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思想要适应现代化的要求
本报评论员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下定决心，在本世纪内，使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把这个宏伟的理想变为灿烂的现实，极其重要的一条，是要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同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华主席最近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从根本上说，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许多方面还不完善，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许多环节还有缺陷，这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是束缚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的。”
华主席的这个指示具有极大的现实针对性。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人们似乎习以为常，但却十分落后乃至可笑的现象吗？
要办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是一套机构。书记、厂长、保卫干部；这个处，那个科，还有各种名目的办公室。本来不需要用多少人的生产单位，也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好象不摆起一个大摊子，搞一个大编制，就显不出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重要性。要实现现代化固然需要专人负责，但更重要的是要讲究工作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机构搞得那么庞大，组织形式搞得那么复杂，脱产人员搞得那么多，必然人浮于事，甚至互相抵销力量，怎么能创造出很高的劳动生产率呢？
要作什么决定，手续烦琐。一个计划、一项措施、一张合同、一份图纸，从开始拟定到付诸实施，常常要过一道又一道关口，拖延数月、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办现代化的事业，固然需要协商、计划，但更要讲究速度和效率。如果在上下耽搁、左右扯皮中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哪里还谈得上高速度、高效率？
不合理的“保密”制度，无异作茧自缚。一项新发明，一种新经验，别人要来了解、学习，往往要层层审批，理由是“防止泄密”！当然，必要的保密制度不可少。但是，保“密”保得把必要的资料交流、互相学习等活动都限制住，那就完全搞偏了。即使真正必要的保密，也不能搞得太烦琐，限制太严。现代化就要讲究新的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如果让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有意无意地织成封锁的罗网，那怎么能迅速发挥新的科学技术的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呢？
有的领导干部，思想上保守、落后，对于使用了几十年的旧设备、旧技术、旧工艺和因袭了几十年、几百年的手工劳动，感到心安理得，不肯丢弃；对于一切新的东西，总是怀疑：“能行吗？”一听说要改革，头一个反应就是：“太麻烦！”他们不愿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的地方，装备了新的机器，因为掌握不了，就让它闲着；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谁向往新的技术设备，谁就是“想偷懒”、“怕流汗”，似乎只有安于现状，用增加工时、拚体力的办法完成生产任务，才叫“大干”，才是“光荣”。现代化就要不断地用新的东西来代替旧的、过时的东西。如果因循守旧，拒绝变革，没有一点积极进取的精神，怎么能够领导广大群众进行一场伟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使我国的国民经济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呢？
总之，无论是在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还是在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中，都有一些落后的东西，有的甚至是根深蒂固的，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严重地拖住了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些落后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从落后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并且同落后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小农经济始终占统治地位。个体经营、手工劳动、自给自足，是它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人们的思想、作风、习惯中，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守旧，狭隘，拒绝新事物；闭关自守，坐井观天，“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迷信文牍主义，崇拜烦琐哲学；自由散漫，疲疲沓沓，拖拖拉拉。现在，小农经济虽然早已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但意识落后于存在，我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旧生产方式的影响，同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思想观念更不会很快地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除干净。加上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搞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我们的上层建筑中某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就更加积重难返了。
