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加强认识论教育
孙长江
每当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践本身总是要求先进阶级和它的政党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回答当前斗争中提出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总是及时地总结历史经验，并把它提高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把认识论的武器交给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干部和群众所掌握，成为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思想基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伴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总要有一个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运动，着重地向全党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十几年来，我们的党经历了严酷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粉碎“四人帮”，召开党的十一大，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往开来，夺取新的胜利，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客观规律。这就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在这篇不朽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精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关系，阐述了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着重地指出：“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光辉文献对于向全党进行认识论教育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要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反复说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筋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重申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从当时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一九六二年，我们已经有了几年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碰了一些钉子。实践证明，我们不能只凭主观愿望建设社会主义，也不能依靠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条文和别国的现成经验来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取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这个结合，不是一次所能完成的，它需要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达到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总结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我们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他批评了那种以为似乎可以不必经过反复的实践，对于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一开始就能够完全认识的天真想法，明确指出：“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阐述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很大程度上是从下面这种情况出发：由于我们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模糊了哲学上的这个基本问题：到底是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客观存在，还是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主观愿望呢？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建设社会主义似乎可以不必遵循客观规律，依靠主观愿望和行政命令就行。结果，当碰到一些钉子、遇到一些困难以后，又有一些人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横加指责，否认认识有一个过程，要求一次完成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这些思想，从认识的根源上说，都是背离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原则的。它们的共同点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前者否认真理只能从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后者则宣扬一次完成真理论。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这种思想，是林彪、“四人帮”极力鼓吹的。他们无视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对客观规律采取极为粗暴的态度，结果，把我国的国民经济引到了崩溃的边缘。林彪、“四人帮”垮台了，但是这种思想的流毒，尚有待我们经过艰苦的斗争去肃清。
坚持民主和集中相统一的领导方法
认识客观世界要有一个过程。强调这一点，当然不是为了否认或者贬低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否认或者贬低正确思想的指导意义，而是告诉我们，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只有遵循正确的思想路线和认识方法，才能够真正地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否则除了谬误和混乱以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定了一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领导和群众的统一，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反之，一切错误的领导，都根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领导与群众的分裂，民主与集中的分裂。
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对于我们来说，认识的主体是阶级、政党。一九七一年毛泽东同志在揭露林彪搞的“天才论”的骗局时指出：“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领导者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领导者头脑中所固有的吗？当然不是。领导者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从群众中来。社会实践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任何英雄豪杰的个人实践，和群众的实践比较起来，都不能不是狭隘的，片面的，不完全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句人们常说的名言，决不是套语，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领导者的任务，在于把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回到群众中坚持下去。领导者的意见回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既是教育、提高群众的过程，又是检验领导者的意见是否合乎实际、合乎群众要求的过程。毛泽东同志用了一个生动比喻，把领导者的头脑叫做“加工厂”。既然是“加工厂”，就必须有数量充足、质量适当的原料，没有原料就生产不出产品来，原料不足或者是坏的、假的，就只能生产出废品来。“加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不是合格，还须接受实际的检验。经过检验，如果不合格，就应该改变。这种情况，《实践论》中早已论述过了。《实践论》说：一般地说，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完全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就是说，部分的改变或者全部的改变是常有的事。什么是检验领导者的意见的正确性的标准呢？唯一的标准就是社会实践。毛泽东同志一贯告诫我们，只有上面的意见，是不全面的，一定要倾听群众的呼声，对领导机关负责和对人民群众负责是一致的。林彪、“四人帮”根本颠倒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根本颠倒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在他们的帮派体系和追随者们的眼里，根本没有人民群众。他们不管群众的爱憎，不管群众的死活，不管事实的真伪，一味“紧跟中央首长的精神”，给党和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祸害。这种腐朽思想的流毒，至今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还在起作用。
