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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林彪、“四人帮”的英雄集体
——马恒昌小组事迹侧记
全国闻名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倡议者、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是机械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这面红旗，经过第十、十一两次重大路线斗争的洗礼，越发鲜艳，光彩夺目。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马恒昌小组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发扬小组的光荣传统，与林彪、“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英雄集体，不愧为“三大革命斗争的英雄集体”。
马恒昌小组是怎样跟林彪、“四人帮”斗的呢？趁马恒昌小组十三任组长全体被邀出席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的机会，我们就这个问题走访了他们。
提起跟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年过七十、现任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的第一任组长、老劳动模范马恒昌深有体会地说：“斗争可艰苦复杂哪！林彪、‘四人帮’使的是反革命两手，又打又拉，既是利用又是破坏，这就迫使我们运用革命的两手，针锋相对，机智沉着地进行战斗。”
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股“文攻武卫”、“停工停产”、“全面内战”的妖风。负责全厂生产指挥的马恒昌老师傅惦念着小组，惦念着战友。他急切地来到小组，看到新老组员坚守岗位，台台机床灯火通明，卡盘飞转，他放心了。临走时，他怀着殷切期望，深情嘱咐第十一任组长赵福元：“你和马江林，平时总说自己生得晚，没经受过严重的阶级斗争考验。现在，考验来了，要带好队伍啊！”这天班后会上，全组新老组员一面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一面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一致认为只能听毛主席的话，照党中央的指示办，对任何歪风都要顶住。
有一次，一伙人来找马恒昌小组的两个成员参加一个组织，并说“参加了这个组织，大家一起闹长工资”。“你们是劳动模范，先进集体，出来说一句话，比我们蹦跶千遍还有力。咱们一起闹，工资长了大家有份。你们不闹，我们长了，你们别后悔。”小组同志们看出了他们是想利用马恒昌小组这面旗帜，搞经济主义勾当，就坚定地回答说：“长不长工资是国家的事，组织上的事。大家都不能闹。”“我们马恒昌小组就是一个战斗组织，不需要参加别的组织”，当场顶了回去。还有一次，有人窜到车间跳到机床上，大叫大嚷要在这里召开批“唯生产力论”、“斗走资派”的会。第十一任组长赵福元看出他们在闹“停工停产”，立即愤怒指出：“歪着脖、背着包、到处蹓跶不干活的倒成了‘革命’，干活的却成了‘不革命’甚至‘反革命’，哪有这个道理！你们闹停工停产对谁有利？”他边说边下令全组一齐开动机床，终于把这个人轰了出去。在这严重的时刻，全体组员经受住了考验，没有一个人参加打派仗，没有一个人参加武斗，没有一个人停工停产。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业余闹革命，干满干好八小时。他们十多年如一日，台台机床飞转，年年、季季超额完成小组生产任务。
引诱也好，威胁也罢，马恒昌小组巍然挺立，始终没有被“拉”动。林彪、“四人帮”的本意是要砍掉马恒昌小组这面红旗，他们一看拉不成，立即撕下遮羞布，来了个大打出手。一时间，“马恒昌小组是刘少奇的黑典型”、“打倒马恒昌”等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火花、具有特定含义的马恒昌小组这个光辉名字，被改成“二连八班”。老劳模马恒昌和小组里的几位老组员被隔离审查，关进了敌特嫌疑“学习班”。整整八个月，不准他们同家属通信、谈话，整天勒令反省、交代问题，轮番审讯，甚至鞭打、用刑。老劳模受尽了折磨。一些不明真相的新徒工，气得直哭。在这“老人不服气、新人很窝火”的当口，党小组开了会，一致认为：马恒昌小组究竟是红是黑的问题必须统一思想认识，决不能含糊。于是，他们带领全组工人回忆小组成长史，用事实作出公正的结论。
小组会议热烈地进行着。一次，两次，一连开了五次。大家谈到，沈阳解放不久，以马恒昌为组长的十名老工人，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不怕敌人飞机轰炸，坚持生产，在支援解放战争中立了功。一九四九年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中，获得了第一面流动红旗，被工厂命名为马恒昌小组。第二年九月，又被光荣命名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组长马恒昌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还代表东北工人向毛主席敬了酒。在抗美援朝伟大斗争中，全组向全国工人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倡议，得到了全国一万八千多个班组的热烈响应。马恒昌小组天天有新成绩，月月有新贡献，始终走在竞赛的前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组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想方设法提高质量，多出产品，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十四年的工作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为了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全组同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一九五八年一年干了二十二个月的活。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全组先后五次去大庆学习，对照大庆经验找差距、订措施，使各项工作向前跨了一大步。这样的历程，这样的业绩，怎么能说是黑的呢？从此，全组新老组员心齐眼亮，顶着风浪前进。他们理直气壮地把毛主席和马恒昌握手的照片，高高悬挂在小组阵地上。
