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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执法机关的干部更要执法守法
安徽萧县公安司法人员围绕王瑞英冤案平反问题开展的一场辩论，说明复查平反工作充满着思想上的斗争。原办案人员只有彻底转变立场，同“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线，才会有勇气有决心承认错误，推倒过去经手办的冤案错案。
不久前，在安徽省萧县公安局，围绕着王瑞英冤案平反问题，专案复查组的同志和原办案人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王瑞英冤案应该不应该彻底平反昭雪。
在辩论的关键时刻，萧县县委旗帜鲜明地支持了专案复查组的同志，因势利导，把这场辩论会变成了揭批“四人帮”在公安司法战线上罪行的批判会，变成帮助公安人员砸烂“四人帮”精神枷锁，树立执法守法、立法为公思想的一次路线教育会。
这场辩论不仅在萧县引起很大的震动，而且在全省公安、司法战线和组织部门也产生了强烈反响，推动了复查平反工作的开展。
辩论是由萧县县委为王瑞英冤案平反引起的。王瑞英是一位女干部，贫农出身，农业合作化初期入党后，长期做基层工作，从一九七二年起担任大屯公社赵楼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一九七六年三月，萧县公安局和萧县人民法院的八名干部组成工作组，由原法院院长带队，以破案为名来到赵楼大队蹲点。他们得知王瑞英在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曾经和另一名社员写了揭发“四人帮”在安徽的那个黑干将的大字报，再加上偏听偏信有些人的意见，便把王瑞英作为“走资派”进行重点揭发批判。当时，有个女干部向法院院长揭发了驻队工作组的一个公安干部的严重作风问题，那位法院院长不但不予追究处理，反而伙同几名工作组成员反诬王瑞英支持她陷害那个公安人员。接着，他们又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给王瑞英定了所谓“陷害好人”、“放债剥削”、“包庇坏人”等三条“主罪”，并依此决定将王瑞英开除党籍，撤销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职务，逮捕法办，判刑七年。
去年六月，中央关于解决安徽省委领导问题的指示下达以后，大屯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纷纷向省、地、县各级党委要求昭雪这一冤案。今年一月，萧县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审阅了王瑞英的案卷，随后又成立专案组认真地进行了复查。经过调查核实和反复研究，县委认为王瑞英案确属全错冤案，经报请上级批准，决定推倒原判，释放王瑞英出狱，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宣布平反，恢复了她的党籍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职务。对直接参予策划这一冤案的原县公安局预审组副组长李令秀，作了组织处理。
为了帮助全县公安司法人员提高路线觉悟，增强法制观念，搞好复查平反工作，在三月下旬召开的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萧县县委决定让王瑞英专案复查组的同志介绍这一案件复查平反的经过及经验。可是，复查组同志的发言，当场就遭到原来一手制造王瑞英冤案的一些人员责难，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安人员也跟着围攻复查组的同志，使会议中断了一天。县委得知情况后立即对原办案人员进行严肃批评，并派负责同志到会上具体指导。于是，复查组将原办案人员给王瑞英定罪的问题，和复查组复查核实的结果，一条一条地摆出来，辨明真伪。他们以调查得来的大量事实和确凿的根据，推倒了原案，驳斥了原办案人员的辩解和责难，使到会的同志受到了很大启发和教育，原办案人员表示心服口服，认真地检查了错误。大家一致认为，王瑞英一案实属冤案，应该彻底平反昭雪。
历时三天一夜的大辩论结束了。人们在深思：这场辩论到底说明了什么呢？最近，记者到萧县访问了县委负责同志、复查组的同志、王瑞英本人以及赵楼大队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的意见使人深受启发。
大家说，复查平反工作充满着思想上的斗争。原办案人员只有彻底转变立场，同“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才会有勇气有决心承认错误，推倒过去经手办的冤案错案。在萧县县委决定为王瑞英冤案平反以后，原办案人员思想不通，认为这个案件不是“四人帮”在安徽的黑干将亲自插手干的，是属于一般的办错了案，整重了人的问题，不应全盘否定。在辩论中，大家联系萧县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析了王瑞英一案发生的背景、形成的条件和来龙去脉。他们说，萧县是“四人帮”在安徽的那个黑干将经营多年、破坏极大的发迹地。一九七六年，那个黑干将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首先通过公安、司法机关，在萧县大抓所谓“走资派”，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王瑞英案虽然不是他直接插手的，但却是以他划线，由他的亲信支持和批准，将王瑞英定为“走资派”、“反革命”而加以逮捕法办的。那个黑干将还曾经对此大加赞赏，在一次会议上叫嚷：“如果全县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样做，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可见，王瑞英案决不是一般错案，分明是“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黑干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在办案中发生的错误，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路线问题。通过辩论，原办案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原县公安局副局长提高了认识，多次向县委作了深刻的检查，并先后两次带领几名原办案人员到赵楼大队，向王瑞英和广大干部、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这场辩论说明，“四人帮”在公安、司法部门的流毒和影响还很深很重，必须彻底砸烂“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才能理直气壮而又心情舒畅地做好复查平反工作。原办案人员反对给王瑞英彻底平反的另一条理由，就是认为王瑞英有缺点错误，应该留个“尾巴”。在辩论中，许多同志批驳了这个论调。他们指出，一定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绝不能把王瑞英的一般缺点错误当成敌我矛盾问题去处理。现在明知王瑞英蒙受冤屈，却仍然抓住她的一些缺点错误不放，反对彻底平反，这是林彪、“四人帮”那套反动的整人哲学在作怪！按照这个逻辑，岂止王瑞英一人不能平反昭雪，全县以至全国许多受“四人帮”迫害的老干部也休想站出来继续干革命。这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一贯教导，背离党的十一大路线的。
