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出版工作中的流毒
国家出版局理论组
林彪、“四人帮”煽起的极“左”思潮，给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当林彪、“四人帮”还是庞然大物，这股反动思潮到处泛滥的时候，周总理就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仅是出版战线，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到林彪自我爆炸这一段时间，周总理就五次接见出版部门的代表，对出版工作中的极“左”思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阐述了党对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恢复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
极“左”思潮在出版工作中的集中表现，就是以“黑线专政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出书和队伍两个方面，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出版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出的书，都成了“封资修毒草”，出版队伍都成了“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许多出版社被撤销了，人员被一锅端走，甚至连司机、炊事员也不能幸免。已出的书，大批被打入冷宫，或者干脆付之一炬；不让写书，不让出书，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被剥夺了；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遭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那时候，多少如饥似渴的青年，盼望能得到他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多少从事科技、教育工作的同志，在寻找他们急需的参考资料？这些要求汇成一种强烈的愿望：林彪、“四人帮”的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必须打破，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发展！这是人民的愿望！周总理和人民心连心，坚决支持人民的要求。一九七一年初，他尖锐指出，什么书都不让看，不让出，这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搞得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垄断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周总理特别强调：“我看现在要广开言路。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学哲学。不然谈历史就跟人家谈不起来。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这不行，越搞越狭窄，是没有办法通过实践来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伟大的实践和伟大的知识，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周总理还指出：文艺、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少年儿童读物都要出。有些新书一时出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书，也可以印一些。周总理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反动实质，要我们多出书，出好书，尽快把被林彪、“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的出版工作恢复起来。
周总理说“旧的书可以选一点出版”，这就驳斥了林彪、“四人帮”把十七年出的书全盘否定的谬论。针对任意封书、烧书这种错误作法，周总理指出：“以一封为省事，封起来容易，开放就难了。”“否定一切，这是极‘左’思潮，根本不是主席思想，不是一分为二的思想。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问题。把书都烧了，还不是受极‘左’思潮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周总理还批评了因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某一个人的名字就把《鲁迅全集》也封存起来的错误作法。他说：“《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因噎废食。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所有的书总有点问题，那么只有少数人能看，简直变成了垄断，不相信我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战士能够识别出来，这简直是不相信群众，这就是形‘左’实右，我对这一点可有反感！”当有人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书要重印必须审查、修改时，周总理指出：“《资治通鉴》、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些还用审查吗？‘二十四史’还要修改吗？”“大学教材作参考总还可以吧？”
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还把十七年的出版队伍完全否定，他们狂叫什么要“重新组建队伍”，原来的出版队伍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指出：“队伍是客观存在，就是没有组织”。认为原有的队伍“统统不能用了，是否定一切，不对！老的一个不用，就接不上茬了。统统用新手怎么行啊！”“即使是老弱残也是人，让他们圈点书也可以，也能工作嘛！”“讲地、富、反、坏，还得加上‘没有改造好的’，要区别对待，也有改造好的嘛！否则，主席的思想就不发生作用了嘛！”他还耐心地教育我们，不要因人废文，并以《四角号码词典》为例，说：不能因为采用王云五的检字法，这部词典就不能用了。“不能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总有可取之处嘛！”有些翻译的书，“译者有问题，他翻的书，就不能读了吗？我们学他翻的书，不是学那个人。否则，就没法子看书了。不要为一、二个名字把自己捆住。”为了打破这也有问题、那也不能用的不正常的局面，发挥老专家的一技之长，周总理还亲笔批示二十四史的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林彪、“四人帮”疯狂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日子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坚定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保护我们革命的出版队伍花费了多少心血啊！
周总理的这些指示给出版战线的广大革命同志指明了方向。正是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示下，我们的出版工作才逐渐恢复起来。在“四人帮”黑云压城的年代里，不少同志不怕鬼，不信邪，敢于跟“四人帮”斗，反对“黑线专政论”，就是从周总理的这些指示中取得勇气和力量的。
二
林彪、“四人帮”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否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各种棍子和帽子，各种禁令和枷锁。文化学术园地被他们洗劫一空，社会主义论坛由帮文帮刊垄断着。正是这个时候，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顶逆流，破恶浪，要出版工作者坚持毛主席为我们党的文化工作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无产阶级的出版工作，当然要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做好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工作。建国以来，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但是，林彪和“四人帮”却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在一个时期内，除了毛主席著作，其他的书都不让出，出了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连出版马列的书，也被说成是“贬低毛泽东思想”。这难道是真的致力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吗？根本不是。“四人帮”把“高举”口号喊得最响，也正是他们疯狂践踏、篡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们以“突出”毛泽东思想为名，妄图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以达到既反对马列主义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周总理针对他们这一阴谋，指出：水有源，树有根。马列是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列主义发展来的。读马列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根据毛主席关于“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的指示，周总理亲自抓了马列著作的出版。一九七一年四月，当他看到出版部门的一份文件讲到马恩列斯著作也正在陆续大量出版时，当即尖锐地指出：“马恩列斯著作去年才开始出版吧？中间断了一段。‘也’字不要，不然就和主席批示矛盾了。”这一生动的细节使我们看到了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利用极“左”思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愤慨！
