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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谈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几个认识问题
本报特约评论员
一年多来，各地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认识问题。对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讨论清楚。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的关系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是一致的。
党的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它体现和保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利益。因此，执行党的经济政策总是和阶级斗争联系着的。党的经济政策就是进行阶级斗争的强大武器。
农业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揭批“四人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当前一个时期内的集中表现。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就是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破坏农业生产的一切罪行，排除他们所造成的各种阻力。同时，还要打击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完善和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陷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活动；还要反对滥用职权，损公肥私，弄虚作假，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很明显，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过程，就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深入揭批“四人帮”，进一步肃清其流毒的过程。
所以，狠抓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正是坚持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执行党的路线的关系
党的总路线为我们规定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决定着党的各项工作的具体的方针、政策。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总路线，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4页）同时，党的总路线从来不是抽象的，孤立存在的，它总是体现在一系列具体政策中间的。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的这段光辉论述告诉我们：政策和路线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政策是为路线服务的。只有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才能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
当前我们大力宣传和强调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就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十一大路线。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了十一大路线，确定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十年发展规划和各项措施，同时也恢复、调整和制定了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全面落实政策。
全面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拨乱反正的需要。“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那一套假左真右的反革命的政策，是由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决定的。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必须分清政策是非。政策是非弄清楚了，路线是非也就更明确了。
全面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把农业搞上去。要把农业搞上去，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和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是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关系
坚持政治挂帅，就是提高广大劳动群众的觉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时，政策是政治的具体化，政治挂帅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保证党的现行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
强调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保护群众的物质利益，是不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不要政治挂帅？当然不是。对共产党人来说，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我们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生产而生产。离开了为人民谋利益这个唯一宗旨，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必须坚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中间的各种物质利益问题。例如：在联合举办农村生产建设事业中坚持政治挂帅，就是既要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不得以“群众大办”之类的借口搞无偿平调，侵犯群众利益。在贯彻按劳分配政策中坚持政治挂帅，就是既要促使劳动者各尽所能地劳动，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又要认真执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原则，真正做到分配上奖罚分明。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时坚持政治挂帅，就是要真正做到“三兼顾”，如果只顾一头，不管是哪一头，都是错误的。
所以，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如果把它们对立起来，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现行经济政策，政治挂帅就成了一句空话。中央批准试行的《工业三十条》就明确指出：“政治挂帅，就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挂帅。”
