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纪念馆里的土墙
何为
革命历史纪念馆里每一件文物都有它自己感人的事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又有属于某个地区独特的革命文物。譬如在苏区时期，毛主席住过的竹寮，毛主席到群众家里调查研究时用过的土碗，毛主席帮助一家贫农劈柴用过的斧头，无不带着这个地区特有的浓烈乡土色彩。看到这些同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相联系着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感到分外亲切，也就使人更加崇敬，怀念不已。
古田纪念馆里千百件革命文物中，形形色色的土造武器，各种红旗、红袖章和红色文件，许多历史文献和苏维埃政权的钢印，是富有闽西风土气息的生动的革命教材。拿才溪妇女慰劳红军做的红布草鞋和竹丝草鞋来说，那样精工细制，那样鲜明的地方特色，寄托着那样绵密深长的情意，不只是引人瞩目，连给人留下的记忆也是彩色的。
然而，耐人寻思的却是那一堵土墙。
闪亮的巨大玻璃陈列柜里那一方灰褐色土墙，墙壁泥灰剥落，象是刚刚出土的古城墙遗址的一角。在南方农村，这是极为普通的土墙，但它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墙。墙壁上写着红军留给群众的几句话，看得出是在行军途中匆匆写上的。过了四十七年，墙上的字迹不但没有被历史的尘土湮灭，反而更闪出红军革命传统的光辉。
那是在伟大的古田会议以后的事。寒冬腊月，漳平官田村受到白匪军一次残酷的洗劫。时隔不久，忽闻又有一支队伍即将进驻村庄，被蹂躏的穷苦农民不得不弃家奔离。只有一个赤贫的观泗老头，孑然一身，横了一条心留在村子里。
队伍终于进村了。村街上寂无一人，家家户户的门都闭得紧紧的。这支队伍经过长途跋涉的行军，粮食不够了，只得挨家挨户地扣门探询，低声和气地叫唤着老乡。回答他们的则是一片沉默。好半天，住在村梢的观泗老头忍不住隔着门缝张望，刚好有人推门进来。先是立正敬礼，接着就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婉转地说明来由。老头本来是准备挨一顿拳打脚踢的，这时不由得大大吃了一惊。这个大兵穿的军装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就是八角帽上的五角红星倒是第一次看见。尤其意外的是，这个年青的兵掏出两块银晃晃的大洋，一面交给目瞪口呆的老头，一面和颜悦色地解释说，他们在一户没有上锁的群众家里称了二十九斤米，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这米钱就请转交给那家主人吧。说完，他就举手敬礼告辞了。
这件事迅速在村子里传开了。观泗老头拿着二元大洋，送到回村的屋主人手里。在群众争相围观之下，他们称了一下米。木桶里称去的米，斤两完全相符，银洋二元偿付米价绰绰有余。接着他们发现墙上的留语，简短说明买米这件事，留言者的名字是“红军”。这两个字象一支火炬，倏然照亮这个灾难深重的小山村，有如在无边的黑暗中给它带来了温暖和光明。
几个月后，红军在追击白匪途中，又一次来到官田村。这一次全村的人挤满村头，等候着亲人的来临。听到远远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他们知道毛主席的队伍来了。不用细问，热情的群众就提供了匪军敌情的第一手材料。正是依靠这些真心实意的群众，后来这支红军歼灭了白匪军整整一个团。红军渐渐远去，留下了一路歌声。歌声在当地群众中间不断发出回响。观泗老头手里拿着一面长三角形的小红旗，举得高高的，旗上写着“欢迎红军”四个字。孤苦无依的老贫农，好久好久站在村头，望眼欲穿地还在寻找他第一次见过面的那个红军战士呢。
为了寄托他们的思念，大伙决定在厅堂旁边放一张大床，用蓝花土布挂帐把那一面土墙遮起来，象屏幔似的遮了将近半个世纪。
闽西红色根据地的千家万户有多少珍藏的革命历史文物，都是群众不顾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保护下来的。有的把红旗包起来藏在屋梁上，有的把红色文件埋在地下坛子里，有的把革命烈士的遗物装箱放在夹墙里。现在，根据地广大人民将这些记载着革命斗争事迹的文物，连同他们一片忠贞的心，奉献给革命历史纪念馆。
红军留言的这一方土墙就是其中的一件。土墙是从官田村原块搬来的。这是永远不倒的墙，是象征红军光荣传统的墙，是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芒的墙。它象一个小小的纪念碑，镌刻着一个意义深长的真实的故事，庄严地永远屹立在那里，在纪念馆里，在人民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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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文物
