是这一个戏？”“这么大的事，完了？没有这么简单，完不了的！”他们还暗地里派人严密监视代表团领导干部的行动，通过窃听，记录了每一个往来的电话。山西省文化局负责人贾克同志，因此而被批斗。更加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逼迫演员们顶着为刘少奇翻案的如山大帽，为接受批判而演出。演员们在高压之下不得不挥泪登台，以致难以终幕……
“四人帮”及其亲信余党，利用这个戏上攻敬爱的周总理，下整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工作者，手段之阴险毒辣，同我国历朝的文字狱制造者以及著名酷吏周兴、来俊臣之流的所作所为比起来，毫不逊色；而迫害规模之大，则超过历史的记载。赵云龙同志就在这场灾难中被迫害致死；全国各地因此受批挨斗、隔离、撤职以至关进监狱的，为数不少。
《三上桃峰》事件是“四人帮”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典型一例。它告诉我们：在这一帮靠搞政治上的“打、砸、抢”起家的暴发户的“宝座”下面，血泪斑斑，冤气冲天。今天，为《三上桃峰》平反，就是要拆穿《三上桃峰》事件的全部西洋镜，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三
《三上桃峰》事件给人的教训是深刻的，只要指出几点就可以看到总结这种经验教训的重要性。
“四人帮”及其亲信攻击《三上桃峰》“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其实，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的，正是他们自己。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阶级与阶级之间有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三上桃峰》反映农村思想阵地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通过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来表现的。这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极重要的和带规律性的问题。“四人帮”及其亲信却指诬忠实地反映这个问题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戏中主人公只顾“马情”，不顾“敌情”。他们要把戏中有本位主义错误思想的大队长定为走资派，把因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而犯了错误的社员当作地富分子或反革命处理。要言之，他们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把思想问题（同样，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业务问题等等）当政治问题来处理；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抹去“人民内部矛盾”这回事。这种观点正是用假左的面目来修正和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因为从“左”边来，所以特别容易迷惑人，为害就更大。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论办事，把人民当敌人对待，结果从反面动员了群众，最终被打倒的还是他们自己。“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兴亡史生动地说明，顽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注定要灭亡的，它给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反面教训。
“四人帮”及其亲信给《三上桃峰》扣上一顶又一顶大帽子，用的是同一种方法：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照此办理，任何“论据”都可以从他们自己的提包里拎出来。他们把自己装扮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开口革命路线，闭口共产主义。他们批判一切，过问一切，仿佛世界上只有靠他们才有太阳在空中照耀。其结果是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成了弥天大罪，信口雌黄、强词夺理成了时髦。只要不合他们篡党夺权的利益，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统统成为政治问题。但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是一门科学，决不是旧上海滩上买空卖空的投机生意。事实充分证明，他们手里并没有真理，有的只是政治流氓的那套诈骗术和索隐术，关于《三上桃峰》的那些胡说八道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的文艺批评，决不能搞“四人帮”捕风捉影、主观臆测那一套，一定要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坚持走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道路。
“四人帮”及其亲信把《三上桃峰》打成大毒草，凭借的是权力和阴谋。他们根本没有，也不敢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在艺术的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没有科学真理作为内容的权力，从本质上看，只不过是纸老虎。但是，在他们的本质还没有暴露以前，在他们的权力还起作用的时候，这种只有阴谋、没有科学真理作内容的权力，却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力量。只要你对他们说出半个不字，那就棍帽齐飞，六法（揪、批、斗、关、管、杀）同下。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或科学工作者生命都危如累卵，哪里谈得上“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三上桃峰》的遭遇不就是一个典型吗？你说要写个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戏，把思想问题真正当作思想问题来解决，他们就指责你宣扬孔孟之道，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你还来不及分辩，批斗已经开始；在后面等着你的还有许多的“绝招”和法宝。文艺之花只能在寒风中颤慄。“齐放”既办不到，“争鸣”更不可能。《三上桃峰》事件从反面表明：要按毛主席的“双百”方针和“六条标准”办事，必须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否则只能是一句空谈。
《三上桃峰》在遭受残酷镇压以后四年，终于重见天日。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发扬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坚决落实党的方针、政策的结果。这件事牵涉的面很广，但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写过一点错误文章的人，不是受害者就是受骗者。我们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和打击以“四人帮”为首的那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让我们借《三上桃峰》平反的东风，推动文艺战线大好形势迅猛发展，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使党的文艺事业空前繁荣起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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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策定人心 政策鼓干劲 政策促生产
浙江省委采取切实措施，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调