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人民内部，坚决采取放的方针，大胆地让百花竞放，让百家争鸣，在自由讨论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可是，林彪、“四人帮”却借口“高举”，只许照抄照搬，不允许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有创见的探索。结果，党的“双百”方针遭到严重歪曲。只有“香花”才能放，只有“真理”才能鸣，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否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书稿往往攻其一点，无限上纲，认识问题被说成是思想问题；学术问题被说成是政治问题；一般政治问题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某些观点阐述得稍有不准确之处，就被视为“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双百”方针？有的只是林彪、“四人帮”专制主义的文网。为了打破这个文网，周总理号召我们，要反对那种书要完书、人要完人的错误倾向，要养成学习、批判和自由讨论的空气。当谈到再版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涉及对孔子的不同评价时，周总理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要修改嘛！毛主席是我们伟大导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章还是多次修改，何况其他人。写东西每篇都没有错误不可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一分为二。对孔子评价错了，也可以批评。说明一下，大家研究不是更好吗？”“研究历史得找参考书、参考资料，把各种形态的东西鉴别比较，这是历史书的用途。不然的话，没法子养成批判的空气，学习的空气。”周总理以对孔子有不同评价可以进行研究为例，告诉我们，对思想和学术问题，要实行民主讨论，以广开言路。当时，林彪还在台上，“四人帮”的帽子到处扣，棍子到处打。你开帽子工厂、钢铁工厂，我就开保险公司，不说、不写。在这种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下，周总理强调要广开言路，无疑是要给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了的文化出版阵地催发生机。
极“左”思潮把一切中外文化遗产统统说成“封资修名洋古”，整理出版古籍和翻译外国学术著作，就是“宣扬剥削阶级意识形态”，以致一个时期，不敢说古，不准提洋；提古就是“复辟”，提洋就是“崇洋”。周总理在几次指示中，批判了这种反动观点，反复强调要正确理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他指出，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根的。割断历史，就没有古为今用。不要旧的，就出不了新的。“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二十四史”要搞，“十三经”也要搞，“《左传》可以单独圈点”。周总理还特别叮嘱，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要印得好一些，因为“老年人写古书，算是晚年的一个大著，可以看出我们对旧的东西不是一笔抹煞。”周总理决不只是为了解放一、二本历史书和几个作者，而是告诫我们要打破林彪、“四人帮”的各种禁令，把被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禁锢起来的出版事业解放出来。
三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的时候，在出版部门，形式主义、绝对化、简单化、片面性那么盛行，出版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遭到那么严重的歪曲和篡改，就是受了形而上学猖獗之害。周总理对出版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是用唯物辩证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也是对形而上学猖獗的批判。
周总理对以大量引用语录来代替正确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作法，提出了批评，指出：“主席语录应该有针对性地用，……不能随便乱抄。”“光用大量语录，那怎么叫主席思想？那是形式主义，形而上学！”林彪、“四人帮”打着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旗号，搞什么“活学活用”，摘取片言只语，乱编滥印毛主席语录。他们甚至把自己编造的话印成黑体，冒充毛主席语录，广为印发，妄图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其篡党夺权服务。周总理针锋相对地指出：“有些人乱搞，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指示、《毛泽东选集》给搞乱了，我们不同意。”要审查私编的语录，“主要是审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毛主席语录”。“没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东西一律取消，只有经过中央批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才是合法的。”周总理还指出：“出了那么多非法的书，那还不是极‘左’！乱编乱出，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由于这种极“左”思潮，打着“高举”、“活学活用”的旗号，“左”得可怕，使许多人欲反对而不能。周总理为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挺身而出，予以制止。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周总理反对把阶级观点简单化，把今人的观点强加于古人。当时有人主张，在“二十四史”的圈点中，对标点也要贯彻批判，说崇祯自尽时说他的尸首可以“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一句，若用惊叹号就是美化皇帝。对此，周总理指出：标点如何搞批判？不大好懂。那是封建时代文人编撰的历史，它本身就是美化皇帝的，不用惊叹号，他那文字还是美化的。封建社会历史学家，不可能有什么阶级分析的观点。司马迁写《陈涉世家》，只不过是他自己是受压的，尊重草莽英雄；他写《项羽本纪》，而不作为列传，项羽算是那个朝代？这些只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时代观。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能把我们现在的阶级观点加到司马迁的头上去。
周总理严肃地指出，现在框框太多。编外文词典，有些词汇，如陛下、殿下、燕尾服等等，你不用怎么行？来个国王，你还不承认人家是陛下？现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嘛！认为这些词汇都不能用了，这也是极“左”思潮。
我们要以周总理为榜样，坚持唯物论，坚持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绝对化。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作好出版工作。
林彪和“四人帮”的假左真右，他们煽动的极“左”思潮，给出版工作带来的危害极大。我们今天要铲除他们造成的恶果，肃清其流毒，还要花很大力气。周总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为我们提供了锐利武器。华主席指示我们，为了打好第三战役，要紧密联系实际，特别要抓住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把批判极“左”思潮及其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作为当前揭批“四人帮”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搞深搞透，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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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
本报讯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副主席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需要，重新提出和精辟阐述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邓副主席所讲的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就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引起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哲学研究》编辑部为此邀请了首都部分哲学工作者和一些部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举行座谈。
在六月二十、二十一日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主要围绕真理的标准问题进行了交谈和讨论。由于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各个方面，因而大家谈论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有关理论和实践关系的许多问题。
