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5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悼念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罗瑞卿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理论组
正当我们抓纲治国、抓纲治军、进行新的长征的时候,传来了罗瑞卿同志溘然病逝的噩耗,全军上下都为我军失去一位杰出领导者而万分悲恸!
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又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革命战争年代长期做政治工作,建国后他虽然没有担负军队政治工作职务,但仍然一直关心和重视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一整套政治工作的理论、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在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红军时期,罗瑞卿同志就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精神,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他经常深入连队,宣传古田会议决议,抓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倾向,健全民主制度。一九三○年底,红四军十一师有的领导同志,由于受旧军队的影响,还主张枪毙逃兵和实行肉刑,当时任十一师政治委员的罗瑞卿同志坚决反对。他严肃指出:“这是作了决议的呀,我们要坚决废除这些旧制度。”他向干部战士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讲解人民军队和旧军队的不同,启发大家为工农而战。他组织干部战士学文化、唱歌、演戏,把部队搞得十分活跃。他为了揭露蒋介石在庐山办反共军官训练团的阴谋,编写了《杀上庐山》的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在反“围剿”多次战斗中,罗瑞卿同志总是亲临前线,和军事指挥员并肩指挥,哪里危险,哪里困难,他就到哪里去。他非常善于进行战时政治工作,特别是战时鼓动工作做得很出色。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他适时提出鼓动口号,传播胜利消息,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组织领导部队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岩战斗中,担任师政委的罗瑞卿同志正在指挥作战,一颗子弹从他左耳下的腮部穿过,顿时鲜血直流,伤势严重。同志们把他抬到医院后,由于流血过多,身体极度虚弱,又引起肺炎,但他还鼓舞同志们勇敢战斗,为夺取反“围剿”的胜利贡献力量。
长征途中,罗瑞卿同志担任一军团、一方面军保卫局长期间,对保卫局干部的政治思想抓得很紧,强调把保卫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持党的生活制度,加强政治学习,提高组织纪律性。他以身作则经常参加支部、小组的活动。他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顾全大局。他听说五军团保卫局缺干部,就主动提出把一军团保卫局的侦察部长调给五军团。
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同志先后担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为培养干部、建设政治机关、加强政治工作,作出了优异的成绩。一九三八年,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写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在写作过程中,毛主席为了使罗瑞卿同志能够集中精力,要罗瑞卿同志搬到他的住地附近,以便在自己的指导下进行写作。这本书出版以后,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全国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林彪、“四人帮”对这本书极尽诬蔑之能事,把它作为罗瑞卿同志的一条“罪状”,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的。罗瑞卿同志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期间,野战政治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部队享有很高的威信。在紧张的战斗和繁忙的工作环境中,他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努力把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同部队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措施。他写的《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等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作了精辟论述,并总结了许多新的经验。
罗瑞卿同志在政治工作建设上,首先强调党的建设。他根据毛主席关于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建党思想,指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乃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骨干与核心”,“没有党的工作的建设,是不能妄谈政治工作的建设的。”一九四○年,彭德怀违反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使部队受到很大损失。为了把部队尽快地恢复整顿好,迎接新的斗争,罗瑞卿同志亲自组织巡视团,到部队中去抓党的建设,帮助连队整顿支部,还组织教导营,集训支部委员、支部书记。他说:“把党的组织整顿好了,部队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就有了,战斗力就提高了。”他深入到一个团,抓住一个最好的支部和一个最差的支部,仔细考查好和差的原因,推广先进经验,帮助后进赶队。在他的倡导下,部队普遍开展创造“模范支部”活动,集训新党员,检查考核党员的思想和工作,实行基层党员干部向党支部报告工作的制度,大大推动了基层的建设。
罗瑞卿同志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的规定,对部队的政治教育抓得很紧。他根据当时的环境和战士的思想实际、文化程度等特点,明确提出:战士的教育,应是实实在在,简明扼要,不要冗长繁复。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野战政治部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政治教材,印发给部队。在教育方法上,罗瑞卿同志强调联系实际,生动活泼。他说:“把教材发给部队,让他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放开手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搞一个统一的格式,一样化的方法,就会把部队的手脚捆住,就不会有什么发明创造。”
