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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洪湖红色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许光达 遗作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原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同志应本报的约请而写的。文章未及发表，许光达同志即遭到林彪反党集团残酷迫害，失去自由，最后含冤去世。在许光达同志遭受迫害时，此文被林彪的爪牙抄去，作为许光达同志参与他们捏造的所谓贺龙同志“篡军反党”的罪证加以批判，罪名是“为民主革命吹喇叭”，“宣扬流寇主义”。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关怀、维护许光达同志，一再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的阻挠、抵制。最近，中央军委已批准为许光达同志平反，恢复名誉。现在本报全文发表这篇文章，以纪念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许光达同志，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一、洪湖根据地的初建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阻挠，各地党组织还是发动了农民群众，全国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湖南，由于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洞庭湖西北的长江两岸地区，在当地党组织的积极领导和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群众纷纷起来进行斗争，组织农民协会，打倒土豪劣绅，情绪非常高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叛变了革命，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驻在湖北沙市一带的夏斗寅部队也发动叛乱，向武汉进攻，一直打到武昌以南的纸坊车站，最后被叶挺同志领导的二十四师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等部队打垮，被迫退回沙市。当时，这些反革命部队所经之处，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由于当时军阀各派系互有矛盾，湘鄂交界地区反革命统治比较薄弱。于是，湖南的革命积极分子向湖北跑，湖北的革命积极分子向湖南跑。虽然很多共产党员和农协领袖被杀害了，但是党的组织并没有被摧毁，农协骨干基本上保存下来了，转入地下活动。大革命失败以后，家在洪湖周围外出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如原在唐生智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的段德昌同志（南县人）和原在武汉军事教导团工作的段玉林同志（石首人）等都返回家乡，跟当地党的组织取得联系，隐蔽地进行组织和教育群众的工作，同时进行小规模的革命武装活动。
一九二七年冬和一九二八年春，党中央为了在湘鄂西地区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先后把贺龙同志和一批参加南昌起义的骨干如周逸群、王鹤、周容光、王一鸣等同志派到湘鄂西，在沙市组织了湘鄂西特委，由周逸群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湘鄂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发动革命游击战争。当时的武装斗争都是小规模的，主要是打击土豪劣绅、袭击“民团”，夺取部分武器来武装自己。以后，鉴于贺龙同志同湘西群众有较密切的联系，湘鄂西特委就决定派贺龙同志到湘西鹤峰、桑植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组织红色游击队。周逸群同志则经常往来于湘西和洪湖地区之间，统一领导这两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洪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比较巩固的基础，正式组建了两支红色游击队。一支以洪湖以西监利县的柳家集、刘家场为根据地，由段德昌同志负责领导；一支以白露湖西面江陵县的横沟市、沙冈为根据地，由段玉林同志负责领导。这两支游击队都积极地进行了革命武装斗争，给地主武装以沉重的打击。一九二九年这一年，湘西和洪湖这两个革命根据地都有较大的发展。洪湖地区的两支游击队，每支都发展到二、三百人，建立了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当时洪湖周围除了县城和较大的集镇，如沙市、沔阳、监利、江陵、潜江、郝穴等仍为敌人盘踞以外，广大农村都掌握在革命群众的手里。
二、到 洪 湖 苏 区 去
一九二九年九月，我们十几个同志在上海中央举办的军事训练班毕业以后，中央决定孙一中（即孙德清）同志和我到洪湖苏区去工作。我们两个人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坐轮船去湖北沙市。到了沙市以后，我们就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下来，给本市一家商店的一个职员（湘鄂西特委的秘密交通人员）写了一封信。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他的回信，要我们在约定的时间在旅馆里等他。第三天晚上，孙一中同志和我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的时候，外面进来一个商人模样的人，指名要找我们。在把他接到房里，关上了房门以后，我们拿出一本书交给他。当他翻阅到书中的联络暗号时，脸上立刻露出了欣喜的样子。接着，我们就和他小声地交谈起来，向他说明了我们的任务。经过一阵考虑以后，他要我们化装成渔民，第二天到江边坐渔船到洪湖苏区去。为了应付敌人的盘查，他还让我们两个人当作船主的雇工。第二天上午，孙一中同志和我由那个秘密交通同志带领来到江边。江边停泊着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在上游的码头旁边，还停泊着英国和
