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不畏劳苦勇攀高峰的光辉榜样
——马克思怎样写作《资本论》
宋洪训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著作。一百多年来，它象黑夜里的明灯，照耀着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把写作《资本论》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一部《资本论》凝结着马克思四十年的心血，是他一生科学研究的辉煌成果。
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道路更是坎坷不平。各国反动政府迫害他，资产阶级的奴仆们诽谤他、打击他，贫困、疾病折磨他。马克思的夫人燕妮这样说过：“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
马克思研究经济理论是从一八四三年开始的。那时，马克思担任《莱茵报》主编，曾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就促使他发愤研究经济问题。马克思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认真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在一八四三年到一八四七年四年当中，马克思摘录了七十个不同作者的著作，写了二十四本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笔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中反映了出来。
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欧洲大陆上掀起了革命风暴，火热的革命斗争使马克思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以后侨居伦敦，直到逝世。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养成了写读书笔记的良好习惯。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读过和做过笔记、摘录的书有一千五百多种，写的笔记本，包括手稿、摘录、提纲、札记至少有一百多本。凡是和政治经济学有点关系的学科，他都细心地研究过。据拉法格回忆，为了写英国劳工法的章节，马克思对图书馆里所有英国和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蓝皮书”是当时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们的资料。那些饱食终日的议员自然没有“空闲”去看那样枯燥的大部头报告，有的议员就把它当废纸出卖，有的议员把它当作手枪射击的靶子，根据子弹穿透的页数来测量手枪的威力。可是，马克思却从这些“蓝皮书”中，收集了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有关女工和童工劳动、夜班工作等丰富资料。
正当马克思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理论的时候，一些庸俗民主派对马克思进行无耻攻击，说什么何必整天钻在书堆里自寻烦恼呢！马克思无情地反驳说，这些“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自然不需要用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
马克思认为，一部系统的经济理论著作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他有责任完成这部经济巨著。为此，他经常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马克思白天到英国博物馆阅览室工作十小时，晚上回到家里写作到深夜。英国资本家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的血汗，逃避法律上对工作日的限制，常常让工人们在一个工厂或车间做完工以后，再转到另一个工厂或车间去做同样时间的工。这种非法的制度，当时称为“换班制度”。马克思风趣地说：“就象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把‘换班制度’用在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在自己的身上。”的确，马克思曾经为工人们的八小时工作制而不倦斗争，可是他自己的工作时间往往比八小时还多一倍多。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年代里，贫困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一家经常几个星期只能吃点面包和土豆。有时候，穷得连买报纸、信纸的钱都没有，寄一份手稿的邮费都付不起。家里的人病了，无钱请医买药。小女儿死了，买不起棺材。有时甚至不能出门，因为衣服都在当铺里。真象列宁说的那样：“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由于长年过度的劳累，马克思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马克思经常是病魔缠身，起先患肝病、神经衰弱、身上长疖子、坐骨神经痛，后来又患胸膜炎、肠胃病等。但是，马克思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一切障碍，坚持经济理论的研究。
象马克思那样有才华的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也许可以谋得一个“肥缺”，过着舒适安闲的生活。但是，马克思始终忠于自己的事业，而决不让资本主义社会把他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一八六五年，当马克思处于贫困境地时，普鲁士官员布赫尔写信给他，要他担任《普鲁士国家通报》驻伦敦的金融问题记者。布赫尔在信中说什么，凡是一生中想对德国有所影响的人，就得投靠政府。马克思痛斥了布赫尔的卑鄙企图，并给了普鲁士反动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不！
