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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的奖励促进建筑施工多快好省
——北京市六建公司一工区试行“全优综合超额奖”的调查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北京市建筑工程局在有两千三百名职工的六建公司一工区，试行了“全优综合超额奖”，取得了显著效果：全工区平均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五十三；完成的工作量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五十五点一；全员产值平均每人比去年同期多完成六百零四元，提高百分之六十六点八；竣工面积比去年同期多完成一万一千多平方米，增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四点二；工程质量优良品率大大提高；安全生产有了很大加强。多年来，一直超支的水泥和人工、管理等费用，三、四月份做到了项项节约，仅水泥一项就节约了二百一十四吨。降低成本三十九万多元，降低成本率达百分之十点八九。
“全优综合超额奖”的试行，调动了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纪律涣散、管理混乱、生产下降的现象一扫而光，工地上到处呈现一派团结战斗、大干快上的动人景象。过去，迟到早退、违犯劳动纪律的事经常发生；现在，普遍做到按时上下班、出满勤。过去，有些人出工不出力，劳动效率低，平均每天只干六小时的活；现在，当天任务当天完，不完成任务不收工。过去，工种之间、班组之间“烧火的不管砍柴；买油的不管买醋”，团结协作差；现在，经常是“杨家将一齐上”，“放下耙子，拿起扫帚”，工作上不分你我。过去，领导和职能人员，浮在上面多，深入实际少，经常忙于事务；现在，能坚持“三个面向，五到现场”，经常参加生产劳动。
“全优综合超额奖”，适合建筑业生产特点，是在计时工资基础上，围绕创“全优工号”竞赛拟定的一种奖励办法。其特点是：
（一）单位工程各项指标“全优”的，给奖。“全优工号”必须做到：一、工程质量优良；二、按时完成国家计划；三、劳动效率超过国家定额；四、材料不能超耗；五、没有重大的安全事故；六、施工管理严格，现场整洁，竣工符合使用要求。达到以上多快好省指标的进行奖励。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材料有浪费、成本有亏损和不能按时完成生产计划的，不论节约多少工，都不给奖。
（二）以集体为计奖单位，促进团结协作保全优。工地组织基础、结构、装修三种类型的联合工种混合作业队，以混合队或专业班组为计奖单位。前后方职工都有奖。后方人员奖金低于前方生产工人百分之五十。这样，既鼓励各工种间团结协作，又鼓励后方为前方服务。
（三）奖金的分配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鼓励先进。“全优综合超额奖”，以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既鼓励“全优”，又鼓励全面加强企业管理。得奖队组在奖金分配时，要避免平均主义和过分悬殊，对于劳动态度好，生产贡献大的，要适当多奖，而对于少数劳动态度差、生产贡献小的，可酌情减免，以鼓励先进更先进，后进赶先进。
“全优综合超额奖”，试行几个月来，显示出很多优越性。集中起来一句话，就是对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有利。
国家可以少花钱，多盖房，盖好房。以四机部一座宿舍楼工程为例，试行奖励前，今年一月份，八十九个人，砌一层结构，用了十八天；试行奖励后，今年三月份，六十六个人，砌一层结构，只用了十天。劳动效率提高一点三倍，质量达到优质品，做到了减人增产，工期缩短。这个工区共有四个施工队，今年三月份比去年同期多完成可比工作量四十万元，相当于多出一个五百多人的施工队一个月完成的工作量。如果这个办法在北京市建筑工程局范围内全面推广，明年可望比一九七七年多盖一倍左右的房子。“全优综合超额奖”兼顾了国家、企业和职工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而且是先国家、企业后个人，因此，这样做首先扩大了国家积累。据两个月试点的统计，共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一百二十六万多元，给国家节省各项开支四十四万多元，除去发给职工奖金外，为国家和企业提供积累三十九万多元。
加强企业管理，全面实现多快好省。要建筑工程达到“全优”，没有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不行，群众发动得不充分不行，没有科学的企业管理不行，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不行，没有工人参加管理，坚持“三老四严”的作风不行。实行“全优奖”，组织各工种的混合作业队，对一项工程全面负责，使工人群众人人关心，大家参加管理。如海洋局工地的混合作业队，三名队长不脱产，每天检查生产情况，协调工种配合，七名工人干事负责查出勤，管进度，控制用料，把住质量关，组织学习和表扬好人好事。随着各职能部门管理工作的加强，形成了群管专管相结合的管理网，使企业管理越做越细，保证了多快好省的全面实现。去年第一季度，这个工区曾亏损一万多元，今年第一季度盈余二十五万多元，仅今年三月份，就盈余了二十二万多元。