罗瑞卿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在干部的选拔使用上,他强调“政治坚定与有能力是两个缺一不可的主要条件”,既反对不注意政治条件的偏向,也反对不讲求工作能力的偏向。他主张对干部实行考核,“看他是否胜任自己的工作,能否完成党给他的每一个任务,看他是否努力学习与接受党的教育而不断进步”。他要求野战政治部了解团以上干部,师政治部了解营以上干部,旅和团了解连排干部。他对在职干部学习,抓得很紧,规定在战斗允许的情况下,要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每周“两个半天学习制”。他自己和野战政治部的干部,带头学习,为部队做好样子。在一九四二年、四三年全党开展的整风、生产两大运动中,罗瑞卿同志领导下的野战政治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织干部普遍进行整风,端正学风、党风、文风,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罗瑞卿同志还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带领野政干部开荒种地,增强劳动观念,减轻人民负担。
罗瑞卿同志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作风的建设。他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提出“深入、具体、贯彻”六个字,坚决反对一般化作风。他尖锐讽刺照抄照转上级指示计划。他说:“任何美丽动人的决定,如果不实现起来,不变成活生生的成绩,即一个铜板也不值得。”他经常组织野政干部深入连队调查研究。调查组出发前,他当面交待任务,提出要求和办法。调查组回来后,认真听取汇报,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出指示。对重要的调查报告,还亲自修改。一九四七年三月,罗瑞卿同志在晋察冀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结合部队政治工作的现状,全面阐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和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的基本精神,指出“这两个文件中所阐明的思想,就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要“运用其中普遍的原理原则来指导我们今天情况下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会上印发了这两个文件,会后又组织部队学习,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政治工作薄弱、缺乏力量的现象,提高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威信。一九四八年,罗瑞卿同志遵照毛主席关于新式整军运动的指示,组织部队普遍开展了诉苦三查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坚定了打败蒋介石的信心和决心。
罗瑞卿同志强调政治工作要保证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胜利实现。一九四八年冬平津战役时,为了阻止驻新保安的国民党三十五军向北平靠拢,毛主席命令十九兵团切断三十五军的去路。当时任兵团政治委员的罗瑞卿同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坚决执行命令,迅速向部队进行政治动员,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经过几天急行军,从平汉线上赶到新保安,完成了对敌三十五军的包围。为了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毛主席指示对新保安之敌采取暂时“围而不打”的办法。罗瑞卿同志针对部队的急躁情绪,领导部队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太原解放后,十九兵团奉命开赴西北战场,他又针对有些干部战士不愿离开华北的乡土观念,亲自组织编写教材,开展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保证了部队向西北胜利进军。
罗瑞卿同志担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委员、十九兵团政治委员期间,是党委书记。他善于当“班长”,坚持民主集中制,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挥党委
“一班人”的作用。他对党委成员的学习抓得很紧,只要条件许可,坚持每周学习两个半天。他强调党委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缠在事务上。解放战争后期,他针对部队进入城市后碰到的新问题,亲自调查研究,制定“入城纪律守则”。一九四八年一月,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野战军首长每两个月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罗瑞卿同志严格执行,每次报告他都周密考虑,认真分析研究,并且亲自动手。他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经常阅读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艺等各方面的书籍。部队解放太原后,他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还抽出时间攻读政治经济学。
全国解放后,罗瑞卿同志任公安部长时,对军队保卫工作非常关心。一九五○年全军首次保卫工作会议和一九五三年全军第三次保卫工作会议,都由他亲自作了总结报告。一九五九年,他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以后,对全军政治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他对政治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及时提出来;政治工作中有什么问题需要他解决的,都尽量解决。一九六○年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就是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指导下,由他协助罗荣桓同志具体组织起草的。起草过程中,他提出许多好的建议,并要求到会同志“动脑、动口、动手”,集思广益,把《决议》起草好。他很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他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对林彪所谓的“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作了关于高级干部要读三十本马列著作的指示后,他协同总政坚决贯彻执行,认真督促检查高级干部的学习。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号召高级干部下连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他带头下连宣讲。他对干部要求严格,原则性很强,坚决同搞特殊化、铺张浪费、请客送礼等坏作风进行斗争。当时有人揭发林彪在总后的死党腐化堕落等问题,罗瑞卿同志支持总政和总后党委专门召开会议,对这个死党进行了严厉批评。
罗瑞卿同志善于发现典型,重视宣传典型。他看到雷锋的英雄事迹后,积极倡议在全军开展宣传。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后,他立即写文章宣传毛主席这一号召。罗瑞卿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报刊宣传和文艺工作。对《解放军报》的宣传思想、宣传内容以至版面标题,都经常作具体指示,对军报的许多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都亲自指导、审阅、修改。他对部队文艺工作,从方向路线,到题材、艺术形式和文艺队伍的建设,以至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等问题都很关心。
