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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在人民中生根
——记作家柳青
听到柳青同志猝然辞世的噩耗,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千百万读者期待他写完《创业史》的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是谁夺去了这位作家的生命?是谁造成了我国革命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是万恶的林彪和“四人帮”——这些中国革命文化的死敌!
柳青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出了宝贵贡献的作家。一九六○年,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的成熟。文艺评论家们把《创业史》列入现代优秀长篇小说之中,认为它是建国以来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实践证明,这些赞誉并不过分。
但是,柳青留给中国文学界的遗产,并不只是他的小说,还留下了他那无产阶级作家的可贵的革命品格。他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几十年如一日,深入生活,刻苦写作。他那朴实、严肃、深沉的形象,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柳青就爱上了文学。但是,他真正走上革命文学道路,却是他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
一九四三年春天,柳青在《讲话》指引下,到米脂县一个乡里担任乡文书。那时的乡政权机构只有三个工作人员:乡长、指导员、文书。乡文书的工作是繁重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天天吃的高粱饭、山药蛋、糠炒面和干白菜。由于工作劳累,生活困苦,他大病了一场。在老家种地的哥哥来看望他,要接他回家休养;县委书记说,他可以回县上工作。但他拒绝了哥哥和书记的劝告,坚持当了三年乡文书。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就是根据这段斗争生活写成的。
米脂的三年,是柳青革命文学道路的真正起点。正是从这时开始,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作家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他后来总结自己的经验说道:“要想写作,就先生活。”“对于作家,一切归根于生活。”“生活培养作家,生活改造作家,生活提高作家。”因此,到生活中去,这是柳青发自内心的一贯要求。
全国解放以后,柳青写完了《铜墙铁壁》,就告别北京回到他多年生活的陕西,在长安县安家落户。为了熟悉全县的历史和现状,他担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半年以后,他作为县委委员,下到王曲区皇甫村。皇甫村有个中宫寺,柳青做了全家的住所。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他在长安县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
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党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
读过《创业史》的读者当还记得,主人公梁生宝领着互助组员们进山割竹子的那两章,写得那样动人心弦,富于生活气息,这是因为柳青也曾亲自拄根棍子,带上干粮进过终南山。这两章中,进山的人们每晚摆开象棋大战三盘的战况,写得是那样硝烟弥漫,风趣盎然,要知道,柳青也曾和那些庄稼人对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
柳青完全农民化了。矮瘦的身材,黧黑的脸膛,和关中农民一样,剃了光头,冬天戴毡帽,夏天戴草帽。他穿的是对襟袄、中式裤、纳底布鞋。站在关中庄稼人堆里,谁能分辨出他竟是个作家呢?
在这种生活中,柳青同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皇甫村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和他们一样,也是个庄稼人。柳青住的中宫寺是干部们的“会议室”:干部们工作中遇到难处,就聚到这里找柳青给出主意,有时党的支部会也搬到这里来开。柳青住的中宫寺又是群众的“问事处”:那些庄稼人遇到愁心的事,总爱上这里,蹲在脚地里,跟柳青掏心地谈上一阵,高高兴兴地回去了。甚至家庭纠纷、小孩生病,也来找柳青评公道、寻药方……
长期在农村生活,城市生活的现代物质享受,他自觉地放弃了。在艰苦的农村生活中,他从容微笑;在不负责任的议论面前,他决不动摇。他认定,自己长期落户农村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二一个作家深入了生活,是不是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呢?柳青认为:不,远不是这样。作家还要在学习社会的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毫不虚假地认真改造世界观,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说过:作为一个作家,“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作家在展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时,同时展示了自己的灵魂。”
在火热的群众斗争生活中,他决不是个袖手冷眼的旁观者,而是一个积极的革命者。
柳青到长安落户时,正是伟大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席卷全国的年代。几千年分散的小农经济从根基上开始动摇了。社会主义就要占领这个广阔的阵地了。柳青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互助组——王家斌互助组的巩固工作,亲自参加了皇甫村第一个初级社——胜利社的建社工作,亲自参加了长安县合作化运动充满着斗争和曲折的整个战斗历程。
当时的胜利社社长王家斌至今还记得,建社初期,柳青天天拄着棍子走家串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做思想教育工作。一九五三年冬的那个大雪天,柳青踩着一尺多深积雪赶到王家斌他们那里时,简直就是个雪人了。当时的王曲区委书记孟维刚至今还记得,胜利社成立初期,一个社员看着那年麦子长得好,要退社单干,柳青听说后,不顾正犯哮喘病,让他背过正涨大水的滈河,整整开了一夜社员大会,说得那个社员难过得流眼泪。皇甫村的庄稼人至今还记得柳青讲社会发展史、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那会场情景:人们早早都来了,后来的人直往前面挤,柳青讲得那样生动,那样叫人爱听,人们中途上茅房,都要来回小跑着,生怕少听了几句……
柳青在写作《创业史》的过程中,始终和皇甫村群众共命运。当“共产风”、“浮夸风”袭来的时候,他和皇甫村的干部一起,同这种歪风作了坚决的斗争。在社教运动中,他勇敢地抵制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路线,保护了长安县和皇甫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即使有人诬蔑他是什么“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他也毫不在乎。
柳青很关心集体的生产。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集中群众智慧,建议在离村较远的北原上建立生产点,大大节省了劳力、畜力,这个经验在全县都推广了。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为了帮助社员饲养好耕畜,巩固集体经济,柳青和干部、社员们集体讨论,执笔写了一个《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这个《三字经》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有人觉得,象《三字经》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没有《创业史》伟大,作家柳青实在不应该让这些东西耽误了他创作大型作品《创业史》的时间。但是,柳青说:“外面是火热的斗争生活,我能坐在房子里安心写作吗?”
