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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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先进不护短 着重批和帮
湖南省委帮助安乡县委从虚报粮食产量的错误中分清路线是非,吸取经验教训,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共湖南省委对安乡县委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挫伤群众积极性,引起连年减产的错误,既严肃认真地揭开盖子,解决问题,又热情帮助他们深入揭批“四人帮”,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公开向群众检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湖南省委处理这个事件的经验说明:解决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将干部革职并不是唯一的方法,他们的这种作法也是一种典型。
连续两年谎报
产量造成严重恶果
安乡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取得很大成绩。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四年,粮食产量由三亿四千多万斤,上升到五亿八千多万斤,棉花产量由六万一千多担,上升到十二万八千多担,成为全国第一批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可是,从一九七五年以来,连续三年减产,一九七七年全县粮食总产比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前的一九六九年还低。
中共湖南省委对这个县的问题十分重视。去年冬天,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和省、地其他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先后两次来这个县参加劳动,分别召开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和县委领导成员座谈会,广泛听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接着派出了强有力的省、地委工作组,进一步调查研究,终于弄清了安乡三年减产的原因。
一九七五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和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安乡县的粮食减产了。在“四人帮”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影响下,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为了保荣誉,保地位,错误地认为:这一年春天,省委在这里开了现场会,现在报减产对上“不好交代”;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安乡的代表发了言、表了态,现在报减产“影响不好”;这一年,年轻的女干部刘淑元同志刚接任县委书记,如果报减产,新干部的“面子不好看”,老干部也不“光彩”。因此,他们就谎报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产一百万斤。不少干部和群众对谎报产量的错误做法很不满。早在早稻收割后不久,县委办公室的同志曾把全县早稻减产的真实数字报告了县委一位副书记,他不仅不考虑,反而斥责是“刮冷风”、“粮食问题上的阶级斗争”。晚稻收割后,县委几个负责人不顾减产的实际情况,让公社按“略有增产”的调子上报全年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一些公社多报了粮食产量四千多万斤,比县里虚报的产量数字还少八百多万斤。这时,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又分头到下边“做工作”、“挖浮财”。县委一位副书记“启发”安德公社党委书记李国扬同志多报产量,李国扬同志不同意这种错误作法,坚持如实上报。县里便背着他硬给这个公社多填报了六十九万斤的粮食产量。就这样,全县虚报产量五千零一十四万斤。
安乡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曾设想:今年多报了产量,有了亏空,明年把生产搞上去,就可补上“窟窿”,“暗打暗消”了。结果适得其反,一九七六年粮食产量又比一九七五年减产了近两千万斤。他们又将国家的奖售粮、定销粮统统算作自产粮,多报了产量二千八百零七万斤。
安乡县委连续两年谎报产量,造成了严重恶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挖空了储备粮,购了“过头粮”,拉平了社员口粮,降低了社员的收入。这样,党和政府规定的粮食政策遭到破坏,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影响。一九七七年粮食产量下降到四亿三千多万斤,比他们原先要“保”的一九七四年的产量少了一亿四千多万斤,下降百分之二十四,不仅没有完成征购任务,还给社员生活造成了困难。群众意见很大。有的社员说:“增产不喜,减产不愁,‘三超’无底,储备无用”,“吃的只管吃,吃了有救济,懒的只管懒,困难有贷款”。
通过整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
中共湖南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常委会,研究如何解决安乡县的问题。大家认为,安乡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造成的“内伤”确实深重,必须严肃认真地解决,才能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
怎样解决安乡县的问题?有些同志认为,这个县是全省著名的学大寨先进县,如果公开发动群众揭矛盾,怕搞坏先进县的名声,建议内部批评教育。省委常委的看法是:过去安乡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那时是名副其实的学大寨先进县。一九七五年,受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出了一些问题。有问题就要揭露,有“内伤”就要医治,有流毒必须肃清。这是真正爱护先进单位,不让他们继续垮下去的唯一途径。因此,对问题只能揭,不能捂,更不能“暗打暗消”。
要揭露矛盾,要解决问题,是采取将干部革职的组织措施,另派干部,还是着重搞好思想整顿,帮助教育干部?省委常委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有关指示,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们逐一分析了县委领导成员的情况,特别是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了县委一把手刘淑元同志的情况。刘淑元同志是一九五四年著名的防汛抗洪劳动模范,有一定的乡、区、公社和县的工作经验,过去深入群众,参加劳动,挑着孩子下乡蹲点,历来表现是好的。这几年,受“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背上了先进的“包袱”,图虚名,多报产量,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损失,错误是严重的。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她积极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政治斗争,愿意改正错误,紧跟华主席继续长征。省委认为,对这种深受“内伤”的干部,要立足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揭矛盾,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思想路线,克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凡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就是好同志,不能轻易革职。
