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吴汝康
人类起源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世界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可是，从过去一些年的情况来看，我国这方面的研究，曾经受到林彪、“四人帮”很大的干扰。因此，要发展这门科学，就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
一九六五年，我应邀代表中国科学院去坦桑尼亚参加“东非人”头骨的移交仪式。“东非人”头骨是一九五九年发现的，一九六○年发表，据认为是当时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年代接近二百万年。我亲自察看了这个头骨化石，还在奥杜韦峡谷观察了发现头骨的现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人类的历史远比以前理解的为悠久。在大约二百万年前已有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出现于东非。”
但是，万没有料到，在前些年“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指出人类已有二百万年历史的论断，竟受到了批判，给我戴上了“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关于人类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这本是一个科学问题。随着古人类学的发展，特别是新的人类化石的发现，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发展和改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般认为人类的历史不过几千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向前推到几万年以至近十万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时期内，又把人类的历史向前推到几十万年之久。在四十年代以前，一般是说五十万年，所以毛主席在一九四五年《关于重庆谈判》一文里曾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从五十年代起，一般认为是大约一百万年。一九六四年毛主席依据当时科学上的进展，改变了过去的提法，而采用了这个“大约一百万年”的新数据。至于我提出人类历史二百万年的说法，正是根据科学上的新发现，应该说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的，怎么能说是反毛泽东思想呢？毛主席不就是根据科学上的新进展而改变过自己的说法吗？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唯一科学的态度。林彪、“四人帮”一伙是科学的大敌。他们不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看作是科学，而是把它绝对化、教条化。他们从根本上颠倒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他们看来，理论完全不需要实践的检验；相反，却要人们的实践和实际生活去符合他们所说的理论。这种思想，无论在什么领域中，都只能是科学发展的阻碍。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四人帮”这种恶劣学风是如何不利于科学发展的。
过去，根据恩格斯关于真正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论点，说制造工具是人类的重要特征，因而认为只要能制造工具，人的一切重要特征，如直立行走、意识、语言、社会、自觉的能动性等等，便全都有了。可是，由于南方古猿类化石的大量发现，新的事实表明，它们直立行走姿势的确立，远在制造工具之前便出现了，从而引起了人类各种重要特征究竟是同时起源，还是先后起源的问题，也涉及到劳动的含义问题。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拘守原有的论断，还是根据科学上的新发现而发展或者纠正原有的论断呢？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这在科学上是已肯定了的。但是，古猿变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现在已发现的化石来看，要长达一千万年以上。这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恩格斯说：“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又说：“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限，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了，鱼和两栖类之间的界限也是一样；而鸟和爬虫类之间的界限正日益消失。……‘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
我根据新的化石材料的发现，曾提出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是人的新质与猿的旧质互相斗争的过程，是人的新质不断克服猿的旧质的过程，这是“亦此亦彼”，或者具体地说，这是具有亦猿亦人性质的过程。人类的各种重要特征是在这个过程中渐次产生出来的。使用天然工具是初级形式的劳动。这个阶段是“人类的童年”，已经应该归属于人的系统。
这样，我又闯了一个大祸。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帽子、棍子不断地向我飞来。说我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均衡论”，“是合二而一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折中主义在人类学领域中的反映”等等。开大会小会对我进行批判，并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和批判文章，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我是根据人类化石的新发现而提出问题的。新的事实，需要作出新的解释。我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展开讨论。可是，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根据新的事实材料提出理论上的新解释，就要受到围攻、批判，甚至要遭到迫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怎能发展？！