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更足了。试行“全优奖”后，大干受表扬，超额发奖金，多劳多得兑现了，鼓舞了广大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三月份全工区平均出勤率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八点一八，作业率比去年同期提高百分之六点八二。工人能每天实干八小时。许多人还要多干一小时。过去，瓦工八点钟上班，八点半才能砌上砖。现在，许多人早上七点就来到工地做准备，瓦工不到八点就能砌上砖了。由于组成混合队，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统一分配奖金，从而打破了工种界限，加强了团结协作，使工序搭接更加紧密，工时利用更加合理。架子工绑完架子又去筛砂子，木工支完模板又去打混凝土，瓦工利用上工时间顺便给木工运木料，炊事人员也利用送饭到现场的机会帮助倒砖，工地普遍出现了团结互助的新风尚。广大职工争为社会主义多作贡献，好人好事不断涌现。许多队组和职工，在创“全优工号”竞赛中，工作不分时间，干活不讲条件，劳动关心集体，施工不怕困难，他们有条件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上。发扬了大庆人的革命精神，推动了生产大幅度的增长。由于各混合队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挖掘了生产潜力，劳动效率显著提高，普遍要求减人。仅第一施工队就节余出五十一人，又组成一个结构混合队，使两年多没有力量搞的长话大楼宿舍工程开了工。三、四月份全面验收结算后，全工区平均每人每月得奖金十一元七角一分。除去由于笨重的体力劳动，多干多吃增加的消耗外，每个生产工人实际上增加五、六元收入。工人们说：“全优奖鼓励全优，多劳能够多得，我们打心眼里赞成。过去，国家钱没少花，我们工人也没多拿，生产还上不去，钱都糟踏了。实行全优奖，国家钱没多花，生产上去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善了。这么干下去，四个现代化一定能提前实现。” 张之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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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家湾社员欢迎湘乡经验
广大社员要求各行各业各级领导找出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立即订出措施，切实解决这个问题
“华主席把毛主席的爱民政策送回来了！”
“党中央真是了解咱庄稼人的心，咱想说的话，中央指示都替咱说了。”
传达中央指示的广播大会结束后，北京市通县张家湾公社沸腾了！在田间地头，在场院街道，在乘凉的大树底下，人们尽情地倾吐着多年来积压在心里的话，义愤填膺地批判“四人帮”。张家湾镇大队的一位老贫农激动地说：“这些年‘四人帮’可把人害苦了。他们高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胡说什么人民生活‘苦点没关系’，非把人们搞得喝西北风不可。可他们自己却成天吃喝玩乐，这伙吸血鬼比旧社会的地主还要厉害。华主席、党中央最关心人民的疾苦，最了解咱农民的心！”张家湾公社党委书记说：“华主席、党中央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湘乡经验批转得太及时了！”
登载中央指示的报纸一到，人们争着看，大家传来传去，一条一条学，一条一条议，越学越高兴。枣林庄大队一位青年说，过去“四人帮”横行，有许多事看着不顺眼，听着不入耳，可是你说破嘴皮子也没有用，闹不好还会横祸加身，心里憋着一肚子气，干起活来哪有劲头？中央指示这一句句，一条条，说的清楚，写的明白，都是实实在在的话，一条条都抓在点子上，说在咱们的心坎上了。牌楼营大队一个年青姑娘说，“老说年青人不安心农村，往城里跑，其实谁不热爱自己的家乡？要是农村搞好了，你拿棒也打不走，说不定城里的人还要往农村跑呢！”她说的是自己亲身的感受，提出了一个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中央指示象阵阵清风吹进了人们的心，人们欢乐，充满信心，但也有一些担心。在一次讨论会上，张家湾镇大队的钟淑敏说，毛主席早就说以农业为基础，可是“四人帮”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和党的政策，四面八方的手都伸到了生产队挖基础。现在，农村问题也要四面八方动手来解决，不要雷声大，雨点小。这些条文由谁来落实？问题不在农民身上，党中央决心大，市委怎么样？县委怎么想？公社党委又怎么做？各行各业又怎么办？张辛庄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很多问题不从上边解决不行，如请客送礼，群众早就反对，说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可现在有些事不请不送就是办不成。
