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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留尾巴”
高放
人类早在若干万年以前就脱去尾巴了。但是，现在仍有人有尾巴。这不是笑话，也不是寓言，这是现实。不过这是早该截去的政治尾巴。
今天本报刊登的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王英斌的情况就是一例。本来是革命者，当作反革命抓了，抓错了。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就应该大公无私地予以平反。但是，不，有人硬要留尾巴。“你看过黄色小说……。”云云。黄色小说，我们是要取缔的。但是，《安娜·卡列尼娜》怎么是黄色小说呢？它的作者托尔斯泰不是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给予肯定的评价了吗？怎么看这类书也要当作政治问题给留尾巴呢？真是咄咄怪事。
有的同志不了解，落实党的政策，纠正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案、错案，归根到底，是一个分清是非，分清敌我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许多地区、部门在清理这类积案中，恢复党的传统，增强社会主义法纪，取得很大的成绩，赢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执行这一政策时，也有人总是扭扭捏捏，拖泥带水，不着眼于分清是非、敌我，而是背着精神枷锁，杂念重重，总要给人留上点尾巴，使一些身受“四人帮”迫害的革命同志，虽然获得了自由，仍是胆战心惊，担心有朝一日再被抓尾巴。
我们党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冤案、假案必须彻底平反，错案必须坚决纠正；全错的全平反，部分错的部分平反，不能一风吹。这里说的“留尾巴”，就是该彻底平反的不彻底平反，有意对受害同志非难挑剔。
“‘四人帮’当时还是副主席、政治局委员，你反他就是矛头指向毛主席”，“有严重政治错误”。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反对“四人帮”就是反对“四人帮”，怎么能说反对“四人帮”是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呢？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和反对，正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正是热爱毛主席、捍卫毛主席旗帜的具体表现。他们的正义行动好得很！
“你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实际上攻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怎么能成为一条理由呢？象本报介绍的庄辛辛、蒋林川等同志，都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英雄，怎么能说是反对和攻击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呢？请问：当这些同志毫无畏惧地向“四人帮”挑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你这种判断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这同我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那里有一丝一毫共同之点？
还有一种高论。一个受迫害的同志说：“我在狱中听到‘四人帮’完蛋的消息后，万分激动，高呼胜利了！可是，有人竟训斥我说，别高兴太早了。你反‘四人帮’反早了，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就好比一场战斗，没打响你先放了一枪，就是给敌人通风报信。”再听听另一个受害者的揭发：“我出狱后，为了给我留尾巴，说什么别人都看不出‘四人帮’有问题，就你看出来了？你反‘四人帮’是违反组织原则，是错误的，要认真检查，吸取教训。”这么说，不成了顺“四人帮”者有功，反“四人帮”者有罪么？落实政策，还给人家留下“反早了”、“斗争方式不当”、“作法不对”以至“给‘四人帮’通风报信”之类的尾巴，这是为什么？戳穿了，就是为了保护自己过去制造的错误，否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否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反对修正主义的光明正大的行动。这种说法和作法，同毛主席的教导，同党的方针、政策、作风，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但事情还没有完。有的单位给人安上尾巴，还要本人“供认不讳”以示其正确。他们诱使反“四人帮”的同志写“检查”的时候竟然说：“反‘四人帮’的内容不用写，悼念周总理的话不用写，就写对毛主席的态度有问题，这样我们也好交代。”同志，该清醒了。硬让人家承认你说的这些话，这不叫“证据确凿”，叫逼供；以这些假话为由头，牵强附会，无限上纲，不叫“定性准确”，叫“扣帽子”；人家有理讲理，不叫“诡辩”、“翻案”，叫坚持原则。
人们不禁要问，“四人帮”已经垮台一年多了，为什么党中央多次指示，广大群众一再呼吁，要为受害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而有的地方总是充耳不闻，阳奉阴违，暗中抵制？这说明，“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四人帮”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还没有彻底肃清。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本身就不干净，他们焉能正确对待那些反“四人帮”的好同志？留尾巴这一手就是他们的妙作，可以“证明”我“当初抓你是对的，今天放你也是对的，明天再抓你还是对的”。这种作法，难道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继续在作怪么？
