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br/>专栏：<br/><br/> 在人民中生根<br/> ——记作家柳青<br/> 听到柳青同志猝然辞世的噩耗，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千百万读者期待他写完《创业史》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是谁夺去了这位作家的生命？是谁造成了我国革命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中国革命文化的死敌！<br/> 柳青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作家。一九六○年，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成熟。文艺评论家们把《创业史》列入现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实践证明，这些赞誉并不过分。<br/> 但是，柳青留给中国文学界的遗产，并不只是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那无产阶级作家的可贵的革命品格。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生活，刻苦写作。他那朴实、严肃、深沉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br/> 一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柳青就爱上了文学。但是，他真正走上革命文学道路，却是他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br/> 一九四三年春天，柳青在《讲话》指引下，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乡文书。那时的乡政权机构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乡长、指导员、文书。乡文书的工作是繁重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天天吃的高粱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由于工作劳累，生活困苦，他大病了一场。在老家种地的哥哥来看望他，要接他回家休养；县委书记说，他可以回县上工作。但他拒绝了哥哥和书记的劝告，坚持当了三年乡文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根据这段斗争生活写成的。<br/> 米脂的三年，是柳青革命文学道路的真正起点。正是从这时开始，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他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说道：“要想写作，就先生活。”“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因此，到生活中去，这是柳青发自内心的一贯要求。<br/> 全国解放以后，柳青写完了《铜墙铁壁》，就告别北京回到他多年生活的陕西，在长安县安家落户。为了熟悉全县的历史和现状，他担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半年以后，他作为县委委员，下到王曲区皇甫村。皇甫村有个中宫寺，柳青做了全家的住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在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br/> 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br/> 读过《创业史》的读者当还记得，主人公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们进山割竹子的那两章，写得那样动人心弦，富于生活气息，这是因为柳青也曾亲自拄根棍子，带上干粮进过终南山。这两章中，进山的人们每晚摆开象棋大战三盘的战况，写得是那样硝烟弥漫，风趣盎然，要知道，柳青也曾和那些庄稼人对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br/> 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br/> 在这种生活中，柳青同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皇甫村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br/> 长期在农村生活，城市生活的现代物质享受，他自觉地放弃了。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他从容微笑；在不负责任的议论面前，他决不动摇。他认定，自己长期落户农村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br/> 二一个作家深入了生活，是不是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呢？柳青认为：不，远不是这样。作家还要在学习社会的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虚假地认真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说过：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br/> 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他决不是个袖手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br/> 柳青到长安落户时，正是伟大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的年代。几千年分散的小农经济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了。社会主义就要占领这个广阔的阵地了。柳青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互助组——王家斌互助组的巩固工作，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初级社——胜利社的建社工作，亲自参加了长安县合作化运动充满着斗争和曲折的整个战斗历程。<br/> 当时的胜利社社长王家斌至今还记得，建社初期，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五三年冬的那个大雪天，柳青踩着一尺多深积雪赶到王家斌他们那里时，简直就是个雪人了。当时的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至今还记得，胜利社成立初期，一个社员看着那年麦子长得好，要退社单干，柳青听说后，不顾正犯哮喘病，让他背过正涨大水的滈河，整整开了一夜社员大会，说得那个社员难过得流眼泪。皇甫村的庄稼人至今还记得柳青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会场情景：人们早早都来了，后来的人直往前面挤，柳青讲得那样生动，那样叫人爱听，人们中途上茅房，都要来回小跑着，生怕少听了几句……<br/> 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始终和皇甫村群众共命运。当“共产风”、“浮夸风”袭来的时候，他和皇甫村的干部一起，同这种歪风作了坚决的斗争。在社教运动中，他勇敢地抵制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保护了长安县和皇甫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即使有人诬蔑他是什么“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他也毫不在乎。<br/> 柳青很关心集体的生产。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集中群众智慧，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上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了劳力、畜力，这个经验在全县都推广了。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帮助社员饲养好耕畜，巩固集体经济，柳青和干部、社员们集体讨论，执笔写了一个《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觉得，象《三字经》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创业史》伟大，作家柳青实在不应该让这些东西耽误了他创作大型作品《创业史》的时间。但是，柳青说：“外面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我能坐在房子里安心写作吗？”<br/> 接近柳青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讲话、谈天中，总是避免谈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自己——不让拍他的电影，不让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不求名，也不求利。一九六○年，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时候，一万六千余元的稿酬，柳青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皇甫村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他说：“我也是个公社的社员，只是社员参加的是体力劳动，我参加的是文字劳动。