接近柳青的人都知道,他在文章、讲话、谈天中,总是避免谈自己,也不让别人宣扬自己——不让拍他的电影,不让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不求名,也不求利。一九六○年,当他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的时候,一万六千余元的稿酬,柳青不留分文,全部献给了皇甫村所在的王曲人民公社。他说:“我也是个公社的社员,只是社员参加的是体力劳动,我参加的是文字劳动。我有工资,不需要这些钱,让它给社员办件有益的事吧。”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了一个医院。三从扎根陕北,四十年代写出《种谷记》、五十年代写出《铜墙铁壁》,到落户皇甫,六十年代出版《创业史》,这几十年的岁月证明:柳青不愧是聚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一大批优秀作家中的一个。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令人愤慨地遭到林彪、“四人帮”极端残酷的迫害。就在“文艺黑线专政”论抛出后不久的一九六六年夏天,柳青被打成“黑作家”,《创业史》被诽谤为“大毒草”。他被从皇甫村揪到西安批斗,长时间关在“牛棚”里。
但是,尊重事实的人们,抗议这种迫害,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所在党支部的书记,想从他那里挤出材料,证明“柳青是凌驾于党之上,不过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这位农村党支部书记严词正色说:“他按时交党费,和我们一样在支部过生活,咋特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去找柳青的邻居,想诱使他们证明:柳青在皇甫村盖的是“地主庄园”,“过着腐朽生活”,得到的回答却是:“那个破庙在着哩!你们有眼?,看这是‘地主庄园’吗?笑话!”“什么腐朽生活?!柳青和我们庄稼人什么都一样,中国有几个这样的作家!”别有用心的人搜罗到一些“材料”,找到公社,要给盖上公章。一看这些“材料”,人们火了。一个公社干部指着那伙人的鼻子说:“这儿是皇甫公社,由不得你们胡来!”
但是,诽谤并未中止,相反却愈演愈烈。一九六九年,在“四人帮”一个亲信的指使下,竟然进一步把柳青打成“现行反革命”、“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对柳青的迫害是更加残酷了。他的爱人马葳——他创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上的细心照护人,也被他们迫害致死!
在这一切面前,柳青并没有低下他那服从真理的倔强头颅。这个具有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确认:实事求是才是党员的革命品质,坚持真理才是党员的革命风格。他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对那些捏造和诽谤,则寸步不让,拒不承认。就是在被拉到批斗会上,硬要他屈辱地“自报家门”:“我是黑作家柳青”的时候,他从来毫不畏缩地说:“我是正在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要他说:“《创业史》是毒草”,他实事求是地承认:“这可能是有缺点的作品”。
一些人认为,柳青这样硬顶,是“太不识时务了”。好心的朋友也劝他:“别那么倔了。承认一下自己是‘黑作家’,又有什么关系呢?”柳青怒睁圆眼,批评这位多年的老朋友:“那怎么行?!我是个共产党员?!是个中国人?!要有坚持原则的骨气,不能做软骨头。”
也有一些好心的人,看到柳青当时极端困难的处境,曾不止一次地劝过他:给那些“管文化”的“中央首长”写个信吧!但是,对这些劝告,柳青一概严词拒绝了。
这个矮小身材的作家,他那瘦弱的身体里,积蓄了多么惊人的坚持真理的力量啊!