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有关人类起源问题上的一些争论，在“四人帮”的影响下，往往是从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中引用片言只语作为立论的根据，并以此检验别人的观点正确与否，最后还加上“阶级性”、“阶级斗争”等字眼来吓唬人，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不敢提出新的问题，不敢探索科学真理。其实，这种态度，这种方法，才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跟这种反科学的态度、方法相反，尊重实践，重视客观事实，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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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践标准和逻辑证明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何祚庥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全部自然科学史所一再证实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毛主席曾深刻指出：“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但是，在自然科学工作中，有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并不直接由实践来检验，而是用逻辑方法或演绎方法来进行推理和证明的。特别是在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常常从定义、定理、公理出发，运用数学演算、逻辑推理而导出某些理论结论。那么，这种研究方法是否违反了“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要求呢？
不是的。实际上，逻辑证明是以实践标准为基础的，逻辑证明的有效性正在于实践。逻辑证明离不开“大前提”、“小前提”，并且要依据一定的推理的格式。可是，逻辑推理的格式并不保证前提的正确与否，这只能由实践来证明它的正确性。至于逻辑的格的正确性却更是长期的社会实践的结果。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3页）因此，逻辑证明在科学研究中所以行之有效，其原因就在于不论其前提或推理都归结于社会实践。
可不可以把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对立起来，提出所谓理论标准或逻辑标准，即把保证逻辑上的一贯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对于一个科学理论，“言之成理”固然是相当重要的要求，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践上的成就。例如，统计力学的理论基础，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且一直到现在，还是科学上讨论的对象，但是，统计力学仍然一直被公认为是物理学上的重要成就，实践充分表明统计力学的真理性质。又如量子电动力学里的重正理论，其减法程序直到现在一直是批评的对象，但是，量子电动力学的突出成就是它的理论计算高精确度地符合于实验，从而人们还不得不反过来探求减法程序的可能的数学基础。以上事例突出地说明了，实践标准在检验真理上的决定作用。
其实，不但逻辑证明的基础在实践，而且逻辑证明的实现也依赖于实践。在逻辑思维过程中，常常需要不断地依据经验材料来建立恰当的前提，而且逻辑的推理也不容易立刻做到周密，需要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严密的推理体系。认识总是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否则思想就不会深入，认识就不会全面、深刻。可以说，理论工作者只是在他的研究的最后结果时，才以逻辑推理的形式完整地叙述出来。而且，一个科学理论在得到逻辑证明后，还需要回到实践中去，由实践来检验逻辑的前提、推理的过程，以及所得到的结论是否正确。总之，认识的基本形式仍然是实践——认识——再实践。推理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
所以，脱离了实践标准而提出所谓逻辑标准是完全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的思想是否符合实际，其最终的判断根据只有诉诸实践，回到客观实践中去，“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从理论来检验理论，从思想来检验思想，这只能陷入烦琐哲学的争论，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时期，一些深受毒害的人，企图从毛主席语录的引证中“逻辑”地证明他们的行动的合理性，于是对立的双方大打所谓“语录仗”，这完全不是什么“高举”，只不过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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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科学史看真理的标准
沈小峰 陈浩元
科学真理来自社会实践
社会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础，知识的源泉。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自然科学的真理，也只能来自实践，特别是更多地直接来自科学实验这样一项独立的社会实践。科学实验是科学发现、发明和理论的极其重要的源泉。
在科学史上，意大利解剖学家和物理学家伽伐尼所做的解剖青蛙的实验，一直被传为佳话。一七八六年，伽伐尼在一次解剖青蛙的实验中，把刚解剖的青蛙用铜勾穿起来挂到铁架上时，发现蛙腿忽然收缩了一下。这同把青蛙放在感应起电机旁，蛙腿由于受到静电感应的电刺激而抽动的情形完全一样。经过多次实验以后，他公开宣布结论：在蛙腿的肌肉和神经之间，各带有相反的电荷，当铜勾穿过时，使神经和肌肉接通，便产生了“生物电”，刺激蛙腿而收缩。这个结论一公布，物理学家伏特马上提出异议，他认为使蛙腿抽动的电流是由于铜勾和铁架这两种不同金属的作用，加上蛙腿潮湿的条件而产生的。伏特的异议，促使伽伐尼进行了更为严密的实验。他不用金属，而是剥出蛙腿的一条神经，一头和青蛙的脊椎接触，一头缚在另一条蛙腿上，结果这条蛙腿仍会收缩。反复实验的结果都是如此。这就证明，引起蛙腿收缩的电刺激的确来自青蛙自身，生物会产生电流的结论是正确的。而与此同时，伏特也做了大量的实验，证实了他的两种金属接触可以产生电流的看法，发明了伏特电池。从一个实验出发得出了电生理学和伏特电池这两个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说明只要勤于实践就能在科学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关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发现，流传着一种无稽的说法：一天，牛顿躺在苹果树下，忽然看到一个苹果落地，引起了他的思考，灵机一动，很快就总结出了万有引力定律。