同志们在发言中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经典作家早就阐明过：正是因为把实践标准引进认识论，才奠定了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早在一八四五年就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实践标准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列宁自己也十分强调：“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毛主席更是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系统地完整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把他那部光辉著作题为《实践论》。这表明，实践标准问题，实践第一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坚持实践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背离实践观点，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常识，是经典作家们早已透彻地解决了的。
然而，为什么现在还要提出来讨论呢？同志们认为，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应该说，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肆意地歪曲和篡改，散布了大量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以假乱真，混淆是非，在理论上制造了很大的混乱。例如，他们以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先验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形而上学的“顶峰论”，否定真理是过程的辩证法观点；用把思想、理论放在第一位的所谓“倒过来”的谬论，代替实践第一、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路线；用割裂各个原理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所谓“句句是真理”，来破坏辩证唯物论的完整体系；用实用主义的“活学活用”，来冒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等等。因此，我们今天需要做辨别真伪、拨乱反正的工作，认真地清算林彪、“四人帮”的这些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其次，也应该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多年不准人们读马列著作，不让人们系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把人们引上寻章摘句，断章取义，不必理解，只管“照办”的所谓“走捷径”、“一本万利”的邪路，影响所及，使得许多人，特别是一些青年同志对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缺乏系统的知识。他们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常常分辨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产生了许多糊涂观念。这些东西同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的要求必然要发生愈来愈明显的矛盾。一些做实际工作和做教学工作的同志，对此深有所感，认为对其危害和后果要有充分估计。因此，加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学习、讨论和宣传，端正思想路线，不论从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还是从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上看，都是十分必要的。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结尾里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今天重温这个教导，感到分外亲切。
此外还应看到，正是在实践观点上，最充分地体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原理的研究工作，从系统性和深刻性上看，还不能说是已经够了。对于经典作家的许多内容丰富、深刻的观点，例如，真理是过程；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等，不但需要逐个地进行正确的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发挥，更需要从各个原理的互相联系上加以理解和研究。
会上，《哲学研究》编辑部的同志介绍了读者提出并要求解答的关于真理的标准的一些问题，并希望大家协助做好这一工作。一些同志对此谈了自己的认识，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认为有些疑问的产生，常常是由于把不同的问题混淆起来，或者是把相互联系着的原理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引起的。例如，把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标准对立起来；把认识的条件和方法与检验真理的手段混淆起来；把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对立起来；把知识的相对性原理和相对主义混淆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经过讨论加以澄清的。
在座谈中，也曾在个别问题上交换了不同的看法，如关于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实践，包不包括历史上的实践问题。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实践只应是当前的实践，如果包括历史上的实践就会把间接经验以至书本知识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结果就会导致“两个标准”论；并且认为列宁关于实践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的论断，就是指的当前的直接经验。一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不是仅仅看成是人们当前的直接经验，而是当作社会历史的实践。实践检验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要看全部实践的总和，要反复检验，反复认识，新的理论往往是概括了旧的理论中的合理部分，实践的总和也包括了历史上的实践。这里实际上涉及真理的相对性和绝对性，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问题。
由于时间的限制，讨论没有充分展开。同志们希望，今后经过准备举行一些规模较大的讨论会，并在刊物上多发表一些有关的文章。编辑部则希望同志们给以支持，多写些好文章，既在会上也在刊物上展开讨论。真理是愈辩愈明的。当然，讨论应当是同志式的，充分说理的；我们要坚决摒弃“四人帮”的那套不讲道理、光打棍子的恶劣作风，每个同志都应该既要以理服人，又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为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通过讨论求得最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民大学哲学系、北师大、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广播学院、石油部、冶金部、纺织部、轻工业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哲学研究所等单位六十余位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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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院举行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问题讨论会
本报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举行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地区从事考古、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和民族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以及编写《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的同志共七十余人。大家在“百家争鸣”方针指导下，敞开思想，各抒己见，就解放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性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对《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编写提纲提了意见。
到会同志认为，川、滇两省交界处的大小凉山彝族，解放前还保留着现代世界上罕见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第一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客观存在，不仅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的论断的正确性，同时又以它自身的生动材料和鲜明特点丰富了我们对人类历史上奴隶社会形态的认识。因此，写出一部如实反映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真正面貌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是很必要、很有意义的。
会上，大家还就《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书所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和奴隶制的类型，解放前凉山彝族社会性质、发展阶段、族源，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