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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面清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的农村经济政策
西藏制订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
据新华社拉萨七月十四日电 西藏自治区党委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清理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的农村经济政策，研究制订了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受到广大翻身农奴的热烈欢迎。
今年四月，区党委派出了四个调查组，深入山南、日喀则、那曲等主要农牧区调查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调查结果表明，一九七五年西藏全区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以来，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农村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县、公社和生产大队从生产队抽调的强壮劳动力过多，无偿平调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物资和牲畜，加重了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一些地方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按劳分配的政策不落实。群众说：“牛头和羊头一个样，真叫人泄气。”因此，严重影响了社员的积极性。
针对西藏农村中存在的这些问题，西藏自治区党委专门召开了有各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会议，制订了二十二条《关于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要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今后国家动用民工和县、社抽调生产队的劳动力组织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必须控制在整半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以内，严格防止一平二调，努力减轻生产队的负担。任何部门和单位一律不准以任何形式平调生产队的资金、土地、牲畜、农具及其它生产资料，不准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无偿平调的，要坚决退赔，妥善处理；各生产队要民主评定每个人全年应完成的基本劳动日和基本投肥任务，要合理组织使用劳动力，实行定额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评工记分要体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反对平均主义，保证多劳多得；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民主理财制度，资金、物资管理制度。生产队的财会工作，每年秋收分配前，要有领导、有组织地进行一次大检查；认真贯彻“三兼顾”原则，在正常年景下，要保证百分之九十的社员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不减少收入。社、队超产可以适当“多留多吃”；自留地要由社员自己经营，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家禽。根据藏族群众的生活特需，允许和鼓励社员饲养黄奶牛，所产的酥油，国家不予派购；对历年的超支欠款，要认真清理，干部和职工家属要带头归还欠款；建立必要的奖励制度，奖励那些对集体贡献大的作业组和社员个人；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队干部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
会议以后，西藏自治区各级领导干部立即纷纷深入基层，认真贯彻这个文件的精神，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党中央关于转发湖南湘乡县的经验的重要指示下达后，西藏农牧区又进一步掀起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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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
依法逮捕刘结挺张西挺
“四人帮”在四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张，率领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疯狂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和华主席，诬陷邓副主席；残酷迫害干部，仅县级以上干部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百多人，筹划组织武斗，仅三次所谓“武装支泸”，就打死二千多人，打残八千多人。广大群众热烈拥护逮捕这两个大乱四川的祸根
新华社成都七月十四日电 新华社记者范眭报道：经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批准，四川省六月二十四日召开全省批斗广播大会，依法逮捕了“四人帮”在四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参加大会的一千多万人，一致拥护党中央关于依法逮捕刘、张的英明决定。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长期以来追随林彪、“四人帮”，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诬陷敬爱的邓副主席；秉承“四人帮”的意志，在四川省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给四川的建设事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刘结挺现年五十九岁，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他的老婆张西挺，现年五十一岁，一九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入党。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曾分别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委书记。在职期间，夫妻合谋，滥用职权，打击同志，制造了不少错案、冤案，严重破坏党纪国法，受到了撤销职务、开除党籍处分。