我们有些同志，他们习惯于采用颠倒了的认识方法。它的公式就是：认识——实践——认识；或者领导——群众——领导。就是说，认识的出发点不是客观实践，而是主观认识本身；在他们看来，领导者的意见是领导者的头脑中固有的，不是从群众中来，也不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照这种认识方法，只要“某某领导说的”，这就够了。事实如何，群众的要求如何，实践的发展如何，都不必理睬。按照这种方法，如果发现领导者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有矛盾，那末，毫无疑问，“群众是错误的”；甚至，如果发现领导者的意见和客观事实不符，也要“证明”事实是“错误”的，就是说，要按照领导者的主观意见去剪裁事实。说到底，这实际上是强迫人家撒谎。持这种方法的人，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最怕发扬民主，最怕让群众讲话。
领导者、领导机关的意见和群众的意见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前者是后者的集中反映，一经集中以后，就要坚决贯彻执行。如何执行，这里就又有一个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集中起来了要贯彻下去，仍然需要民主。不管各地区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讲民主，不征求群众的意见，盲目地生硬地往下灌，这不是真正的贯彻执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真正的贯彻执行，就是要把上级指示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群众的要求结合起来。在执行上级指示、决定的时候，不应忘记：上情是反映，下情是根据；不能照抄、照搬、照传，当一个简单的“收发室”。如果发现上情和下情不一致，则要本着负责的精神，认真调查研究，弄清事实的真相，向上级报告，要求修改指示使之符合实际。这样，才是真正的贯彻执行上级的决定，维护上级的正确领导。不这样，就等于抛弃了我党的根本的认识方法和领导方法，也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领导。
认识路线和政治路线
要保证政治路线的正确，必须保持思想路线（或认识路线）的正确。
我们是科学社会主义者，我们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严格遵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路线。思想路线正确了，就能保证政治路线正确。在这方面，我们的党是有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的斗争史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凡是错误的思想路线得到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就得到推行。与此同时，就是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方面表现得最突出的，一个是王明，再一个就是林彪、“四人帮”。
王明是一个标榜着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十分狂妄的家伙。他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的面目出现，对中国革命的实际一无所知，却自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既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也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王明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大搞家长制，“一言堂”，惩办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遭到破坏。他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对不同意他的错误路线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王明路线的统治，几乎把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全部葬送掉。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一九三七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把路线斗争提高到哲学的高度，从思想路线上来分析、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揭露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他总结了历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这前后，毛泽东同志又强调地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8页）十月又提出了“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7页）。《实践论》等的发表，对全党进行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使全党的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为一九四二年全党的整风运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到了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地完整地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延安整风，是我们党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通过这个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分清是非，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思想原则，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思想基础。
第二个突出的典型就是林彪、“四人帮”，这是大家所目睹的。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所造成的祸害非常之大，其流毒非常之深。一九六六年初，毛泽东同志曾就我党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情况说过一段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话，他说：“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从事实看来，林彪、“四人帮”这种怪现象、恶势力的出现，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大问题即民主集中制不能很好实现有密切关系。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一切恶势力必将乘虚侵入党的肌体，造成严重后果。
如果说，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很大”，那末，经过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之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看来是更大了。林彪、“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决不可以低估。民主集中制在不少领导人中，至今还是一句空话。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种情况，对于党的思想路线，对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始终是一个威胁。一九六二年《讲话》的公布，向我们提供了一副治好这个病的良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讲话》语重心长地号召全党，要好好注意，贯彻民主集中制，端正认识路线；一年以后，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又号召全党要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伟大强国的现实任务，已经直接提到我们面前了，为此，华国锋主席号召我们：要进行一次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党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的任务，首要的是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学习和掌握我们党的这个根本的认识路线、认识方法。这样，才能够善于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更加正确地解决在新的长征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大家都掌握了这条认识路线，按照这条认识路线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就可以有共同的语言，从而使我们的团结建筑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