对于老组长、老组员被关押，新上任的第十三任组长马江林十分愤慨。一天，一个别有用心的人窜到马恒昌小组，指着小组阵地上悬挂的毛主席和马恒昌握手的照片，狡诈地说：“你还抱住‘马恒昌小组’不放？马恒昌自己都承认是国民党哩！”马江林冷静地想起马恒昌平时跟他讲的一桩桩苦大仇深的史实，他相信马恒昌和其他老组员没有问题，坚信组织上有朝一日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漫长的八十个昼夜过去了，一切阴谋诡计统统败露了，老师傅们终于得到了释放，新老组员怀着无限喜悦，庆祝自己的胜利。
林彪、“四人帮”疯狂反大庆、砍红旗，马恒昌小组始终坚持学大庆。就在“四人帮”鼓噪批电影《创业》，掀起砍大庆红旗恶浪的时候，马恒昌小组全体成员在老组长马恒昌带领下，冒着严寒，第十次到大庆油田学习。他们一面参观学习，一面找差距、订规划，终于使自己的班组民主管理纳入了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轨道，大大提高了小组管理水平。一九七六年虽然是“四人帮”横行最猖狂的一年，马恒昌小组的生产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是完成生产计划最好的一年。这一年，他们提前一百一十三天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一年干了一年半的活，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
班组民主管理是马恒昌小组的老传统。但是，在林彪、“四人帮”鼓吹要办“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疯狂煽动无政府主义，妄图取消一切规章制度的岁月里，有人几次跳出来要批马恒昌小组的一套规章制度。马恒昌小组针锋相对，毫不含糊地说：规章制度是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质量制度是用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换来的，安全制度是以工人的血的教训得来的。不要规章制度，等于不要搞生产。我们订的规章制度，方向是对的，虽然有不足的地方，但只能坚持、修改，不能批判、取消。就这样，马恒昌小组采取了“你批你的，我干我的”对策，把班组管理各项制度，一条条地进行审查、修改，使之不断完善，使老传统代代相传。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党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了，马恒昌小组胜利了。在胜利面前，马恒昌小组没有停步。他们清醒地看到，自己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对自己也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有的新徒工反映说：“升级靠年头，办事靠后门”，“不学不会，不会不累”。这就是林彪、“四人帮”散布的“技术无用论”流毒的反映。他们学习大庆经验，开展“三大讲”、“路线对比”活动，在二十多次小组会上，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肃流毒肃影响，全体组员的路线觉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今年五月，厂党委为了发挥马恒昌小组的骨干带头作用，把他们从干了二十多年的铣床轴类车间，调到主导产品锻压机中件车间。生产条件变了，加工对象变了，困难更多了，能不能继续保持优质高产呢？严峻的考验再次证明，马恒昌小组在政治思想、生产技术、班组管理各方面都是过得硬的。来到新的战斗岗位时，组织上曾给他们三个月的熟练时间，但是他们第二个月就提前十一天完成了全月任务，使短线产品成了长线。他们优质高产贡献大，年年、季季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建组二十九年干了四十三年又十个月的活，零件合格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九点四以上。组长换了十三任，组员不断更新，优良传统代代传，为国家输送了二百八十多名技术工人和干部，十三任组长有十二任被评为省、市以上劳动模范。他们的钢铁誓言是：要把马恒昌小组这面红旗扛到底，一直扛到共产主义。在新的伟大长征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黑龙江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附图片）
全国机械工业学大庆会议八月二十二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授予马恒昌小组以“三大革命斗争的英雄集体”的光荣称号。
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副总理接见了披红戴花的马恒昌小组的同志们，并同他们一起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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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
