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发扬政治工作的实事求是传统
《解放军报》八月一日社论
今天是八一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一周年的日子。在这光荣的节日里，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发表了。这个报告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周恩来等同志参与下写成的，而且大部分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对我军建设起着重大影响的又一个重要历史文献。整个报告，今天读来仍然感到亲切，新鲜，有强烈的指导意义。贯穿全篇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则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继承和发扬的。
一九四四年，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解决的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问题。这个报告，针对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着重批驳了军阀主义偏向与教条主义偏向，讲了这些偏向在军党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队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造成的不正常关系，讲了在工作上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表现，讲了作风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平均主义、空喊和孤立主义的毛病。报告正是对当时这些具体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在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阐明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论述了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才使毛主席从我军创建时期起逐渐建立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优良传统更加丰富起来，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仍然发挥着深刻的教育作用。今天，报告中所阐述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条件、对象都不同了。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报告，是为了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和研究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采取同过去不同的方法，解决同过去不同的问题。
我们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之后，转入和平环境又二十多年了，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加快步伐，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动员和组织群众，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这就是一切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我们军队要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加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我们部队的成员状况、政治思想状况、武器装备和技术状况以及内部和外部关系等方面，也都同过去不同了。政治工作已经遇到并将继续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解决。同时，建国以来几次错误路线，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削弱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损害了政治机关的职能和威信，把许多问题搞乱了，在政治工作领域内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迫切需要我们加以澄清，拨乱反正。如果我们不去研究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政治工作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我们不去大力破除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搞的那一套，结合新的条件运用和发展毛主席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而是搞本本主义，一味照抄照转照搬，那么政治工作就无法解决今天面临的问题，因而也就无力完成新时期赋予政治工作的任务。
不久之前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如果要用简要的话来概括，也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议题本身就是从实际中来的。会后贯彻能不能解决问题，解决得正确不正确，关键在于是否同各个部队的实际相结合。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很多，主要的是实事求是的传统。毛主席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创建了我们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军队，才建立了我军的革命的军事工作和革命的政治工作，才使我们有了成为无价之宝的众多的优良传统。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面对现实，从实际出发，采取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次会议是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传统，特别是实事求是传统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是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对于实事求是的问题，毛主席作过著名的阐述，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我们的政治工作也是这样。实事求是，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和部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方针，这不但是我们政治工作最基本的工作方法，而且是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首先破坏了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传统。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以至现在还有几样东西障碍着我们做好政治工作。这几样东西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形式主义，作风上的官僚主义。这些，都是同实事求是的传统相违背的，很不适合于完成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工作的任务。