当前，我们愈是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这些落后东西的危害愈加突出。这一点，很多同志已经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痛切地感受到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曾大声疾呼：“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在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今天，“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苟有阻碍这前途者”，难道我们能够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吗？我们应当学习鲁迅那种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对于伺机破坏和捣乱的国内外阶级敌人，我们必须有“踏倒他”、粉碎他的气概；对于自己身上的种种落后的东西，我们也必须有正视它、揭露它的勇气，有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它的魄力。
我们说思想革命化，今天，就应当包括打破小生产的狭窄眼光，摆脱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这个内容。我们在工作中有许多落后的东西，首先是领导思想落后。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来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对广大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极大；各种具体政策、规章制度的制定和贯彻，都要通过领导干部的工作来实现。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还停留在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阶段，还紧紧地抱住那些落后的东西不放，要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不适应四个现代化要求的东西，就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一旦领导干部真正认识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下定了同这些落后的东西作斗争的决心，他们就能更好地带动和鼓舞广大群众一起前进。我们希望，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都积极开动脑筋，同广大群众一道，对照新时期的总任务，想一想，查一查：我们的思想观念、工作方法、规章制度、具体政策中有哪些东西同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哪些必须立即废止，哪些应当逐步改革？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加以保证？这样做，一定会大大促进我们的工作。可以肯定，我们按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把那些落后的东西克服得越彻底，我们在新长征的道路上迈进的步伐就越迅速。
第3版()
专栏：
誓死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
新华社北京八月二十八日电 最近，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北京市崇文表壳厂负责人、共产党员贺延光，北京市房修二公司材料处机械队青年工人、共青团员韩志雄，向大会介绍了他们与“四人帮”坚决斗争的事迹，受到全场一千多名青年的热烈欢迎。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步伐，把罪恶的矛头对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疯狂诬陷邓副主席和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亿万人民的无比愤怒。首都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一样，同“四人帮”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涌现出一批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用生命和鲜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青年。贺延光、韩志雄就是其中的代表。
贺延光是原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一九七五年年底，他反对“四人帮”诬陷邓副主席。在厂党支部会议上，他说：“邓小平同志有什么问题！”“三项指示难道可以割裂吗？”“是谁在搞倒退？不搞生产才是倒退！”“火车正点也给批上了，到底是正点对，还是误点对？”
当时，领导上要贺延光抓厂里的运动。他说：“我自己还不通，怎么抓运动？共产党员要襟怀坦白，不能说瞎话！”厂里发动写所谓“批判”的大字报，他在群众中公开讲：“不要搞林贼那一套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多动脑筋，多问几个为什么。”有人批“唯生产力论”，他说：“搞社会主义，不搞生产行不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规划，邓小平同志敢抓工作，搞生产有什么不对？”有人要追查所谓谣言，他说：“《文汇报》恶毒攻击周总理为什么不追查？”
厂里广播室转播《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反党黑文，他毫不犹豫地把广播关掉了。
贺延光听说张铁生四处作打倒老干部的黑报告后，愤怒地说：“张铁生这家伙如果敢来我们厂讲，我就敢组织群众把他轰出去！”
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贺延光慷慨激昂地说：“先烈们为了革命胜利，临死有一句豪迈的话：‘脑袋掉了不过碗口大的疤’。我们活着的人为了保卫今天的胜利，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贺延光旗帜鲜明地跟“四人帮”作斗争，招来的压力越来越大，有人劝他：不要太自信了，那样要吃败仗的。他说：“作为一个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会随机应变。”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贺延光和本厂三名党员、八十多名团员和青年，抬着自己做的花圈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花圈上贴着贺延光写的誓词：“党内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妄图改变国家的颜色，把我们拉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对于这种危险，我们必须密切地注视”；“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必定要原形毕露，自取灭亡”，“我们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同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血战到底，……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他含泪大声带领大家集体宣读了誓词。