为了帮助安乡县委提高认识,省委决定把县委常委全部集中起来整风,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彻底揭开盖子,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省、地委主要负责人同他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华主席、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一起揭批“四人帮”。毛致用等同志一个一个地找县委常委谈心,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他们分析所犯错误的教训和根源。县委领导成员之间,推心置腹,开诚布公,互相帮助。经过认真整风,县委领导干部思想上打开了
“一把锁”,从“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了。过去,县委把三年连续减产的原因推到客观上,用他们的话来说:“输在秧苗上,缺在肥料上,差在管理上”。通过整风认识到,这几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有些生产措施脱离实际,是造成减产的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领导班子思想路线不端正,虚报浮夸,破坏了党的政策,挫伤了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过去,说大不说小,说多不说少,掩盖矛盾,隐瞒错误,一害了国家,二害了人民,三害了自己,今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面对面听取干部群
众批评引出好结果
县委常委整风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千家万户。广大干部和群众原来对县委的错误早有察觉,不少人怀着关心和爱护的心情,打听县委对自己的错误是怎样认识的,担心象过去那样不从思想政治路线和作风上吸取教训,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就在这时,县委常委的集中整风结束了,当晚就召开了电话会议,把整风的情况传达下去。接着又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县级各部、办、局负责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县直机关干部大会,县、社、队三级干部会,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如实地讲自己是怎样虚报产量,怎样把路线搞偏了,怎样把党的优良作风败坏了,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面对面地听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批评和帮助,进一步提高了认识。然后,又把检讨的内容和改进作风的措施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县委领导成员还分别到自己的“点”上汇报整风的收获,检查自己的错误。一九七五年,刘淑元同志在安康公社蹲点,曾动员公社党委多报产量。如今,她又来到这里蹲点,想起三年前这件事,思绪万千。一天,她在公社党委会上,公开检讨了那年让公社、大队说假话的错误,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在这期间,县委负责同志除了在本县讲,还到省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向出席会议的几百名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讲了所犯的错误和教训,对各级领导干部震动很大。
端正路线一身劲,甩掉包袱一身轻。县委负责同志经过上上下下这么一讲,得到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在常委扩大会上,讲到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时,心情非常沉重,眼睛也湿润了。在场的人深受感动,有的说:“刘淑元同志讲的是实在话,认识了错误,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了。”还有不少同志在县委检查后,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支持他们大胆工作。安宏公社党委书记丁普庭同志,放弃看电影的机会,找刘淑元同志谈心。他说:“你不要抬不起头来,我们对县委是相信和支持的。过去安乡县有成绩,得荣誉,我们有份;后来你们犯错误,全县减了产,我们有责任。你们应当振作精神,鼓起干劲,带领全县人民前进。”刘淑元同志说:“我觉得检讨一次,脑子清醒一次,包袱减轻一次,搞好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安乡县委在开门整风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越来越深刻,检讨时不是躲躲闪闪,而是和盘托出,真正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同时,坚持真理,大胆领导,带领群众向不良倾向作斗争。这样做,威信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过去县委对错误总是捂着,群众有意见,常常“顶牛”。比如,他们批评社队干部“不听话”,干部却批评他们“主观主义,瞎指挥”;他们批评社员“出工不出力”,社员却批评他们“破坏政策,影响了大家的积极性”,等等。现在干部和社员心情舒畅,非常支持县委的工作,上下“顶牛”的现象没有了。有位原来讲真话,挨批受气的同志,曾经要求调离这里,如今他主动找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县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了希望,我愿在安乡干一辈子”。还有的同志带病工作,抢挑重担。县委负责同志劝他们住院治疗,他们却说:改变安乡的面貌,夺回三年的损失,不只是县委几个领导人的事,是全县人民的共同责任,我们虽然患病,也要多尽一份力量。
坏事引出了好的结果。记者在安乡采访的日子里,深深感到全县人民对“四人帮”流毒的气,已经变成了大干快上的力,到处可以见到上下团结战斗,革命生产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一批两打三整顿”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新局面,农业第一线兵强马壮,形势喜人。去冬今春,全县农田基本建设完成土石方一千多万方。今年油菜籽获得较大幅度增产,小麦、蚕豆也获得了丰收。早稻底肥多,插秧质量好,种植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三万多亩,苗齐苗壮。干部和群众兴奋地说:今年的大好形势,是深入揭批“四人帮”,整顿领导班子,克服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丰硕成果,把安乡搞上去,大有希望。 本报记者 石德连 刘见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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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按照党中央规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办事
