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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忘记鱼水关系
本报特约评论员
我们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只能是鱼水关系。这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鱼不能离开水一样，我们的党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民群众。林彪、“四人帮”妄图破坏这种鱼水关系，把党置于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变共产党为法西斯党，从根本上达到毁灭我们党的目的。他们的阴谋当然不会得逞。但是，其流毒和影响却不能低估。这种流毒和影响如果不迅速地坚决地加以肃清，仍然是对我们党的一个严重威胁。
人民的呼唤
最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报告中引了旬邑县群众的这样一段话：“抗战那会儿，村里来个干部，大家总是围成一堆，热情地问长问短，从不知害怕；现在群众见了干部，如象见了老虎，回头就走，如今怎么成了这个情景？！”这里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为什么过去那种“围成一堆”，“问长问短”的鱼水关系，如今在有些地方竟然变成“象见了老虎”一样的关系？这种情景是怎样造成的呢？
过去，干部和群众的鱼水关系是在战争年代里相依为命的斗争中凝成的。革命干部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奋斗牺牲；人民群众对革命干部的斗争支持、掩护。在那种条件下，人民群众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干部离开了群众就寸步难行，连安全和生活都没有保证。新中国建立以后，情况不同了。我们的党成了执政党，干部成为政府的各级领导人员。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就可能产生错觉，似乎自己成了政府的“官员”，而群众则是自己管辖下的“老百姓”。因此，进城以后，党经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干部的权力是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包括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都是国家统一管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党的干部也有很高的威信。这本来是我们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但是如果干部队伍不纯，也可以走向反面。他们可以利用党的威望和手中的权力去欺骗群众和残害群众。革命胜利了，环境不同了。过去干革命要杀头，现在干革命可“做官”，这种情况也使一些意志薄弱者见利思迁，把干革命当作追求“升官发迹”的途径。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制度长期统治过的国家，缺乏民主生活的传统，人们不易摆脱家长制的统治。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扰乱，给干部队伍带来了严重的不纯，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国家的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混在干部队伍里的少数坏人和作风恶劣的干部就有了足够的条件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他们对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迫害，经济上剥夺，直至克扣口粮、任意打骂。这样还不算，还要随意给人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而只要一扣上这顶帽子，那就不仅是个人遭罪，而且连亲属也要遭殃！这样的干部，群众把他们叫做“土皇帝”、“国民党”、“老虎”等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老虎是要吃人的。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当然害怕，只有躲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干的。人民群众害怕党的干部！试想，我们的党和群众的关系被糟踏成什么样子了！
报告中说，“广大群众异口同声地说：再也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下去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不仅是群众对“四人帮”的控诉，这也是群众对党的呼唤，人民要求迅速改变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的呼声，转发了这个调查报告。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党是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
群众观念薄弱是个大问题
近年来，我们的党和群众的鱼水关系受到损害，主要是有些领导同志的群众观念淡薄了。许多问题虽然发生在基层，但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往往是造成和助长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上级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一致的。但是，很久以来，在一些干部的心目中，只剩下对上级负责这一个方面，而完全忘记了对人民群众负责这一个方面。他们只有上级观念，没有群众观念，实际上是只有个人观念。因为所谓“上级观念”，并不是真正向上级负责，而是取得上级的信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已经成为一些人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他们看来，群众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上级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和教育，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得到鼓励。有些上级机关在交代工作任务的时候，既不交代政策界限，也不交代工作方法和作风。他们不了解下面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不管下面干部采用什么方法去贯彻上级的要求，只要“完成任务”、“不讲价钱”，就是好样的，就给以表扬，就给以提拔。这种风气一开，空话、假话、大话，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就都出来了。久而久之，连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说假话的受表扬，讲真情的挨批评。于是，下级机关集中精力编写“简报”，上级机关忙忙碌碌批阅“简报”，而老百姓的疾苦可就无人报告了。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就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73页）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应该说这个问题是更大了。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他告诫我们，不要脱离群众，更不要和群众对立。他说：“打个比喻，人民就象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象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51页）毛主席尖锐地指出：“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他又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5—326、324页）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特别是“四人帮”覆灭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毛主席的科学论断。前车可鉴，应该警惕啊！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
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大干快上。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呢？仍然是人民群众。不是依靠强迫命令，而是依靠人民群众高昂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性和独立创造精神。列宁说得好：“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第269页）