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三从扎根陕北，四十年代写出《种谷记》、五十年代写出《铜墙铁壁》，到落户皇甫，六十年代出版《创业史》，这几十年的岁月证明：柳青不愧是聚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一大批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令人愤慨地遭到林彪、“四人帮”极端残酷的迫害。就在“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后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夏天，柳青被打成“黑作家”，《创业史》被诽谤为“大毒草”。他被从皇甫村揪到西安批斗，长时间关在“牛棚”里。<br/> 但是，尊重事实的人们，抗议这种迫害，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所在党支部的书记，想从他那里挤出材料，证明“柳青是凌驾于党之上，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这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严词正色说：“他按时交党费，和我们一样在支部过生活，咋特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的邻居，想诱使他们证明：柳青在皇甫村盖的是“地主庄园”，“过着腐朽生活”，得到的回答却是：“那个破庙在着哩！你们有眼?，看这是‘地主庄园’吗？笑话！”“什么腐朽生活？！柳青和我们庄稼人什么都一样，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作家！”别有用心的人搜罗到一些“材料”，找到公社，要给盖上公章。一看这些“材料”，人们火了。一个公社干部指着那伙人的鼻子说：“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来！”<br/> 但是，诽谤并未中止，相反却愈演愈烈。一九六九年，在“四人帮”一个亲信的指使下，竟然进一步把柳青打成“现行反革命”、“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对柳青的迫害是更加残酷了。他的爱人马葳——他创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上的细心照护人，也被他们迫害致死！<br/> 在这一切面前，柳青并没有低下他那服从真理的倔强头颅。这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确认：实事求是才是党员的革命品质，坚持真理才是党员的革命风格。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对那些捏造和诽谤，则寸步不让，拒不承认。就是在被拉到批斗会上，硬要他屈辱地“自报家门”：“我是黑作家柳青”的时候，他从来毫不畏缩地说：“我是正在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要他说：“《创业史》是毒草”，他实事求是地承认：“这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br/> 一些人认为，柳青这样硬顶，是“太不识时务了”。好心的朋友也劝他：“别那么倔了。承认一下自己是‘黑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呢？”柳青怒睁圆眼，批评这位多年的老朋友：“那怎么行？！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个中国人?！要有坚持原则的骨气，不能做软骨头。”<br/> 也有一些好心的人，看到柳青当时极端困难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给那些“管文化”的“中央首长”写个信吧！但是，对这些劝告，柳青一概严词拒绝了。<br/> 这个矮小身材的作家，他那瘦弱的身体里，积蓄了多么惊人的坚持真理的力量啊！<br/> 政治的迫害，精神的打击，肉体的折磨，使柳青的身体完全垮了。他原来就有的哮喘病，急骤恶化为严重的肺心病。他生命危在旦夕。在他病情险恶的时候，他向前来看望的长安县干部嘱咐着后事：“我死了以后，请你们以朋友的名义……把我的尸体拉回去……埋在皇甫村的原野上……”<br/> 但是，柳青不能死！人民需要他，党需要他。哺育着这位作家的人民群众，保护了柳青；培养了这位作家的党，关怀着柳青。在长安县的干部和群众，在所有热爱这位作家的人们多方努力下，柳青住进了一个休养所。一九七三年，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一封反映柳青病情严重的信，送到了周总理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柳青，当天就作了重要批示，柳青被送进了北京的首都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柳青病情稍有好转；但是，周总理的批示，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br/> 不过，柳青毕竟还是幸运的。他以重病之身，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柳青知道，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多了。他深为难过的是：曾向人民作过《创业史》要写成四部的郑重宣布，怕是难以实现了。要赶紧做！这种对人民的责任感，鞭策他进行艰难的最后冲刺：去年一年，《创业史》第一部作了很大修改再版了，接着，第二部上卷又出版了。去冬今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衰弱的心脏每分钟跳到一百二十次，每天要吸六、七个钟头的氧气才能维持生命。就是在鼻子里插着输氧皮管的情况下，他还蜷曲在床上加工《创业史》第二部的下卷。但是，病魔扼杀了他的呼吸，六月十三日，柳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br/> 今年三月，柳青在病中给陕西省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了一个录音讲话——《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他对青年们这样说道：“同志们，我最后对你们讲一点忠告：谁是有出息的？谁没出息？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br/> 这是柳青留给文学青年们最后的遗言。这遗言寄托了他对后来者的亲切期望。<br/> 中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们一定会记住这位前辈的遗言。<br/> 本报记者 徐民和 谢式丘
第3版()<br/>专栏：<br/><br/> 《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br/> 吴 强<br/> 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长留着这样的永远不会消逝的体会：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得到一点成绩、收获，都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分不开。多年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象阳光、雨露、乳汁一样，照耀着、哺育着我们成长；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着我们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战斗前进。周总理多次在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给我们做报告，同我们恳切谈话，关心、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工农兵创作，努力艺术实践，叮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现在，他那严肃、慈祥的言语、声音，还萦回在我们的耳畔，深刻在我们的心上。<br/>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庄严地宣告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br/> 这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声音！<br/> 这是伟大的战斗号召！<br/> 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进军开始了！<br/> 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伴随着其他的革命事业，逐步地走向花荣叶茂的繁荣之境。文艺工作者们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投入到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火热斗争中去，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吸收营养，接受教育，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炉火所锻炼，为斗争生活中万千生动的景象所激发、所感染，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所驱使，更重要的，是为毛主席那伟大的声音也是伟大的战斗号召所鼓舞，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以笔作刀枪，进行战斗，文艺作品便陆续产生，文艺创作便蓬勃地发展起来。