通过王瑞英的案件，许多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身为执法机关的公安司法干部尤其要认真执法守法，牢固树立立法为公的观念。王瑞英冤案之所以出在办案多年的公安司法干部手里，而为她平反昭雪的阻力又来自公安司法部门，原因就在于原办案的一些公安司法干部以至地、县公安局的负责人没有树立立法为公的思想，而是执法徇私，执法违法，知错不改。在一九七六年六月王瑞英被逮捕法办时，当地就有不少干部和群众提出异议，连参加办案的一些同志也感到处理过重。但是，为什么萧县公安司法部门对群众的反映却置之不理，仍然对王瑞英重判严惩呢？就是因为王瑞英有一条“主罪”是所谓“陷害公安干部”，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其实，他们是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给王瑞英定了这条罪的，随后又把所谓“矛头指向公法机关”的“走资派”、“坏分子”、“反革命”等帽子，一顶顶地扣到王瑞英头上。就这样，为了维护公安司法机关的威信和尊严，萧县人民法院便将王瑞英逮捕法办，判刑七年。原办案人员联系实际反复学习新宪法，表示惭愧和痛心。他们说，这个教训将永记在心，一定要彻底检查和坚决改正错误，牢固树立立法为公的观念，做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模范。
王瑞英冤案平反的辩论，给萧县公安司法战线带来了新气象，公安干警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提高。许多过去办过冤案错案的同志振奋精神，转变立场，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复查平反工作。各级党组织、各个部门和广大群众也对复查平反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全县冤案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迅速出现新局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新华社记者 田文喜 张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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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视落后才能前进
刘廷礼 谢殿斌
“落后”这个字眼，大概喜欢它的人不多。然而，先进和落后，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又不以人们的好恶为转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还会有先进和落后存在。问题是，人们能不能认识落后，并能动地改变落后为先进。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遭受了一场建国以来空前的浩劫。“四人帮”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一切是非搞得混乱不堪，使得一些地区和单位，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念书，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科学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倒退的局面。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由于“四害”作祟，使我们同西方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拉大了。尽管许多科学工作者顶着“四人帮”的千斤重压，作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也还是无法弥补这个巨大损失。在世界科学技术的赛场上，“西方世界鞭先着”，我们确确实实是落后了。
事实如此无情地摆在我们面前，是正视它呢，还是回避它呢？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态度迥然相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它敢于承认这种落后，正视这种落后。因为，只有正视落后，才能改变落后。正如鲁迅所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对落后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打肿脸充胖子的阿Ｑ精神，只能是自我安慰，自己欺骗自己。长此以往，只能越落越后。“四人帮”唯心主义猖獗，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拚命推行鸵鸟政策和愚民政策。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闹得乱糟糟，却又从不允许人们指出这种实际。只准报喜，不准报忧。在“四人帮”帽子横飞、棍影憧憧的日子里，谁敢提及“落后”二字，便立即飞来横祸，或遭“崇洋媚外”之斥，或得“怀古非今”之咎。明明是落后，却偏要以“赶超了先进”自欺；明明算不得什么创造，却偏要以“填补了空白”欺人；明明是停工停产，却硬要说成“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四人帮”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只好靠吹牛和撒谎过日子。对于这类旧把戏，鲁迅早已揭穿过：“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但瞒和骗是不能持久的。“四害”横行之时，人们发明的“正面文章反看法”，不就是戳穿其西洋镜的妙方吗？