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和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确实有干扰破坏。但是必须肯定，党的正确政策在农村中仍然始终占主导地位。肯定党的正确政策占主导地位，就是肯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所以，那种认为落实文化大革命前行之有效的农村经济政策是“回潮”，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多年来，林彪、“四人帮”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按劳分配、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当作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来批判，结果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淆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至今有些人对这类问题仍然划不清政策界限。一讲落实这些政策，他们就认为是“回潮”，是恢复刘少奇那一套，并继续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恢复遭到“四人帮”破坏的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回潮”，是搞刘少奇的那一套吗？根本不是。中央多次明确宣布，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现在还无视本地的具体条件，对它们严加禁止或乱加限制，这到底是限制了资本主义，还是限制了社会主义？农村确有大搞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资本主义势力，也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对这些必须批判。但是，在批判时，一定要认真进行分析，实事求是地、严格地划清政策界限，决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党的现行经济政策所允许的正当的经营和活动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
坚持不断革命和执行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战线上的不断革命是以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为依据的，党在农村的每一项政策也是以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为依据的。进行革命，制定政策，都要符合而不能违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发展要求的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总是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过程。只有生产力发展到某种状况才会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革。与此相适应，革命本身也必然要呈现出一系列互相连续的阶段性来。所以，不断革命论是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我们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原理指导下制定出来的。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一定的政策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条件实行不同的政策。在一定的时期内，党的经济政策总是相对稳定的，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某些政策才需要做相应的改变。事实证明，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是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坚持这些政策，有利于动员广大群众为国家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有利于现代化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不能自作主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同时也要注意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同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区别开来，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如果借口不断革命，在客观经济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就任意改变以至取消党的现行经济政策，其中包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大集体下的小自由的政策等等，那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违背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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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落实和执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保护和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认真执行党在农村现阶段的各项经济政策，对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关系极大”。最近，党中央又转发了湖南湘乡县的经验，作出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大决策。认真执行农村经济政策所以能够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就是因为党的政策能够正确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正确处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正确调整农业发展中各种关系和矛盾，把农民的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正确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正确结合起来，保证农民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中得到“看得见的”实际的经济利益。这样，不仅能把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而且能使这种积极性长久地持续下去，从而保证农业生产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持续地高速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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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述评
别让农民再到处跑农机配件
“卖了耕牛买铁牛，买了铁牛变死牛”。这是农民对许多农业机械长期短缺配件的尖锐批评。
“铁牛”变成“死牛”，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供维修用的一些关键件、易损件短缺。有关部门早就说要解决，但直到现在，问题仍旧严重，不少单位为了购买零件，只好派人到处跑，有的跑来跑去还是买不到。
不久前，新疆克孜勒苏自治州一个单位，需要几件柴油机零件，乘飞机、火车、汽车，跑了乌鲁木齐、山东、北京、宁夏、湖南等地，历时三个月，花费数百元旅差费，才买到了价值几十元的配件。
湖南省大中型拖拉机因缺少配件，百分之二十六停机。北京市通县，有机动喷雾器一千二百台，因为买不到配件，四百台不能使用。山东省临沂地区有链轨车五百台，因缺链轨板停机的达一百五十台。
配件短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报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强烈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社员气愤地说，没有机器想机器，有了机器干生气。辛辛苦苦干一年，钱哪去了？让“机”吃了不少。这哪里是支农？分明是坑农、损农！
配件短缺的问题为什么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搞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遍地开花，求全求大，而且“重制造、轻维修，重主机、轻配件”。一九七○年到一九七八年，主机计划安排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而维修配件仅递增百分之十；每年维修配件的需要和计划安排，都有很大差距，而计划已经安排的数量，每年实际只能完成百分之六、七十；主机和配套配件的生产年年超额，维修配件的生产却年年完不成任务，计划、生产、供应严重脱节。再加上生产出来的配件，有些质量很差，几个不顶一个用，维修配件怎能不紧张？
国家为维修配件的生产，拨了大量的材料，如果真正按照国家计划去落实，配件绝不会象今天这样严重短缺。据了解，这些原材料分配到各省、市、地、县以后，你砍一刀，我挖一块，层层剥皮，挪作它用。此外，在供应和管理使用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
