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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
《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对当前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今年七月出版的第三期的《文学评论》发表了署名周柯的评论文章：《拨乱反正，开展创造性的文学研究评论工作》。文章对当前的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
文章首先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曾经遭受“四人帮”的灾难性的破坏。“四人帮”伙同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沉重枷锁，使人动辄得咎，造成了文艺园地的荒芜冷落。正象毛主席在一九七五年的谈话中所说：“怕写文章，怕写戏。”“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打倒“四人帮”，文艺大解放。新时期的总任务向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提出了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力求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所建树，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为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为迎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作出新的贡献。
文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科学是一门创造性的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这门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和毛主席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这门科学。列宁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我们的纲领》）毛主席也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也是如此，它不能停滞不前，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向前推进。
文章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发出必须重视研究现状，必须重视研究历史，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指示，对于今天的文学战线，也同样适用。关于理论的研究，文章说，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及其发展历史，要进行真正认真的学习和研究；要批判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歪曲和庸俗化；要着重研究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伟大贡献，完整地建立我们自己的、结合我们民族特点的、并且是有所丰富和发展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科学。
文章认为，文学研究评论战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及其种种谬论，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文章批判了“四人帮”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散布的假左真右的谬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有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既要坚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又要保证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天地，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艺多方面的需求。
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文艺来源于生活，它必须真实地再现生活；当然，它又要比生活更高、更美、更典型。但是，“四人帮”却把文艺反映生活的真实，诬之为修正主义的“写真实”论；他们高喊“反对写真人真事”，实际上就是反对文艺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鼓吹所谓“主题先行”论，所谓“从路线出发”论，都是赤裸裸地主张文艺可以离开生活而凭空捏造。取消了对文艺的真实性的要求，也就是毁灭了文艺。我们必须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混乱，联系实际，切切实实地探讨、阐述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文章说，二十年前，毛主席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周总理在阐述这个创作方法时指出，必须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这是对中外文艺史上两种主要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的总结和发展。“四人帮”提出所谓“三突出”的“原则”，妄图抵销和篡改这个创作方法，把那些违背和歪曲生活的东西，冒充作“革命浪漫主义”，把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冒充作“革命的理想”。