本来，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这些年来，林彪、“四人帮”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倒过来了。在这种恶劣影响下，似乎不调查，不研究，就可以哇喇哇喇发议论，出主意；似乎正确和错误的标准不要看实践，只要象查字典一样，翻出书本来就行；有的凭想当然办事，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的一意孤行，逆着群众的情绪行事。毛主席曾经指出过的那种现象，现在还不乏其人：“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那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
本来，做工作应该注重实际效果，工作形式服从于工作内容，这些年来，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下也倒过来了。那种密切联系实际，使人听了还想听的政治教育课，时事政策报告，那种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那种广泛谈心互帮互学的群众性思想工作，那种鼓干劲争上游的生动活泼的鼓动工作，现在很少见甚至不见了。有的习惯于作表面文章，满足于表态，不是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切切实实地提出问题、研究和解决问题上。有的追求形式上的热热闹闹，而实际上却是空空洞洞，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有的工作好象也做了，就是经不起检查，雨过地皮湿，走了个过场，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只问天数、时数、人数、篇数、次数，不问效果究竟如何。我们的政治工作竟然有了固定不变的格式、程式、模式，对人讲话、写的报告，总是那几句陈词滥调，老生常谈，使人生厌。
本来，领导机关应该为基层服务，现在许多方面变成了基层为机关服务。有的单位向下要文字材料、统计表报之多，弄得下面团团转。下面要向他们请示问题，他们又推又拖，一月两月也不答复是常有的事。找上门来了，层层设防，处处挡驾，见个人真难啊！在机关内部也搞烦琐的文牍，芝麻大的事也写呈批件，一级一级送上去，一级一级批下来。这哪里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作风，分明是官僚衙门作风。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几样毛病，不只政治工作中有，军事工作、后勤工作中也都存在。只要有这些毛病存在的单位，都要去注意纠正。应该说，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些毛病已经不象过去那么严重了。由于联系实际揭批林彪、“四人帮”，努力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我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已经有了很大改进。领导干部下基层的多了，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了，办事情讲究实际了，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一下子都能去掉的，它们还经常在那里作怪。而要使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一切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尽可能解决得正确，则非要把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去掉不可。
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政治上是受林彪、“四人帮”的影响，理论上的根源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某个单位的表现，又是通过这个单位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发生作用的。不然，怎么解释有的单位流毒影响轻一些，有的单位流毒影响重一些，有的单位抵制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东西，有的单位就跟着走，这些千差万别的状况呢！同时，不讲明这个问题，也不利于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不利于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好整顿，真正去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在，粉碎“四人帮”已近两年了，如果哪个单位问题依旧，面貌未改，仍然不搞实事求是，仍然舍不得丢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就不能光讲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要检查那个单位领导上的责任、自己的原因了。
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指出：“干部中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是无限的，只要我们善于把任务提出来，善于启发他们，善于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蓬蓬勃勃地活跃起来，发扬自己的成绩，纠正自己的缺点。”报告又说：“经验已给我们证明：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那时来看我们过去的缺点，就会显得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本来是太阳，这个太阳是要照耀全世界的。”我们的军队是个好军队。我军的政治工作曾经做出过第一等的成绩。我军各级政治机关，总体上看是好的。广大政治干部和其他干部一样，绝大多数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政治工作中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也不过是象太阳中的一些黑点罢了。只要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发扬了政治工作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去掉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的政治工作就一定会有新的起色，一定能够在新的长征中发挥更大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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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战士的光荣
——记基建工程兵某部战士蒋林川
