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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时期总任讲座8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
薛永应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要对我国整个物质生产领域进行全面的根本性的技术改造，用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国防。这件事，不仅对社会主义建设作用重大，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意义深远，因为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整个社会面貌的最终决定力量。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最大的、最根本的政治。简单地回顾一下我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论断是科学的，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抗日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最大的政治是什么？是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结起来说，一个革命发展阶段的总任务，就是那个阶段最大的政治，因为这一总任务的能否实现，关系到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存亡。
现在，我们的总任务，是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到战略地位，提到革命现阶段的总任务的地位，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进程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牲，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我们能够进入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总任务的新的革命阶段吗？我们长期梦寐以求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能够提到当前革命的日程上来吗？我们共产党的伟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不经过四个现代化的阶段，我们是永远不能达到共产主义的。谁空喊消灭三大差别，空喊共产主义，而不愿意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一点力量，反而拉四个现代化的后腿，破坏四个现代化，那一定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是政治骗子。“四人帮”对四个现代化事业的反对、攻击、破坏，就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是我国社会生产力一次伟大的革命。
生产力技术性质上的每一次划时代的更替，都是生产力本身的一次革命。就世界范围来说，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经过产业革命，就已经进入了蒸汽时代。近几十年，由于以核子、电子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相继进入了电子时代。我们国家则还有一大段距离。我国的农业，目前基本上还停留在手工时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机械化，但手工劳动仍然占着相当大的比重，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刚刚开始。因此，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面临着的艰巨的任务，就是要加快发展步伐，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四个现代化正是解决这个任务的决定性步骤。这个任务实现以后，我国的农业就将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农业主要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要达到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我国的工业就将大幅度地提高机械化水平，实现主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实现交通运输的大量高速化，大量采用新型材料和新能源，实现主要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现代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轻工业产品花色品种丰富多彩，价廉物美。我国就将结束手工时代和蒸汽时代，跨入电子时代。到那时，由于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将面貌一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将有较大的提高。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就将实现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我国将引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前景光明灿烂。这次革命的历史意义，从它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奠定物质基础来说，将远远超过当年的产业革命。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将带来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是相矛盾的。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矛盾会不断暴露出来，要求我们不断地加以解决。我国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发展过程已经证明了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生产关系变革的真理。可以预料，今后随着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肯定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原有的生产关系，如所有制规模等，不再能够容纳发展了的生产力，要求相应地调整生产关系。毛主席曾经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四人帮”否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依赖关系，否认生产力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反对四个现代化，撇开生产力去搞什么生产关系的“革命”。这种假左真右的反革命谬论，必须彻底批判。我们只有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力，将来才能促进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发展。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促使上层建筑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强大推动力。
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适应着经济基础的要求、适应着生产力的要求而产生的，是为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存在的。因此，社会的政治状况如何，人们的思想状况如何，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
四个现代化在我国的实现，意味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垂死的剥削阶级能够甘心吗？他们当然会拚死反抗。“四人帮”就是鲜明的例证。“四人帮”好象《封神演义》上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本能地把前进看成倒退，把革命当成复辟。他们疯狂地反对和破坏四个现代化事业，残酷地打击和迫害一切致力于四个现代化的干部和群众，拚命地推行愚民政策和蒙昧主义。他们是人民的死敌，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经过粉碎“四人帮”的这场搏斗，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们的党越发坚强，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但是，不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革命进行到底，不把“四人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歪曲篡改所造成的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加以澄清，不把“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不把“四人帮”及其余党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彻底粉碎，我们能够万众一心，团结一致，信心百倍地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吗？