政治的迫害,精神的打击,肉体的折磨,使柳青的身体完全垮了。他原来就有的哮喘病,急骤恶化为严重的肺心病。他生命危在旦夕。在他病情险恶的时候,他向前来看望的长安县干部嘱咐着后事:“我死了以后,请你们以朋友的名义……把我的尸体拉回去……埋在皇甫村的原野上……”
但是,柳青不能死!人民需要他,党需要他。哺育着这位作家的人民群众,保护了柳青;培养了这位作家的党,关怀着柳青。在长安县的干部和群众,在所有热爱这位作家的人们多方努力下,柳青住进了一个休养所。一九七三年,在有关同志的帮助下,一封反映柳青病情严重的信,送到了周总理堆满文件的办公桌上。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柳青,当天就作了重要批示,柳青被送进了北京的首都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柳青病情稍有好转;但是,周总理的批示,在“四人帮”严重干扰下,后来并没有得到完全的实现。
不过,柳青毕竟还是幸运的。他以重病之身,终于迎来了新的春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柳青知道,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多了。他深为难过的是:曾向人民作过《创业史》要写成四部的郑重宣布,怕是难以实现了。要赶紧做!这种对人民的责任感,鞭策他进行艰难的最后冲刺:去年一年,《创业史》第一部作了很大修改再版了,接着,第二部上卷又出版了。去冬今春,他的病情再度恶化,衰弱的心脏每分钟跳到一百二十次,每天要吸六、七个钟头的氧气才能维持生命。就是在鼻子里插着输氧皮管的情况下,他还蜷曲在床上加工《创业史》第二部的下卷。但是,病魔扼杀了他的呼吸,六月十三日,柳青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今年三月,柳青在病中给陕西省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作了一个录音讲话——《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他对青年们这样说道:“同志们,我最后对你们讲一点忠告:谁是有出息的?谁没出息?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
这是柳青留给文学青年们最后的遗言。这遗言寄托了他对后来者的亲切期望。
中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们一定会记住这位前辈的遗言。
本报记者 徐民和 谢式丘


第3版()
专栏:

《红日》二次修订本前言
吴 强
我们革命文艺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长留着这样的永远不会消逝的体会: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得到一点成绩、收获,都与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分不开。多年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象阳光、雨露、乳汁一样,照耀着、哺育着我们成长;毛主席革命路线,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导着我们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战斗前进。周总理多次在文艺工作者的集会上给我们做报告,同我们恳切谈话,关心、鼓励我们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工农兵创作,努力艺术实践,叮嘱我们不要骄傲自满,也不要妄自菲薄。现在,他那严肃、慈祥的言语、声音,还萦回在我们的耳畔,深刻在我们的心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主席庄严地宣告说:“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这是伟大的震撼人心的声音!
这是伟大的战斗号召!
从那以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进军开始了!
我们的革命文艺事业,伴随着其他的革命事业,逐步地走向花荣叶茂的繁荣之境。文艺工作者们下工厂、下农村、下部队,投入到土改、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运动、工农业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火热斗争中去,与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吸收营养,接受教育,不断地克服自身的缺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为丰富的斗争生活的炉火所锻炼,为斗争生活中万千生动的景象所激发、所感染,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感所驱使,更重要的,是为毛主席那伟大的声音也是伟大的战斗号召所鼓舞,从事文艺创作的同志们,拿起笔来,以笔作刀枪,进行战斗,文艺作品便陆续产生,文艺创作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我的长篇小说《红日》也就继许多作品之后,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完稿,经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审定,列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在同年七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问世。一九五九年九月印行第二版,到一九六五年,先后共印刷了二十几版,并由外文出版社于一九六一年印行英文版本。
叛徒江青伙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勾结当时窃据一部分军政大权的林彪,为了他们共同的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按照他们反革命的策略步骤,首先在文艺领域发难,以打开缺口。他们编造了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建国以后十七年来的中国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客观事实,一口加以否定。他们把十七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之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引导之下的文艺成果一笔抹煞,把几乎所有的革命文艺作品一概“砸烂”、“打倒”、“枪毙”,随心所欲一个一个地给戴上“毒草”、“大毒草”、“特大毒草”的帽子。无耻地自封为什么“旗手”的文艺界打、砸、抢的黑司令江青,早在一九六五年在上海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时候,就在一次谈话中,给小说《红日》扣上了“修正主义”、“和平主义”、“自然主义”三顶大帽子,定为“特大毒草”,和其他许多革命文艺作品一起,被列为“禁书”,禁止借阅,禁止销售发行,判了“死刑”。