牧民需要又好又多的井
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有些地方，牧民们还在使用古老的办法取水：用人工打几十丈深的井，然后用人推水，马拉水。那少得可怜的水，简直比奶油还贵重。有些草原，几百平方公里找不到一口井，长期不能开发利用。一九六五年大旱，牧民们包上汽车到黄河拉水，往返一次几百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有的生产队还是死掉了百分之八十的牲畜。我旗二百二十七万头牲畜，一下降到一百四十多万头。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敬爱的周总理曾指示：在牧区，每六十平方公里草原打一眼深机井，国家无偿投资二万五千元。
喜讯传到草原，广大贫下中牧无不欢欣鼓舞。
牧民把钻井队、地质队看成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亲人，热情欢迎，破格接待。
但是许多机井的质量使牧民们很失望。据我所知，全旗目前有机井四百二十多眼，其中有三分之一井孔是倾斜的，安装后多则使用两个月，少则使用几天，就不能用了。据技术人员谈，如果井孔歪了，再校正好，费工费料，顶上打一眼新机井。这等于把二百多万元人民币白白糟踏了。
水井质量不好，给牧民带来很多麻烦。我旗新召公社红光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打机井一眼，能饮牛马七百多头、羊三千多头，真解决大问题。但用了一个多月就坏了。当时旱象十分严重，几千头牲畜站在井旁，喝水不足，不少牲畜东倒西歪。机井旁种的十几亩树也旱死了。
上级领导给打井队制定的方针是：当年打井，当年受益，保质保量。现在几年都受不了益。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有人说钻井设备有问题。如果真的是这样，有关领导部门应该帮助提高产品质量，再不能生产这些坑害人民的废品了。如果设备没问题，那就是人的思想问题。钻井队只图数量，不求质量，不看效果。
建议：钻井队停止打井一年，把过去打的井，一眼一眼地检查一遍，旧井复新，抓紧配套，培养社队技术力量。如果把旧机井都充分地利用起来，效果肯定要比再打二年井好得多，能给国家节约千万元。
我是个柴油机修理工、共产党员。我早知道存在这些问题，也给有关部门反映过。他们互相推托，一直不下决心解决。
近四年，我肩挑近百斤工具、零件，在八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上，行程九千余里，检查了一百多眼机井，看到一些机井存在上述问题，又看到牧民的焦急心情，深深感到，自己再拚命干，即使累死，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好下决心，给你们反映。
内蒙古伊盟鄂托克旗赴新召公社学大寨工作团 王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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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答复
（一）
来函和王俊才同志的来信收悉。盟委负责同志要求我们立即通过调查核实，督促有关单位，发动群众，认真改进工作；要有关单位的党委认真研究，立即提出整改措施。特别是结合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进一步肃清流毒，一定要把牧区打井工作抓好。
王俊才同志信中反映的情况是存在的。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之前，问题多，群众意见大。粉碎
“四人帮”后，打井单位的工作已有改进。通过这次检查，他们一致表示，要进一步搞好工作，决心多打机井，打好机井。盟委将继续帮助他们改进工作。
现将伊盟勘探钻井队的材料送上。他们只承担鄂旗打井的一部分任务。另有鄂旗机井队也在该地打过井，但因距离远，一时还没有找他们。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
伊克昭盟委宣传部
（二）
王俊才同志的来信，反映的情况属实，态度诚恳，问题提得及时。对此，我们表示欢迎、感谢！
机井质量低和队伍作风不好，是我们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我们努力不够，仍然解决得很不彻底。王俊才同志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对我们是巨大的推动和促进。我们已将来信印发各机台，并确定召开钻井施工现场会议，狠抓打井质量、安装配套和队伍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后，由党委领导亲自带队到有关旗县社队回访检查，征集意见，订出改进措施，使打井生产跟上牧区抗旱保畜的发展要求。
来信谈到鄂旗新召公社红光大队一九七七年四月打机井一眼，解决了大问题，但用了一个月就坏了。经查，该井确系我队施工，但施工时间不是一九七七年四月，而是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安装之后一个月水量很大，工作正常，说明成井质量和机泵安装都是好的。之后所以坏了，可能是机泵质量不佳或管理不当所造成。我们同意来信意见，建议有关部门对机泵管理人员加强技术培训，同时要求生产机泵单位提高产品质量，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内蒙古凉城生产的深井泵，轴承支架、压盖都是塑料的，一拧就折，很不适用。
伊盟勘探钻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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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关心牧区建设