二十三年前，当毛泽东同志在迎接我们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其意义是常新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2页）
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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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之树常青
宋洪训
翻开《列宁全集》，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导师列宁不止一次地引用歌德的一句名言：“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德国诗人歌德几乎花费六十年的心血写了一部不朽的史诗《浮士德》。在《浮士德》的第一部第一场里，诗人给我们勾画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探求真理、热爱生活、向往创造的浮士德；一个是妄自尊大、脱离生活、庸俗猥琐的瓦格纳。浮士德所探索的是生活气息浓厚的、能够回答人民的迫切需要的知识；瓦格纳却追求僵死的书本概念、与生活脱节的空洞理论。浮士德深感自己知识浅薄，不惜走着艰难的道路，勇于投入战斗，反对那些无视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的人。在诗人的笔下，浮士德确实是一位勇敢进取而又不感满足的学者；而瓦格纳恰如一条龟缩在甲壳里的蜗牛，整日想困居书斋，“啃啮下一卷复一卷、一页又一页的经传”。难怪诗人把他称作“在干枯科学中的猥琐爬虫”。接着，在《浮士德的书斋》一场里，诗人通过摩非斯特的嘴道出了一条鲜明的哲理：
灰色的理论到处皆有，我的朋友，
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
列宁在自己革命活动的不同时期，多次引用这句至理名言，决不是偶然的。列宁总是针对着革命路途上和现实生活中诸如此类的瓦格纳。
列宁轻视理论的意义吗？当然不是。谁都知道，列宁从事革命活动一开始，就同忽视理论、崇拜自发性的“经济派”作毫不容情的斗争。“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反复述说的这句话，对于理论的重要意义，恐怕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也正是列宁，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总是“请教”马克思。克鲁普斯卡娅写过一段生动的回忆，她说：“在革命最困难的转变关头，他又去反复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有时到他的办公室去，可以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不是为了取得对工人阶级的力量，对工人阶级的最终胜利的信念——这种信念伊里奇是足够的，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
对于列宁来说，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富于创造的列宁从来不躺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上，而总是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估计现实中的确凿事实，作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从而推动理论向前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仔细地研究了客观现实，详尽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特征。据统计，列宁写《帝国主义笔记》所引用的书籍共一百四十八本，其中一百○六本德文书，二十三本法文书，十七本英文书，两本俄文书，另外还有四十九种德、英、法的期刊杂志。列宁写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当然不是在书斋里苦思冥想的结果，而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确切把握现实的基础上取得的光辉成就。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作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断语，并根据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胆略引起了机会主义者们的咆哮，一时间，诽谤者有之，谩骂者有之。他们叫嚷：在一个国家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合乎情理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诬蔑列宁在说“梦话”，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乍看起来，机会主义者似乎也不是一点没有根据的。不是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确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马恩选集》第1卷第221页）恩格斯和马克思是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生活得出这个结论的。但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是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前进呢，还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分证实了列宁的伟大创见。
应当说，那种脱离实际生活、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理论，确实是灰色的；相反地，同实践紧密联系、不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是同生活之树一样，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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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战士的英雄行为从哪里来？
牛 颂
解放军某连有个战士奋不顾身帮助生产队救火，事迹十分感人，他在作介绍时，讲得也很实在。可是，材料报给上级机关后，机关的同志不满意，说是“思想境界太低”。于是就由一名干事帮助“加工提高”，硬要加上：“在这个紧急时刻，我忽然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结果这个战士看了莫名其妙，他提出责问，回答是：“这样写境界高一些。”
在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的时候，这种现象确实是常见的。那时，哪一个英雄人物的事迹，都少不了忽然想到一条语录这个固定格式。似乎不在当时想到一条语录，就不可能有英雄行为似的，这个英雄人物的形象就“不高大”。其实，这完全是捏造。在那种紧急关头，人们怎么有可能去想某一段语录呢？这种弄虚作假，添枝加叶，反而严重损害了英雄人物的形象，使群众对英雄事迹产生怀疑。这是林彪鼓吹“背警句”、“立竿见影”等谬论造成的恶劣影响。
我们革命战士的英雄行为，确实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但这只能是长期在党的教育下和斗争实践中进行世界观改造的结果，决不是简单地忽然想到一条语录所能做到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在扑向炸药包的一瞬间，想的是赶紧保护阶级兄弟，而不是背诵一段《为人民服务》；铁人王进喜，在看到北京的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时，并没有“忽然想到”一条语录，而是感到作为一个石油工人，肩上有“革命的压力”。这完全是事实，是合乎情理的。难道能说他们的思想境界不高吗？同样，张思德在兢兢业业烧木炭的工作中表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白求恩在他支援我国革命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崇高的思想境界，通过他们的实际行动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决不因为他们没有背诵一段语录而有丝毫逊色。相反，如果这些英雄人物不是平时有了深厚的思想基础，还要临时去想一条语录来“照办”，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为英雄。那算什么“高境界”呢？林彪、“四人帮”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拚命鼓吹“走捷径”、背片言只语，反对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革命的英雄人物，也被歪曲为背诵词句的产物。只有把林彪、“四人帮”这些假左货色的流毒彻底肃清，使毛主席提倡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得到发扬，我们的干部战士才能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武装自己的头脑，在革命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真正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把自己培养成革命的英雄。
（原载《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