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为夺取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而奋斗
——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是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总任务，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步伐，推动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认真学习各兄弟省市区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掀起农田基本建设的新高潮，加快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的步伐，为高速度发展农业而奋斗。
江苏省共有耕地七千多万亩，其中粮田面积五千二百万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解放以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是逐步加快的。五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三点九，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零六亿斤，十年中有四年依靠国家调进粮食，共调进一亿多斤。六十年代，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四点四，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二百四十七亿斤，十年中共上交给国家七十三亿斤。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八年中农业总产值平均递增率为百分之五点二，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为三百七十六亿斤，共上交给国家一百三十六亿斤。二十八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切体会到，象江苏这样一个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省，农业是关系全局的根本大事，农业增产了，日子就好过；农业上不去，整个国民经济要受影响，甚至连吃饭也要发生问题。而在我省的条件下，要发展农业，不可能在扩大耕地面积上做多少文章，只能在精耕细作、科学种田上下功夫，在农业机械化上下功夫，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上下功夫，首先是要在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上下功夫。
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省农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流经常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望天收”的状态。解放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人民群众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集体的力量，有计划地改造自然，改变生产条件，自觉地同各种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一九五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批准了建设苏北灌溉总渠的方案。我省人民以抗大洪、排大涝、挡大潮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达到了高潮。到了六十年代，贯彻了小型为主、配套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方针，使大跃进期间拉开的大型水利骨干工程，逐步得到完善，并且继续开挖了大量中小型河道，新建了不少地区性工程，为此后全省农田基本建设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召开，对我省农田基本建设是一次巨大的推动。周总理亲自总结的大寨经验，鼓舞人们以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向大自然开展斗争。我们以建设高产稳产田为目标，掀起了大规模的改土治水运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发出了“必须把农田基本建设当作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来办”的号召，鼓舞我们以更大的革命干劲，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我们总结了群众的经验，提出了向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进军的口号，进一步掀起了规模更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
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甩开膀子，大干快上，一方面根据建设“三田”的要求，继续开挖和整治大中型河道，一方面实行水肥土综合治理，高标准地搞好农田的内部工程。二十八年中，我们一共投入九十多亿个工日，搬动二百一十多亿土石方，开挖七万多公里河道，建成一千一百七十七座水库，筑起二千八百零二座闸坝，培修一万七千多公里堤防，建成了一百二十四万多个涵管、田间节制闸等小型配套建筑物。全省按农业人口计算，每人有一般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田近八分；全省有高标准的高产稳产田一千七百三十万亩；有“吨粮田”一百四十多万亩。这就使全省自然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大提高了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在二十八年中，全省粮食产量有六年增长了十亿斤到二十亿斤，有六年增长了二十亿斤到三十亿斤，有三年增长了三十亿斤到四十亿斤。一九七一年以后，粮食连续七年跨《纲要》，今年夏熟又获得大丰收，夏粮总产量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九七六年增产二成，比去年增产五十多亿斤。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首要的根本性措施。农业发展的速度如何，虽然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就基本条件来说，首先取决于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取决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水平和速度，取决于水、土、肥的综合治理。
农田基本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党重视才能办好。要高速度高标准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最重要的是要全面地完整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大寨精神，大搞群众运动，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加强对农业的支援，大力提高人民公社的经济技术水平，在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把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深入细致的组织工作、技术工作结合起来。
第一，坚决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农村不可能离开工业而搞自给自足的经济，城市也不能离开农业而只顾自己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把支援农业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但是要真正把国民经济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在工作中作出必要的决断，而且在思想上要进行经常的斗争。例如，在计划安排方面，地方的财力物力有限，各方面都伸手要钱要物，农、轻、重的次序往往被忽视，得不到适当安排。在支农工业和发展县、社、队工业方面，有些同志就不是那么积极，往往限制多于支持。在城市支农方面，有些地方好多年都是老一套，每年组织几次送肥下乡和支援抢收抢种就算完成任务。至于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为了从思想上解决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我们每年总是要大讲几次，大议几次，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是逢会必讲。我们要求大家关心农业的发展速度，关心农田基本建设，关心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关心农民生活的改善，努力探索支援农业的新途径，提高支农工作的水平。在投资方面，六十年代省一级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的只占百分之十左右，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我们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一九七一年增加到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二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九七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二，一九七四年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一，一九七五年以后才增加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地方的农业投资，大部分都是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在支农工业方面，这几年有计划地进行了发展，改造更新，提高了生产能力。