在这场政治大革命中，我们要建立起坚强有力的各级领导班子，要恢复和发扬被林彪和“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要在总结二十八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和建立各种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我们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以保卫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不这样，四个现代化是不能高速度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指出，人们在改造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和旧风俗的时候，也必须以新的生产条件作为物质基础，才能彻底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改造这些旧东西，固然需要灌输先进思想，但没有现代化大生产造成的物质条件，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我们拿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观念、绝对平均主义、墨守成规和自由散漫等思想意识来说吧，如果光是整天宣讲政治理论，别的什么事情也不做，能够办到吗？有了社会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随着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小生产者那一套思想和习惯就失去存在的基础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有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改造小农，改造他们的整个心理和习惯，是需要经过几代的事情。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行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才能使他们的可以说是全部心理健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地和非常迅速地改造小农。”（《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页）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对于逐步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向共产主义前进，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知道，三大差别是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而又没有充分发展的产物。当生产力充分发展以后，在农业、工业都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的条件下，农业便工业化了，成了“制造”农产品的“工业”；农民，也便工人化了，成了农业工人，工农差别就逐步消失了。那时的乡村，不再是交通不便、文化低浅、经济落后的地方，而是象城市一样，交通发达、文化兴盛、经济繁荣，城乡之间就很难划出一条界限来了。那时的社会成员，由于社会生产高度发展，将会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去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因而都是有高度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的劳动者。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既参加物质生产，又参加精神生产；既参加劳动，又从事管理。知识分子工人化，工人知识分子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就逐步消失。当然，这个理想境界不是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之后就能达到的。但可以肯定，本世纪末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就大大缩小了三大差别，就向共产主义目标跨进了一大步。很难设想，在农业和乡村的科学技术水平极端落后的条件下，能够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很难设想，在手工劳动占主导地位，从而生产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还占去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人们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情况下，能够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最后消失。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恩格斯在参观了德普勒的第一条实验性高压输电线路后指出，电的利用“终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6页）恩格斯所说的“杠杆”当然不限于电力，而是泛指以电力为代表的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将近一百年前的科学技术的革命意义，恩格斯尚且作了如此高度的评价，那末，对于二十世纪末的科学技术及其所武装的社会生产力，理所当然地应该给予更充分的估计。
总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过程，就是继续革命的过程。我们充分相信，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凭着八亿颗红心，八亿双巧手，我们一定能在公元二○○○年，在神州大地上，把毛主席、周总理亲手描绘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辉煌灿烂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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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银行要把好关守好口
本报评论员
伟大的导师列宁说过，银行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统计机关”。“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要学会运用这个“精巧而复杂的机构”。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正是这样一个“簿记机关”，“精巧而复杂的机构”。它的分行、支行、办事处，就象神经末梢一样，灵敏地反映着基本建设的动态和问题。任何建设单位、施工企业都得花钱。而这些钱是怎么花的，花得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能否迅速地取得投资效果，建设银行通过它的业务，不仅能够灵敏地感觉到，而且可以进行纵深的调查研究，反映事物的实质和全貌，履行促进和监督的职能。十分明显，对于那些违反国家计划，不按基建程序办事，破坏财经纪律，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行为，如果不监督，不斗争，不制止，不惩处，怎么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怎么能保证基本建设项目按质按量按期地顺利进行？
建设银行一定要把好关，就是说，要切实把好路线、方针、政策之“关”，守好计划、规章、制度之“口”。符合的，投资数量再大也照拨；不符合的，数量再小也不应拨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模不断地发展，建设银行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各地区、各部门党组织都要十分重视、积极支持建设银行的工作，加强领导，使他们充分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目前，有的地方少数领导干部不仅不支持建设银行的工作，不听取银行拨款员的正确意见，反而对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打击报复；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公然下达“通知”：不经他们“同意”“批准”，不得向上级银行反映情况和问题，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
国家的建设资金来之不易，管不好、用不好，就会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原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刘德才、书记宣世民等人侵占国家资金和物资，大搞楼堂馆所，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恶劣的影响，中央已对刘德才、宣世民等人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这件事就是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拨款员徐恩凯同志揭发出来的。天津市委原主要负责人不经国务院批准，在地震灾害发生后，擅自兴建高标准办公大楼，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拨款员李则上、陈宝明等四位同志揭发此事，中央及时制止并批评了天津市委的错误做法。我们高度赞扬这种忠于职守、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积极提倡这种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建设银行把关守口，实行银行监督，旨在堵漏洞，揭矛盾，促转化。监督与服务之间，制约与促进之间是辩证的统一。监督与服务的目的都是为了促进基本建设多快好省地进行。监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服务必须加强监督。去年一年，各级建设银行协助近万个建设单位落实投资，进行财务检查，削减或推迟了一批不必要的建设项目，为国家节约投资十亿多元。协助一万四千多个建设单位挖掘潜力，处理积压物资九亿多元。促进一大批在建工程加紧收尾，使地方级在建工程比年初净压缩十七亿元。同时，通过拨款监督，揭发、制止各种不合理开支八亿多元。其中，计划外工程投资一亿五千万元，楼堂馆所二千多项、投资二亿六千万元，铺张浪
