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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林彪所谓“句句是真理”
沈阳部队后勤部理论组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炮制出了一大串蛊惑人心的修正主义口号。其中颇为出色、影响甚大的一条，恐怕要算是所谓“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了。这里，从表面上看，他们对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百倍称颂，好象再也没有比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更忠诚的了。其实，这是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手法中最阴险恶毒的一招。林彪、“四人帮”正是从所谓“句句是真理”入手，把毛泽东思想这一完备而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割裂、肢解成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以达到他们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恶目的的。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是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反映。由于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也就必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各个原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着的，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单个词句、个别原理的机械组合。如果无视体系的完整性，把它们分割、肢解成一些互不关联的、孤零零的词句或条文，那就不再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的科学，就不成其为真理了。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是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手法。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以后，俄国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分子布哈林、波格丹洛夫，割裂和肢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妄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性，列宁尖锐地指出：“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不然就会离开客观真理，就会落入资产阶级反动谬论的怀抱。”（《列宁选集》第2卷第332—333页）事实正是这样，完整性、准确性，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本身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破坏了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可能被歪曲成荒谬的东西。林彪、“四人帮”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每一句都是纲”，就是继承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的衣钵，玩弄肢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诡计。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割裂革命导师的完整论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事物内部常包含着各种矛盾，每一矛盾又有它不同的侧面。革命导师在揭示客观事物发展的某一规律时，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论述。只有这些论述的总和，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全貌，而不是每一句话都反映了客观事物的全貌。例如，人们非常熟悉，毛主席对红与专、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等的相互关系，都有过全面的论述，但不一定都是一次讲的。在一个时候，毛主席可能侧重讲这一方面；在另一个时候，则可能侧重讲那一方面。我们只有把毛主席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讲的话，联系起来加以理解，才能从整体上领会和掌握其精神实质。林彪、“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大搞片面性，用毛主席强调政治和革命的论述，甚至用某一句话，来取代毛主席关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论述。因而完全抹煞了毛主席关于必须钻研技术、必须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发展生产等重要论述，否定了政治和业务技术、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同一性，引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革命搞好了，生产就自然而然上去”的荒谬结论，用来为他们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反动目的服务。又如，毛主席提出“造反有理”这个著名的口号，本来有一段论述。毛主席指出：“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这里说的造反，原来是反对剥削，反对压迫，是造反动派的反，在今天，是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目的是要搞社会主义。林彪、“四人帮”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抽出孤零零的“造反有理”一句话，掩盖了这一论述的全貌，抹煞了它的革命的阶级内容，到处搬用这个口号，作为他们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理论根据。这样，无产阶级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造反有理”。他们从毛主席的完整论述中断章取义，抽出一句话来，加以绝对化，宣布为真理，从而把真理变为谬误，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的某一论述，从它的体系中抽出来，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任意搬用，以达到歪曲篡改的目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真理，凡真理都是具体的。一定的真理，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都是一定条件下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斯大林说：“一切都依条件、地方、时间为转移。”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地方和时间，就谈不上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也就无真理可言。革命导师对任何问题的论述，都有其特定的前提和背景条件。离开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例如关于祖国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条件下，针对不同情况，曾有过不同的提法。《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没有祖国”，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另外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又不止一次地提出“保卫祖国”，号召进行民族战争，反对民族压迫。这两个原理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都代表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适应帝国主义战争的需要，不顾这两个口号的前提条件和内在联系，蓄意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抓住一个原理，丢掉另一个原理，打出“保卫祖国”的旗号，掩盖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挑动工人互相厮杀，使革命的口号变成了反动的口号。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林彪、“四人帮”使用这种伎俩，也搞了不少名堂。五十年代毛主席为反对唯心主义经验论而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他们可以在七十年代用来反对广大有实践经验的革命老干部。