当前，全国落实政策的工作正在深入。我们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高度认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错案、冤案，为受害同志彻底昭雪平反。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些反“四人帮”的同志是作得对的。他们能够在那种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培养的结果。如果他们亲眼看到这些同志，会是十分高兴，欣喜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些同志就是十全十美了。特别是一些革命青年，他们在政治上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于他们，要诚恳地满腔热忱地帮助他们总结斗争的经验，而不能苛求、指责他们。
平反冤案，纠正错案，要实事求是，不留尾巴。作好这件大事，关键在领导。《十五贯》里的况钟说：“若百姓含冤，为官心愧。为民请命，即丢官，不后悔。”我们的领导干部，总该比况钟高明多少倍吧！领导通了，领导抓了，事情就好办了。在纠正错案、冤案中，要虚心听取受害者的意见，允许申诉、辩护，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处理“四人帮”造成的冤案、错案，仇恨要集中在“四人帮”身上，为受害的革命同志彻底平反，千万不要硬给他们留尾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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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把大干和政策对立起来
新华社记者、本报记者述评
“农田基本建设一要大搞，二要注意政策。”这是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讲话里强调的一个要点，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讨论得十分热烈的一个中心问题。
农业要大上，为农业增产开拓道路的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大干，这一点，代表们通过从江苏到山东的实地参观，认识是大为提高了。许多农业先进单位由大干到大变的动人事迹，深深教育了他们。看，原先是村破、田瘦、产量低的江苏江阴县华西大队，坚持几年大干，生产跃上了亩产一吨粮的高峰，在平均每人只有八分田的条件下，八年来每人每年给国家提供商品粮七百六十斤，猪零点八头，禽兔十五只，蛋十三斤。社员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人人住了新房。原来地处穷山恶水间的新泰县，大干三年，治河四十二条，改岭四十五座，建成大寨田三十六万亩，三年来实现了粮食生产每年递增百分之十点二的高速度发展。这些先进单位是怎样由大干到大变的？他们的一个共同体会是：大干必须沿着党的政策的轨道前进，正确的政策和正确的规划，是引导大干走向胜利的保证。
有少数同志，把大干和政策对立起来，认为要大干就不能讲政策，要讲政策就不能大干。持这种看法的人虽然为数不多，但他们的意见却颇有影响。
“要大干，就得搞点平调。”这种论调是错误的。什么是“一平二调”？一平二调就是无偿使用生产队的人力、物力、财力，就是剥夺农民。我们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最根本的就是要依靠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用剥夺农民的办法只能把农民的积极性调走，广大群众积极性不高，甚至消极怠工，农田基本建设怎么能搞得好？大干就是要鼓实劲，而不是鼓虚劲。只有认真执行政策，才能使农民群众个个鼓实劲，出大力。那种不讲政策的大干，只能鼓虚劲，而且也难以持久，一呼拉上去，一呼拉下来，造成劳民伤财，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这是早已为过去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掖县的同志谈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段经历，发人深思。十年前，掖县曾经采用平调的办法，抽调了全县百分之四十的农村强劳动力，大搞水利建设。由于“一平二调”，再加上瞎指挥，全县突击建设的三十座水库，大部分工程质量很差，水利反而搞成了水害，有的水库刚建成就被群众扒平了，当年的农业生产也受到了严重损失。一场大干，变成了一次大浪费。认真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最近几年，掖县又组织了一个改造琅玡岭的大会战，在大干中认真执行政策，搞好各社队之间的协作互利，做到合理负担。对民工实行“五定一奖”，即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报酬，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确保多劳多得。政策落实，干劲大增，工程进行得又快又好，第一个冬春就整出了三千多亩大寨田，当年就实现粮食大增产。大干四年，大进四年，昔日的荒山秃岭上，建成了大寨田九千多亩，产量比整治前翻了两番，社员收入年年增加，充分显示了政策的巨大威力。