费、多付工程款以及其他不合理开支三亿多元。这些事实，令人信服地看到加强和发挥建设银行监督作用的重大意义。在新的长征路上，建设银行为保证基本建设高速度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是大有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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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拨款员同志作得好呀！
天津市委原主要负责人在人民群众忙于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之际，擅自动用大量资金和物资，兴建高标准办公大楼。经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四位拨款员同志揭发，国务院制止了这项非法工程
本报讯 去年九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拨款员李则上、陈宝明、陈文燧、朱育庭等四位同志写信给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揭发中共天津市委、市革委某些负责人，不经国务院批准，以新建宿舍名义，在市委大楼旁边兴建一座一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办公楼。信中说，这项工程地下通道已经动工，地上工程尚未进行。这项工程的资金除动用市统建宿舍投资外，还动用了人防费、维修费以及地方财政。信中并指出，这项工程是经天津市委原主要负责人和市革委原秘书长批准的，他们还批示：新楼建成后，与市生产指挥部、建委合用的办公楼调换，将原来的办公楼改为高级干部住宅。
信中还说，这座新建大楼是高标准的办公大厦，占地一千九百八十九平方米。根据图纸设计，二层至五层都有二百一十一平方米的大厅，六层为玻璃大厅，另有电梯、电报房、锅炉房等设备。在装饰上，部分柱子采用大理石，镶有“马赛克”，主要房间的地面为水磨石。全楼面积为一万零二百七十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近三百元，总投资共计三百多万元。当时，天津市正值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之际，市领导机关兴建如此高标准的办公楼，实属脱离群众。根据国务院关于严禁修建楼堂馆所的规定，此项工程应予制止，停止拨款。
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李则上、陈宝明等四位同志的来信十分重视，立即派人进行调查，制止了这项非法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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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传统
巢县县委坚持“群言堂”不搞“一言堂”
据新华社合肥七月三日电 本社记者王礼贶、张传宣报道：安徽省巢县县委认真总结第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批判“四人帮”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罪行，积极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努力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巢县是“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直接控制的地方，他先后派来两个亲信担任这个县的第一把手。这两个亲信飞扬跋扈，独断专行，把自己凌驾于党委之上，凡是重大问题，不是由党委会决定，而是个人说了算。“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垮台之后，经过整顿的县委领导班子，决心改变过去县委内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他们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霸道作风，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引导大家从总结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入手，把“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的那两个亲信大搞“一言堂”，肆意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事实及其产生的严重恶果，
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出来，使大家认清了不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危害。在此基础上，县委领导成员联系实际，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学习党的十一大文件。他们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保证县委集体领导，实行“群言堂”的六条规定。这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是：县委“一班人”的“班长”、副“班长”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提交常委会议讨论，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然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形成决议；委员要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同意见摆到桌面上，不许打棍子、扣帽子；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班长”和委员都要认真听取批评意见，不容许打击报复；加强请示报告制度，正、副“班长”和委员都要经常向县委汇报自己的工作。
党委如何正确对待委员们的不同意见，对真正搞“群言堂”关系极大。在巢县县委常委会议上，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即使发表了错误意见，也不简单地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压制，而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做到以理服人。去年下半年，广大群众纷纷要求重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案，县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开始意见不一。面对这种情况，县委没有急于作出决议，而是让大家到群众中去倾听意见，再继续讨论。县委第一书记沈子芳亲自到巢湖地区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县影响最大的四个案件的全部案卷进行审阅，反复分析了立案依据。后来在常委会上，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推倒了“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及其亲信加在判了十年和十五年徒刑的四个同志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一些原来认为复查可以等一等，或者怕复查会犯错误的同志，也通过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在事实面前受到了教育，一致认为，只有搞好复查，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才能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推动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开展。根据大家的一致意见，县委很快作出了《立即在全县开展积案复查的决定》。由于认识统一、步调一致，推动了复查积案的工作迅速展开。
实践使巢县县委认识到，真正实行“群言堂”，第一、二把手是关键。县委第一、二把手把自己当作党委的普通一员，遇事向县委汇报，自觉地做维护“群言堂”的榜样。在第一、二把手带动下，其他常委遇到重大问题不草率作出决定，而是首先向县委汇报，经过大家充分讨论才作出决定。这个县的第一、二把手在县委常委会上还经常作自我批评，主动听取常委们的意见，把自己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对于县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他们也主动地承担责任。
过去，巢县县委领导成员中，有的同志“遇到矛盾绕道走，涉及是非不开口”，有的则看第一、二把手的脸色行事，揣测他们的心理，迎合他们的意见。这在形式上似乎是表了态，实际上是“一言堂”；名为集体讨论，实际上还是书记说了算。现在，巢县县委领导成员敢于提出同第一、二把手意见相反的意见，对第一、二把手的错误，也敢于公开批评。
由于巢县县委一班人认真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县委内部初步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县革命和生产形势也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