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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评所谓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
郑异凡
列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地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一生。然而,列宁这光辉的战斗历史,也遭到林彪和“四人帮”的篡改、伪造。在他们横行之时,那些帮用文人连篇累牍地炮制文章,胡说什么列宁批判“唯生产力论”,即其一例。
列宁一生反对过各种各样的“主义”、“理论”,然而,遍查《列宁全集》,在列宁批判过的对象中,却从来没有“唯生产力论”一说。《列宁全集》根本就没有出现过“唯生产力论”或“生产力论”这个词。列宁同一个不存在的“敌人”进行了战斗,岂非咄咄怪事!
被那些帮用文人奉为批判“唯生产力论”“经典”的是列宁的《论我国革命》(《列宁选集》第4卷第689—692页)。程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文就整段地引用这篇文章来批判“唯生产力论”。因此,很有必要看看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批判的到底是什么。
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一文是直接针对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而作的。苏汉诺夫是个老机会主义分子,一九○三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一九一七年参加孟什维克,俄国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是半孟什维克报纸《新生活报》编辑之一。他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间写了七卷《革命札记》,以回忆录形式逐日逐月记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宣扬孟什维主义观点。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晚,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当夜在欢迎会上发表了关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新任务的即席讲话(内容就是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四月提纲》)。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指责列宁的讲话“缺少对俄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前提’的分析,对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宣传落后的俄国不可能在西方革命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到来之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代表微弱少数的无产阶级和雇农苏维埃不能反对多数的意志和利益而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
一九二二年底和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在病中阅读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第三、四卷,接着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和十七日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篇重要文章,对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们的论调作了批驳。
列宁批驳的是什么谬论呢?是批驳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客观经济前提这个理论吗?不,列宁是承认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的。当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把这当作“口头禅”的时候,列宁承认这是“无可争辩的论点”。也就是说,列宁没有否认俄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低这一客观现实,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同苏汉诺夫之流争论。
生产力水平低,无产阶级不占居民人口的多数,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到二十世纪初,这还是一条为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公认的原理。一八九四年恩格斯在谈到意大利革命前景时指出,意大利大工业很不发达,真正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村人口远远超过城市人口,社会党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恩格斯指出,意大利的情况有如马克思一八六七年讲到德国时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页)恩格斯的这个论点后来曾被广泛引用。
对此类言论能不能笼统地斥之为修正主义呢?能不能说这就是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呢?不能。我们看到,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文中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条件”。(《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2页)对这个观点,斯大林四十年以后(一九四六年)在为全集第一卷写的序言中作了这样的解释:“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接着强调说,“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同样在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中间,是大家公认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9页)可见,认为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并非异端邪说,而是当时公认的观点。正因为这样,列宁指出,这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发展时期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并且说“考茨基式的教科书,不用说在当时是很有益处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2页)显然,列宁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社会主义要不要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生产力水平联系起来看,并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
那么,列宁为什么要斥责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呢?
列宁斥责他们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迂腐到了极点”,是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这些人已习惯于西欧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的那条道路。他们设想的正常道路,是发展生产力,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日益壮大,成为人口多数,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爆发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情况起了重大变化,他们仍然死抱着这个公式不放,这就不能不遭到列宁的斥责。