在张家湾公社，人们反映最强烈，议论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开支大增产不增收，二是农业机械质量差，价格高，缺零件，买不到。
张家湾公社生产情况不错，钱到哪里去了？群众说得好：“拖拉机不好闹，不吃草，不吃料，专吃我们的人民票。”全公社机械费用开支，一九六五年是十四万元，到一九七七年增加到三十八万元。大高力庄一队有一台手扶拖拉机，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七年，共花修理费五千四百多元。人们说，我们盼机械化，又怕机械化，象这样化法，我们真化不起。张家湾镇大队农机管理员高振才，叙述了他们队花两万多元买了一台北京出厂的六○拖拉机，只用了一天就变成了“死牛”的经过。他激动地说，这是巩固工农联盟还是削弱工农联盟？到底是支农还是坑农？农民负担过重原因很多，问题复杂，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想解决问题，各行各业各级领导，必须真正重视，找出问题，查出原因，订出措施，认真落实。
人们的担心不是没根据的，过去“四人帮”对农村的干扰和祸害实在太深重了。今天，华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给人们带来极大的希望，但是只有深揭狠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政策，把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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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瓜会”上不再吃瓜
本报讯 每年西瓜上市前，北京市通县供销社总要召开一次业务会，解决西瓜后期管理问题和市场管理问题。按照多年惯例，要选购上等好瓜，让与会人员“品尝”。
今年，通县张家湾公社共种了九百八十亩西瓜，预计比往年增产两成，可卖给国家二百五十多万斤。县供销社决定今年的“西瓜会”就在张家湾公社召开。为使参加会议的一百五十多人饱餐一顿，会前派人从梁各庄一队定购了一百个西瓜，值九十多元。
七月七日，与会人员来到张家湾公社。当大家听公社供销社的同志说，这里正在大张旗鼓地宣讲湘乡经验，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时，觉得原来的想法太差劲了。主持会议的县供销社的同志也认为，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行各业努力减轻农民的不合理负担，开会吃瓜，虽是多年沿袭的惯例，花钱又由县果品经营处开支，不增加生产队的负担，但是白吃国家的东西，仍属不正之风，影响也不好。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贯彻执行中央批示，白吃瓜是错误的，不吃是光荣的，要给“西瓜会”来个革命。这个建议得到与会人员一致拥护，于是立即把定购的一百个西瓜退掉，送到收购部门。
不吃西瓜的“西瓜会”，受到当地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称赞。有的干部说，县里的同志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今后，我们也一定要刹住大吃大喝等不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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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手高指标 一手“右倾”帽
——从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遭遇看“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怎样破坏生产
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在安徽铜陵市，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大型有色金属基地。铜陵市和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原主要负责人，是“四人帮”在安徽代理人手下的一名反革命干将。他深知有色金属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从一九七○年窃据了中共铜陵市委主要负责人职位以后，便在那个代理人的支持下，积极配合“四人帮”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阴谋，把铜陵作为搞乱全省的突破口，妄图把持铜陵，要挟中央。在他掌权的短短几年间，把个大好企业糟踏得百孔千疮，生产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反革命干将使用的手法就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使用貌似革命的高指标压人，用反对所谓“右倾”、“保守”的帽子整人，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广大干部、群众通通打倒，横加迫害，以达到他破坏生产、破坏革命的目的。