当天，贴在花圈上的誓词被人揭去了。贺延光当即回厂找了几张大纸，用毛笔重新写了一份大字的，贴在白布上，罩上塑料布，牢牢地安放在花圈上。他觉得这份誓词的力量还不够，当晚，又奋笔写了一张小字报，尖锐地提出：
“把重新工作的老干部都说成是‘走资派’、‘还乡团’，这和林彪‘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干部路线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有些人把毛主席的指示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要物质基础，实际是对列宁‘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否定。究竟哪些人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
第二天，贺延光又把这张小字报贴在纪念碑前，更有力地刺向万恶的“四人帮”。
贺延光的英勇行为，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不久，他被投入了监狱。在狱中四个月，他被审讯了四十九次，他坚持斗争，决不“认罪”。他同时还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信封和手纸上，写了七千多字的学习心得和十五首革命诗词。
韩志雄是房修二公司的一个青年工人，共青团支部委员。在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日子里，韩志雄写了题为《悲情悼总理，怒火斩妖魔》的散文诗。诗中写道：“在纪念碑下，当人们悲痛悼念忠臣的时候，这几只公乌鸦、母乌鸦，却幸灾乐祸，欣喜若狂。”“历史那容这团妖雾横行，人民将把乌鸦身上的孔雀羽毛拔去，撕开马列的外衣。在纪念碑前，在人们的怒吼中，无情地判决他们——一小撮民族的败类！”这篇署名“继周”、“斩妖”的战斗檄文一张贴，立即受到当场广大革命群众的赞扬，然而韩志雄却被“四人帮”及其黑干将逮捕入狱。
在狱中，韩志雄在毒打、逼供、批斗面前，毫不畏惧，坚持斗争。审讯时，他理直气壮、凛然坦荡地说：“公乌鸦就是指张春桥、姚文元，母乌鸦就是指江青。”
韩志雄这种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结果，就是在狱中他也没有放松学习。
韩志雄还在上中学时，就对“四人帮”鼓吹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和《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提出不同看法。在一次思想汇报中，他写道：“报上发表了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我很不理解，觉得现在刚刚复课，怎么又让他给搞乱了。”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帽子、棍子满天飞的日子里，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他自修了高等数学等大学课程。参加工作后，他经常和同学交谈自己的看法，对“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贺延光、韩志雄得到了彻底平反。他们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呼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他们激动地表示：要用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在继续革命的新长征中，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在报告会上，共青团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宣读了《关于在全市团员、青年中开展向贺延光、韩志雄同志学习的决定》，并要求各级团组织在开展向贺延光、韩志雄同志学习的活动中，要在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协同有关部门，认真做好团员、青年中的政策落实工作。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凡是受林彪和“四人帮”迫害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都要给以彻底平反昭雪，诬蔑不实之词要一律推倒。
第3版()
专栏：
他们能提为工程师吗？
最近，成都市化工系统提拔了三十一名技术人员为工程师。在酝酿定职过程中，其中四名技术员的政治条件引起了争论。 这四名技术员的情况是： 望江化工厂技术员张永一和成都化工研究所技术员陈加甫，一九五七年定为右派，分别在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十多年来，这两个同志在政治上表现是好的，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工作，在技术上作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成绩。
成都制药二厂技术员李嵩，一九五二年因破坏三反运动，被判刑劳改三年。一九五五年刑满释放，至今二十多年来，他注意改造世界观，接受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比较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努力钻研技术。他工作不计较时间，不计较报酬，不怕吃苦，带头干那些又累又容易中毒的活。李嵩负责试制和投产的原料药有三十多种，实现了较大的技术革新二十多项。
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出身地主家庭，大哥是原中美合作所特务，解放初期病死狱中。解放后吴永昌积极要求进步，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主动检举揭发他大哥的反革命罪行。后来他被列为“特嫌”，长期挂起来，控制使用。
这四名技术员论技术水平和工作成绩，都够工程师标准。就是由于有过政治历史问题，引起了争议。
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和有关单位党组织，认真查阅了这四名技术员的档案材料，倾听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研究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他们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不是“重用坏人”。有些同志担心把张永一等四名技术员提拔为工程师，又会被说成是“重用坏人”。化工局党委及有关单位党组织认为，家庭出身看本人，历史问题看现在，是党的一贯政策。林彪、“四人帮”把执行这一政策诬蔑为“重用坏人”，是对党的政策的严重破坏和恶意歪曲。真正重用坏人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却倒打一耙，把“重用坏人”这顶帽子扣在许多革命领导干部头上。大家在讨论中指出，矛盾性质是可以转化的，象张永一技术员虽然犯过敌我矛盾性质的错误，但经过党的教育改造，矛盾性质早已转化，过去的错误已成为一个政治历史问题。既然他已变成了好人，矛盾性质已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就应该大胆提拔使用，发挥他的技术专长。