所谓“句句是真理”，就是要把革命导师对真理的认识说成是直线性的，妄图把人们引向哲学唯心主义泥坑。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在总的前进上升运动中，总是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有进有退、有快有慢，迂回曲折地波浪式前进的，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例如，团结——斗争——团结，治——乱——治，等等，就是这种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事物的内部矛盾，总要经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充分地暴露出来。因此，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包括革命导师对客观真理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而只能是螺旋式的，它必须经由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毛主席曾经明确说过，我党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并不是一下就认识的，“如果有人说，有那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党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全国解放后，我们党和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认识也不是沿直线进行的。例如，在领导人民公社的革命运动中，在农村要不要保留自留地，要不要实行评工记分的按劳分配制度和要不要采取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就曾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螺旋式认识过程。对于人的认识也是一样。当一个人的本质还没有暴露到一定程度，还被一些假象蒙蔽着的时候，人们是不可能一眼就把他看清楚的。必须经过严峻的斗争考验，经过实践中的反复观察和审查，才能最后识别他。同时，人也是会变的，好坏的程度会变，好与坏也会互相转化。所以，对人的认识也不可能是直线的，不可能“句句是真理”。林彪、“四人帮”完全抹煞事物发展的曲线过程。在他们那里只有“乱——乱——乱”“斗——斗——斗”一类的“独立的完整的直线”。他们鼓吹“句句是真理”，正是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把革命领袖说成一开始就完全认识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完全否认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他们也正是如列宁所批判的那样，把革命导师对真理认识的螺旋曲线，任意切割成一些“片断”、“碎片”、“小段”，把某一“小段”拿出来，片面地加以夸大，加以直线化，使之成为脱离实际的东西，来破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把人们引向僧侣主义的泥坑。
对林彪、“四人帮”这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他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是“有用即真理”。他们自己根本不信奉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句句照办”。毛主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曾经多次警告王、张、江、姚“不要搞四人帮”，反复对他们讲，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们同样一句也不听。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类荒谬的超级高调，不过是他们往自己脸上贴的金子，是他们用来打人的棍子，是他们制造出来的肢解、割裂、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根据”罢了。我们必须彻底地粉碎它，肃清它的流毒。
（原载八月二十一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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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不能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混为一谈
李准
怎样看待客观真理与客观现实的关系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普通常识。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长期颠倒是非，连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也被搞乱了。而在对待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现实的关系上的许多糊涂认识，则正是由此发端。因此，现在重新澄清这个问题，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应当到客观现实中去寻找真理
什么是真理？历来众说纷纭。但究其实质，基本观点只有两种，一种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是唯物主义的。
唯心主义者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存在是意识所派生的。因此，他们认为真理只能是纯主观的东西，所有真理都是主观真理，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真理。
唯物主义者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存在所派生的。思想、知识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客观世界是思想、知识的唯一来源。在唯物主义者看来，真理就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或者说是在人的思想中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所以，思想的真理性就在于它的客观性，一切真理都是客观真理。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只有当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时，才能被称为真理。
两种根本对立的真理观，在行动上表现为对待真理的两种不同态度。唯心主义真理观否定真理的客观内容，鼓吹从主观方面寻找真理，必然导致实用主义地对待真理，把主观需要、主观愿望当作真理的标准，因而在实际上就取消了真理，堵塞了认识真理的道路。与此相反，唯物主义真理观肯定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因而反对一切用主观标准来谈论真理的做法，主张一切思想、理论都要和客观现实相对照才能判明其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从唯物主义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真理，之所以应当为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所追求，所信仰，正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并为客观实践所证实。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应当到活生生的客观现实中去寻找真理，发现真理，检验真理。
怎样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呢？必须通过社会实践的道路。社会实践，简单说来，就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种沟通主观与客观、思想与现实的特征是实践所独有的。而只有通过实践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客观事物才能直接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人们才有可能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性；同时，也只有把主观和客观联系起来，才能检验人们的思想中是否具有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内容，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里，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认识的来源是客观世界，而且检验思想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也是客观的。诚然，任何实践，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都带有主观性；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客观的，它一经产生就变成不依赖于主体的客观存在，变成客观世界的一部分。而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指实践所产生的这种客观结果，不是指实践的主观性。这一点，列宁说得很清楚：“行动的结果是对主观认识的检验和真实存在着的客观性的标准”（《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5页）。毛主席在《实践论》中也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以上重点号均为引者所加）所以，归根结底，实践的标准就是客观的标准，实践的道路，就是主观与客观相联系从而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检验真理的道路。舍此，没有别的道路可以发现真理。