两种做法，两样效果，事情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这是一种思想糊涂的说法。党的政策，对那些热衷于搞平调和瞎指挥的人，确实是一种限制，把这些人的手脚束缚一下，是大有好处的，这样就能把广大群众的手脚解放开来。大干农田基本建设，我们只能着眼于解放群众的手脚，也就是用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农田基本建设成为真正的群众运动。搞“一平二调”，违反群众的意愿，只能靠强迫命令行事，群众运动势必成为运动群众。
大干农田基本建设，早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只要政策落实，干部作风端正，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群众行动起来了，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苏州地区浏河工程就是真正实现了多快好省的一例。这条为二百六十万亩低洼田排水的河道，西连阳澄湖，东通长江，长四十九里，工程量不小。苏州组织了十二万人，原计划大干两个月，结果一个月就胜利竣工，河、闸、林、路、桥一齐建成。工程进行得这样快这样好，大出人们的意料，当地的干部和群众高兴地说：“大河小河开过不少，还没有见过象浏河开得这么好！”为什么干得这样出色？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党的政策，蕴藏在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挥出来了。
党的政策的重要性，原则上谁都承认。但是，为什么有那么一些人，在实际工作中总是不肯老老实实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呢？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同志脱离群众，灵魂深处没有摆正个人和群众的位置，他们实际上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翁的地位。他们不体察农民的疾苦，和农民想不到一起，说不到一起，很少共同语言。他们迷信行政权力，习惯于发号施令。遇到困难，往往忘掉了真正能解决问题、排除困难的是千百万群众。这是他们忽视党的政策的实质。政策观念薄弱和群众观念薄弱，这对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说，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重要表现。
一要大干，二要注意政策，这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的农田基本建设中，付出不少学费而总结出来的一条根本经验。全面地正确领会它的精神，坚定地按照这个原则去做，我们一定能迎来一个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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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说说我的“尾巴”《人民日报》编辑部：
我是个青年工人，出身工人家庭。一九七六年四月四日，为悼念周总理，张贴四首词，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于四月二十六日被抓进监狱。
我因为无限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拥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以在频繁的审讯中，我坚持不承认犯罪。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广播了粉碎“四人帮”的巨大喜讯，我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经过一个多月，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于十二月三日获释。
不过，在解除审查时，北京市公安局当时还在“四人帮”的那个黑干将把持之下，仍然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在我们这些反“四人帮”的人身上找问题，以证明他们当初没抓错。对我，他们抓了所谓看黄色小说的事。
我一向爱好文学，读过不少中外小说，如《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等。于是，他们指责我“看黄色小说，灵魂肮脏”，“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等等。另外，我还自习写作小说。有爱情内容。他们又指责我“写黄色小说”。这些问题根本谈不到政治错误。为了留尾巴，他们硬说我有“错误”，并逼我写检查。在宣布“审查结论”时，还没收我个人借阅的二十余本小说。在我回到单位后，那些当年参与迫害我的领导，抓住我的“尾巴”，继续对我歧视。后来，一些小说陆续开放、出版后，我又口头申诉，有的领导竟说，你看黄色小说这条可以不算，还有写黄色小说呢！我写的所谓黄色小说，已被公安局非法烧毁，有理没法说。如果说，为了平反，要销毁诬陷人的黑材料，那么你烧了我的习作干什么呢？现在，又要给我定罪，又把“罪证”烧掉，是何道理！迫于无奈，我又找到公安局申辩，审我案子的人竟说：“你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四人帮’，你看了那么多黄色小说，就不受一点影响？”我说这些小说已开放出版，难道我还有罪？他大怒：“不给你谈！”并通知传达室，今后不许接待我。出狱一年多，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
个人荣辱，可以不计较，路线是非，是要分清的。要为我们这些无辜受罪的人真正平反，就不应留尾巴。希望那些当年跟着“四人帮”说了错话办了错事的同志，要真正转变立场。