面对这样长期不能解决的严重问题，有的人象俗话所说的，“虱子多了不觉咬，账欠多了不发愁”。不管群众反映多么强烈，批评多么严厉，他们脸不红，心不跳，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追究起责任来，谁都该打，但谁都挨不着打。这些人的脑子里装满了许多为自己辩解的理由，唯独没有农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对工作缺乏热情，对人民漠不关心、不负责任的态度。
诚然，有些同志心里也感到不安，曾想解决问题，但他们没有具体措施，只是喊在嘴上，写在纸上，老是“研究、研究”，把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短缺配件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说到底是有关领导的态度问题：是不是真正树立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是不是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要做到一个电报或电话打给供应农机配件的部门，就把配件及时送到农民手里。这样才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空话关心农民，七亿农民要求的就是这个，这也给农机部门指明了努力方向。
希望有关部门乘党中央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指示的东风，对维修配件问题来一个大会诊，看看我们农机工业体制和政策，哪些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每个单位都应以整风的精神，订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迅速解决。不能再让农民兄弟到处去乞求农机配件了；不允许将那些不合理的负担再转嫁到农民头上！（附图片）
江西拖拉机制造厂开展以提高产品质量为中心内容的增产节约群众运动，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多生产优质拖拉机。这是工人和技术人员正在检查产品质量。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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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员饲养家禽的积极性又起来了
天门县蒋场公社党委纠正限制社员养鸡的错误，鼓励社员养鸡
本报讯 中央领导同志对新华社内部刊物反映的湖北省天门县蒋场公社限制社员养鸡的情况作了批示后，湖北省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同志立即指派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表明，蒋场公社确实采取恶劣手段限制社员养鸡。问题的起因是，蒋场公社的干部去年秋天到外地参观学习，看到许多社队圈养鸡的经验很好，既避免糟害庄稼，又能积攒肥料，回来后就积极推广。但是，他们在工作中，不做思想工作，而是简单从事，强迫命令。公社只是在蒋场大队开了一次圈养鸡的现场会，就要社员把鸡都关起来养，不准放出来。有的社员将鸡关起来，养不好，还死了不少，就把鸡放出来。一些队干部见鸡又放出来了，就投毒料毒鸡。去冬以来，这个公社的东风、庙新、蒋场、前进、向阳、中岭、友爱等大队的部分生产队先后使用剧毒农药拌合粮食，撒到湾前屋后的农田里，毒死鸡二千多只，再加上关在笼子里病死一些，使社员私人养鸡量大大减少，鲜蛋收购量大大下降，贫下中农意见很大。
今年四月，湖北省委负责同志在一次会上批评了毒鸡这件事，引起天门县委的重视。他们认识到，毒死社员养的鸡，不仅减少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影响鲜蛋收购任务的完成，而且严重脱离群众，影响了党群关系，违反了党在农村的现阶段经济政策。县委先后几次在公社党委书记和片总支书记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蒋场公社党委也在群众中检讨了错误，并采取措施，纠正和制止类似撒药毒鸡和“抹鸡笼子”等限制社员养鸡的错误做法。他们还研究了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如何鼓励社员饲养家禽家畜的措施；个别生产队因毒死鸡造成鸡源困难的，由食品部门和有关社队繁殖小鸡，帮助社员解决鸡源问题。这样做以后，社员群众比较满意，饲养家禽家畜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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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煤炭学会副理事长
何以端同志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邓小平、乌兰夫、康克清、方毅、康世恩
等领导人送花圈，康世恩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八日电 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煤炭学会副理事长、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何以端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九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岁。
何以端同志追悼会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副主席乌兰夫、康克清，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康世恩，煤炭工业部部长肖寒，政协秘书长齐燕铭送了花圈；政协全国委员会、煤炭工业部、中央组织部、中央调查部、国家科委、全国科协、石油工业部、化学工业部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参加了追悼会；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何以端同志生前友好杨秀峰、罗青长、成仿吾、孔原、傅钟、钟子云、童小鹏、周扬、宦乡、王炳南、林铁、张稼夫、沙千里、熊向晖、唐范宇、王定国、周而复、王顺桐、林汉雄、张维城、杨春茂、李霄路、秦德远、杨耀南、王涛江、刘志汉、陈养山、任志恒、许在廉、邹桐、贺炳章、贾慧生、张超、侯桐、谢筱迺、金映光、邱静山等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齐燕铭主持，煤炭工业部部长肖寒致悼词。
悼词说，何以端同志是四川省营山县人。早年参加革命活动，一九一九年由武昌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一九二○年底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三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历任旅欧共青团支部书记，旅欧、旅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局长，军委联络部上海联络局副局长、煤炭工业部华东煤矿管理局局长、煤炭工业部党委委员、煤炭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煤炭工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
悼词说，何以端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五十多年来，他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坚持继续革命，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热心于煤炭科学事业，注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作用，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新的贡献。
悼词说，何以端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忠诚，立场坚定，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光明正大，坚持原则，谦虚谨慎，团结同志，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何以端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我们悼念何以端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抓纲治国，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何以端同志遗像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