承认落后是不是否定了大好形势，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惯于拉大旗作虎皮的“四人帮”，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粗暴地划上了等号，致使不少同志至今心有余悸。只有廓清“四人帮”的谬说，才能打碎人们头上的桎梏。中华民族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科学文化，只是近一两百年来才落后了。解放后，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下，一穷二白的中国，一变而为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以相当高的速度迅猛地发展起来。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遨游太空，就是这一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但是，由于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扰破坏，我们的速度减慢了，与西方的差距越拉越大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落后，就是讲“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恶果，以便拨乱反正，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事业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发展。敢讲这种落后的本身，就是形势大好的一个标志。它说明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的思想大解放，毛主席培育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得到了恢复。当然，讲这种落后也是一种否定，但否定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种否定好得很！
认识落后会不会使人丧失信心？丧失信心，这种人可能有。这种人大抵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他们的病源就在于不能正确分析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认不清我们这种落后的性质，不善于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暂时落后与反动阶级无可挽救的没落加以本质的区别。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必须看到，我们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的落后是暂时的落后。中国曾经是四大发明的故乡，中国人的脑子并不比别人笨。过去，“四人帮”的“两个工厂”如同精神镣铐，禁锢着千百万人的革命积极性。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为我们开拓出了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创造了改变落后的极有利的条件。“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经过亿万人民群众的奋发努力，我们一定能跨入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行列。悲观失望，摇头叹气，是精神空虚的一种表现。这种人应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人民群众火热的革命精神，彻底荡涤一下头脑中的污泥浊水，振奋起来，投身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我们正视落后，旨在不甘落后，改变落后，积极地去做落后的转化工作。这就需要付出艰巨的努力，克服这样那样的困难。世界上如果没有困难，也就不需要我们共产党人了。鲁迅曾经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一辆汽车坏了，停在马路上，一群人围着呆看，所得的结果是一团乌油油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围观坏汽车的看客，而要做驾驶汽车向四个现代化飞奔的主人。这就要同心协力，修好汽车，开足马力，奋起直追。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我们认真分析了造成落后的原因，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就要脚踏实地，大干、苦干、实干。这样，到本世纪末，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一定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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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肃清“四人帮”的流毒 做好历史文物保护工作
评价历史人物和保护历史文物应当分别看待
最近到山东曲阜采访，发现有的同志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在保护历史文物和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心有余悸，妨碍着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这个问题亟需解决。
曲阜地上地下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尤其是一些古建筑，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如孔庙，同北京的故宫一样，也是我国大型古建筑群之一。其中木构建筑的奎文阁，三道飞檐，四重斗拱，高达二十四点七米，历经数百年和多次地震，至今依然巍峨壮观；大成殿那十根大型浮雕盘龙石柱，构图精美，栩栩如生。这些精美的建筑，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还有孔府、孔林、少昊陵、周公庙、颜庙以及尼山夫子洞孔庙等，全县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文物，计有三百三十八处。