根据公司的干部、群众揭发，一九七○年，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各矿的铜金属产量是一万八千五百吨。一九七一年，按公司原订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加上一处新矿山投产，铜产量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大约能产铜二万四千吨。可是，那位反革命干将一上台，不经过任何有关方面讨论，便在冶金部一九七○年召开的一次会上夸下海口，说是“为了埋葬帝、修、反”，要使全公司一九七一年的铜金属产量和粗铜产量分别达到三万吨（简称“双三万”），五年之内还要翻一番；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惜“以血换铜”。他这个超越实际生产能力的高指标传回到铜陵，立即引起市和公司许多熟悉矿山生产的老干部和老工程技术人员的强烈反对。那位黑干将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全然不顾这些。他高喊“‘双三万’就是路线”，把拥护还是反对他搞“双三万”作为区分是非和识别干部的标准，拥护的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反对或提出不同意见的，就是“右倾”，“保守”，“刮冷风”，“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公司的原副经理是在铜陵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只因说了句“要接受过去的教训，要注意矿山生产规律，不能杀鸡取蛋，只顾眼前”，就被扣上“右倾”、“复辟”的帽子，立即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拉到全市批判、游斗。凤凰山矿的原副矿长，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工程师，他不同意在凤凰山矿投产的第一年就强行开采超过设计能力的铜量，也很快被当成“右倾典型”和“绊脚石”撤职调离。仅是一个凤凰山矿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先后被那位黑干将撤职的党委书记、矿长、副矿长等主要负责干部就有十二名之多。
铜陵市的许多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眼见大好矿山在那个黑干将的倒行逆施下，年复一年地遭到破坏，十分愤怒，多次和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九七四年三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中共铜陵市委常委中的四名老干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两次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省委控告他。可是，由于当时的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正义的控告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公司党委被迫改组，党委中的六名老干部，有五名被扣上“复辟派”、“回潮派”、“走资派”等帽子，撤离了领导岗位。留下的一名也被扣上“笑咪咪的走资派”帽子，作为“反面教员”，从第一把手降到第六把手。公司所属的二十四个厂、矿、处的党委领导班子，彻底改组了二十个；三百多个基层党支部领导成员被撤换了三分之二。不少老工人也因为对“双三万”提出过不同意见，被荒唐地当成“走资工”、“走资兵”加以排斥。与此同时，那位黑干将在他的主子支持下，在铜陵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把一大批紧跟他干坏事的政治投机分子、野心家、打砸抢者，硬塞进各级领导班子，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他那个假左真右、破坏矿山的“双三万”高指标。