十月革命前后,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首领们无视俄国当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出于其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的本性,以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等等为借口,否定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权利,否定俄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列宁在驳斥此类指责时一再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同上,第691、692页)很清楚,列宁这里强调的是反对死抱着教条不放的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简单地背诵和重复“公式”是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的。正是因为列宁不受众所周知的“公式”的束缚,针对俄国具体情况,抓住有利时机,坚决率领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才有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前面提到的谈意大利革命的那篇文章中,在指出不可能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的时候,并没有去束缚意大利革命者的手脚,而是马上作了重要的说明:他尽管确信自己的一般策略的正确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是另一回事;这必须因地制宜地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心的人来决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92页)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决不是什么批判了“唯生产力论”的结果,而是运用革命辩证法的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十月革命的实践充分证实了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新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四人帮”的帮用文人们在引证列宁这篇文章时,恰恰只谈“革命”,而对革命胜利后,怎么利用已取得的前提(如驱逐地主、资本家)去发展生产力,追上别国人民,却噤若寒蝉。然而,这个任务是帮用文人们的秃笔所抹煞不了的。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要运用政权的力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创造宏伟的物质基础。正是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在十月革命之后,只要形势许可,列宁总是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提到首要地位上来的。
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马上提出管理俄国的任务。列宁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不久,由于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苏维埃国家不得不把军事任务放到首位。一九二○年底,俄国国内战争行将结束时,列宁立即提出把“斗争的重心逐渐转向经济方面的政治”,并且把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供应更多的煤炭,解决更恰当地利用这些粮食和煤炭的问题,消除饥荒,看作“主要的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一九二三年初,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重申了同样的思想。他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同上,第687页)列宁把经济和文化建设看作是使国家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保证。列宁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是事关社会主义命运的大事,因而在一定的时候也就成了头等的政治任务,而决不是什么“唯生产力论”。
发展生产力无罪!列宁从来没有把谈生产力的重要性,把发展生产力,抓经济建设,当作什么“唯生产力论”来批判过。他只是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无视革命的辩证法,死抱着他们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的“公式”不放,并把它作为反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借口。这是一场捍卫革命的辩证法,反对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斗争。


第3版()
专栏:

谈谈劳动定额管理和定额记工
董太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所有社队都要认真执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制度”。华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是在分配方面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一项基本措施。
多年来,“四人帮”疯狂攻击和破坏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按劳分配政策,全盘否定劳动定额管理和定额记工制,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严重的恶果。现在,必须进一步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拨乱反正,为劳动定额管理和定额记工制恢复名誉。
劳动定额管理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包括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几个方面。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合理地组织生产和劳动,最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为了这个目的,所有社队都要搞好经营管理,而搞好劳动管理正是搞好经营管理的关键。
搞好劳动管理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人的劳动在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一个生产队或生产大队里,劳动者不是单独一个人进行生产的,而是几十人、几百人互相联系在一起,为着完成共同的生产任务从事劳动。这种共同劳动的规模越大,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的分工和协作越精细,越复杂,管理工作就越重要,越要严格。劳动管理不仅要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还要体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要求。这就是要正确调节和处理人们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包括劳动计划、劳动组织、劳动定额、评工记分、生产责任制、劳动竞赛、劳动纪律,以及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教育等项工作。其中,劳动定额管理和评工记分,是劳动管理的中心环节,它直接涉及到每个劳动者的日常生产活动和集体生产的成果,直接关系到每个社员切身的物质利益。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攻击劳动定额管理是什么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农业合作化以来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劳动定额管理是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第一,劳动定额是促使社员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办法要靠农业机械化。但是,在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劳动生产率能不能很快地提高,以及提高的程度如何,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广大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了合理的劳动定额,就能有效地克服“出工一窝蜂,干活大呼隆”的窝工浪费现象,调动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技能,挖掘劳动潜力,提高工效。过去和现在的实践都证明,许多社队实行了劳动定额,工效显著提高,有的提高百分之三十、五十,有的提高一倍以上,质量也符合要求。
第二,劳动定额是合理组织生产和劳动的重要依据。有了劳动定额,就能在社员全年应完成的基本劳动日计划的基础上,比较准确地制定劳动力的使用计划,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做到各项生产用工计划既积极又可靠,大大提高劳动的组织程度。
第三,实行劳动定额有利于建立和健全生产责任制。由于每一项劳动定额都规定了工作数量和质量要求,社员在劳动中就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和要求行事;同时生产队也便于对每个社员的劳动情况进行考核,实行必要的奖罚制度。这就可以提高社员的责任心,加强生产责任制。
第四,实行劳动定额有利于组织社员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有了劳动定额,就有了开展劳动竞赛的具体要求,可以督促未达到定额的社员去努力完成定额,促使已达到定额的社员努力争取突破定额,鼓励社员群众的劳动热情,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推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蓬勃发展。
有的人看不见劳动定额管理的这些积极作用,担心实行这种管理办法(特别是定额和报酬结合在一起)会出现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现象,因而对它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对的。由于劳动定额对工作的质量作了具体规定,社员干活就有了明确的要求,多数人是会保证质量的。当然,也可能出现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倾向,但应当看到,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定额管理制度本身。只要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不论采取哪一种先进的劳动管理办法,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为了把好质量关,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它贯穿于定额管理的全过程。其次,要建立健全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和奖罚制度。只要社队干部认真抓好这两项工作,并以身作则,工作质量是完全可以保证的。