《红日》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以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它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歌颂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将毛主席军事思想付诸战争实践的指挥员、战斗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它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暴露、鞭挞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匪军高级将领李仙洲、张灵甫等的丑恶。时至今日,事情是十分清楚了!四十多年以前,江青就是叛徒,张春桥就是国民党特务,姚文元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干儿子,而他们三个又原是一根老藤上生长出来的毒瓜——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儿孝女。他们隐藏在共产党内的使命和他们的本能本性,就是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革命为敌,就是与工农劳动人民作对。所以,革命作品所歌颂的,正是他们所反对、所仇视、所憎恨的;革命作品所暴露、所鞭挞的,正是他们所拥护、所效忠、所亲爱的。这也就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所以要把包括《红日》在内的许许多多革命文艺作品打下十八层地狱的根本原因。
“四人帮”可以掀起妖风恶浪,可以翻云覆雨,可以造谣诽谤、妖言惑众,可以陷害革命忠良……但他们毕竟是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势力的代表,毕竟是一小撮妖魔丑怪!客观事物的发展,与他们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他们费尽心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以至封建主义的美梦,终于被砸得粉粉碎了!他们十年的反革命罪恶行为,判决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死刑,使他们自己堕入了十八层地狱。
说《红日》是“毒草”,是“特大毒草”,那是“四人帮”对《红日》的污蔑、诬陷。
《红日》不是“毒草”,更不是“特大毒草”。
但我并不因此就说《红日》是一部完美无缺的作品。
《红日》是有缺点的。
一九五七年《红日》出版问世以后,我收到过许多读者的来信,看到过一些评论文章,来信和评论的作者热情地鼓励我,同时向我提出一些中肯的宝贵的意见,指出书里存在的缺点。和我一同工作过的战友们,还有一些领导同志,都为我写了这本书而表示高兴,他们亲切地关怀我和《红日》这本书,同时,也要求我对书的某些章节的某些内容、某些字句,作必要的修改。我的老首长、我所敬爱的陈毅同志,在一九六○年夏天同我谈话时,说他看过了小说《红日》,用“不要骄傲,继续努力”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一九六五年八月里,陈毅同志来上海,见到我的时候,又用“大胆创作,审慎发表”八个字告诫我、鼓励我。敬爱的陈总离开我们已经六年多了!他和其他首长们、战友们、读者们鼓励我、告诫我、关心我的深情厚意,使我深受感动,使我增添继续前进的力量。趁纪念建国十周年改版重印的机会,我考虑了、采纳了读者们、同志们的意见,在一九五九年五月,对书的内容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并写了一篇《修订本序言》,将我的创作构思、创作意图和修改了一些什么具体内容,作了简略的叙述。一九六四年我在江苏常熟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对这本书再次作了修改,在《再版的话》里,我表示说:“今后继续吸取同志们的意见,继续地考察自己作品的缺点,进行必要的修改,仍然是我的责任。”
现在,骑在人们头上猖狂了十年的王张江姚反革命黑帮,已经在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铁臂巨掌之下粉碎了!
林彪、“四人帮”编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破产了!
与许多革命作品同命运的《红日》获得了新生。
我考虑了再版以后十几年来读者们提出的新的意见,将《红日》逐字逐句地检阅之后,觉得关于故事情节和人物的描写,关于用词用字等,还须再作修改。例如:为了使连长石东根的形象在政治上不受损害,让他的性格和政治气质在后来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我把书中第八章的下面一段描写:“象一个国民党的大军官,头戴高檐大帽,……身穿黄呢军服”,以及后面的有关描写删去。又如,有的读者提出,书中对军长沈振新在抢渡沙河时落水遇救,有损于这一高级指挥员的高大形象。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好的、正确的,在这次修改时,便将书的第十三章五十六节关于沈振新落水遇救的情节作了改动,将原来写的沈振新不会游水改为会游水,将他在紧急的危险关头得到杨军的及时救护,改为他自己征服了惊涛骇浪,与杨军同时游到了沙河对岸。至于书中关于华静与梁波爱情生活的情节和有关的描写,在一九六四年的那次修改中已经删去,这一次,将存留在字里行间的痕迹,也一概抹掉。此外,在这次修改中,对书中的字句,也作了较多的改动和修饰。
对获得将这本书再次修订的机会,从而使这本书又减少了一些缺点,在出版问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与读者们重新见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打倒了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文艺大解放!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高高飘扬着毛主席伟大旗帜的百花争艳的春天。
我愿和我们革命文艺工作同志们一起,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战线新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一九七八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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