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百家争鸣与自然科学
赵红州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曾经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毛主席的英明论断,不仅是对思想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对科学技术史的正确总结。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毛主席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9页)毛主席这里说的“两家”,是指世界观而言的。至于学术观点,就不是一家两家,三家四家,而是百家千家。“四人帮”胡说“百家争鸣,还得一家作主。”有意把世界观上的“家”同学术上的“家”混为一谈,制造“一家作主”论,这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恶毒歪曲。
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的发展不象上层建筑那样,以废除旧的,建立新的那种方式来实现,而是把旧的科学理论,当作一定条件下的相对真理,包含到新理论中去,就象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把牛顿力学包含在他自己的理论体系里一样。因此,在现代物理学同经典物理学进行历史性的大论战时期,谁要是轻易宣布“牛顿力学是毒草”,“应当彻底打倒”,“由爱因斯坦一家作主”,等等,那么,他不是白痴,就是疯子。事实证明,不论什么时候,科学技术都只能百家争鸣,而不能“一家作主”。
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它的高度社会化和高度专业化,它的相互渗透和边缘学科的兴起,更需要不同学术观点的百家争鸣。由于科学劳动社会化,一个科研项目的完成需要很多单位的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科学技术的高度专业化,使一个人很难驾驭综合性极强的边缘科学。这就需要从事不同专业研究的人互相协作,需要从事同一课题的各家互相讨论,取长补短,共同建筑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大厦。
从根本上来说,自然科学是几百个民族,几千年时间,亿万人共同劳动的结晶,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21页)科学的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广泛而可靠的群众基础。同时,科学研究中的群众路线和集体智慧,又是自然科学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什么时候科学领域千家蜂起,科学技术就突飞猛进;相反,什么时候科学被少数人所垄断,或者被某些学阀“一家作主”,科学技术必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百家争鸣局面。当时,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学派林立,辩论成了学术界的常事。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大大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比如,墨子的物理学成就,甘德、石申的《甘石星表》,扁鹊的医术,都是当时世界上伟大的科学成就。
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同托勒密的地心说的对立、斯达克的燃素说同拉瓦锡的氧化说的争论。光学上,牛顿的微粒说和惠更斯的波动说;生物学上,进化论同神创论,泛生说同基因说;地质学上,火成派与水成派,渐变说与灾变说;化学上,定组成学说同不定组成学说,等等,各种学派、各种观点的鸣放,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搞科学研究,同搞其它工作一样,是“人多一点好”。百家争鸣,就是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它要求科学园地,既要有中国的百家,又要有外国的百家;既要有现代的百家,又要有古代的百家;既要有专家的百家,又要有群众的百家。百家争鸣好在“百”,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也合乎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九五六年,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国遗传学界在青岛召开会议,对米丘林和摩尔根学派都给予应有的科学评价,形成了争鸣的局面。但是,“四人帮”鼓吹“一家作主”论,胡说这次会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会议,在他们授意炮制的《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其主要流派介绍》中,蛮横地断言,摩尔根学派是在“生物学外衣下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宣扬‘龙生龙,凤生凤’的反动血统论”,把一九五六年的青岛会议,诬蔑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为遗传学的“反动理论鸣冤叫屈”。这既是对自然科学的一个学派的肆意歪曲,更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的疯狂攻击。
自然科学是真理和谬误,前进和后退,肯定和否定的矛盾运动过程。任何一个科学理论,不论它如何正确,在它肯定的理解中必然包含着否定的理解。因此,科学的前进和发展,除了社会生产的决定性因素外,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商榷、答辩和说理斗争,往往是促进科学发展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克服片面性、表面性和局限性。
科学研究是一种非常艰苦而又复杂的脑力劳动。除开世界观问题不说,单就科学试验条件而论,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实验方案,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学术见解。譬如,对发酵现象的认识,法国科学家巴斯特认为,发酵一定是某种细菌活动的结果。而德国科学家李比希则认为,发酵是由于某种化学酵素的作用。两种意见相峙多年,直到一八九七年布希纳从磨碎的酵母中分离出一种酵素(即酶),这才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他们两人(在某一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都有片面性。发酵起因于酶,而酶则是酵母菌产生的。这一争论,促进了对酶的研究。