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 王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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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实行岗位责任制 切实改进领导作风
浏阳县各级党组织对干部实行“四定一评”，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新华社长沙八月二日电 为了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医治“四人帮”造成的“内伤”，湖南省浏阳县各级党组织对干部实行“四定一评”岗位责任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四定”的主要内容，一是定蹲点社队。县委常委、区委和公社党委书记、县委工作队长，定一个公社，蹲一个生产队；县委工作队的组长、区和公社干部以及大队党支部书记，定一个大队，蹲一个生产队；工作队员、大队党支部委员蹲一个生产队。二是定任务指标。所有定点社队，都要落实增总产、增总收入、增贡献、增积累、增储备、增社员纯收入、增社员口粮，降低生产费用，降低人口出生率的“七增两降”奋斗目标。三是定劳动天数。参照昔阳县干部的劳动标准，分别落实到人。四是定工作要求。每个干部一定要带头学理论、学文化、学科学技术，坚持以揭批“四人帮”为纲，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依靠贫下中农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一评”就是逐月逐季进行检查评比，年终验收总评。
过去，浏阳县各级党组织曾派过大批干部深入社队工作，也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些同志工作飘浮，纪律松弛，缺乏责任感。少数人挂名蹲点，点上不见人，以致有些干部在点上几进几出，旧的面貌仍无改变，甚至还减产。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中，由县委带头，层层举办整风学习班，对照毛主席、华主席关于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一系列指示，深揭狠批“四人帮”搞乱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腐蚀和瓦解干部队伍的罪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肃流毒，治“内伤”，大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要切实改变作风，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同时，要有制度作保证。搞“四定一评”就把改进作风具体化、制度化了。
为了搞“四定一评”，县委书记陈再仁带头履行岗位责任制卡片登记手续。他的“四定”的内容不但向县、区、社三级干部公开宣布，而且立卷存档，以便干部、群众监督检查。县委书记带了头，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也认真实行。现在，全县百分之八十五的大队、百分之八十六的生产队，都有一名大队党支委以上的干部驻队工作。他们带着县委印发的“四定一评”登记表，回到自己所定的生产队，同那里的干部、群众共同商量革命和生产大计，一项一项地落实“四定”内容。据今年一月至五月的统计，这个县的十五名县委常委（其中一名长期患病，两名因病住院二十多天），每人平均劳动四十二天半。全县七十八名区、公社党委书记，每人平均劳动六十三点六天，绝大多数干部比去年同期的劳动天数有很大增加。
“四定一评”，重点在评，只定不评，就会流于形式。检查评比实际上是一种生动活泼的思想政治工作。各区、公社检查评比，主要有两条措施：一是县委和区委、公社党委组织力量到点上进行检查，区、公社定期出榜公布；二是充分发挥贫下中农的监督作用，依靠社员评比。社员群众对驻队干部的工作和劳动情况最清楚，评论也最公道。从四月一日至七日，全县已组织了第一季度的检查评比。县委常委的点同其他点一样，进行了认真检查。这次检查交流了经验，表扬了一批先进队和个人，同时，批评帮助了个别工作不好的干部，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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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转轮试制成功
据新华社沈阳八月二日电 我国第一台分两半铸造的三十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的转轮，最近在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经鉴定质量良好。
转轮是水轮发电机的“心脏”，是国家建设大型水电站急需的关键产品。水轮发电机能否安全运行，与转轮的质量有直接关系。可是转轮制造起来比较困难，因为它不但体积大，重量重，而且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国际上通常用它来衡量铸造水平。
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的这台转轮直径五米五，高三米，重达百吨，是解放后二十八年来我国制造的最大、也是质量最好的一个转轮。
担负这台转轮铸造任务的是一机部系统的“质量信得过小组”——沈阳重型机器厂铸钢车间的大转子小组。这个小组在组长、劳动模范陈富文的带领下，采用了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只用一个半月，就高速度、高质量地把转轮铸造成功。有关部门的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我国铸钢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