文化大革命中，刘结挺、张西挺以所谓“受迫害者”的身份，打起“造反”旗号，投机钻营，窃取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职务，疯狂地破坏党，破坏社会主义，破坏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庇护、怂恿下，他俩率领着一小撮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纠集了仇视人民的阶级敌人，大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风，为所欲为，私设监狱、公堂，残酷迫害干部，许多革命干部被整病，打伤，打成残废，甚至被活活打死。据统计，仅县级以上干部被他们揪斗迫害致死的就有一百多人。他们秉承大叛徒江青反革命的“文攻武卫”“指示”，在四川大打“全面内战”，刘结挺叫嚣：“现在是谁打得赢就是谁的天下”，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武力解决”。他们先后在宜宾、绵阳、万县等地区筹划组织了大规模武斗，其中仅三次“武装支泸”，就打死二千多人，打残八千多人。刘结挺、张西挺还竭力鼓吹林彪、“四人帮”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刘结挺自称“我要当省军区第一书记”，积极策划和指挥篡夺军权的阴谋活动，并指使帮派势力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干部，抢劫枪支弹药，杀害解放军干部和战士。
一九六九年底，毛主席、党中央对刘结挺、张西挺在四川的问题作了处理。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进行恶毒攻击。一九七一年，党中央撤销了他俩在四川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在中央对刘、张问题继续进行审查的过程中，他俩不仅拒绝悔改，反而伺机翻案。现已查获，他们送给“四人帮”的黑信、黑状、黑材料达十三件之多。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六日，张西挺在写给王洪文的两封黑信中恶毒诬陷邓副主席。刘结挺在写给江青的两封黑信中，叫嚣“坚决打倒这两个人（指赵紫阳同志和赵苍璧同志）”，“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象过去斗地主、恶霸一样清查还在走的走资派，把他们批倒批臭，把他们篡夺的权力全部夺过来。”一九七六年三月，“四人帮”在四川的资产阶级帮派的一个头目，挟持省委两位书记“上京告状”，刘结挺、张西挺和这个帮派头目密谈，面授机宜，撑腰打气，叫他“吸取过去教训”，“注意斗争策略”。同年六月，刘、张又煽动成都的帮派分子要“解决省委的问题”，即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同时，唆使帮派同伙上书“四人帮”，请求“四人帮”让刘、张重新上台。
“四人帮”被粉碎后，刘结挺、张西挺又为“四人帮”的罪行辩护，恶毒地攻击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隔离中，继续对抗审查，拒不认罪。他们俩把每次的审问和群众的批判，都记录下来，装订成册，准备变天。他俩还肆意侮辱监护人员。
四川人民对这两个破坏四川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魁祸首，无不切齿痛恨。去年八月，党中央决定将刘结挺、张西挺隔离审查，交群众批斗。消息传来，全省广大人民群情沸腾。从去年八月到今年二月，根据群众的要求，先后把他们押到成都、重庆、宜宾、南充等地进行了五十三次批斗，共有一千三百多万人参加了批斗大会。受害群众以大量确凿的事实，进行了血泪控诉，群众高呼：“向刘结挺、张西挺讨回血债！”
中共四川省委清查办公室根据群众的揭发检举和内查外调的结果，进一步掌握和落实了刘结挺、张西挺的大量反革命罪证。事实证明，刘结挺、张西挺是四川省资产阶级帮派分子的总头目，是“四人帮”在四川的总代表，是大乱四川的祸根，是双手沾满四川人民鲜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党中央批准逮捕刘结挺、张西挺的英明决定，受到了四川省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极大地鼓舞了四川人民抓纲治蜀、大干快上的决心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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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把刀”调动了社员的养猪积极性
——广西实行肥猪派购“购一留一”政策的调查
一九七○年以前，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人民公社或社员养的肥猪，统一由国营商业部门收购和宰杀，按比例发给出售肥猪的集体或社员三成肉的肉票，少数县发给四成或五成肉的肉票。集体单位或社员拿肉票，可以到商店买肉。群众把这种只有国家掌握杀猪刀的办法，叫做“一把刀”的办法。实践证明，在现阶段，这种办法不利于调动集体或个人养猪的积极性。一九七一年，部分县开始试行肥猪“购一留一”的政策，集体或社员每向国家交售一头肥猪，可以得到一张自宰一头肥猪的准宰证，养猪人手里也有了握刀杀猪权，自宰猪的猪肉允许上集市出售。群众把这种办法叫做“两把刀”的办法。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一把刀”和“两把刀”这两种办法在全自治区同时并行。实践的结果证明，“两把刀”的办法更有利于调动集体和社员养猪的积极性。桂平县原来积极坚持“一把刀”，结果，一九七二年，全县在肥猪购销中亏损了一百三十六万多元，还欠社员六十多万斤肉票的肉，终于在一九七三年三月改为“两把刀”了。一九七四年以后，全区统一实行了“两把刀”。
实行“一把刀”时，广西每年都是吃外省调进的猪肉。据统计，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的五年中，广西吃过十一个省调进的猪肉，折合猪一百零七万头。实行“两把刀”以后，肥猪多起来了，开始由调入猪的省变为调出猪的省。近三年来，每年可调出四十万到五十万头（包括出口）。这个变化反映了两种政策的两种不同的结果。
广西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是从现阶段广大农村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的实际出发的。这种政策，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比较好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然而，在“四人帮”假左真右的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有的同志对实行“两把刀”的政策，至今还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地为“两把刀”叫好。问题的焦点是，实行“两把刀”的办法，个人留下的猪，往往比卖给国家的猪大。因此，有的人顾虑，这么一来，国家收购的猪少了，农民吃的肉多了，社员留的猪进入集市出售，会助长资本主义。