今天，我们在批判“四人帮”的“三突出”谬论的同时，必须深入地探讨、研究、阐述和宣传这个创作方法。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学工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即针对“四人帮”所造成的混乱，当前文艺创作在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前提下，应该更加强调现实主义方面，还是更加强调浪漫主义方面，或者两者都需要强调。探讨这些问题，显然对文学创作的实践是有益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打着“创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旗号，提出“三突出”、“三陪衬”、“三对头”等一套僵死的公式和教条，把英雄典型的塑造引进了死胡同的罪行，认为应当结合创作实践，结合我们解放以来对塑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总结经验，深入探讨和研究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塑造问题。
文章指出，“四人帮”把所谓“黑八论”作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代表性论点”，强加给革命文艺界。谁都知道，“黑”，是反革命的象征语。把大部分是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哪怕是有错误的意见，统统说成是“黑论”，这就首先必须推倒。其次，就每个具体问题而言，情况也很不相同，有的是莫须有的，是“四人帮”杜撰的，有的是根据个别同志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随意引申的，有的在出现的当时就受到革命文艺界的严肃批判，有的虽然是有错误的，当时革命文艺界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但它可能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意见，不能一概否定。“四人帮”挥舞所谓“黑八论”的棍子，从反面提醒我们：应该对被他们强烈攻击的某些问题或某些问题的某些方面作认真的研究和剖析，以便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在谈到“四人帮”对“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文学历史作的否定和歪曲时，文章认为，首先必须揭露“四人帮”歪曲和污蔑鲁迅的卑劣伎俩，批判他们在鲁迅研究工作中散布的种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谬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有众多的战友和同志，“四人帮”用“架空鲁迅”的恶劣手法把鲁迅描绘成“孤家寡人”，从而达到他们否定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同时也就否定鲁迅的罪恶目的。我们必须进一步廓清这方面的流毒，对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和著作，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价。其次，要为现代文学的一些作家作品恢复名誉，无论《子夜》、《家》，还是《林家铺子》、《雷雨》和《日出》，这些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东西。被“四人帮”扼杀的作品，要为它平反；我们自己批判错了的，也应纠正。至于对某些有争论的作品，包括解放以后出现的有些作品，也可以用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动辄一棍子打死。
文章在批判“四人帮”对中外文学遗产的否定和歪曲时指出，对“四人帮”胡诌的那个一部文学发展史就是“儒法斗争史”的谬论，还必须深入地进行批判。“四人帮”给一部分《红楼梦》研究者加上种种罪名，特别是那个所谓“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罪名，是彻头彻尾的诬陷，必须坚决推倒。毛主席曾经对《水浒》这本书有过评论，“四人帮”出于他们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毛主席的评论作了篡改和歪曲。究竟应当如何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对《水浒》的评论？应当怎样评价《水浒》这部古典文学名著？这是一个可以而且也应该讨论和研究的问题。对外国优秀的古典文学遗产，特别是被“四人帮”长期封存禁锢的十九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我们也应当恢复其历史地位，给予应有的正确评价。
文章认为，在批判“四人帮”的同一目标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之间有不同意见，你那样看，我这样看，都是正常的。在批判和讨论中出现一些不同的意见，也都是可能的。但不能允许继续散布“四人帮”的反动观点，毒害人民。
文章认为，文学研究评论工作者要敢想、敢说、敢做，要敢于创新。在学术研究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四平八稳，人云亦云，或者是搞一阵风、一窝风，都是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的。要冲破“四人帮”为了钳制舆论而人为地设置的种种“禁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维护完整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坚持六项政治标准，那么，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禁区”。任何问题都是可以研究和探讨的。