王俊才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表达了广大牧民的要求——迅速提高机井的质量。水是草原的命脉，机井是改变草原用水情况的重要手段。花了许多钱打了井，不能用，大群牲畜站在井边喝不上水，甚至干渴而死。对这样的事，每一个关心祖国畜牧事业的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我国有三十亿亩左右可利用的草原，面积辽阔，资源丰富。多数草原地势平坦，地下水充足，自然条件是很优越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畜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牧民，迫切要求把丰美肥沃的草原充分利用起来，让它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
王俊才同志的建议很可贵，尤其可贵的是他关心牧民疾苦、关心祖国畜牧事业的精神。希望一切有关部门和人员都来关心畜牧事业，支持牧区建设，采取切实措施，解决提高机井质量这个广大牧民日盼夜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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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语言是活的东西
看了六月二十九日本栏刊登的蔡维藩同志的文章，也想谈点想法。
语言是活的东西，它不断地发展、变化，不断地有新生、有衰亡。文字是语言的记录。语法则是对语言的一种规律性归纳。因此，对于语言、文字和语法，都不可过于拘泥。
有人认为：对于语言，不应该说“正确”或“错误”，只应说“有这种讲法”或“没有这种讲法”。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例如，“我对孩子的病能否治好已失去信心”之类的句子，是大家常说的，听的人决不会因为里面有个“否”字，就发生误解。这样的句子，就应该说是“正确”的。象“上”、“下”这些普通字的一些用法，根本说不出道理。明明阅览室在楼下，却可以说“我上阅览室去”。“你真有两下子”，这个“下”简直用得“奇怪”。但这是人们的日常用语，并没有人认为不合“规范”。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得、地、的”的用法，常见有“得”、“的”混用的。如“干得好”，“干的好”。既然意思相同，发音相仿，混用也未尝不可。
至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各有不同风格，用法也有变化和发展。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可以乱用词和标点，可以乱造句子；而是说，文风要正，用词要认真，标点的使用也不要引人误解。对中小学生更需严格要求，待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再鼓励他们自由发展。但在社会上，切不可搞什么“语言规范化”（这与推广普通话是两码事），否则就要限制语言的发展，使之僵化。
常常有这样情况，那些善于使用“不规范”的乡言土语的作者所写的小说、文章，却显得生动，使人感到亲切；而用“规范”语言堆砌出来的东西，则往往给人一种干巴巴的感觉。再说，如果强调“规范”，那些文化水平较低、不懂“规范”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就不敢写文章了。没有工农兵的文章，报上的语言就容易千篇一律，平淡乏味。
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缺点，就是脱离群众，故弄玄虚，结果搞得文言与语言分家，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五四运动中，广大进步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那些迷恋“之乎者也”的“秀才”成了受人嘲笑的“老古董”。谁知道，今天认为是“规范”的东西，我们的后代是否也会视为“老古董”呢？
解放军某部 高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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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评报
这种说法不准确
《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五日“读者来信”栏刊登的《业余时间译稿是“搞自留地”吗？》一文中，有的说法不准确。费广铭同志的信中提出：“利用业余时间译稿，算不算‘搞自留地’，是不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国家出版局办公室的答复中也把“搞自留地”和“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平列起来，这实际上就是把搞自留地视为资本主义倾向。新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我认为，一个人在积极完成本职工作任务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搞翻译，是自觉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多作贡献，应当受到鼓励。同样，一个农民在积极完成集体出勤任务的前提下，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对社员、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好处，应当受到赞扬，而不应当受到谴责。
湖南平江县金坪公社公安大队社员 方典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