二、是不是“不讲阶级路线”。成都化工研究所党支部认为，我们党对家庭出身问题的一贯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讲阶级路线，并不是死扣家庭出身。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凡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人，我们都要团结，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林彪、“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大搞形左实右，鼓吹反动的“血统论”，把本来是团结和依靠的力量，颠倒为专政的对象。讲阶级路线，不仅要看出身成份，更要看政治表现，看为那个阶级服务，对那个阶级有利。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今天，吴永昌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努力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我们就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有利，对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利。
三、对科技人员的晋级和授予技术职称，不能象发展党员和提拔党政领导干部那样来要求他们，主要是看他们基本的政治态度和技术水平。化工局党委在提拔这批工程师时提出了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政治上拥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工作上兢兢业业，服从组织分配，三是在生产技术上应当是拔尖的，有重要技术成果的。
四、有人说，对有过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还要再经过长期考察，方能提拔。化工局党委认为，张永一等同志已经过十五年到二十多年的考察，证明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生有几个十五年、二十年？不应该漫无止境地考察下去，应该珍惜时光，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五、要实事求是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成都化学试剂厂技术员吴永昌被列为“特嫌”，挂了十多年，还规定“此人不能重用”。化工局党委审查了吴永昌的全部材料，听了厂里的汇报，发现把吴永昌列为“特嫌”的主要依据是他本人对他大哥的揭发材料。立案的依据就很不充分。局党委认为，吴永昌的“特嫌”问题所以挂了多年，是“宁左勿右”这一错误思想作怪，是不实事求是的表现。现在，应该本着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积极慎重地做好悬案的结案工作，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可挂可不挂的不挂。成都化学试剂厂党总支分析吴永昌的档案材料，认为吴永昌历史清楚，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也都向组织上交待清楚。他参加革命以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党总支根据吴永昌现有材料和一贯表现，否定了“特嫌”问题，提出应把他提拔为工程师。
在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的基础上，成都市化工局党委决定提拔这四名技术员为工程师。
这四名技术员和其他二十七名技术人员一起被定职为工程师，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说，提得对，提得好。这不是为他们个人争荣誉，而是为国家发现人才，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输送人才。张永一等同志本人也受到很大鼓舞，积极性更高了。其他一些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和本人有过一些政治历史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本报记者 杨福田
第3版()
专栏：
佛山河宕遗址出土许多珍贵文物
据新华社广州八月二十八日电 广东省文物工作者最近从一处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遗址中，发掘出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种喇叭状的象牙首饰，薄如蛋壳，制作精细，是广东地区出土文物中从未见过的艺术珍品。这座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的遗址位于佛山市郊澜石公社河宕村旁。去年冬季，广东省文物部门，在农村社员的帮助下，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已揭露的七百五十平方米的面积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遗址的文化层共分为三层：上层是唐、宋以至近代的文化遗存；中层和下层是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在中、下层发现的七十七座墓葬中，有一部分人骨架保存尚好。经初步观察，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体质特征，接近于南亚蒙古人种。
在这里出土的数十件完整的陶器和约三万片陶器残件中，有一批年代较早的几何印纹陶。这些陶器拍印技术精细，花样种类繁多。此外，还发现了一百三十多件陶纺轮。
这次发掘还出土了三千五百多块包括鱼类、龟鳖类、鸟类以及猪、狗、牛、鹿、象、猕猴等动物的遗骨。（附图片）
图为几何印纹陶。 新华社记者摄
第3版()
专栏：
曲阜县发掘一批两千多年前古墓葬
新华社济南八月二十八日电 山东省文物部门最近在曲阜县发掘了一座西周晚期的墓葬和几座春秋战国之际的墓葬，获得了一批两千多年前的珍贵的文物。西周晚期的鲁司徒中齐墓中，出土的鼎、盨、壶、簠、盘等九件铜器，都有铭文，记载着墓主的官职和姓名。其中有一件制作精美的“戌壶”，上面刻着“侯母作侯父戌壶，用征行，用求福无疆”字样，可能是出征时盛水的器皿。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几座大墓中，发现五十二号墓死者的身上盖有九枚玉璧，身下又垫着七枚玉璧；五十八号墓同样有随葬玉璧。这些玉璧最大的直径有三十三厘米。此外，在三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些残存的玉马、玉带钩、镶嵌绦松石带钩、鎏金长臂猿等器物。那个鎏金长臂猿，造型精致，神态逼真，两眼镶嵌着蓝色料珠，闪闪发光，是古代工艺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