“八一”建军节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新添了一份“珍品”——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解放军战士在“四害”横行的一九七六年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长信。
这封署着真实姓名和部队代号的十二万字的长信，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的罪恶阴谋及其谬论。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战士才获得了释放。今年四月部队党委给他荣记一等功。信的原件，由军事博物馆作为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战士同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进行英勇斗争的珍贵文物而被征集保存。
这是人民战士的骄傲和光荣！
写信的战士名叫蒋林川，是基建工程兵某部七连的统计员。
人们不会忘记两年前那严峻的岁月，马列主义被“四人帮”践踏得不成样子，真理被篡改、歪曲，谬误却说成了“真理”。谁若表示异议，就会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横遭迫害。然而，乌云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八亿人民的嘴是堵不住的。“中国总归要有人出来说话的”！
早在一九七六年年初，蒋林川从报纸上看到朝农的一篇文章竟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随即用笔在上面划了个大问号。他想，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明明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远的不说，从我一九六○年上小学开始，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就一直是我们的行动指南。在上好文化课的同时，学校还经常请老贫农、老游击队员来给大家忆苦思甜，讲革命传统，并且带领大家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难道资产阶级能这样教育学生吗？想到这里，他愤愤地把报纸一甩，自言自语地说：“谁要是把十七年的教育阵地一概诬蔑为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谁就是要把‘延安’说成‘西安’，把共产党说成国民党。我就是掉了脑袋，也绝对不能同意！”
“四人帮”利用自己一手把持的舆论工具，抛出“梁效”、“初澜”、“池恒”、“程越”的一篇篇黑文，不仅否定了教育界的十七年，对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的十七年也肆意污蔑，统统否定。密切注视着报纸和社会动向的蒋林川越来越感到，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殊死搏斗的紧急关头，他义无反顾，下决心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揭露“四人帮”的罪恶行径。
为了写好这封信，蒋林川每天利用工作之余，废寝忘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从几家报纸上找出了一百多篇为“四人帮”篡权复辟制造舆论的文章，加以归纳分类，作上各种标记。这期间，他还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一天，连队的一位战友从家乡探亲回来，对蒋林川说：“报纸上整天吹嘘‘形势大好’，可我们家乡的情况却越来越糟，……”。正说着，另一个从家乡回来的战友也插话说：“我这次路过杭州，看到大街上贴了许多恶毒攻击邓小平副主席的大字报。胡说什么抓生产是搞‘唯生产力论’，刮‘经济台风’。当地群众气愤地说：‘再不抓生产，我们只能喝西湖水了！’”
战友的倾诉，人民的呼声，激励着蒋林川奋笔疾书。为了不致被人发觉，他每天作出写读书笔记的样子，把给党中央的信直接写在笔记本上。整整四个月，他写满了三个笔记本。
让我们读一读这封长信中的几段，看看他是怎样深刻揭露“四人帮”的凶恶嘴脸的吧：
“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内里是资本主义骨头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巧舌如簧，口蜜腹剑，凶如豺狼……”
“（根据）今日的野心家、阴谋家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断定，他们同林彪如出一辙”，“是已经出乖露丑的独夫民贼。”
“我要求党领导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夺回被他们窃取的部分党权、军权、宣传权。他们已是血债累累，拉历史倒车的人，这笔损失算一算，枪毙了他们也死有余辜！”
再听听蒋林川对“四人帮”诬陷打击邓副主席所作的回击，又是何等有力！
“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革命事业心确实很强，不论在位工作，还是去国外的途中，都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而不知疲倦地战斗！这一点是全国（世界）人民耳闻目睹的事实。”
“邓小平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敢于整顿，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主要领导作了思想整顿的动员令，是多么及时，多么重要，意义又是多么深远。”
“我们搞国民经济，在政治的统帅下，要去抓大量的具体工作。这一点邓小平去年的行动，就说明是我党的好同志，是每个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把这样的好领导打下去，国民经济还能上去吗？”
“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又要强迫人民接受他们的意向，一棒打倒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同志邓小平，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让我们再看一看他针对“四人帮”肆意篡改毛泽东思想，大搞假左真右，所发表的深刻见解吧：
“他们喊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掩盖的是他们抢班夺权为纲。”
“他们有时也拿出部分马列语录，（但）不是为了让人们在实践中去结合，而是用来迷惑人、吓唬人、束缚人……人民去结合实际，他们就跳出来阻挠。”
“他们只要一听到话里有工业、农业、建设、生产、工作、战备、机械化等，就说这不是政治……把马列主义原则修正的一干二净。”
他在信中还热情地歌颂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肯定了一九七五年的大好形势和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的正确方针；分析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革命与生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关系方面的问题；还对知识分子问题、限制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战备问题、民兵问题、老中青三结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自力更生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以及计划生育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正确的阐述，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如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重新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等。