“四人帮”在铜陵的那个黑干将不仅把大批革命干部、技术人员和老工人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加以打倒，而且把国家根据矿山生产规律制订的一整套开发矿山的政策和原则，也当成“右倾”、“保守”的框框加以否定，把矿山的生产秩序完全打乱。例如国家规定开矿必须“采掘（剥离）并举，掘进（剥离）先行”；必须经常保持一定的“三级矿量”，使之有后备采场，不搞“无米之炊”。为了保护和充分利用矿石资源，国家还规定了贫（矿）富（矿）兼采、难易兼采等开采原则。这一切，他都认为是“保守”的框框，实现“双三万”的“绊脚石”，一概加以反对，强制推行他那个重采轻掘、光采不掘、乱采乱挖的错误方针。他到处鼓吹“少搞一些掘进出不了大乱子，天也不会塌下来”；说什么“一米掘进不搞，挖出矿石来算真本事”。为了实现“双三万”高指标，他强令各矿成立“采矿会战指挥部”，把大批掘进队伍和机械设备，甚至连负责矿山基建工作的井巷公司工人，也都拉去搞“采矿大会战”，还派出他的心腹爪牙坐阵指挥。他强迫工人专挖富矿，哪里有富矿就到哪里挖。只要挖出矿来就是“好样的”，那个队就是“铁班子”、“钢班子”，就受到表扬。反之，干部、工人稍有违抗，不同意他那样蛮干，他就破口大骂：“苏修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见了富矿不挖出来，留给苏修吗？”他还胡诌什么“抽烟要抽好烟，吃包子要挖心子，是人之常情”等谬论，为他强迫工人挖富丢贫进行辩解。他甚至恶狠狠地对一些干部、工人说：“到年底完不成任务，敲掉你们的牙齿来凑数！”
在这个既猖狂又愚蠢的“四人帮”黑干将的瞎指挥下，铜陵有色金属矿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的短短两三年间遭到严重破坏。好多处矿山的井下采场成了“蜂子窝”，光是铜官山矿井下一千米以上的大空洞就有二十多处。一九七一年才投产的凤凰山矿富矿矿体已采到负一百二十米深部，贫矿矿体还停留在正十米水平，基本上没有开采，成了个跛足的畸形儿，从此大伤了元气。全公司在这期间，由于重采轻掘或是光采不掘，掘进欠帐达二万多米，剥离欠帐四十二万多立方米，使生产能力骤然下降一半。好多处老矿床被采空，新的采场没有准备出来，出现了生产脱节，“等米下锅”的紧张、被动局面。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强行实现那个耸人听闻的“双三万”和“翻番”指标，那个黑干将完全不顾工人死活，驱赶工人到一些高温高硫区、危险工区，甚至巷道没有建成，通风、供水、运输设施都还没有搞好的地方去采矿，高喊要“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要“不惜以血换铜”，夺取“双三万”。有的干部提醒他“要注意安全生产”，他暴跳如雷，骂那个干部是“怕死鬼”，“刘少奇的‘活命哲学’流毒没有肃清”。他甚至高叫：“现在怕‘以血换铜’，将来打起仗来就可能当逃兵、叛徒。”完全是一派胡言！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铜官山矿的一处采场因为乱挖富矿形成大空区，造成顶板塌落，四名工人当场牺牲，四名重伤。事故刚过，他驱车赶到那里，一不看伤亡的工人，二不慰问死者家属，三不研究如何处理事故，却气势汹汹地跑到派班室里，歇斯底里地大叫：“哭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还要继续‘以血换铜’！”许多工人怒不可遏地说：“这家伙，别说党性，连人性都没有！”这次事故过后不到半年，这个矿的宝山采区，又因为井下采空，地表突然陷落，当场死了两名家属工。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间，各矿类似这样的恶性事故竟有几十起！
科学是无情的，违反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铜陵有色金属公司在那个黑干将的倒行逆施下，一九七一年虽然勉强拿到手三万零五百吨铜金属，但是矿山却遭到空前的浩劫。一九七二年以后产量直线下降：一九七二年产铜二万七千吨，一九七三年产二万五千吨，到一九七四年便只有一万一千五百吨了，只相当于六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倒退了十多年！新投产的凤凰山铜矿金属产量由一九七一年的一万吨，一下掉到只有一千七百吨。一九七六年，整个铜陵矿区的人员、投资、设备比一九六○年增加将近一倍，每吨矿石的开采成本却提高了近一倍，每吨粗铜的生产成本高了近两倍。更严重的是，有成百万吨的铜、铁、硫等矿石资源在掠夺性的开采过程中白白丢失，其中光是铜金属的损失就有三、四万吨。除此以外，由于前几年的破坏，矿山本身要恢复元气，实现稳产高产，至少要进行三年左右的艰苦努力。
铜陵的干部、工人还愤怒地揭发，那个黑干将及其帮兄弟们在高喊工人“以血换铜”的同时，贪赃枉法，为非作歹，暗地里大搞其“以铜换酒”的卑鄙勾当。他们拿工人用血汗换来的铜走后门，拉关系，千方百计找题目吃喝。仅是一九七六年，这帮人就挥霍浪费了近三万元。
粉碎“四人帮”，矿山得解放。铜陵有色金属公司的许多富有经验的老干部重新回到了各级领导岗位，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好的传统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今年上半年，全公司的粗铜产量、铜金属产量、掘进进尺和剥离量都超额完成计划，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清查工作、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很大成绩。我们仿佛听到了铜陵矿迈着坚定的步伐不断前进的脚步声。
新华社记者 高 洁 田学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