还有人怕麻烦,不愿搞劳动定额管理。这也是不对的。我们的农业是社会主义大农业,不能用管小生产的办法来管理,必须实行科学管理,而且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现代化,应当越管越细。图省事,怕麻烦,是不行的。应当认识到,劳动定额管理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凡是适宜搞定额的农活和副业生产,都要实行定额管理。
经验证明,劳动定额要简便易行,不搞烦琐哲学;各种农活通盘考虑,做到基本合理。主要农活一般定额到组,对不适宜定额到组的活,实行定额到人。每一项定额,应当是平均先进的,也就是一个中等劳动力用正常的劳动强度和技术水平,按照一定的质量要求,劳动一天所能完成的农活的数量。定额过高过低,都不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要不断总结劳动定额管理的经验,使其日益完善。
定额记工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较好的形式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由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劳动和报酬是联系在一起的。人民公社实行的劳动定额起着两重作用,它不仅是合理组织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具,而且是衡量社员劳动贡献大小,计算社员劳动报酬的依据。
按劳分配原则是通过一定的劳动报酬形式实现的。在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中,劳动报酬的基本形式是工分制。农村人民公社采取工分制这种报酬形式,要求用合理的办法,根据每个社员的实际劳动情况评工记分。评工记分的办法越合理,就越能准确地反映每个社员投入集体生产的劳动量和应得的报酬量。所以,采取什么样的评工记分办法,对于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关系极大。
农业合作化以来,许多地方采取过定额记工的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避免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定额记工是根据每个社员完成各项工作的劳动定额多少,按照这项工作的报酬标准,来计算社员应得的工分。这种办法,把劳动定额和劳动报酬直接联系在一起,不仅能充分发挥劳动定额管理的积极作用,而且还有以下一些好处。
第一,定额记工能够使社员的报酬量与实际支付的劳动量尽量相符合。定额记工制计算劳动报酬的标准,是社员实际完成的劳动量。社员劳动力的强弱、技术高低、工作上耗费的时间,以及劳动态度等等,都集中表现在他们实际完成的劳动量上,即某项工作的定额上面。用定额标准和报酬标准,就能够明确地计算出社员应得的工分。实行这种记分办法能够更好地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所以,这种记分办法,可以克服“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调动社员的集体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出勤率和劳动生产率。
第二,实行定额记工能够更好地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贯彻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首先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同时在分配上也要有一套具体有效的办法。在采用死分死记、死分活评等办法时,女社员虽然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付出了同样的劳动,但她们得到的报酬往往要比男社员少些。实行定额记工制,不论男社员或女社员,都按照劳动定额记分,只要完成了同样的劳动定额,就能得到相同的劳动报酬。
第三,实行定额记工能够促使社员努力钻研生产技术。在实行这种记分办法的条件下,劳动报酬多少与生产技术水平高低有着直接的联系。生产技术要求较高的农活,定额就高些,劳动报酬也就多些。一个社员能够经常完成生产技术较复杂的工作,其所得的报酬就多些;一个社员只能做些技术比较简单的农活,其所得的报酬也就少些。这样,就能促使社员群众努力提高自己的生产技术水平。
定额记工制在我国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早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曾经被广泛采用。
“四人帮”却把定额记工诬蔑为“工分挂帅”,这完全是胡说。定额记工,是按实际完成的劳动量计算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如果一个积极苦干的社员在一天里按照质量要求超过定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他就应当根据超额量多得工分。这是他爱护集体,为社会主义大干快上而努力奋斗的实际行动,而定额记工正是能够比较及时地、比较准确地反映劳动者支付的劳动量这种变化的实际情况,怎么能把因此多得了工分叫做“工分挂帅”呢?
“四人帮”还攻击定额记工必然“扩大差别”,造成“两极分化”,这更是荒谬的。在实行按劳分配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劳动上的差别,不论采取那种评工记分办法,都会带来劳动报酬(工分)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在消灭了剥削,实现了劳动平等、报酬平等基础上的差别,是实际劳动情况的合理反映,而且这种差别是小量的、有限度的,怎么会由此产生“两极分化”呢?
“四人帮”强加给定额记工制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就是妄图把定额记工制一棍子打死,根本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在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精神的鼓舞下,许多社队打破了“四人帮”的精神枷锁,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狠批平均主义倾向,恢复并发展了定额记工制。现在,许多社队,除少数农活定额记分到人外,大都实行“小段作业,集体包工,个人活评”、“定额到组,底分活评”,或“定额到组,活评到人”。这些记分办法,实际上是集体计件性质的定额记工制,它有利于调动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这种定额记工制,就目前我国农村的一般情况来说,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比较好的劳动报酬形式。
一个生产队究竟采取什么样的评工记分办法为宜,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经济、政治和干部等具体条件,做到因地制宜。而且,无论采取哪种办法,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认真评工记分,使劳动报酬和社员支付的劳动量尽量相符合,贯彻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既要防止差别过大,更要克服平均主义,力争兴利除弊,充分调动和保护广大社员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3版()
专栏:

《中国语文》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出版
本期《中国语文》已于最近出刊。这一期刊载了叶圣陶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一文,作者提出了长期以来语文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文章对中学里教不教文言文,以及作文教学,命题作文,批改作文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文章认为语文是工具,要做到每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语文教学的少慢差费的办法必须改变,多快好省的办法必须赶快研究。本期还刊载了黎锦熙的《对语言学科规划的几点意见》,唐兰的《文字学规划初步设想》,许国璋的《语言教学和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张家騄的《语言学与四个现代化》。唐兰的文章论述了必须努力加强文字学理论研究和建立我国固有的而又符合现代需要的科学的文字学学科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五十五个研究项目。本期还刊载了介绍《中国语文》编辑部在苏州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的一组文章。座谈会会议纪要指出,这次会议是自一九五五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以来语言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盛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六十五个单位的语言学工作者一百二十多人。各地代表用大量事实批判了“两个估计”,在分清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的基础上,代表们对今后的语言文字工作充分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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