文章说，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允许人家讲话，讲了错话也不要紧，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就是了。对于学术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既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还要允许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保留自己的意见。在科学问题上，一项发明创造，常常要经过十次、百次、甚至千次的失败，为什么在文艺问题上，就不能允许有一两次的失误呢？为什么犯了一次两次错误，就该一棍子打死呢？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应该造成一种民主的空气，在学术问题和文艺问题上，尤其需要民主。
文章强调指出，要特别注意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一条重要的政策界限。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在文学评论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但不能把学术探讨中的争论、不同意见或者某些错误的意见，都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更不要把人民内部的政治和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敌我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掌握好这些政策界限，否则，就不可能开展学术活动，不能活跃思想，也就不能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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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芜湖市恢复发展小商品生产
新华社合肥七月十六日电 安徽芜湖市恢复和发展小商品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前几年市面上看不见的小商品，现在又摆上了各个商店的货架子。
芜湖市原是安徽省小商品生产比较集中的城市，最多时小商品品种达到一千三百余种。其中象“芜湖三刀”，（菜刀、剪刀、剃刀）以及皮鞋、保温瓶、家具、铁锅、羽绒、竹器、精铝制品、桅灯、童装等，在省内外都享有声誉。这些小商品，都是千家万户日常生活离不了的。但是，“四人帮”却胡说“生活好了会变修”，千方百计破坏小商品的生产，结果前几年许多小商品从芜湖市面上消失了。最严重的时候，减掉的小商品达四百余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那时，在芜湖买一口铁锅，需要街道、单位出证明，然后拎着破铁锅，排队换回一张锅票，再拿着锅票去排队，才能买回一口锅。
粉碎“四人帮”后，芜湖市工业部门批判了“四人帮”的胡说八道。大家指出，小商品虽然花工多，产值小，利润少，但烧饭要用锅，吃饭要用碗筷，针头线脑千家万户少不了。恢复和发展小商品生产，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安排好，就能使人们集中精力去进行新长征。他们调查了全市小商品生产情况，批判了“重大轻小”的错误思想，把转了产的厂、社，减少了的品种，丢掉了的传统产品，逐步恢复过来。一年多来，全市已恢复和新增小商品二百余种。有一种适用于冬季野外工作人员的套脖子帽，投入市场后受到广大农民和野外作业工人的热烈欢迎。一位南陵县的农民买到后，爱不释手，高兴地说：“今年冬天搞水利冻不着耳朵了！”
前几年，小商品生产上的形式主义流毒也很严重。为了显示服装的“革命”，颜色和样式千篇一律；为了表示毛巾、手帕、枕套、玻璃器皿、搪瓷制品等有“革命内容”，用标语、口号代替花色品种、图案设计。现在，芜湖市正在扭转这种局面，各种珍禽花卉、秀丽山川，又出现在小商品上了。芜湖工艺绣品厂生产的枕套，以前花型少，群众不欢迎，年产两万对还要积压。现在，花型不断增加翻新，年产六万对仍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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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
这个“马蜂窝”能捅掉吗？
黑龙江省嫩江县邮政局科洛支局积压报刊、信件和邮件的现象，已经有几年了，简直成了惯病。
有一次，我们订户一天收到了十四天的《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和《黑河日报》，足足一大包。是我们这儿交通不便，导致报纸积压成灾吗？我们调查，嫩江县邮政局天天都及时分发，由邮押员乘公共汽车，一天一趟送到科洛支局。原来，这些报刊是被这个支局关了“禁闭”。
这个邮政支局不仅担负着成千上万的报刊投递工作，还担负着山河农场、科洛公社等单位共二万多人的邮件投递任务。他们常常十天半月才送来一次信，从这个支局往外发的信也常常不能及时寄走。支局门口挂的两个信箱经常塞得满满的，再投进一封信就会挤出一封。这个支局共十多名领导和职工，对我们焦急地盼望报纸、盼望亲人来信的心情，他们大概连想都不想。
两年前我们曾给这家支局贴了一张大字报，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年复一年，原来怎么积压现在还是怎么积压。我们准备再给他们贴大字报。有人说：“越贴他们积压越厉害，干脆忍了吧。这种情况县局也不是不知道。科洛支局是个捅不掉的马蜂窝。”现在给党报写这封信，问问这个“马蜂窝”能捅掉吗？ 黑龙江省山河农场 高遇生 焦永顺 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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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这种工作态度行吗？
河北省峰峰矿区十一个公社，报纸、杂志、信件、邮单常常不能及时送到收件人手里。有的邮递员腿沉脚懒，想了许多“巧”办法：一是捎，让上学的孩子、劳动的社员往回捎；二是攒，两天或几天送一次；三是建立“转运站”，让别单位替他代劳。
一九七六年从河北省曲周县寄来李庄一封信，一个月零十一天才收到。学校订的《红小兵》刊物半年收不到，到邮电局去寻查，邮电局的同志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扔在你面前。新庄大队因经常收不到报刊，学校负责人给矿区邮电局写了一封提意见的信。负责这条邮路的邮递员大发雷霆：“你们告我的状，告吧，越告越不来。”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邮递员进村了。