又譬如人们对光的认识。十八世纪,牛顿凭借他对光的直线传播和光的反射、折射现象的观察,提出了光的微粒说;而惠更斯依据他对光的衍射、干涉等现象的观察,又提出光的波动说。两个人对光的研究的角度不同,观察方法不同,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波动说和微粒说相互争论了几个世纪,先后经过麦克斯威的电磁波理论,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最后才在量子力学那里得到了关于光是波动性和粒子性对立统一的正确认识。
十八世纪,人们曾经观察到了一些元素之间的相似性质,提出元素的“三联律”和“八音律”排列规则。但是这仅仅是极其表面的认识。十九世纪,门德列夫的周期表,揭示了元素按原子量排列的内在规律,使人们对元素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门氏周期表还解决不了某些特殊元素不按原子量递升排列的矛盾。于是又出现了摩斯莱理论,即按原子序数排列的理论。摩斯莱学说更深刻地反映了原子内部的运动规律,后来导致原子结构理论的建立。
可见,百家争鸣是自然科学克服片面性的有力保证,是通向真理的阶梯。它促进了人们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
开展学术界的百家争鸣,会给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一八五九年,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的时候,不仅遭到教会的指责,同时也为一些大科学家所反对,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第一流的比较解剖学家欧文,他坚决反对进化论学说,认为“高等动物不可能从单细胞动物沿单一系列传递下来”。一八六○年,达尔文学说的积极拥护者、著名科学家赫胥黎,不得不在牛津同大主教威尔伯福斯进行有名的“进化论大论战”。从此达尔文的进化论才得到广泛承认和传播。
镍铬提纯工艺,我国技术界历来有“水火之争”,即“水法工艺”和“火法工艺”两种不同意见。本来,这是正常现象。但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亲信硬把赞成或反对“水法工艺”,说成是“支持或压制新生事物”的政治问题。他们根本不懂得,真正的“小人物”是欢迎百家争鸣的。这不但因为“小人物”要借百家争鸣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小人物”也须在听取批评意见中逐步完善自己的学说。
科学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工作,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科学家要在完全陌生的新领域进行探索,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开展百家争鸣,就可能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一种有利的条件,使人们能够互相帮助,互相切磋,用正确的认识代替错误的认识。科学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人们常常把一种错误的理论当做真理来接受(如“燃素说”和“热素说”)。因此,必须大力提倡不同观点的争鸣,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
开展百家争鸣,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只有实事求是,保持谦逊谨慎的科学精神,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样的争鸣和辩论,就会使争论的双方在客观真理上统一起来,促进科学不断向前发展。
十九世纪,法国有两位化学家柏托雷和普鲁斯特,就化合物组成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当时,由于拉瓦锡的杰出成就,把定量分析引入化学,化合物成分的变和不变问题,成了当时化学界突出的问题。普鲁斯特继承拉瓦锡的观点,认为一种化合物(如水),构成它的元素是按严格的比例和不变关系结合的。相反,柏托雷通过对冶金过程的长期观察,通过对铁与水蒸汽、酸、碱等物的化学反应的大量实验,提出了化合物组成成分是可变的化学理论。他认为,由于不同条件和反应物的不同初始量,构成化合物的元素应当在一定限度内按不同比例关系结合起来。双方各有实验成果做依据。论战从一八○一年起,到一八○八年止,进行了八年时间,大大提高了化学理论和实验水平,为道尔顿学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但是,科学史上也有完全相反的例子,这就是地学和地质学上的争论。一六七二年,法国李希发现地面各处重力不等现象,启发了牛顿提出地球是扁椭球理论。但是,法国天文台台长卡西尼等人,从笛卡儿旋涡理论出发,认为地球不是扁椭球,而是长椭球,好象直立的鸡蛋。这个争论也进行了几十年,但是没有什么结论,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发展。原因是卡西尼不是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的,他只选取有利于自己的观点的数据。后来,法国科学院观察队,在赤道和北方作实地测量,才证明牛顿的结论是正确的。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不要求全责备”,是贯彻“双百”方针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求全责备是形而上学的表现。这就为当前自然科学争鸣指明了方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自然科学理论也不会永远完美无缺。不应当简单地否定一个理论,应当在批判旧理论中发展新的学说。旧理论被推翻之前,新的理论已经在酝酿形成之中,如在托勒密地心说被推翻以前,哥白尼日心说已在建立。要努力学会象列宁那样,既要无情地批判渗进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错误,又要热情地爱护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学术论文和报告,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只要不泄露国家机密,不弄虚作假,就不应随便扣压。学术见解和观点,不管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当使它有发表的机会。一种理论,成熟了可以发表出去,不够成熟也可以发表出去,以求别人批评指正,在争鸣中逐步完善。要把“四人帮”那种专制主义和帽子满天飞的学阀作风扫除干净。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有利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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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标尺定在哪里?