我们共产党人，在真理观上就是要坚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就是要坚持到客观现实中去发现真理，坚持用实践的标准检验真理，就是要永远面对现实。我们判断是非不能以有没有“来头”为依据，更不能以此作为办事情的精神支柱，而应当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行动原则。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意思，就是要从客观现实出发，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如果不敢正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敢把自己的言行和客观现实相对照，还算什么唯物主义者，还谈得上什么坚持真理呢？
客观真理只能近似地反映客观现实，不能把二者等同起来
应当指出，承认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它的客观性，这虽然是唯物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还不是它的全部内容。要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还必须进一步正确认识客观真理本身与客观现实的关系。
如上所述，客观真理就是主观符合于客观，思想与现实一致。那末，这种“符合”和“一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里，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所谓符合就是主观和客观完全相符，所谓一致就是思想完全把握了现实。另一种看法认为主观与客观的符合是不完全的，思想和现实的一致只是近似的。换句话说，任何真理都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都不可能完全把握客观现实。前一种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包括了向唯心主义的转化，后一种看法才是彻底唯物主义的。
为什么说任何真理都只能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呢？从彻底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它有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客观现实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是由无数具体的客观事物所组成，千差万别，纷繁复杂。而人的头脑要反映它，描述它，则必须借助于语言这个思维的物质外壳，必须进行概括。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03页）。因为个别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所以任何概括都意味着要舍弃许多具体的东西。比如我们给一种事物下定义，就是要说明这种事物的性质和特点，但是，“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列宁选集》第2卷第808页）。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的客观真理时，就曾明确写道：“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列宁选集》第3卷第26页）
其二，从人的思维的使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它是至上的和无限的；但从它的个别实现来说，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而任何真理，作为具体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都是思维的个别实现，都要受到两种限制。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被历史状况所限制，在主观上被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所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页）不管多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不能超越这样两种限制。所以，任何一个具体真理都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或者象恩格斯所说，“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8页）。
这样说来，是不是贬低了客观真理的价值，抹煞了认识的能动作用呢？当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正确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客观真理，就给人类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对实践发挥强有力的指导作用，从而对客观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社会科学方面，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到列宁主义的产生，又从列宁主义在指导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再到毛泽东思想在指导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自然科学方面，从牛顿的经典力学的创立，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言以蔽之：“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企图去找到与客观现实完全一致、把客观现实的内涵包罗无遗的那样一种真理，我们所应当做到的就是要努力在相对中把握绝对，在有限中去探求无限。
坚持唯物主义真理观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还是把客观真理看成只是近似地反映着客观现实，这表面上似乎只有一步之差，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分歧。把两种观点贯彻到行动中去，会导致两种差别极大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局面。
第一，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认为客观真理可以穷尽客观对象的全部内容和特点，必然就要把正确的理论当成教条，搞“本本主义”，否定根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去灵活运用，导致形而上学猖獗，因而在实际上等于把真理束之高阁，使之不能发挥作用。而承认客观真理只能大致地、一般地反映客观对象的复杂情况，则必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把一般原理具体化，使正确的理论真正成为行动的指南，成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有效地发挥它的指导作用。
第二，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必然要把相对真理当成“终极真理”，否认真理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否认真理和错误之间的转化，因而导致人们的思想僵化，认识落后于现实，抹煞真理的发展。而承认任何真理只是近似地反映着现实，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就要抛弃一切关于“终极真理”的糊涂观念，就要认真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就要勇于揭示原有真理中与客观现实不相符合或因客观现实的发展已失去现实意义的部分，用新的实践经验去补充和发展真理，使人们的认识伴随着现实的发展不断完善。
第三，把客观真理看成是和客观现实完全一致，这实际上就是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等同起来，发展下去，就会用主观代替客观，把思想当成存在，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导致唯心主义横行，助长人们说大话，说空话，搞唯意志论，搞精神万能论。而承认客观真理不能完全把握现实，则必须将主观和客观、思想和现实严格区别开来，说真话说实话，促使人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更好地统一起来，努力解决实际问题。
问题很明白：只有把客观真理和客观现实区分开来，承认任何真理只能近似地反映现实，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毫无疑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伟大的客观真理。我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只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不能用任何别的思想作指导。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办法，坚决和一切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言行作斗争。同时，我们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伟大的客观真理偶象化、绝对化，反对有人贩卖“句句是真理”、“一个字也不能动”这类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货色。林彪、“四人帮”采取这类手法给我国革命和生产造成空前浩劫的教训是何等的深刻，认真进行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教育又是何等的重要。
（原载八月二十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