一八六七年九月，《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了。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商品开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秘密，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从而粉碎了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胡说，在理论上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称为“二十五年中以无比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科学”。马克思对科学的态度确实是十分严谨的，对自己的作品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论是花费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心血，只要发现里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就毫不吝惜地加以改正或删掉。他总是细心地研究不断出现的新资料和新文献，分析实际生活中的新事实和新情况，反复修改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因此，凡是他所引证的事实和数字都是经过多方面核实的，即使是反对他的人也从来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考核的事实上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在自己对自己的结论尚未满意前，在自己尚未确信已经没有一本有关的书他未曾读过，没有一个反对意见未被他考虑过，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
马克思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对于前人的思想，都重新探讨和研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能够继承前人的优秀的思想成果，克服前人的弱点和错误，在科学上取得极其光辉的成就。
《资本论》第一卷很快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工人中间广为传播。马克思认为，《资本论》能为广大的工人群众所理解，是对他的劳动的最好“报酬”。
马克思以后几年一直继续从事《资本论》其余各卷的工作。但是，频繁的革命斗争活动占去了马克思许多时间，健康状况不好也常常使马克思不得不中断工作。马克思不顾这一切，带病加紧工作。正如他自己说的：“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马克思生前没有来得及出版《资本论》其余各卷。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三刻，马克思安详地躺在安乐椅上与世长辞了。他的书桌前，还摊着正在修改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
马克思在自己顽强战斗和不倦学习的一生中，对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甚至在数学领域也是这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由衷的喜悦。
马克思对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非常钦佩，对达尔文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十分重视。一八七三年六月十六日，马克思为了表示对达尔文的敬意，把一卷《资本论》德文第二版赠送给达尔文。达尔文收到《资本论》以后，给马克思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承蒙寄赠巨著《资本论》，谨致谢意。竭诚希望对政治经济学这门高深而又重大的学科能有较多的了解，以无愧于您的礼物。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诚期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
“四人帮”给自然科学贴上阶级的标签。在“四人帮”的影响下，某刊物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称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且根据并非真实的“史料”对达尔文加以攻击。他们闭眼不看达尔文给马克思的这封信，却把达尔文一八八○年十月十三日给马克思的女婿艾威林的信当作给马克思的信而大做文章，说什么“硬是用他那副黑眼镜挡住真理的光辉”、“吓得连忙拒绝”等等。从达尔文给马克思的热情的信中，人们不难看到，达尔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严谨的科学性和马克思所从事的事业的崇高目的给予了完全公正的评价。
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时，马克思在序言中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句有口皆碑的名言，既是马克思对自己一生科学研究的生动总结，也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对我们的谆谆教导。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光辉榜样，将激励我们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攀登科学的高峰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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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论做“伯乐”
马端
邓副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的讲话里，特别强调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人才的问题。尤其是领导者，应该争当“伯乐”。当“伯乐”是好事，却也是个难事。能不能当“伯乐”，不只是一个水平问题，方法问题，首先是个立场问题，出发点问题。当“伯乐”必须大公无私。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就不会真正把它当做大事和急事来抓。说这个问题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着革命的利益，影响着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好，如果没有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去攻克一个一个的难关；没有大批有真知灼见的组织者、领导者带领群众去冲锋陷阵，我们的宏伟目标就可能落空。同时，这个问题也关系着我们的长远大业。十年、二十年以后，那些人顶事？三十年、四十年以后，什么人当家？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人总是要老的，班总是要交的。然而直到现在，有的人对这个问题并未引起重视。究其原因，有的是缺乏革命的责任感，反正自己“官不大也不小，钱不多也不少，孩子安排都很好，没急”。这种人如果不转变立场，是不会去当“伯乐”的。也有的人认为，“到时候自然有人接班，这是自然规律”。有什么人呢？他很少考虑。还有一种人认为，“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是给后辈打底”。岂不知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就应该包括选好接班的人才。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宰相，他帮助齐桓公治理齐国。