其实，这种种顾虑，是因为没有作实际调查的结果，在思想方法上则是一种形而上学作祟。首先，全自治区实行“两把刀”的办法以后，国家收购的猪多了而不是少了。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年间，全区每年收购二百多万头肥猪。一九七一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每年都超过了三百万头。更重要的是，实行“两把刀”以后，国家只供应非农业人口的吃肉，农业人口吃的肉，国营商业不负责供应，由社员自宰猪供应了。原来社员养的肥猪，都要拿国家的奖售粮；实行“两把刀”以后，社员自留部分的猪，国家也不支付奖售粮了。这样，国家负担减轻，社员没有意见，国家收购的猪上调和出口的比例却大为提高。玉林县新桥公社是个历年养猪较多的地方，实行“一把刀”时，国家收购上来的猪，在当地销售与上调出口的比例约为一比一；实行“两把刀”后，逐步变为一比四、一比五、一比六，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
社员留的猪进入集市贸易，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呢？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是宪法上允许的。他们养的猪，在完成肥猪派购任务以后，把自留的一头猪或肉拿到集市上出售，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布匹、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完全是为买而卖，怎么会产生资本主义呢？相反，社员养猪的积极性高了，集市贸易上的猪肉多了，肉价就会稳定，有助于防止发生那种哄抬肉禽蛋的价格，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活动。
实行“两把刀”农民吃肉是不是多了呢？当然，比起实行“一把刀”的办法农民吃的肉是多了一些。这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猪肉增多，群众生活逐步改善的必然结果，是好事，不是坏事。
广西的实践证明，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政策。毛主席曾经指出：在分配问题上，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要给生产者个人以必要的利益，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主动性。毛主席还曾经批评那种竭泽而渔，脱离群众的政策。“两把刀”的政策具有鲜明的政治观点，群众观点，生产观点。这种政策，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又照顾了群众的利益，因此能更好地调动集体和社员的积极性，发展养猪事业。生产决定消费和流通。猪养多了，国家才能多收购，多供应城市人民吃肉。养猪多了，又可以促进农业的生产。而农业的发展，又是养猪事业大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所以，“两把刀”的政策，是同“四人帮”的那种怕群众富裕、竭泽而渔的政策，根本对立的。广西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两把刀”的政策，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发展生产，群众很满意。这样的政策，应该为它叫好。
当然，在今天，农民毕竟还存在着小生产的思想残余。集市贸易也毕竟还可能产生消极的作用。这种残余的小生产思想和集市贸易的消极作用，同社会主义思想，同国家利益，是有矛盾的。广西在实行“两把刀”政策以来，很注意解决实行“两把刀”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一、对有些社员交售给国家的猪比自留猪小的问题，自治区革委会着重强调对社员加强思想教育，同时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开始，自治区革委会把收购肥猪的标准由一百二十斤提高到一百四十斤到一百六十斤，奖售的饲料补助粮，实行超重超奖。
二、加强市场上买卖猪的管理。规定八十斤以上的架子猪不得上集市交易，以防止有人把小猪养成架子猪时卖掉，而不完成向国家交售肥猪的任务。
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取缔无证私宰、一证多宰及买卖准宰证等活动，把社员自宰猪的买卖都纳入市场管理范围之内。
新华社记者 黄绍进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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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交战线肃清“四人帮”流毒的严重任务
本报评论员
工交战线从思想上、政治上、路线上完全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打死苍蝇，并不等于消灭了细菌。而细菌不消灭，我们健康的肌体仍然会受到侵袭，“四人帮”的幽灵，仍然可能在新的气候、新的土壤中借尸还魂。肃流毒一次二次不行，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有效。石油系统尚且如此，其他部门，特别是那些“重灾区”、“重灾户”更可想而知了。
肃流毒，一定要象大庆、石油部那样，敢于联系本单位、本部门的实际。要抓住“四人帮”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问题，逐一进行批判。如“四人帮”全盘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的问题，就是流毒最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必须充分发动工交战线广大职工进行反复深入的批判。
文化大革命前工交战线的十七年，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还是漆黑一团，这是我们同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林彪、“四人帮”搞乱工交战线，全盘否定十七年，鼓吹“同十七年对着干”。我们要拨乱反正，彻底澄清是非，也要从这个问题入手。
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林彪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叫嚷：工交战线要大破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第二种观点，工人阶级是好的。林彪扬言不打破这两种观点，就没有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四人帮”同林彪一唱一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胡说，工厂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以后又进一步说，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企业已经改变了所有制。叛徒江青狂叫，不能说工矿企业比文教战线好。