一本《学生字典》
海洲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烈士。
四十多年前，杨开慧烈士牺牲后，岸英和弟弟岸青流浪在上海街头当报童。怀着深仇大恨的岸英，年纪虽小却很聪明。他每天除沿街叫卖，还找时间学习，想多懂点儿道理。他每次卖报回来，打开没有卖完的《申报》一看，总有许多字不认识，他心里真是焦急，急得皱眉头。一次，弟弟瞧着哥哥发愁的样子就天真地说：“我们要是有个先生就好啦。”
“先生？……对，有啦！”岸英忽然眉头一闪，一下子蹦了起来。
第二天，晨曦微露，兄弟俩去领报的时候，路过里弄的小吃店，岸英买了一个烧饼给弟弟吃。弟弟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问：“哥哥，你呢？”“我不饿。”憨厚的弟弟是最相信哥哥的，可这一回，他也撒谎了：“我也不饿，我也不吃！”
小哥哥一把将懂事的弟弟紧紧地抱在怀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一天，岸英从外面跑回来，瘦削的脸庞焕发着兴奋的光彩，乌黑的眼珠放射着喜悦的光芒，步子走得特别急促，冲着弟弟大声喊道：“好啦，我请来了一个先生！”
弟弟忙往哥哥背后瞧，并没有别人，感到奇怪：“先生？先生在哪里？”
“你看这是什么？”岸英高兴地从衣袋里掏出一本书。弟弟接过一瞧，这本书长长的，窄窄的，寸把厚，象块长形豆腐干，端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壳面上还包着一层青布。念了一年多书的岸青只认得上面的“学生字”三个字。
岸英告诉弟弟，这是《学生字典》，花了大洋八角，——以后，看书读报，认不得的字，一查它，不仅知道读法，还知道这个字怎么用。弟弟兴高采烈，可转眼一想：哥哥卖报挣来的几个钱，要维持他俩每天的生活，没有余钱，不禁疑惑起来，问道：“哥哥，你哪来的八角大洋？”
岸英告诉弟弟，每天早点没吃，把钱积攒下来，日积月累，就买了这本《学生字典》。
弟弟很激动地说：“哥哥，有了‘先生’，比吃了烧饼心里还快活……”
岸英有了字典后，看报就方便得多啦。他把字典当作宝贝，经常塞在衣袋里，一有空余时间，就坐下来看报，看书，碰着不认识的难字或者不理解的词，就掏出字典，轻轻地翻阅。开始他不会查，就请别人指点。由于他平时很爱惜，在上海几年，这本字典的书角，没有一页卷起或破损，好象新买的一样。
一九三六年，党派人找到了岸英兄弟俩，并且把他们送去苏联学习。这本字典，随着岸英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度过了十个春秋。一九四六年，这本字典又随岸英回到了延安。伟大领袖毛主席见到学习优异、英姿勃勃的儿子，非常高兴，鼓励他继续努力学习。又经历过吴家枣园的劳动，渤海、西柏坡土改的岁月，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岸英带着字典进了古老的北京城。
时光流逝，字典旧损，书角磨蚀，岸英在学习、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九五○年冬，岸英同志毅然参加了抗美援朝，把鲜血洒在朝鲜的土地上。这本小小的字典就成为烈士终生勤奋学习、努力上进的见证而闪发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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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悲欢离合七十年
夏俊生 袁国利
今年一月十七日，中共北京市邮局党委收到一封人民来信。
信是安徽阜阳县新华公社向阳学校教师李睿达写来的，要求为他父亲李则恒寻找失散七十年的亲人。信中说：我父亲的故乡是北京，小时候被清朝炮队一管带用哄骗的手段买去做义子。不久，随他前去安徽阜阳。我祖母为了照顾父亲，要求同去，管带假装同意，但当火车开动时，却指使家仆将我祖母一脚踢下车去……信中提供的寻找线索是：祖父名叫贾西仁，当时住在北京南苑小红门一带，以卖盆为业，父亲可能还有两个哥哥。
负责小红门地区邮件投递的北京市木栖园邮局党支部，接到市邮局党委转来的李睿达的信后，立即开会进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经过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和新中国五个不同的时代，情况变化极大。李则恒已年过七旬，他父母如果活着，都上百岁了，不知名字的两个哥哥也有八、九十岁了。再说，过去的南苑小红门一带现在分成好几个公社，有几万人口，要从中找到李则恒的亲人，就象大海捞针。
李则恒老人苦难的身世，使投递员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老人这样信任我们，就是跑断腿，磨破嘴，也要帮他找到亲人！”