但是管仲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选好接班人，致使他死后齐国大乱。这当然只是个比方。我们一些人的工作单位，无关这么大的局面，但即使是个小单位，如果你一走，工作马上就乱，也说明你没有注意培养人才。有些人在为革命发现人才这个问题上漫不经心，而为自己子女的“前途”挖空心思，东奔西跑，当个大事去奋斗。这不正表明缺乏革命责任感，缺乏大公无私的精神吗？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就不会坚持正确的人才标准，也不会发现真正的人才。我们所说的人才，是指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人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才。我们的选才标准，只能看是否符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和需要。有私心杂念的人是坚持不了这个标准的。他是不是不要标准？不是，他也有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看和他自己的关系好坏。只要和他关系好的，就认为是“人才”，拚命地吹、拉；和他关系不好的，就拚命往下踹、压。这样的标准，只能发现“亲朋友好”，不能发现社会主义的人才。当然，只要是人才，和自己关系好的人也可以荐选，为革命事业，可以不避亲，问题是有的人只把“亲”当成标准。第二个标准是看对领导的态度，也就是看听不听领导的话。如果有人好对领导提个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那他就是“最不理想”的人。其实，真正的人才，都好钻个道理，问个是非，因此，他们不随声附和，才能在某些方面有真知灼见。这和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专跟领导对着干的人是根本不同的。倒是有的人，不认真研究问题，工夫专用在讨好领导上，听领导的口气说话，看领导的脸色行事，只要是领导讲的，无论对、错，都是“好好好，是是是”。重视这样的人，难道是我们选人才的标准吗？不是，这是旧社会主子选奴才的标准！“四人帮”选人就是用这个标准，所以他们选的人，在主子面前都是奴才，干起工作都是庸才，讨好主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得势就搞法西斯独裁。我们决不能这样。我们应当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条件作为标准。我们对一个人的评定，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和工作，决不能凭个人的片面的印象。这不仅关系到能否发现真正的人才的问题，而且是个提倡什么，引导人们向什么方向努力的大问题。
选人才并不是要求选全才。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正象一台机器有各种部件和零件，有的起这种作用，有的起那种作用。但一台高质量的机器，它要求部件、零件件件优良，否则就会影响运转。人才也不能要求一个规格，一种模式，有的人全面一点，有的人只有一门专长。假如我们用党委书记的标准去衡量科学技术人员的领导水平，或用科技人员的标准去衡量党委书记的业务能力，就很难找到“合格”的人才。一切才能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一个人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实践的范围有限，常常是“这头长，那头短”。如果要求样样都长，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所谓“知人善任”，就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们也说短道长，但他说短是为了否定长，否定长就是否定了人，这怎么能为革命事业发现有用之才呢？
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不去做艰苦的工作，人才就发现不了。因为人才本来存在于群众之中，他不过才能多一点。一定的实践范围造就一定的人才，但是，一定的实践范围又往往限制才能的发挥。因此，有些人才在他未被发现之前，可能并不十分突出，常常被人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没有“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工作，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奋斗精神，即使人才在你眼皮下，也难认出。要发现人才就得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从各方面进行了解，进行全面的历史的了解。
“知人”是为了“善任”。当然不“知人”就谈不上“善任”，但“知人”并不等于“善任”。古人讲：不知人，害也；知人不用，害也；用而不任，害也；任又以小人参之，更害也。可见“知”和“任”并不是一码事。既然“知人”是为了“善任”，为什么有人却知而不任呢？据说有些怕。怕什么呢？一曰怕“用不准，出问题，担责任”。这要看出什么问题，一般的错误，谁也难免，人只能在不断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出大的问题怎么办？人是变化的，谁也打不了保票。我们要求的是荐选人，而不是叫你做保人。除了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谁也不会提这样的要求，所以这个怕大可不必。二曰怕“得罪一些人”。用谁都有人反对，要看什么人反对，多少人反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有的人出于个人原因反对，这无关大局；有的人由于误解或随声附和反对，这要做工作；确有那么些人，你用他时，他不能干、不肯干、不会干，你用别人时，他反对。依了这种人，那就大家都别干。这种人得罪一下是应该的。三曰怕“冒尖了容易翘尾巴”。确有一些人，由于领导的重视，地位的变化，尾巴就翘起来了。这也不要紧，翘尾巴就敲尾巴，就是加强教育。四曰怕“威望不高，水平不够，拿不起来”。水平是在斗争中提高的，威望是在工作中形成的。既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也要靠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我们选人的路子对头，工作做得深入，多数人经过一段时间是可以提高水平和威信的。如果确实差距太大，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再动员他下去，做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也是对革命负责，也是对他关心，免得他“受罪”。所以这个怕没有必要。五曰怕“飞了”，“提得太高，叫得太响，被人发现，会给调走”。调走有什么不好？如果到别处工作比在你这里更能发挥作用，那不正是我们发现人才的目的吗？如果你发现的人才都被人家要走，在不同的地方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不正说明你的工作有方，眼力不错，功绩很大嘛！目前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这里有人才不用，或者大材小用，调到别处为党去做更多的工作，有什么不好呢？不用又不放，这个怕是不顾大局。