解放初期，党和人民政府就在曲阜建立专门机构，委派专门人员，拿出大批财物，维修保护这些历史文物。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关于保护文物的指示，这个县的文物管理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不小的成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曾直接派其党羽，带着“清碑可以拉，孔坟可以挖”等黑指示，窜到曲阜，与当地坏人勾结一起，大肆破坏。这伙人砸了一九六一年国务院为保护全国重点文物在曲阜竖立的三块大理石标志，诬蔑国家保护历史文物是“保护牛鬼蛇神”，狂妄地向国务院发“抗议信”，把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大多数文物保护干部，被戴上“孔老二的看家狗”、“复辟的代表”等帽子，强令“靠边站”。在“四人帮”煽起的打砸抢的妖风中，一些汉、宋、元、明、清的石碑、石像、木雕被拉倒砸坏，或放火烧掉。有人还从县文管会强行取走大批古书、古画、古服装和历史资料，擅自销毁。
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狠抓文物保护工作，健全了机构，恢复了一些规章制度。被拉倒的石碑、石像已经重新扶起来，加以修整。有些失修的古建筑正在修葺，今年要修整的大小项目，共有三十多个。
现在的问题是，一部分干部心有余悸，唯恐再被戴上“复旧”、“尊孔”之类的帽子，不敢大胆解决文物保护中的问题。例如，孔林里面的孔坟，自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派其党羽挖开以后，杂草丛生，积存污水，究竟是填平，还是重新垒起，至今无人敢做决定。又如尼山夫子洞孔庙，有几间厢房，因为漏雨，县文管会于一九六六年决定翻修，但是刚刚揭下屋瓦，就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而停顿下来，多年风吹雨淋，如不赶快抢修，就会彻底倒塌。县文物管理部门提出，用当地的物料，花少量的钱，把这古建筑修复，但因牵涉到一个“孔”字，无人敢点头。
据了解，当前的思想障碍，主要是对评价历史人物同保护历史文物的关系，缺乏正确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先对某个历史人物（如孔丘）作出具体评价，再确定如何对待有关的历史文物。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保护历史文物应当分别看待。对历史人物可以有褒有贬，而历史文物作为古代人民的劳动成果，只要有保存价值，我们就应当珍惜爱护。希望有关同志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解决心有余悸的问题，切实做好历史文物保护工作。
魏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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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意见人民日报编辑部：
魏文华同志反映的有关曲阜“三孔”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同意魏文华同志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保护历史文物应当分别看待”，“历史文物作为古代人民的劳动成果，只要有保存价值，我们就应当珍惜爱护”。
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是一九六一年作为重要古建筑和古墓葬，由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三孔”，并不是为了歌颂孔丘和宣扬孔孟之道，而主要是保护古代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保护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孔府是典型的大地主庄园，孔府的档案，有明清以来孔家兼并土地、剥削农民的完整记录；孔府的牢房和刑具，浸透了被镇压农民的血和泪。孔庙的许多碑刻，记载了历代官府与孔丘后裔相互勾结，祸国殃民的事实。把这些东西作为罪证和反面教材保存下来，正可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我们有重点地保护一些包括反面教材在内的历史文物，绝不是颂古非今，赞扬任何封建毒素，而是尊重历史辩证法的发展，作为历史见证，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保护历史文物，是党和国家的一贯政策。“三孔”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加强保护和管理工作，不应该因对孔丘的评价而影响对它们的维护和管理。对于需要维修的古建筑，也要全面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分批分期地进行修缮。至于如何开放，如何宣传，那是另一个问题。
全国解放以来，文物工作在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下，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方针政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周总理抵制和排除林彪、“四人帮”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使许多重要文物得到保护，使文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文物战线上“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确不能低估。“三孔”的问题只是一个例子。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是存在的。
前几年，“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把一切历史文物统统斥之为“四旧”，要“彻底扫荡”。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有人无视国家文物政策的规定，公然组织群众挖掘古代墓葬，用墓砖砌猪圈、建房屋；有的工厂占用重要古建筑作厂房，把古建筑搞得面目全非。有人还胡说什么这是“古为今用”！更加严重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现象在有的地方迟迟没有得到纠正。有的单位占用重要古建筑，上级党委已经做了明确决定，限期迁出，而且三令五申，这些单位还是一拖再拖，拒不执行。这是不能容忍的。
我们迫切希望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对文物工作的领导，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尽快加以解决。
国家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