日本的军舰。最后，他把我们带到一只小船旁边。船头上蹲着一个中年渔民，正在整理渔网。秘密交通同志走上前去和那个渔民打了招呼以后，我们就上了船。那个渔民解了缆绳，用篙把船撑离了岸，向江的下游划去。那是一只不大的船，船头上堆着一些渔网，船的中舱还用水养着一些鲫、鲤之类的鱼，船的后艄放着瓦灶和锅，还有几个碗和一些木柴。长江的波涛推着小船顺流直下，江岸上一片片开始转黄的稻田和一个个村庄迅速地向后闪去。船确实驶得飞快，可是我们老是觉得它太慢，恨不能一下飞到洪湖苏区去。我们一面装着整理渔具，有时也装模作样地、很不熟练地撒几下鱼网，一面却紧张地注视着江面和两岸，惟恐遇到盘查的敌人，而那个渔民却安详地划着桨，唱着高亢的渔歌。他时而把船划得靠近东岸，时而又把它划得靠近西岸。很显然，他对江上敌人盘查哨的情况是很熟悉的，执行这样的任务也不是第一次。天黑以后，船在郝穴下游的新厂附近靠了岸，那个渔民高兴地对我们喊了起来：“我们到家了！”刚一上岸就有一个手持红缨枪的农民跑上来盘问我们。那个渔民和他交谈了几句以后，那个农民就带我们进村到一个老乡家去住宿。一进村，只见墙上到处是用红、绿纸写的“打倒土豪劣绅”、“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拥护苏维埃”、“消灭民团警备队”等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长时期在白区行动中那种提心吊胆的心情顿时消失了。
到了老乡家以后，一位中年妇女出来亲切地接待我们，她给我们准备了晚饭。饭后我们就和她坐在堂屋里交谈起来。她说她的丈夫原来是雇工，因为参加农协被民团杀害了，她的儿子几个月以前参加了游击队。她以自豪的语气说：“现在我们这里是‘红区’了，一闹起了革命，土豪劣绅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跑到县城里去了，他们的房屋、土地都分给了我们穷人。”她指着房子和家具说：“这些都是分来的。”接着她又给我们介绍了当地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并且指着羞涩地偎依在她身后的十来岁的女儿说：“连她也参加放哨呢！”我们也把外面的情况告诉了她。一直谈到深夜才休息。因为真正感到是“到了家了”，所以那天夜里我们着着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
第二天早上，当地党的交通人员领着我们来到横沟市的石首县委住所，一个老年农民出来迎接我们，原来他就是石首县委的石书记。石书记给我们介绍了洪湖根据地的发展情况，我们也把在军事训练班学习时所了解的全国形势，以及党中央关于在洪湖地区成立红六军的指示告诉了他。大家都极为兴奋。因为那时湘鄂西特委不在那边，石书记就要我们先到当地的游击大队去工作，和他们一起战斗、行动，学学打游击的经验。那时这个游击大队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分为两个中队，大队长是段玉林同志。我们两个人就跟大队部在一起，部队有战斗任务的时候，我们就拿起步枪，作为普通战士和大家一起参加战斗。
那时部队都是白天隐蔽休息，晚上出去袭击民团和打击土豪劣绅。部队宿营时都是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晚上如果天气较冷，就在房子中央烧起一堆火，火堆周围铺上稻草，大家就在草上和衣而卧。部队没有自己的伙食单位，住在哪家就和哪家老乡一起吃饭，每人每顿饭给老乡六个铜元作为伙食费。部队穿的衣服都是打土豪没收来的，鞋子、草鞋是群众给我们做的。部队也没有自己的医院，只有几个护士，战士负了伤或者生了病，就用土办法来治疗。队员都是本地人，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打仗的时候就帮助群众种田做活。他们除了多一件武器之外，简直就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部队住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自动给部队放哨担任警戒。打起仗来，群众不但给部队送水、送饭、抬担架，而且还扛起棍棒、渔叉、梭镖、大刀，给我们部队呐喊助威，或者直接参加战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湘鄂西特委在横沟市召开了监利、石首、江陵等几个县的县委联席会议，孙一中同志和我也都前去参加。在会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三十多岁农民模样的人，个子不大，显得很清瘦，头发胡子好久没有剃了，头上裹着一块青布头巾，经过别人的介绍，我们才知道他就是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同志（当时大家都叫他易穹同志）。会上，我们把在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时所了解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央关于成立红六军的指示，向到会同志作了传达；周逸群同志报告了湘鄂西地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到会同志都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革命武装的壮大而非常兴奋。经过大家热烈讨论以后，特委决定把洪湖地区的两支游击大队合编成立红六军。
三、汪家桥整编，红六军成立