所有这些怕，归根到底，还是怕影响自己，还是没有做到大公无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单位，每个领导者，都有责任为国家培养人才。我们无产阶级应该有这样的胸怀：看到人才辈出，应该高兴，因为说明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如果有人超过了你，就更应该高兴，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说明我们的事业可以不断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是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完成这个革命，需要大批的千里马，更需要有“伯乐”。让我们树立公心，放开眼界，争当“伯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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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
吕绍宗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的文章。这篇由“四人帮”的心腹策划炮制出来的文章，用极“左”来亵渎革命，反过来又用革命来美化极“左”。它既充当了对邓小平同志诽谤中伤的凶恶打手，又扮演了为林彪、“四人帮”所煽动的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击鼓助威的可耻角色。
这篇文章跟着“四人帮”的对抗中央、另搞一套的指挥棒转，把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为贯彻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指示所作的大量工作，攻击为“许许多多反攻倒算、翻案复辟的言行”，然后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为一条罪状，大肆谩骂和攻击，胡说什么：“反‘极左’，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反对文化大革命。”
反极“左”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吗？否！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林彪、“四人帮”煽动的极“左”思潮是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有什么可能来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这不恰恰是同党的基本路线“对着干”吗？
在这篇文章看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极“左”；进行文化大革命，极“左”更不可少。这是何等的荒唐离奇！
任何革命，都是将生产力从阻碍它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下解放出来的社会变革。解放生产力，既是社会革命爆发的原因，也是社会革命胜利的必然结果。否则，即使口号叫得再响亮，斗争形式再激烈，也断然不能称之为革命，甚至可能是反革命的复辟倒退。
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是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和深入。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它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这些矛盾，促使生产力以更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促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更加强大。这种革命与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不需要、也不容许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叫嚷什么“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颗粒不收也没关系”，这样的“革命”，怎能发展社会生产力呢？这跟社会主义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国广大人民正是从党的基本路线遭受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遭受破坏的教训中，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的反革命本质。不批极“左”，让“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继续毒害人们，各级领导机关就会处于瘫痪状态；不批极“左”，让林彪的“革原来革过命的命”的叫嚣继续毒害人们，我们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就会横遭迫害；不批极“左”，让所谓“反对奴隶主义”、“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任意泛滥，工农业生产就要破产；不批极“左”，让“揪军内一小撮”的谬论任意泛滥，军队就会瓦解；不批极“左”，听凭“修正主义苗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白专道路”这些棍子继续摧残我们的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人员，我国就会倒退到愚昧野蛮状态；……总之，不批极“左”，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就有付诸东流的危险。可见，批判极“左”，完全是革命所必要的。
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竟使得“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如此大动干戈，这就证明，“四人帮”和林彪一样，不用漂亮的革命词句来掩盖他们的野心，不用极“左”的叫嚣把人们的思想搅混，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就无法实现。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正好批到“四人帮”的头上，疼在他们的心里。这就是《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一文充当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打手和极“左”思潮卫道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