怎样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呢？依靠实事求是，依靠研究和掌握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依靠党的各项政策，依靠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等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首先要明确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则是国家的主人。记住马克思的教导：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法兰西内战》第117页）要摆正公仆和主人的位置。不从思想上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在实际生活中，不是有人总是喜欢关在门里杜撰什么割群众的“资本主义尾巴”、“落实党的政策是施行小恩小惠”等等吗？象这样一些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群众的利益的问题，和群众商量过没有？考虑到群众的要求没有？为什么要剥夺劳动者？而且居然还说出了诸如“施行小恩小惠”这样的话来，这岂不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对人民施大恩大惠的救世主的位置上去了吗？这样当然就调动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只能调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群众自己的朝气蓬勃的、强大的运动会象清除毫无用处的腐败东西，把杜撰的、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方案一起清除掉，自己则永远一往直前地前进。”（《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518页）粉碎“四人帮”以来，人民群众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所走过的，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历程吗？
斯大林在总结列宁的伟大业绩时说，有些人害怕群众，他们是“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想充当保姆的角色”。“列宁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列宁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相信群众的创造力，——这就是列宁活动中的一个特点”。
斯大林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歌颂列宁的伟大，他说：“难怪我们党内常说：‘伊里奇在革命波浪里游泳，就象鱼在水里一样。’”（《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55页）斯大林这里讲的是列宁对于革命规律的掌握和运用，当然也包括他对于人民群众的了解和依靠。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革命导师的榜样，投身到革命的波浪中去，投身到人民群众的运动中去。和人民在一起，我们就会有无穷的力量，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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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群众喜爱这样的农机管理站
——辽宁盖县团山公社农机管理站见闻
在辽东半岛的盖县，有一个群众喜爱的农机管理单位——团山公社农机管理站。它在党委的领导下，农机管理工作搞得很出色。
全社大中小拖拉机九十五台，从一九七七年以来，机车完好率和出勤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这个管理站农机管理费用低，每台机车的亩耗油量和生产成本，都降到了国内的最低水平。现在全公社三万亩耕地，机耕面积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机播面积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中耕、收割（矮秆作物）和脱粒等生产环节，也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这里曾是遭受“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四人帮”的党羽曾在这个地区散布种种谬论，胡说什么“冒烟（机器）的不如带弯（弯弯犁）的，小手扶（拖拉机）不如大耳朵（驴）”，公开反对农业机械化。有了农机，他们又反对抓管理，攻击规章制度是“管、卡、压”，诬蔑按劳分配政策是物质刺激”，造成农机管理方面的无政府状态。
由于管理混乱，生产无计划，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大大挫伤了农机人员管好车、开好车的积极性。也给一些私心重的人开了方便之门，有的跑运输捞“外快”，有的为亲友开“人情车”，“铁牛”变成了没人管的“野牛”。当时机器虽然增加了，但是作业量没有提高；拖拉机越多，“趴窝”的现象越严重。
一九七七年以前，这个公社平均每年要白白浪费掉二十多吨柴油，亏损上万元钱。贫下中农痛心地说：“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赔不起！”
粉碎“四人帮”以后，团山公社农机管理站的同志总结过去的教训，决心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迅速落实经济政策，恢复和健全农机管理制度。
“四害”横行时，农机人员“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天划上一道杠（记一个工日）”。因此，人没有积极性，机器发挥不了效能。针对这一情况，团山公社在揭批“四人帮”破坏农机管理罪行的过程中，普遍实行了“五定两奖”制度，即定人员、定机具、定任务、定成本、定报酬和保养升级奖、安全生产奖，把责任固定到人，任务落实到车。从公社拖拉机站到各大队机耕队，要求出车有记录，作业有验收，质量有检查，帐目日清月结，进行单机核算，按照每台机车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计酬。门家漠洛大队有一个机组，实行“五定两奖”制度后，机车保养很快由乙级上升到甲级，出勤率由百分之六十上升到百分之八十，工作量增加了一倍。
为了使制度和政策深入人心，共同监督，互相促进，公社拖拉机站和各大队机耕队，普遍把本单位的生产计划、岗位责任制度、单车核算的各项指标、劳动竞赛条件和检查评比图表，张贴到墙上，全社定期进行检查评比，开展革命竞赛。对先进机车和优秀驾驶员，给予精神和物质鼓励；对于人为地造成事故，损坏机车和完不成任务的，要查明原因，按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或给以处罚，从而造成一种先进光荣、落后耻辱的气氛，出现你追我赶争上游的生动局面。
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从田间作业回来的驾驶员，一停下车，顾不上吃饭，首先检修机车。现在出车检查，收车保养，已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本报特约记者 王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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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措施
加强农业机械的管理，降低农机费用，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措施。
当前，农村有相当多的社、队，机器增多了，粮食产量增加了，社员的收入并没有提高，有的甚至减少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农机管理混乱，损坏耗费大，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能不能管理好现有的和即将增加的农业机械，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保证农村社队增产增收的重要一环。
有关部门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象盖县团山公社的农机管理站那样，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落实按劳分配的经济政策，提高农机人员管好农机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使农机损耗下降，工作效率提高。这样一来，就可以减轻农民的一部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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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区的爱民传统又恢复了