义张庄大队共订报纸、杂志十二种二十五份。从一九七二年起，邮递员在离这个大队五里路的义井砂货厂北车间设立了“转运站”，长达六年多时间，几乎没有往这个大队送过报刊。
大队不得不从一九七五年起，给捎报纸的社员每个月记三个工。这样每月的报纸才能收到三分之二多点。同志们说：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邮电局这种工作态度行吗？
邯郸市峰峰矿区
刘武群 路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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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好人好事
新长征路上的“铁脚板”
湖北省宜昌县樟村坪公社邮电支局乡邮员、共产党员丁应南，今年四十八岁。他参加工作二十六年来，一直战斗在海拔一千三百多米的大山区，跋涉在崇山峻岭中的羊肠小道上，把报刊、信件、包裹及时送到山村。他曾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出席过县、地、省劳模大会。
他负责从邮电支局到茅湖岭大队这条邮路。邮路全长二百一十九里，三十一个投递点。三日一班，每班要过一百○八条溪河，爬十五座高山，是全社最长的一条邮路。
今年元月，大雪覆盖，溪河结冰，班车停开。元旦的报纸转到邮电支局，已是元月五日下午三点半钟。是当天就出发，还是第二天赶早走呢？老丁想：元旦社论要尽早让干部、群众看到。他用塑料薄膜包好邮件，带了个手电筒，背上几十斤重的邮包，迎着寒风，拄着棍子出发了。一路上，摔倒了多次，爬起来再走。来到黄马河大队已是深夜十一点半钟了。老丁成了个“雪人”，但元旦社论却提前一天送到了干部和群众手里。
从三堡垭大队到大荒头大队，中间隔着一条有名的陡槽河。这里河水湍急，山洪爆发就无法通过。四月的一天，老丁来到三堡垭大队，已是下午四点半钟了。按惯例要在这里住宿，第二天再走。这时天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刹那间，大雨下麻了山。老丁心想：如果不迅速赶过河，将会被洪水隔在三堡垭，邮件就不能准时送到群众手里。他顾不得休息吃晚饭，又朝前赶路，终于抢过了大河，不一会山洪咆哮而来，冲走了渡口的木桥。老丁看着汹涌的洪水，虽然饥饿疲劳一起袭来，但是，他为赢得了时间感到无限欣慰。从这里到第一个投递点，还有十五里的大上坡路。老丁继续前进。当老丁满身汗水地来到投递点时，已是深夜十点多钟。干部群众都伸出大拇指说：“老丁真是个‘铁脚板’”！
老丁不仅按规定的投递点投递好报刊信件，给群众代办汇款、代订报刊杂志，还为不顺邮路的贫下中农捎带办事。黄马河大队三生产队有个七十多岁的军属老大娘，儿子在西藏服役。大娘家离投递点有七里多路，往返一趟十五里。一九六八年以来，十年如一日，每当老大娘的儿子寄回钱和包裹，老丁总是亲自送到大娘手里。前不久，老丁给大娘带了三十元钱汇款，走到黄马河，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雨。“今天不送，下次带来，又要积压三天。”“还是要去！”老丁淋着大雨，摸黑去了。
老丁常说：“群众需要办的事，都是我应该做的。”
湖北宜昌县樟村坪公社革委会
边明亮 陈传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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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综述
有些邮局的工作要改进
本报编辑部不断接到工人、公社社员、干部、教师、学生、解放军指战员来信，批评一些邮局的投递工作。
一、投递不及时和差错
一些地方，邮局两、三天或六、七天送一次报纸。河南省淮滨县张庄刘绪德订的《光明日报》，两年来没有一个月送够过，每月平均少三、四份，多时少六、七份，而且少的都是有重要学习材料的。
四川农机厂曹邦信说，他们厂公家和私人订的不少杂志和画报，经常是邮局工作人员自己或借给熟人看够了，翻旧了，才送到厂里。每年各种杂志和画报第一期里的日历图片，几乎全部被拿走了。
山西省机械工业局赵加积反映，洪洞县赵城邮电所常常把电报译错。他们是驻该地区的工作队，半年内收到七份电报，就有六份译错或发错。例如，去年十二月一日，他们队小赵收到太原发来一份电报，说：“加力双力溜需住院……”，看完电报，小赵莫名其妙，十分焦急。后来家里又来了信和电报，才知道他妹妹加丽从宜昌得病回来。
读者特别对杂志投递慢和丢失不满。交通方便的地方，很多还是在出版后一两个月收到。边远地区常常隔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当然，有的杂志有时不能按期出版，但投递不及时是一个重要原因。
读者对信件投递不及时、出差错甚至丢失很有意见。内蒙古郭灿城说：“我的老家广东郁南县连滩公社的亲人，于二月二日寄一封信来包头，而且是航空信，我到四月十五日才收到，整整两个月。”辽宁铁岭龙山公社于伟光反映，本县内邮一封信有时用十天时间。有的因信件经常收不到，造成误会，引起家庭不和。江西王秀群远离家乡几千里，去年半年没有收到家信，引起家庭矛盾。后来收到一封挂号信，才知道已经来过四封信，可他一封也没见。
二、邮件丢失严重
不少群众反映邮局工作制度不严，邮件丢失情况严重。有的包裹全部丢失，查无着落。有的包裹中东西被抽去一部分。山西长治市工人赵桂荣一九七八年元月从上海寄回四个被面，家里仅收到三个。同厂工人李世刚往家寄的一个包裹中，缺了毛料裤和尼龙袜等。广西上林县覃潘芬说：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他内弟从山东嘉祥县纸坊邮局寄给他一块手表，至今查无下落。冶金部宋建说：他离北京只有三十六公里，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四月，从上海、北京、贵州寄给他的书刊、资料、信件、电报有七件未收到。长江航运管理局芜湖分局寄南京一百本小学生用的练习本也丢了。
三、有的地区邮局网点少
来信反映，不少地区邮局网点适应不了需要。有的公社方圆百里，仅有一个邮电所，投递员也很少。有的新建地区，距离邮局远，去邮局一次往返需一天时间。河北王强如说：他们那里是个新矿区，距县城十多里，一个邮政信箱都没有，原有一个还被取消了，报纸信件都得自己到邮局去取。无锡油泵油嘴厂新建住宅区，职工订了报刊，邮局不管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