都匀县废除各种“土政策”
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热烈欢迎县委拨乱反正的决定
新华社贵阳七月十六日电 贵州省都匀县废除农村中各种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坚决按照党中央规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办事,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前几年,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都匀县农村出现过好多不符合党的政策的“土政策”,有些打着批资本主义的旗号,限制社员搞正当的家庭副业,有些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强行砍掉多种经营;还有的用罚粮、扣发布票等办法迫使群众种某种作物或某个品种,等等。这些“土政策”形“左”实右,侵犯了群众利益,也害了集体和国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纷纷写信和上访,要求县委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废除各种“土政策”。中共都匀县委对此十分重视。今年三月,县委发出一个清理、废除“土政策”的文件,又从县直属机关抽调了五百多名干部,由县委领导亲自带队,深入各个区、社,具体帮助和指导这项工作。
为了纠正和废除“土政策”,都匀县委首先把党的各项经济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干部和群众,发动大家深入揭批“四人帮”假左真右、破坏党的经济政策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认清“土政策”的危害性。前几年,迎恩公社、栗木公社党委担心完不成烟叶种植计划,规定生产队少种一亩烟叶就罚粮食二百斤,结果种植计划仍然没完成,收上来的“惩罚粮”,粮食部门不收,公社又无处存放,弄得党委伤透脑筋。县委用这样的事例对干部进行教育,使人们懂得“土政策”并不是搞好工作的法宝,而是卡群众、破坏生产的“紧箍咒”。它脱离群众,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两个公社的干部也表示,一定要接受经验教训,不折不扣地按党的政策办事,并把收上来的“惩罚粮”全部退给了生产队。
县委在全县摸清“土政策”的底细以后,根据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旗帜鲜明地宣布废除,同时对群众所受的损失作了补救或退赔。去年,栗木、羊列、坎固等公社修建办公室等公用设备,本应由县、社公家拨款拨料,可是他们却随意向生产队摊派劳力和物资,不付报酬,不给钱。群众说:生产队是棵棕树,剥得快剩下光杆杆了。县委发现这个问题,立即责成这几个公社公开检讨,并且宣布废除乱摊派的“土政策”,还从县财政收入中拨款如数补还给生产队。
都匀县委在废除和纠正“土政策”的同时,教育基层干部不折不扣地按中央的规定办事。明英公社永丰大队的社员素有养羊的习惯,平均每户养羊二至三头。一九七六年,大队党支部怕羊损坏集体的庄稼,下令把羊全部杀掉或卖掉,搞得社员吃不到羊肉,减少了收入。今年四月,在县委帮助教育下,大队党支部宣布废除了这条“土政策”,大力宣传按照中央的规定,允许社员养羊,并且发动群众讨论,订出了社员养羊夏秋季节实行圈养,冬春季节实行拴养的措施,解决了养羊与损坏集体庄稼的矛盾。
在纠正和废除“土政策”的过程中,县委明确提出,“土政策”是“四人帮”假左真右造成的恶果,帐要算到“四人帮”头上,干部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了就好。同时县委还反复向群众讲清,当时县委对“土政策”未加制止,也有责任。这样做,就促使一些基层干部解除顾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主动地纠正和废除“土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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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小氮肥厂降低煤电消耗竞赛
浙江省名列第一
新华社北京电 全国小氮肥厂今年以来降低煤、电消耗的竞赛,最近已经揭晓。浙江省名列第一,其次是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安徽省等。
同本省历史最好水平相比,浙江省生产一吨合成氨平均少用煤三百九十六公斤,少用电三十一度。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能达到浙江省现在的水平,全国小氮肥生产一年就可以节煤五百万吨,节电二十亿度。
通过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其他地区的小氮肥生产也取得了降低消耗的初步成绩,一季度全国的煤、电耗用量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十点七和百分之十二点二。
随着煤、电消耗的降低,各地小氮肥企业正在出现扭亏增盈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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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副主席会见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代表团
会见后耿飚同志宴请阿吉雷同志率领的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七月十六日电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耿飚,最近在北京会见了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阿吉雷率领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代表团。李副主席对代表团的同志们访问我国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同他们进行了十分亲切的谈话。
会见后,耿飚同志宴请了代表团。
耿飚同志在宴会上祝酒时说,阿根廷革命共产党自一九六八年诞生以来,积极投身于国内的革命群众运动,坚持反帝反修斗争,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沿着马列主义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前进。他对阿根廷革命共产党成立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阿吉雷团长祝酒时谈到了代表团在中国行程八千公里的访问,他说:“我们看到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领袖华国锋的周围”,“看到了十一大提出的初见成效的目标已经实现。”
他说:“我们党完全赞同三个世界的理论,热烈支持你们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的各项决议,以及大会提出的战略决策和总任务。”
阿吉雷团长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目前最富有侵略性和危险性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世界大战将是不可避免的。他接着说,只要各国人民认清这种危险,有所准备,积极斗争,最终将不是超级大国消灭人民,而是人民消灭超级大国。
会见和宴会始终在兄弟般亲切气氛中进行。
参加会见和宴会的还有:中联部副部长申健、张致祥等。