庆阳地区部分机关单位纠正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的错误倾向
位于陇东高原的庆阳地区，是原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战争年代，这里党和群众的关系亲如鱼水。党政机关纪律严明，一旦出现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立即严肃处理，认真赔偿。前些年，由于“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的干扰破坏，这些好传统、好作风被败坏殆尽。这个地区所属的不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由于受“四人帮”的影响，无视群众的疾苦，不顾群众的利益，以各种名目和手段，向生产队、群众明讨暗要，随意平调、侵占他们的土地、劳力和各种资财。甚至公然利用生产队和社员的某些困难和需要，进行敲诈勒索，肆意刁难：管电的卡断线路，修机器的搞坏机器，搞收购的压级压价。凡此种种，不但增加了社员群众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党政部门和群众的关系。许多群众和老干部痛惜地说：这那里是共产党的作风啊！粉碎“四人帮”后，这种风气有所改变。但是，也有一些单位、有些人，仍然迟迟没有觉悟。
湘乡县委的经验和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这个地区部分机关单位的职工、干部，在学习和讨论的过程中，回顾了边区的光荣传统，认识到，中央这次强调减轻农民的负担，不但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还有政治上的意义，体现了党对群众的关心，意味着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因此，他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的指示，主动清理本单位以往存在的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一桩桩、一件件地进行查证分析，搞清平调、占用、摊派给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土地、劳力的数量和金额。在清理的基础上，到生产队登门道歉，搞好退赔工作。到目前为止，地、县、社已有二十多个机关单位搞了清理和退赔。其中已有十几个单位全部退清，已退给生产队粮食五千多斤，现金四千多元，土地近百亩。例如庆阳地区机关所在地西锋镇的城镇建设管理科，去年九月，与庆阳县彭原公社刘岭大队三里沟圈生产队挂钩，以在城内增设一座厕所，让他们积肥为交换条件，占用生产队十二亩好地，办了一个所谓农场，由生产队代为耕种，他们坐享其成。这次，他们对照湘乡经验和中央指示，对这件事作了认真检查，认识到这实际是剥削生产队，立即把十二亩地及从这块地里收获的二千多斤粮食，全部退给了三里沟圈生产队。事后，城建科的负责同志还亲自到彭原公社的三干会和三里沟圈生产队的社员会上作了检查。
这些单位在清理退赔的同时，还对以往在这些方面存在问题较多的干部职工进行批评教育，帮助他们增强和树立政策观念、纪律观念。庆阳县电业管理所有些人员，过去经常利用检查线路、修理电机、代购物资等机会，向生产队要粮食、食油和其它农副产品，让生产队的劳力给他们干私活。电业所党组织，对这些同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这些单位的干部、职工想方设法搞好“支农”工作。西锋城建科从城镇建设管理工作出发，研究了几条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一是进一步搞好环境保护工作，努力减轻城镇有害气体和废水对周围社队的污染、危害。二是更周密地组织好城粪下乡工作，坚决杜绝对社队进行敲诈勒索的现象。三是进一步解决好西锋镇排水不畅的问题，以免出现暴雨时给周围农田、农舍带来损失。
庆阳地区部分机关单位的这些做法，使农村广大干部、群众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高兴地说：确实是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老区的爱民传统又恢复了！
本报记者 胡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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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原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金仲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上海举行
邓小平副主席，宋庆龄、谭震林、邓颖超、廖承志、胡厥文副委员长，方毅、谷牧副总理等送了花圈；彭冲同志主持追悼会
新华社上海八月十五日电 八月十二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市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金仲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为金仲华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金仲华同志是原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迫害下，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三日在上海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谭震林、邓颖超、廖承志、胡厥文，国务院副总理方毅、谷牧，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许德珩、史良、季方、胡子昂、荣毅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苏振华、第一副主任倪志福、第二副主任彭冲，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桐乡县革命委员会也送了花圈。
参加金仲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的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彭冲，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一平、韩哲一、赵行志、杨富珍、杨心培、裴先白，市政协副主席张承宗、梁国斌、巴金、李干成、赵祖康、冯德培、刘靖基、吴若安、王致中、周谷城、卢于道，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关子展，以及在上海的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市革命委员会各部、委、办的负责同志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金仲华同志骨灰安放仪式由彭冲同志主持，王一平同志致悼词。
悼词中说：金仲华同志是浙江桐乡人，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内外享有声誉的社会活动家。在三十年代，他曾经主编过进步国际时事刊物《世界知识》，协助邹韬奋同志编辑进步报刊《大众生活》和《生活日报》，并创办《永生》杂志。抗日战争时期，他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从事抗日救亡的对外宣传工作，并向海外华侨、国际友好团体和个人筹募捐助财物，支援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上海和武汉，他与邹韬奋同志编辑《抗战》与《全民抗战》三日刊。在香港，他参与进步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的领导工作，并在他主编的《星岛日报》上传播进步舆论。
全国解放后，金仲华同志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四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新闻日报》社社长，《文汇报》社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金仲华同志的一生，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他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党长期合作，为人正派，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工作认真踏实，孜孜不倦，兢兢业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王一平同志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郑重宣布，金仲华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党对他是了解的，信任的。他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永远怀念的，应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