太钢发电厂坚持高标准肃清“四人帮”流毒
编者按: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标尺定在哪里?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是深入肃流毒还是浮泛地肃流毒,是高标准肃流毒还是低标准肃流毒,这是关系到能否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能否彻底澄清是非的问题,应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山西太原钢铁公司发电厂党委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没有满足于前一阶段揭批工作已经取得的战果,而是保持清醒头脑,看到“四人帮”的流毒还严重地影响着企业的生产和工作,还有很多艰巨工作要做。他们围绕经济领域“十个要不要”的学习讨论,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一条一条地、认认真真地揭批。这样,企业的差距就找出来了,“四人帮”的流毒就看得更清了,使揭批运动又深入一步。他们的经验可供参考。 太原钢铁公司发电厂原是一个“老大难”企业,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一跃而成山西省大庆式企业。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开始后,厂里一部分同志满足于现状,认为“四人帮”的爪牙已经清查出来,生产也走上了正规,比起一九七六年,已经是天上地下了。很多老工人却不是这样看。他们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工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事实,但不能以一九七六年的情况为标准。太钢发电厂是“重灾户”,受“四人帮”的破坏之大,流毒之深,是不能低估的。现在厂里各项工作同大跃进年代比,同“四清”运动后期比,同本厂历史上创造的最好水平比,无论那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天厂里所做到的,只是初见成效,要想三年大见成效,必须坚持高标准,深入肃流毒,恢复优良传统。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新时期的总任务。
这就在党委面前摆出了一个问题:肃流毒的标尺应该定在哪里?他们从几个方面作了回顾和检查:为什么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没有第一、第二战役搞得深搞得细;为什么可以避免的事故还在发生;为什么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不稳定,若干指标仍然赶不上同行业先进水平;为什么职工队伍的整顿和建设抓得时紧时松。党委同志进一步认识到,要把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打好,必须坚持高标准,把深入肃流毒的标尺定到华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上,定到党中央关于加速发展工业的各项具体规定上,定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目标上。
为了深揭狠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进一步肃清流毒和影响,他们紧密联系本厂实际,开展了群众性的忆传统、讲传统、学传统活动。许多老工人讲了很多好思想、好经验、好作风,并且从思想、作风、技术、制度和管理方面找出两百多条差距。这说明,即使已经成为大庆式企业的先进单位,肃流毒的工作也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他们通过忆传统、讲传统、学传统的活动,围绕经济领域“十个要不要”的学习讨论,广泛开展了十批、十肃、十树活动。一、批“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肃不遵守劳动纪律、不严守岗位的流毒,树立严格执行岗位责任制的风气;二、批“四人帮”败坏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罪行,肃说假话、弄虚作假的流毒,树立“三老四严”的作风;三、批“四人帮”鼓吹的“制度无用论”,肃有章不循的流毒,树立坚决按制度办事的作风;四、批“四人帮”所谓搞积累就是“利润挂帅”的谬论,肃浪费国家资产的流毒,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风尚;五、批“四人帮”散布的“技术无用论”,肃不学技术,不尊重师傅的流毒,树立为革命苦练基本功的思想;六、批“四人帮”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肃闹不团结的流毒,树立为革命搞好团结的思想;七、批“四人帮”腐蚀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肃公私不分,私拿公物,多吃多占的流毒,树立工人阶级以厂为家、爱护公物的主人翁责任感;八、批“四人帮”带头大刮资本主义妖风的罪行,肃做私活、拉关系、以工换工、以物易物的流毒,树立一心为公、大干社会主义的风气;九、批“四人帮”鼓吹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谬论,肃不服从党的领导、不执行党的政策的流毒,树立听党的话、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思想;十、批“四人帮”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肃机关干部作风漂浮、不深入的流毒,树立机关革命化的新风。
通过忆、讲、学和批、肃、树,太钢发电厂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的斗争搞得有声有色,职工们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自觉服从党的领导,模范遵守纪律,严守各项规章制度。科室人员精心钻业务,努力提高组织和管理生产的水平,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今年以来,全厂月月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大多数技术经济指标达到了历史同期先进水平。