去年全省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省化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七；小水泥厂的产量占全省水泥产量的百分之七十四。农田基本建设中所需的工具，机电排灌中所需的器材，中小型水利建筑物所需的用料，大部分都是由五小工业承担的。在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方面，这几年主要是支援了社队工业的发展，有的市采取产品加工、脱壳、扩散等办法，组织了城乡“一条龙”，既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又推动了城市工业的改组。一九七七年，全省社队工业的总产值已达五十二亿元。在组织领导上，我们开始对体制作了某些改变，地委所在的几个城市，由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地委第一书记，并在城乡之间组织了固定的经济协作区，以进一步加强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支援。这样，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认识问题，不断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努力使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得到较好的贯彻。
第二，要有一个纵观全局切合实际的农田水利规划
我省在开始治淮时，由于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切合实际的规划，工程进展比较快，质量也比较好。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群众治水热情很高，一个冬春完成了九亿土方，但因摊子铺得太大，具体规划工作没有跟上，曾出现大量半拉子工程，有的还打乱了土层，造成了减产，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我们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感到搞农田水利建设没有规划不行。从六十年代开始，我们通过调查研究，着手进行农业区划，根据气候、土壤、水文和农业生产的特点，把全省划为六大农业区域。根据农业区划和水系流域的特点，制订了全省农田水利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分区规划，使农业区划和农田水利建设规划紧密结合起来。进入七十年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从最初着眼于建设大型骨干水利工程，解决洪涝灾害，发展到大中小结合，以中小为主，治一线，带一片，洪涝旱潮渍兼治，逐步建立防洪防涝防旱防潮防渍五套工程体系，为建设高产稳产田提供强大的外围屏障。二是从分流域治理，发展到跨流域治理。我省长江、淮河、沂沭泗三大流域各有特点：长江水源丰富，淮水可用不可靠，沂沭泗平时无水，汛期洪水来得猛退得快，分流域治理有局限性，因此决定突破流域界限，把三大流域串通起来，统一治理，以充分发挥各流域互调互济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一个“挡得住，排得快，降得下，灌得好，能控制，能调度”，并且能为毗邻兄弟省市服务的新水系。三是从单项治水，发展到综合治理。特别是着眼于治水与改土、整地、造田相结合，与积肥造肥相结合，从根本上改造土壤，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从实践中，我们体会到进行农田基本建设，是向大自然开战的一场严重斗争，规划既要反映重新安排山河的雄心壮志，又要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首先是对自然界的适应、利用、改造，要以改造为主，不是小打小敲，修修补补，而是立足于多灾、大灾，从根治水患出发，除害兴利，化害为利。其次是要上下游兼顾，服从大局，团结治水。我省与三省一市接壤，苏北淮沂沭泗承受上游来水面积达十多万平方公里，对上游，敞开大门，对下游，保证送水。三是坚持综合治理。沟、渠、路、林、桥、涵、闸配套，航运、工业、交通、绿化、血防兼顾。四是坚持群众路线。制定规划要几上几下，反复讨论，既要有总体规划，又要有分期实施规划，层层落实，一直落实到社队。
第三，有领导地组织大会战
建设大型水利工程，不是一社一队搞得起来的，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组织大会战。例如，新沭河扩建工程是一个流域性的大型防洪工程，就是在统一规划下，把骨干工程、配套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起来，由省、地、县、社、队分级组织会战搞起来的。奋战五个冬春，基本建成新沭河南北成片的水利系统，并把五十多万亩农田改造成高产稳产的大样板。我省一般大中型工程，都是按照分期实施的规划，每年冬春，组织几个县以至几个地区的力量打歼灭战，做到速战速决。县办工程，一般都是组织社队会战，突击完成。大中型工程的配套建筑物，由专业队常年施工。田间小型水利和平田整地，由社队各自为战，一般不组织外力支援，主要是为了保持熟土层不被打乱。我们在组织大会战中，特别注意了处理好农田基本建设和当前生产的关系。在时间安排上，强调见缝插针；在劳力安排上，坚持前后方兼顾。一般在秋收之后，就抓紧平田整地，争取及时种上麦子；冬春之际，突击水利工程，投入会战的劳动力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会战时间不超过一百天；清明以后，大批劳动力转入春耕春种，留下少数人扫尾。这几年，我们每年挖二十多亿土方，基本上没有耽误农业季节和田间管理，绝大部分工程，做到了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当年增产。
第四，正确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
组织大会战，涉及到一系列政策问题，需要妥善加以处理。最重要的是合理负担问题。我们强调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坚决执行党在现阶段的经济政策，实行“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分期实施，互助互利，合理负担，换工还工，先后受益，大体平衡”的原则，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省、地、市、县各级之间以及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原则上那一级举办归那一级负担。省、地举办的大型骨干工程，国家出钱出料搞建筑物，并补贴一部分民工生活费，社队记工分。流域性的主体工程，由专业队施工的，原则上社队不负担。县办工程，由县财政开支，国家酌情补助配套建筑物。社队办工程，由社队合理分摊，对困难社队，国家和地方财政补助部分材料设备费。一个是集体和集体之间的关系，对队与队合办的工程，坚决做到换工还工，大体平衡，不受益的队原则上不负担。还有一个是集体和社员之间的关系，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由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而必须占用的社员自留地，坚决按政策规定予以补足；必须砍伐的社员的自留树木和竹子，全部归社员自行处理。关于建设新居民点，我们强调一定要根据财力物力，量力而行，不随便拆迁房屋。非拆迁不可的，坚持先安排好群众住房，再动手拆迁，并且由集体统一规划，妥善解决投工投料投资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新居民点。同时，针对我省地少人多的实际情况，严格执行节约用地的政策，尽量少挖废土地。坚持不搞一平二调，不任意拆迁房屋，不随便搞“大马路”。由于基本上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规定，这就使人心稳定，生产发展，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干劲得以持久地保持下去，促使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一浪高一浪地前进。
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求我们大大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在今后八年中，我们力争全省粮棉油以及林牧副渔的产量有一个较大的突破，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农业经济结构有一个较大的变革，农民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善。当前，要以建设千斤田、双纲田、吨粮田为中心，进一步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争取到一九八五年，建成一千五百万亩吨粮田，三千万亩双纲田，其余粮田全部建成千斤田，创造出更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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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理论和实践问题讨论会
据《光明日报》七月三十日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哲学研究》编辑部，继六月二十、二十一日召开的北京地区的讨论会之后，于七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邀请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继续讨论理论和实践这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周扬同志分别参加了讨论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并作了讲话。