然而一查科学史，便可看到，万有引力定律的建立，是无数科学工作者长期辛勤实践的结果。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从一五七六年至一五九七年，二十一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了近代早期天文学上最重要的观测工作，搜集了大量准确的观测资料。第谷死后，刻卜勒获得了他的全部观测材料，继承他的工作。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上本人的实践和研究，刻卜勒编制出了比以往任何行星表都要准确得多的《卢道耳夫星行表》，并建立了著名的刻卜勒三定律。后来，牛顿进一步概括了刻卜勒等人的科学成果，并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才瓜熟蒂落地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可见，没有长期的大量的实验观测资料的积累，单凭科学家的“灵感”、“天才”，是总结不出任何科学规律来的。
科学理论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任何一个科学理论或假说，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决不是靠某个权威科学家的论断，也不能简单地用已有的理论作标准来判定，只能靠社会实践，特别是科学实验来检验。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十分重视实验的检验的。的确，实践是铁面无私的裁判官，尤其在对某一科学问题争论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唯有科学实验才能对它作出最有权威的评判。
有些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纠正其错误，代之以正确的理论。例如，在十六世纪以前，亚里士多德一直被人们尊为“先哲”，他的学说更被奉为金科玉律。他的关于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同时下落，重的物体首先着地的学说，两千年来一直被视为真理。十六世纪末，意大利学者斯台文以著名的落体实验，令人信服地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学说，在此基础上，伽利略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检验和理论分析，建立了科学的落体定律，揭示了轻重不同的物体同时着地的真理。
有些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可以纠正它们的不完全性，部分地修正原先的理论。例如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最初是按元素的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的，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是为了同实验事实完全一致，个别元素的次序只好颠倒，这就出现了矛盾。后来，随着科学实验的进步，弄清楚了原子的结构，从实验中发现，真正决定元素周期性质的，并不是原子量，而是原子的核电荷数，元素周期律应按原子的核电荷数递增的顺序来排列。就这样，通过新的更精确的实验检验，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使得理论与实际更好地达到了统一。
许多理论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通过实践的检验，可以明确规定（缩小或扩大）其适用的界限。例如宇称守恒定律，是在大量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先被认为是一条普遍适用的基本定律。后来在科学实验中发现了著名的“ι—θ之谜”。为了解释这个“谜”，一九五六年，李政道、杨振宁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说。尽管当时有些人包括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泡利强烈反对李、杨的假说，预言未来的实验一定证明弱相互作用下宇称是守恒的，但吴健雄的β衰变实验等一系列科学实验雄辩地证实了李、杨的假说。就这样，通过实践的检验，否定了宇称守恒定律的普遍适用性，指明了它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守恒。
科学的假说不同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测，它是在一定的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但是假说之是否正确，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例如，爱因斯坦在一九一六年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指出在引力场空间内，随着质量的不同，空间会弯曲，光线也会发生弯曲，他并予言了从遥远星体射向地球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会发生1．75弧秒的弯曲。爱因斯坦这一大胆的假说刚提出时，科学界议论纷纷，人们将信将疑。直到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九日日全食时，英国的两支科学工作队分别观测到光线经过太阳附近确实发生了弯曲，并测得其弯曲度为1．61～1．98弧秒，这才开始解除人们心中的疑团，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离开了实践的检验，假说的真理性是无从判断的。
总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尊重实践，尊重事实，这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严肃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科学态度。
科学真理的发展永无止境
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其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实践也是不断发展的，因此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对于任何科学理论，都不能说已经完成了绝对真理或达到了“顶峰”。
牛顿是十七、十八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的陈腐观念，继承了哥白尼、刻卜勒和伽利略等人的工作，在天文学、力学、数学、光学等方面都有划时代的贡献。但是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却几乎把牛顿神化了。牛顿力学成了各门科学的典范，牛顿的观点在科学界成了绝对的权威。