<br/> 我的长篇小说《红日》也就继许多作品之后，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完稿，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在同年七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一九五九年九月印行第二版，到一九六五年，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几版，并由外文出版社于一九六一年印行英文版本。<br/> 叛徒江青伙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勾结当时窃据一部分军政大权的林彪，为了他们共同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按照他们反革命的策略步骤，首先在文艺领域发难，以打开缺口。他们编造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中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一口加以否定。他们把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之下的文艺成果一笔抹煞，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一概“砸烂”、“打倒”、“枪毙”，随心所欲一个一个地给戴上“毒草”、“大毒草”、“特大毒草”的帽子。无耻地自封为什么“旗手”的文艺界打、砸、抢的黑司令江青，早在一九六五年在上海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在一次谈话中，给小说《红日》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自然主义”三顶大帽子，定为“特大毒草”，和其他许多革命文艺作品一起，被列为“禁书”，禁止借阅，禁止销售发行，判了“死刑”。<br/> 《红日》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军高级将领李仙洲、张灵甫等的丑恶。时至今日，事情是十分清楚了！四十多年以前，江青就是叛徒，张春桥就是国民党特务，姚文元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而他们三个又原是一根老藤上生长出来的毒瓜——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儿孝女。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使命和他们的本能本性，就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就是与工农劳动人民作对。所以，革命作品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反对、所仇视、所憎恨的；革命作品所暴露、所鞭挞的，正是他们所拥护、所效忠、所亲爱的。这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所以要把包括《红日》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根本原因。<br/> “四人帮”可以掀起妖风恶浪，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造谣诽谤、妖言惑众，可以陷害革命忠良……但他们毕竟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毕竟是一小撮妖魔丑怪！客观事物的发展，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他们费尽心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美梦，终于被砸得粉粉碎了！他们十年的反革命罪恶行为，判决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死刑，使他们自己堕入了十八层地狱。<br/> 说《红日》是“毒草”，是“特大毒草”，那是“四人帮”对《红日》的污蔑、诬陷。<br/> 《红日》不是“毒草”，更不是“特大毒草”。<br/> 但我并不因此就说《红日》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br/> 《红日》是有缺点的。<br/> 一九五七年《红日》出版问世以后，我收到过许多读者的来信，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来信和评论的作者热情地鼓励我，同时向我提出一些中肯的宝贵的意见，指出书里存在的缺点。和我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还有一些领导同志，都为我写了这本书而表示高兴，他们亲切地关怀我和《红日》这本书，同时，也要求我对书的某些章节的某些内容、某些字句，作必要的修改。我的老首长、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在一九六○年夏天同我谈话时，说他看过了小说《红日》，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一九六五年八月里，陈毅同志来上海，见到我的时候，又用“大胆创作，审慎发表”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敬爱的陈总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他和其他首长们、战友们、读者们鼓励我、告诫我、关心我的深情厚意，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增添继续前进的力量。趁纪念建国十周年改版重印的机会，我考虑了、采纳了读者们、同志们的意见，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对书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并写了一篇《修订本序言》，将我的创作构思、创作意图和修改了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作了简略的叙述。一九六四年我在江苏常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对这本书再次作了修改，在《再版的话》里，我表示说：“今后继续吸取同志们的意见，继续地考察自己作品的缺点，进行必要的修改，仍然是我的责任。”<br/> 现在，骑在人们头上猖狂了十年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已经在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铁臂巨掌之下粉碎了！<br/> 林彪、“四人帮”编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破产了！<br/> 与许多革命作品同命运的《红日》获得了新生。<br/> 我考虑了再版以后十几年来读者们提出的新的意见，将《红日》逐字逐句地检阅之后，觉得关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描写，关于用词用字等，还须再作修改。例如：为了使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在政治上不受损害，让他的性格和政治气质在后来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我把书中第八章的下面一段描写：“象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头戴高檐大帽，……身穿黄呢军服”，以及后面的有关描写删去。又如，有的读者提出，书中对军长沈振新在抢渡沙河时落水遇救，有损于这一高级指挥员的高大形象。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好的、正确的，在这次修改时，便将书的第十三章五十六节关于沈振新落水遇救的情节作了改动，将原来写的沈振新不会游水改为会游水，将他在紧急的危险关头得到杨军的及时救护，改为他自己征服了惊涛骇浪，与杨军同时游到了沙河对岸。至于书中关于华静与梁波爱情生活的情节和有关的描写，在一九六四年的那次修改中已经删去，这一次，将存留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也一概抹掉。此外，在这次修改中，对书中的字句，也作了较多的改动和修饰。<br/> 对获得将这本书再次修订的机会，从而使这本书又减少了一些缺点，在出版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与读者们重新见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br/> 打倒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文艺大解放！<br/>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高高飘扬着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百花争艳的春天。<br/> 我愿和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同志们一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战线新的胜利而共同奋斗！<br/> 一九七八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