邓力群同志说，这次哲学讨论会，要讨论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联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见解、意见，还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
为了开好这次会，邓力群同志希望大家在讨论中坚持毛主席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根本态度和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他建议大家认真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件和今年七月一日公开发表的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切实遵循这些文件的精神，展开有关问题的讨论。
邓力群同志希望哲学工作者在这次会议上，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不要只停留在一般的哲学理论的阐述、宣传，而要针对新的发展时期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作些调查研究，进行探讨，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出现新的局面，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应有的贡献。
邓力群同志说，我们的讨论和研究一定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人民内部，在同志中间，实行毛主席提出的“三不主义”，一定要做到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棍子、帽子压人。研究新的问题，很需要多方面进行探索，很需要集思广益，互相帮助，这就必须把实事求是和民主集中制很好地结合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周扬同志在讲话中说，关于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周扬同志说，现在，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了问题，是因为有人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似乎真理还要受实践的检验，真理就没有“绝对权威”了。这就足见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他们的思想流毒还远没有肃清，他们的阴魂不散。我们要来做消毒工作，做驱散阴魂的工作，否则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就不能打好，新时期的总任务就不能很好地实现。
肯定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否会否定或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呢？周扬同志说，应该明确地回答，这不仅不会否定或削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而且正是肯定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问题是你所认为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是背诵它的片言只语，还是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是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还是看成是僵死的教条？这就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分水岭。我们应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而不应当用片言只语来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对于假马克思主义、假毛泽东思想，就是要否定、要揭露。周扬同志说，讨论这个问题，要联系当前的实际斗争，大力开展三大革命运动，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来进行深入的讨论。
周扬同志再一次地讲了科学无禁区的问题。他说，如果给科学设置禁区，那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就是阻碍着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科学无禁区，是不是否定或削弱党对科学事业的领导呢？当然不是。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加强党对科学的领导，不是设置禁区，不是压制科学的自由讨论，而是给科学研究指明正确的方向，制定正确的科学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来领导科学事业，包括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鼓励独立的见解、独立的创造，等等。
会议先后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同志、北京师范大学曹宪章同志、光明日报马沛文同志、人民日报汪子嵩同志、北京大学冯定同志等，在大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讨论会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紧紧围绕着真理的标准问题和当前讨论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识到，检验真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样一个标准，而不允许还有别的标准。反对实践这个标准，妄想另立什么标准，这是林彪、“四人帮”从根本上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造成的流毒没有肃清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指南，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万古不变的教条。只有坚持与这种社会思潮作斗争，才能解决科学地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才能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大家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正在于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又回到实际中去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的。理论愈经过实践的检验，就愈正确，愈彻底，从而也就愈能够发挥它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实践的标准和重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是辩证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基础仍然是实践。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也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然会导致唯心论或二元论的错误。
大家认为，当前，解决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不但是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带根本性的现实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发挥理论的巨大指导作用，我们党和国家才能去顺利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疯狂破坏所造成的大量积重难返的现实问题。因此，讨论会根据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联系了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实际问题和实践经验，分析和研究了一些典型调查材料，从而交流了情况，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对增强理论工作的现实针对性，起了促进作用。
对于如何具体说明理论的指导作用和实践标准的关系，如何说明逻辑证明的作用，过去的实践和当前的实践在检验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等问题，都充分交换了意见。这些问题，大家认为，今后还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这次讨论会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不少同志在会上说出了过去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敢于批判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同志们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队伍基本上是好的，证明绝大多数的同志是要坚持高举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同志们认识到，我们现在正处在历史发展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敢于研究、探讨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充分发挥革命理论的战斗作用，使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
出席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和中央、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有关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