罗瑞卿同志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长期未能工作。恢复工作不久,一九七六年他在外地养病时,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当地部队领导机关抵制“四人帮”。他对“四人帮”及其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反革命黑文进行了尖锐批判。他向部队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这些黑文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周总理的。他说: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毛主席都讲过,这是马列主义的常识嘛。有人别有用心地搞什么批“唯生产力论”,全是一派胡说。
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同志再次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是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他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光荣传统,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今年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决议起草过程中,他积极提出修改意见。在全军开展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群众运动的基础上,他推荐和建议学空军航空兵一师党委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他看了
《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刘德才等人严重问题的报道,严肃指出:以后军队中查出有刘德才、宣世明这类的人和事,或是比这更高的干部,都要严办。他看了空军的一个调查报告,建议总政转发,并提出领导干部、领导机关要响应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的号召,深入下去,搞调查研究,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迅速把军队整顿好。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和威信恢复到革命战争时期的水平,为贯彻执行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任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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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疾风知劲草 烈焰见英雄
——悼念罗瑞卿同志
李志民
我敬爱的老首长——罗瑞卿同志不幸逝世了,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儿子,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们军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几天来,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望着天安门广场低垂的五星红旗,罗瑞卿同志那高大魁伟的身躯,仿佛还在眼前跃动;听着人民大会堂低沉的哀乐,罗瑞卿同志那纵横谈论的朗朗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荡。无数往事涌上心头,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罗瑞卿同志一九七四年底到福建就医治疾病的一年多时间里的情景,更使我特别难以忘怀,一切就象是在昨天的事……。
罗瑞卿同志是一九七四年底到福建治腿的,当时,我们已经八、九年没有见面了。我一见到自己熟悉的老首长,心情感慨万千,悲喜交集,喜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罗瑞卿同志才有政治上的第二次解放,我们才有今天重逢的日子;悲的是看到他遭林彪迫害和折磨的身体严重病残,心里非常难过。这位被同志们亲热地称为“罗长子”的罗瑞卿同志,曾经是身材高大,魁梧健壮,为敌人所惧怕,为全军指战员所爱戴的忠贞战士。不就是因为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忠诚,一生光明,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捏造罪名,采用种种卑鄙手段加以迫害的吗!不就是因为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全党全军享有很高的声望,才被林彪反党集团恨之入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加以残酷打击,无情摧残,必欲置之死地的吗!但是,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谈起林彪对他的迫害是那样愤怒,谈起伟大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同工作过的老战友、老同志,又是那样动情。当谈到许多老同志遭到迫害时,他深沉地说:
“账要算到林彪的头上”。我听着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望着他坚贞不屈的面容,眼睛潮湿了,更激起了对林彪的刻骨仇恨,同时在心里默默祝愿他早日治好疾病,养好身体,继续为党工作。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治病期间,一边以惊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一边顽强地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他到处找同志借书、借资料,古今中外,无所不读。他住的房间里摆满了书报、杂志,我们经常看到他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地学习,真是令人钦佩。当时罗瑞卿同志还没有分配工作,但他时刻不忘一个老同志的崇高的革命职责,对军区和省委的工作非常关心,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好意见。每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他总是热诚帮助,给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拖着病腿,到处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主动地帮助下面解决问题。他经常说,我们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要用有生之年为党多做一点工作。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罗瑞卿同志找了多少同志谈心,是很难数清了。如果没有对党的一颗赤诚的心,怎么能想象得出他带着病残的身体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呢!