代表团已经离开中国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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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先进典型
中共湖南省委实事求是地解决安乡县虚报产量,破坏粮食政策,造成连年减产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真正爱护先进典型的好经验。
在如何对待典型的问题,实际就是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严重的斗争。毛主席亲自为我们树立的大庆、大寨两面红旗,早已成为全国人民自觉学习的榜样,带动着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另树修正主义的“样板”,疯狂反对一切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先进典型。对他们的“点”,无不采用颠倒黑白、捏造事实的卑劣手法,大树特树,吹捧得好象“点”上的月亮都比别处的圆,谁要说一个“不”字,什么“反对新生事物”、“对抗正确路线”、“反对首长”等等罪名,就强加在谁的头上,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影响恶劣,流毒全国,严重破坏了毛主席历来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虽然被粉碎了,但“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对待先进典型这个问题上,也很必要肃清流毒,医治内伤。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先进典型也不例外。要真正爱护先进典型,一定要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既要旗帜鲜明地表扬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和先进思想,又要帮助他们揭矛盾、肃流毒、找差距,使先进更先进。几年来,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不少先进典型不信邪,敢于抵制“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风雨中,更加显示出先进典型的革命本色。大庆、大寨就是许多先进典型的代表。同时,也应该看到,确实有那么一些原来比较先进的典型,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受“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跌了跤子,落后了,甚至变成“老大难”了。对这种问题,是压群众,捂盖子,隐瞒错误,还是依靠群众,揭开盖子,肃清流毒,端正路线?前者,美其名曰“爱护典型”,实质上是弄虚作假,抵制正确路线,坑害典型;后者,则是实事求是,有问题就揭露,有“伤”要医治,这是真正爱护先进典型的积极态度,也是对一切先进典型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才能使原来的先进典型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湖南省委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先进单位中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坚决纠正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端正思想政治路线,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安乡县的作法的普遍意义在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规定的各项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安乡县委书记刘淑元同志把自己所犯错误和盘托出,在领导班子里讲,在三级干部会上讲,到群众中讲,真正吸取经验和教训,理所当然地得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她威信不是降低了,反而提高了;群众的情绪不是低落了,而是更高了,把受“四人帮”的气,变成大干快上的力。这一发人深醒的事例,很值得犯错误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也应该引起领导机关注意,正确地对待先进典型。
抓好典型,不是个局部问题,而是影响全局和带动全局的问题,是深入揭批“四人帮”和实现社会主义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各级党委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和培养先进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全盘。对“四人帮”及其在各地区、各部门的代理人所制造的假典型,要一律推倒,并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对“四人帮”打击和陷害的先进典型、英雄模范人物,要尽快恢复名誉,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特别要联系各条战线受“四人帮”影响最深,造成危害最大的问题,运用典型,进一步澄清是非,以夺取揭批“四人帮”伟大政治斗争的全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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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派出调查组
专题调查研究农村经济政策问题
新华社南宁七月十六日电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转发的湖南省湘乡县委关于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的经验和转发这一经验时所作的重要指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在组织全省广大干部认真学习讨论的同时,专门从区党委政策研究室、农村政治部和财贸部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三个农村经济政策调查组,分赴平东、忻城、灵山等县,进行专题调查研究。
调查组出发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乔晓光和大家一起研究,订出了八个调查题目。这八个题目是:一、关于如何减轻生产队的负担,减少非生产人员、非生产性开支问题;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政策需要进一步解决哪些问题;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奖售问题、社员正当家庭副业产品的收购问题;四、生产队发展多种经营问题,什么是社员正当家庭副业问题;五、如何解决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计划管理)中一些界限问题;六、进一步发展集体和社员生猪生产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七、加强社队企业管理和收益使用,需要解决哪些政策问题;八、农村集市贸易管理问题。在调查中,要注意研究自治区过去规定的有关农村经济政策,以便及时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修改。同时,注意了解干部、群众中提出的其他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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