投递员们这家出，那家进。听说有卖盆的，就刨根问底；见到姓贾的，就查询祖宗三代。一连三天，投递员们的足迹踏遍了附近两个公社的一百二十三个生产队，走访了五百多名老人，行程两千多里。热心的社员群众，也积极帮助查找。好容易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里，打听到有个卖盆的老头，人们叫他盆贾，可是老人说，这家人已经绝户了。
投递员们都很焦急。共青团员孙建清更是心急如火。说到孙建清，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可从来没有为工作上的事情着急过。那时，他送信时也背着鸟枪。一只美丽的小鸟，就可以把他引到路边的树丛中去，忘记了满兜的信件和报纸。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他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中了毒，下决心用实际行动向“四人帮”讨还青春。几天来，他白天蹬车送信，晚上冒着刺骨的寒风，往返七、八十里到小红门一带走访社员群众。
二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他又来到小红门大队社员赵永禄家。赵永禄说，他和老哥们打听到，后街有个叫白玉坤的老人，过去跟盆贾一起跑过小买卖，说不定知道些情况。
第二天，孙建清等来到白玉坤家。七十三岁的白玉坤，五十年前同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盆贾一起贩过小猪。据他说，盆贾的儿子贾大成家后，不知去向。贾二、贾三在旧社会穷得娶不上媳妇，解放后都已相继去世。有个小儿子贾四，四、五岁时突然不见了，不知是丢了还是送了人。这个李则恒很可能是贾四。盆贾的大闺女的女儿还活着，是牌坊一队社员张万原的老岳母……
孙建清他们赶紧又赶到张万原家。张的岳母名叫陈瑞华，已经七十八岁了。她还记得：大舅有个闺女在河北省永清县。
至此，李睿达来信中提供的线索，只剩下祖母被踢下火车这个情节需要核对了。二月十日，农历正月初四那天，老王和小孙驾驶着摩托车，冒着寒风从北京向永清县驶去。他们来到仁合铺大队，找到了陈瑞华的弟弟、六十一岁的陈贺明，又找到了贾大的独生女儿、六十岁的贾秀珍。贾秀珍五岁丧母，九岁时父亲外出谋生再也没有回来，便跟奶奶一起生活。她清楚地记得奶奶曾对她说过，还有个四叔，让清兵营里当官的给拐跑了；火车开跑的当口，她还挨了清兵一脚。
贾秀珍讲的情况，可以证实李则恒就是贾四。
四月十日，一封从北京木栖园邮局发来的电报送到李则恒家里，电文是：十七日前来北京同亲人团聚。
四月的北京，春风送暖，树绿花红，十七日上午，木栖园邮局里象过年一样热闹。在人们热烈的掌声中，李则恒带着儿子李睿达、女儿李侠、孙子李浅明来到俱乐部里，同贾秀珍、陈贺明、张万原三家的七口亲人见面了。
“四叔！”“四舅！”还没等邮局的同志介绍，贾秀珍、陈贺明就扑到李则恒身上。
七十年的苦辣酸甜，一下子涌上这三个老人的心头；千言万语化成了止不住的热泪涌流。
下午，李则恒来到张万原家里。半身不遂的陈瑞华让孙子扶着坐起来，仔细端详着颧骨突出、身材高大的四舅，眼前清晰地浮起了姥爷盆贾的面容。她悲喜交集地说：“四舅，您长得跟姥爷一模一样。如果姥姥还活着该多好啊！她想您都快想疯了！”
晚上，李则恒和侄女、外甥女、外甥等十几口人济济一堂，吃着团圆饺子。乡亲们川流不息地赶来，祝贺这经历了悲欢离合七十年的亲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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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杨柳
于沙无边柳色染绿扇扇小窗，阳光镀亮洁白的粉墙；四围是长城般的金堤，门前有彩屏似的荷塘，幼儿园嵌在洞庭湖中央。驾一叶扁舟，我来到岸边，飘来的歌声止住了双桨——听，《送瘟神》此起彼连；搅沸了八百里渔村水乡，我循声把孩子们寻访。燕妹子的眼珠忽溜溜转，小辫上有一对蝴蝶飞翔；海伢子的背心象一团火，手臂儿象藕节又嫩又壮；——朵朵葵花沐浴朝阳。领唱的阿姨名叫杨柳，人们称她“幸福姑娘”。她和《送瘟神》同一天诞生，母亲乐得流下热泪千行，她落地便望见毛主席的像……解放前这里是“无儿村”，小虫吮吸人民的血浆。老人盼孙孙啊，盼枯了柳枝，壮年想儿女啊，想断了肝肠。愁云惨雾紧锁寂静的村庄……而今，家家婴啼如交响乐，唱尽了千年凄凉和忧伤；而今，人人笑语似抒情诗，把毛主席的伟绩丰功颂扬，啊，春风杨柳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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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魅力
池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