罗瑞卿同志在福州时,开始住在省委招待所,后来搬到军区招待所,不论到哪里,他都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化,很多事情他总是自己去做,不是万不得已,就不找招待员。他经常和招待员同志拉家常,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进步,临走时,还亲切地跟他们一起照像,在他走了之后,招待员们一提起他,心里都是热呼呼的。几十年来,不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罗瑞卿同志始终保持了这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好作风。使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很多志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在北京,他总是经常挂在心上,时时去探望她们,有什么困难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解决,他对有关部门的同志说:“人家在前线打仗,我们一定要照顾好他们的家属。”这件事使我们志愿军的领导同志深受感动,至今记忆犹新。
罗瑞卿同志在福建治病期间,正是“四害”横行,我国天空出现了一股乌云的严重时刻,我们的罗瑞卿同志以他锐利的眼光,敏感的政治嗅觉,看穿了“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诡计。这时期,他吃饭少了,睡觉少了,日夜为党和国家的命运担忧。他更加关心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密切注视着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勤奋学习,查历史,查资料,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回答当时“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怪现象,去批驳“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一次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上看到评《水浒》的文章后,他一针见血地说:“这里面有鬼!”他叫周围的同志都好好看看《水浒》这部书,他自己又重新仔细地阅读,看过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评《水浒》的文章,我看是反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他看了当时“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后,就问我们看过这家杂志没有,说要好好看一下,里面尽是毒草。在这段时间里,罗瑞卿同志特别爱谈过去,谈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谈我们军队的建军史。他哪里是在单纯地说历史,分明是在用历史这面镜子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提高我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啊!那时,“四人帮”的黑手伸到了福建,窃取了省委的部分领导权,就在这时,罗瑞卿同志毅然从省委招待所搬到了军区招待所,他说,我看不惯他们那一套。这又是多么鲜明的阶级立场!当他看了福清县现行反革命、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郑书程罪行的展览后,说:“这是个反面典型,这个家伙应该抓起来惩办。”就是这么一句话,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及其在福建的亲信就抓住不放,大做文章,攻击罗瑞卿同志是“还乡团”、“走资派”,大字报贴到了清华大学。那个郑书程也被“四人帮”的亲信释放出来了,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逮捕法办。罗瑞卿同志的这种不畏强暴,不怕虎狼,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高贵品质,在党内是著名的。在历次路线斗争中,他总是站在第一线。记得我在抗大工作时,他是我们的教育长,当时党内批判张国焘的斗争,是在中央领导下抗大首先展开的。罗瑞卿同志积极指导运动,多次组织全校红军高级干部开会,在会上他带头发言,对张国焘和他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揭发批判张国焘的罪行,教育了全校师生,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曾亲临大会,听取罗瑞卿同志的发言。建国以后,他在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在同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中,更突出地表现了罗瑞卿同志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无私无畏精神。记得一九六四年高等军事学院“两论”读书班结业,我请罗瑞卿同志到会作指示,他在会上针对林彪假左真右的货色,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现在有人说‘最高最活’,那是不是还有次高次活?有人说是‘顶峰’,那是不是已经到顶了,再不会发展了。还有什么‘立竿见影’也是谬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敢于站出来维护真理,批判谬误,需要何等高尚的政治气节和革命情操。罗瑞卿同志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多么坚定啊!
罗瑞卿同志离开福建的日子,正是举国上下沉痛悼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悲痛时刻。我们分手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说:“老李,要保重,化悲痛为力量,天,塌不下来!”时隔不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罗瑞卿同志又重新工作了。他仍然非常关心福建的形势,经常向我们询问福建的揭批“四人帮”运动搞得怎么样?对“四人帮”的亲信爪牙是怎么处理的。当他听到福建的形势一天天好转,他非常高兴。当罗瑞卿同志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战斗,看到他成为华主席、叶副主席、邓副主席领导和指挥军队的得力助手,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和由衷的喜悦。他在担任军委秘书长期间,一再指示我们要按照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部队,加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并说他还要到福州来。正当我们热切地盼望他来检查指导我们工作的时候,他却突然地永远离开了我们。不,罗瑞卿同志,你并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里,为伟大事业献身的人,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我们将继续战斗在你献身的革命事业中!
(《解放军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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