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全省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据新华社杭州电 本社记者郭说传、沈世纬报道：中共浙江省委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被“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了的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恢复和健全起来，采取切实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调动了广大社员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乱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搞乱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给浙江省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以后，浙江省委和各级党委认识到，要把浙江的农业搞上去，最根本的是要靠党的路线和政策去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为了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先后深入台州、温州、宁波等地区的一些社队调查研究。在省委的带动下，各地、县委书记迈开双脚，纷纷到社队第一线去作调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省委强调指出，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重点是贯彻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政策，要采取切实措施，从各方面努力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农村社队和社员增产增收。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省不少社队劳动管理、财务管理不健全，会计帐目混乱，财务不民主，经济无核算。有些地方超支挪用、铺张浪费、贪污盗窃的现象严重，相当一部分社队分配不能兑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省委从抓去年年终分配兑现着手，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城乡结合、内外结合、上下结合的方法，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认真整顿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这样做的结果，使全省多数社队做到了增产增收，分配兑现。去年年终决算，全省农村总收入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一七，粮食分配比一九七六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八，社员平均口粮比一九七六年增加十斤。
在纠正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倾向方面，省委要求各社队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的制度，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省委强调任何部门不经批准，不准私自招雇生产队的劳动力，不准扣留挪用国家拨给生产队的经费，不准用任何借口向生产队索取或低价购买各种农副产品，不准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物资盖楼堂馆所。公社、大队要大力压缩非生产人员，严格控制非生产用工。农田基本建设既要发动群众大干，又要不搞一平二调，注意解决好合理负担问题。省委还要求各级党组织对违反中央政策精神、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公开向群众宣布一律废除。要求各地对重大的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不能自行其是，乱订政策。省委重申社员自留地种植品种，由社员自行安排，不得限制。社员可以饲养猪、羊、鱼、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也可以饲养母猪。社员可以利用工余时间，从事不便于集体统一经营的编织、刺绣、采集、渔猎、养蜂等正当家庭副业。
浙江省委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要在政策上拨乱反正，首先要在思想上拨乱反正。只有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肃清流毒，消除“余悸”，治疗“内伤”，才能使党的政策落到实处。“四害”猖獗时，“四人帮”及其在浙江的帮派体系大肆兜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黑货，把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造成了思想混乱。有不少干部对落实政策顾虑重重，心有余悸；有的畏首畏尾，遇到问题绕道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浙江省委组织农村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分清是非。不少地委、县委书记亲自动手，带头贯彻党的政策，帮助基层干部消除“余悸”。不少地方还把基层干部集中起来轮训，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和经营管理水平。
政策定人心，政策鼓干劲，政策促生产。今年全省春粮获得丰收，油菜籽大幅度增产。目前，全省一千八百多万亩早稻已收割完毕，比去年增产。不久前，省委召开常委会议，认真学习党中央转发的湘乡县的经验和所作的重要指示，同时，省委参照湘乡县经验，制定了《关于认真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改进人民公社经营管理的若干规定》（草案），以进一步把党的各项农村经济政策落到实处，更好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快发展农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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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亲自抓政策落实
广大社员赞扬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有奔头了。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今年以来，中共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亲自抓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效果显著，促进了全省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黑龙江省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过去每年平均向国家提供商品粮二十八、九亿斤。但是，近些年来，由于“四人帮”及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许多现阶段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全省农业的发展，出现了每人粮食占有量下降，商品率下降，给国家上交粮食下降的严重情况。这个情况使省委清楚地看到，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是拨乱反正，高速度发展黑龙江农业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今年上半年，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先后三次深入到嫩江、绥化、松花江三个地区的十九个县，详细了解农村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倾听县、社、队干部和群众对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呼声和意见，和他们共同讨论研究当前在落实政策中急需解决的问题，总结推广经过实践检验而行之有效的好经验，指导全省面上的工作。
杨易辰到甘南县调查时，听说音河公社兴十四大队这几年经济政策落实得比较好，社员社会主义积极性高，生产上得快，对国家贡献大，就特意来到这个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劳动，共同研究他们的经验，勉励他们不断前进。同时，他指示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总结兴十四大队的经验。这个典型经验推广后，对全省落实党的经济政策，搞好社队经营管理，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商品粮基地建设，起了促进作用。
半年多来，黑龙江省委领导同志深入农村，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认真调查，为研究解决经济政策问题提供了依据。省委常委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制定了《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若干规定》，重申了现阶段党在农村一系列经济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正确政策。省委的这些规定，传达到农村后，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都赞扬说：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社会主义有奔头了。党的政策调动了千军万马，农村社队普遍出现社员出勤率高、劳动效率高的欣欣向荣景象。据省里有关部门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农村已有八万多外出单干的劳动力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目前，全省八千多万亩大秋作物多数禾苗茁壮，长势旺盛，好于去年，为夺取今年粮食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