工交战线真是一团漆黑吗？历史事实给了林彪、“四人帮”有力的回击。众所周知，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为全党制定了进入城市后依靠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进行经济建设的路线和政策。全国解放以后，全党就是按照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路线和政策进行战斗的。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九六○年，毛主席作了关于“鞍钢宪法”的重要批示；一九六一年，毛主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工业和其他各条战线都要有自己的条例；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工交战线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和批准的。正是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到一九六五年，已经初步建立了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机器制造、汽车、拖拉机、航空、电子、造船等等部门比较齐全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基础。
显然，林彪、“四人帮”全面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路线”这个事实，把工交战线十七年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其矛头是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是要把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来批，以便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为了否定十七年，还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对着干”的反动口号。他们明明是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干”，却偏偏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在对待干部问题上，林彪把文化大革命歪曲成“是对干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是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四人帮”则炮制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把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统统打倒。在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上，林彪诬蔑工农只知道“发财”；“四人帮”则骂工人是“野狗”、“黑鬼”、“工人本质就是脏”，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还直接攻击毛主席“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胡说“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值得研究的，只能依靠工人阶级‘左派’”。而他心目中的“左派”，就是象王洪文、陈阿大、翁森鹤、张洪池之流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右得不能再右的极右路线，在表现形式上有极右的一面，也有极‘左’的一面，而当他们以极‘左’面貌出现的时候，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早在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曾告诫我们，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正因为极“左”思潮批得不够，所以直到现在，在许多地区和单位，该落实的政策没有落实，该建立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不能建立和健全起来，对应该打击的坏人没有进行有力的打击，所以要继续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工交战线十七年，提出“同十七年对着干”的反动口号，是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重要步骤。
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肃清“四人帮”流毒，非联系揭批林彪路线不可。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一个重大步骤。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和“四人帮”就勾结在一起，破坏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路线是林彪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林彪自我爆炸以后，“四人帮”怕露出马脚，就把批林包下来了。刚一批林彪的极“左”表现，“四人帮”就叫嚷“批到我们头上来了”。因为，批林深入下去就要批到他们头上，他们怎么能去批林呢？“四人帮”不准批林，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坚持批林。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路线，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到了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十七年问题上的流毒，澄清是非的时候了，是为十七年彻底恢复名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不这样，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工交战线畅通无阻地贯彻执行。不破不立，“四人帮”的流毒不肃清，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就不能真正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