总之，凡是“四人帮”鼓吹的，他就反对；凡是“四人帮”攻击的，他就拥护。他忧国家所忧，恨人民所恨，写出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
信写好后，蒋林川特意选择了七月一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给党中央寄发出去。
也就在这一天，他按照连队党支部事先安排的探家计划，乘火车回到了阔别五年的故乡——浙江省余姚县陆埠镇。他亲眼看到，山清水秀的家乡受到翁森鹤之流的严重破坏，感到十分痛心。街坊邻居听说林川回来了，都来他家坐坐，和他谈谈心里话。
这个说：“邓小平犯了啥罪孽，要遭这么个批法？”
那个说：“邓小平办事，桩桩办在老百姓心里厢。不批不晓得，越批越感到他了不起。”
蒋林川听了这些，心里感到热乎乎的。是啊，老乡们的看法，和他信里写的是多么一致啊！可是，那封写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毛主席他老人家会不会看到呢？如果落到那帮野心家手里，也许自己回北京后，再也不能重返家乡了。他是多么希望和亲人多团聚几天啊！为了不使亲人增加精神负担，他直到离开家乡时，也没有对任何人谈起他写信的事情。
夏去秋来。一天傍晚，蒋林川刚从工地回到营房，忽听有人喊道：“蒋林川接电话！”蒋林川以为营里催他报告今天的施工进度，便急忙向连部跑去。刚推开门，只听有人大喝一声：“蒋林川，进来！”接着又是一句声色俱厉的质问：“你写过什么没有？”
蒋林川完全明白了。他从容不迫地答道：“写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信。”
“你认为对不对？”
“不对我就不会写了！”
这时，一个陌生人站起来，掏出了“拘留证”；与此同时，几双手一齐向蒋林川伸过来，撕领章，揪帽徽，拧手臂，戴手铐……
蒋林川镇定自若，巍然屹立。
“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
房间里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闷。
“蒋林川犯了什么罪？”“蒋林川怎么会成为反革命！”指战员们愤愤不平地议论着。
蒋林川的同乡战友回想着他入伍前在大兴安岭战斗的情景：那是一九七○年，十八岁的蒋林川就离开家乡，奔赴东北反修前哨，参加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在林区，他入了团，多次被评为先进职工。一次扑灭烈火，他奋不顾身，连续战斗了十多个昼夜，很少休息。这样的好同志，怎么会是反革命？
连里更多的同志回想他一九七三年入伍以后，仅仅半年多时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多来，他学习刻苦认真，工作勤勤恳恳，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多次受到奖励。这样的好同志，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
夜，死一般的寂静。小小的囚室里，空气几乎都凝结了。蒋林川的脑海里却翻滚着波涛：我给党中央写信，只不过是如实地反映了一点社会现实，说了一些真话，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就被关进了监牢，这说明那帮家伙是多么害怕真理，害怕群众！别看他们现在这样猖獗，但是历史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他们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绝不会饶恕他们！
在监狱里，蒋林川曾三番五次地要求把他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笔记本送来，却遭到无理拒绝。要学习，没书籍；要写字，没纸笔。即使这样，他也丝毫没有松懈斗志。他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每天早晚坚持在牢房里做广播操和俯卧撑。上午放风半小时，他就围着墙脚跑步，锻炼身体，磨练意志，准备斗争。
第一次审讯开始了。蒋林川大义凛然，走进审讯室。他刚坐下，办案人员就问道：
“你为什么要给党中央写信？”
“我认为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要篡权复辟。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向党中央写信揭露他们！”
“你信中写的‘他们’指的是谁？”
“指的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他们。”
“根据是什么？”
“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狠命地诉十七年社会主义的苦；丧心病狂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要把邓小平同志一棍子打死；他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妄图搞乱全国，以便乱中夺权。这帮家伙的所作所为，完全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每次审讯，蒋林川都是这样旗帜鲜明地重申着自己信中的主要观点，痛斥“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
办案人员听了蒋林川的答辩，阅读了蒋林川的长信，有的感到他说的、写的也说出了自己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有的认为，蒋林川作为一个党员，越级向党中央写信，是符合党章规定的，根本就不应该定为反革命。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清晨，广播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胜利地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蒋林川霍地从地铺上站起来，一步跨到牢门前，倾听着广播员激昂喜悦的声音。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蒋林川几乎喊了起来。
蒋林川心潮激荡，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他恨不得插上双翅，冲出牢笼，飞向天安门广场，和首都百万军民一起庆祝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十一月二十三日，蒋林川被释放了！他重新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回到了自己的连队。在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他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口诛笔伐，冲锋在前。
现在，一个以蒋林川为榜样，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努力奋斗的学习活动，正在基建工程兵各部队广泛开展起来。
新华社通讯员 黄彪 鲁嗣杰
新华社记者 张春亭 刘志远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