应当指出，牛顿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神化。他曾经把自己比作在真理的海边上捡到几片美丽的贝壳的孩子，“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他发现了万有引力，但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公开承认：“重力的原因是什么，我不能不懂装懂，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对它进行考虑。”关于光的本性，他倡导微粒说，但他开头也倾向于波动说，作过有名的牛顿环实验，认为光是以太的某种振动。在一七○四年出版的《光学》一书里，他在采用微粒说的同时，仍保留了波动说的一些要点。然而，牛顿的门徒们却片面地宣传牛顿的观点，尤其在同别人争论时，常常利用牛顿的威望把别人压下去。这一点在关于光的本性问题的辩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开始时，微粒说和波动说争论得非常热烈，各有一定的实验事实。但牛顿的门徒为了把波动说压下去，就极力宣传牛顿的微粒说，闭口不谈牛顿也主张过波动说。他们终于采用以势压人的办法把主张波动说的人打了下去。结果使十八世纪的光学很少有什么进展。但真理总是压制不住的。十九世纪初，英国科学家托马斯·扬通过光的干涉实验，又重新提出了光的波动说。他声称：“尽管我仰慕牛顿的大名，但我并不因此非得认为他是百无一失的。我……遗憾地看到他也会弄错，而他的权威也许有时甚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扬氏的实验重新引起了光的微粒说和波动说的论战。光的微粒说的拥护者法国人马吕斯用光的偏振实验来证明光不是纵波；光的波动说的拥护者用横波的理论代替了纵波的假说，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特别是斐索和付科的实验，为波动说战胜微粒说，取得稳固的地位，提供了基本的证据。他们比较精确地测定了光在各种不同媒质中的速度，表明光在水中比在空气中走得慢，而且其比值等于水和空气的折射率之比。这个实验结果同波动说的预言一致，同微粒说的预言矛盾。后来，麦克斯韦又证明光是一种电磁波，更使波动说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至此，波动说冲垮了牛顿的权威，似乎获得了全胜。
但又是实践引出了理论的风波，推动了科学理论的发展。一八八七年，光电效应的实验使波动说遇到了困难，它不能对实验作出圆满的解释。于是新的粒子说又抬头了。一九○五年，爱因斯坦提出了光的量子说，指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光的干涉、衍射实验等，表明光具有波动性；光电效应、X光散射实验等，表明光具有粒子性。实践证明，光量子理论以及稍后建立的量子电动力学，把早先对光的两种学说在更高一级的实践和理论基础上统一了起来，比较好地揭示了光的本质。从人们对光的本质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任何科学理论是不是真理，不能靠某个权威的论断，而只能靠实践的验证，倾听实践的呼声。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也逐步发展。就是量子电动力学，作为一个科学真理，它确实比微粒说或波动说更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但它仍只是近似地反映客观实际，并没有结束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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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举办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于七月五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北京举行。参加讲习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国家机关和部队的五百零六个单位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哲学工作者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一千五百多人。这次讲习会，是粉碎“四人帮”以来，自然辩证法战线上最大的一次学术活动。
在这次讲习会上，有二十多位自然科学工作者、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就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科学技术史、自然辩证法和哲学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学术报告。这些报告，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最新发展所提出的某些哲学问题，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作了分析，对历史上一些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海森伯等）的哲学思想也进行了评论。此外，通过大量的资料，回顾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历史情况和经验，这对今后如何开展自然辩证法工作很有裨益。这次讲习会，使大家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进展和提出来的哲学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讲习会注意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会者各抒己见，大胆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开得生动活泼。
这次讲习会是在当前理论战线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广泛进行的时候举行的。作报告的同志结合自然科学各门学科的发展进程，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前这次讨论，不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意义十分重大。许多同志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
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昌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讲了话。于光远同志强调了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的联盟。李昌同志就自然辩证法工作如何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