《山西日报》记者 柴沛霖 本报记者 刘集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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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科技组织开展学术交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协会和农学、作物、土壤、园艺、植物保护、农机、林学、水利、地理、地质、金属、土木建筑、医学、护理、药学十五个专门学会,今年春季以来,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地处亚洲腹地的新疆,气候异常干燥,主要依靠雪山上的雪水灌溉农田和牧场。正确估算新疆的水资源,对于高速度发展农牧业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在自治区地理学会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上,地理科学工作者宣读了九篇学术论文,就新疆的水资源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地理专家们还根据近几年来对新疆荒地资源的综合考察研究,提出了统一规划开发塔里木河两岸的荒地资源、胡杨林资源、水资源的合理化建议。水利学会就干旱地区如何大力发展喷灌技术展开了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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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恢复活动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正式恢复活动,最近举行了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吉林省社会科学研究的情况。周总理曾指出:“东北文风不盛,文科人材缺乏,应当加以改变”。根据这一指示,吉林省有计划地培养、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科学理论队伍,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出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语言文学、外国问题研究等方面的若干著作。但是,吉林省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大肆摧残社会科学事业。与会同志对“四人帮”破坏社会科学的罪行进行了批判。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恢复活动后,讨论了吉林省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调整充实了学会领导机构,并决定办好理论刊物《社会科学战线》。最近,这个刊物的第二期已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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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十三岁的成都中医学院眼科医生陈达夫,在治疗实践中给年轻教师传授经验。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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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交流成就和经验
宣读论文一千多篇,讨论了今后的科研规划
中华医学会最近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神经精神科学术会议,检阅和交流了自一九六三年第一届学术会议以来,我国神经精神科学的成就和经验。
十几年来,广大神经精神科工作者顶住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努力工作,在医疗、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精神科方面,几年来对三千万人口进行了精神病普查工作,使许多病人及时得到了治疗。在神经内科方面,对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脑血管疾病进行了广泛的普查,坚持中西医结合,提高了对脑血管疾病的治愈率。我国神经外科颅脑损伤的手术治疗和脑肿瘤的诊断与手术治疗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在这次大会上宣读和交流的学术论文共有一千四百多篇。这次会议确定了我国神经精神科今后的主攻方向;还讨论了全国神经病科和精神病科的科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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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一种医学杂志将复刊
十一种医学专业杂志将在今年第三季度陆续复刊。这些杂志是:《中华预防医学杂志》(原《中华卫生杂志》)、《中华妇产科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眼科杂志》、《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中华口腔科杂志》、《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系疾病杂志》、《中华医学检验杂志》和《生理科学进展》。它们将由中华医学会、中国防痨协会和中国生理科学会分别编辑出版。
中华医学会、中国药学会、中华护理学会和中国防痨协会过去编辑出版了十九种医学专业性杂志。现在已经恢复出版的有《中华医学杂志》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中华内科杂志》、《中华外科杂志》和《护理杂志》。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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