在这以前，洪湖地区由段德昌和段玉林同志分别领导的两支游击大队，虽然都是在湘鄂西特委统一领导下进行战斗活动，但一直没有在一起行动过。当特委的决定在部队里传达以后，部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都积极磨刀擦枪、整理军容，进行合编的准备工作。一九三○年春节，这两支红色游击队在监利县西北的汪家桥会师了。那天开了一个大会，周逸群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宣布红六军的成立，两支游击大队改编为两个纵队，由孙一中同志担任军长，周逸群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段德昌同志担任第一纵队司令，段玉林同志为第二纵队司令，我被任命为军参谋长。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和战士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部队情绪空前高涨。
经过一个星期的组织整顿和动员准备以后，部队出发攻打郝穴。当时郝穴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岳维峻部的一个营，周围设有简单的鹿寨和野战工事。部队夜间运动到郝穴跟前，敌人没有发觉。我们干部分头看了地形，区分了任务。第二天拂晓一声枪响，部队勇猛地发起冲击，一下子就冲到了街上。郝穴周围前来支援我们作战的群众也扛着红旗、大刀和梭镖呐喊助威。经过英勇激烈的逐屋争夺战，上午九点钟就结束了战斗，消灭了敌人这个营，缴获了大批武器。这是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大胜利，大大地鼓舞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和信心。接着，我们又连续解放了老新口、新沟咀、沔阳、潜江、沙洋、岳口市、仙桃镇、系马口等城镇。这样，长江汉水之间除了沙市、监利尚有敌人盘踞以外，广大地区都成了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沔阳、潜江、监利、石首、江陵等县都建立了县苏维埃。除了红六军以外，每县还有地方武装——赤卫队。不久又成立湘鄂西苏维埃，由周逸群同志担任主席。
一九三○年春，军长孙一中同志因为有病去上海治疗，中央又派了邝继勋同志来担任红六军军长。邝继勋同志是四川人，身体很瘦，但却很精神。他曾在川军中担任过旅长，军事知识比较丰富。六月，红六军为执行迎接红四军的计划，渡江南下。我们在监利县的朱河附近隐蔽地集中起来一部分船只，把部队顺利地渡到了长江南岸。部队过江以后，首先向华容县城进攻。华容县东北面，有一条宽约五、六十米的小河，县城紧挨着那条小河，周围有不太高的城墙，有几百人的民团盘踞着，在河的上下游重要地点，他们派出小部队把守着对岸。我们军和纵队的领导同志侦察了地形之后，决定分三路进攻，在河的上下游各以一部分兵力泅水强渡歼灭敌人的小部队，然后从东西两面夹击县城，中路则从城北面强渡，直接向县城突击。那是一个昏黑的夜晚，中路兵力首先派了一部分水性较好的战士擎着枪泅水过去。战斗打响以后，其余部队也有坐船的，也有泅水的，冒着敌人的弹火，向对岸勇猛冲去，很快就攀登上城墙，突进城里，东西两路兵力很快歼灭了敌人的小部队后也冲到了城里，不到两小时，守城的民团就被我们全部歼灭了。随后，我们在河上架起了浮桥，迎接后续部队过了河。在攻克了华容以后，我们又接连解放了石首、南县、安乡、津市、石门等城镇，在江南开辟了大块革命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四、五千人。
那时，我们军队处在初创时期，组织编制都比较简单。军部只有两个参谋，下面有一个侦察队，负责侦察敌情；情报主要是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来提供的。当时部队和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群众一面在田里做活，一面监视敌人的活动，即使敌人据点里的群众，也是和我们一心一意的，只要发现敌人有什么动静，就立即告诉我们。在决定战斗行动时，我们通常召开党委会研究，取得一致意见以后，军部就写一个简单的作战命令，规定部队什么时候出动和打击什么目标等等，部队都能坚决执行。在战斗空隙中，部队也进行一些简单的训练，例如讲一讲怎样利用地形地物，怎样瞄准射击，怎样包围敌人等等，首先是把干部教会，然后才教战士。这样，经过多次的战斗锻炼之后，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红四、六军公安会师
贺龙同志等自从一九二八年初从洪湖地区到了湘西桑植、鹤峰地区以后，很快发动了群众，组织了红色游击队，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在那里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到了一九二八年秋天，他所领导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两千人，编为第四军。一九三○年春天，中央分别秘密派人给红四、六军下达了指示：两军在洪湖地区会师合编为红二军团。接到了这个指示后，我们都非常兴奋，指挥部队积极向西行动，一举攻克了公安城，贺龙同志也率师东下，不久两军就在公安会师了。记得那是六月中的一个下午，天气非常热，在与红四军事先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红六军几个负责同志，到城西去迎接贺军长他们。我们来到城外不久，就看见大路上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洋布便服，头上戴着一顶大草帽，嘴唇上留着一撇胡须，一看就知道是贺军长。南昌起义的时候，他担任总指挥，我在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当排长，当时曾经见过他。他来到我们跟前下了马，我们一拥而上向他问好。经过他的介绍，我们还跟与他同来的贺炳炎、王炳南等同志认识了。于是，我们就一起进城。到驻地休息了一会儿，我们向贺总汇报了洪湖苏区和红六军的情况，贺总一面抽着他那三尺来长的旱烟袋，一面给我们介绍了湘西地区与红四军的建立和发展的情况。晚上，我们两个军的负责同志在一起会餐。当时天气很热，贺总摇着一柄大巴蕉扇，一面吃着饭一面笑着，谈着。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来就好象在眼前一样。第二天，我们两个军的部队，在公安召开了红二军团的成立大会，会上宣布由贺总担任军团长兼红二军（红四军改）军长，周逸群同志担任军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军长是邝继勋同志，政治委员是中央派去与湘鄂西特委联系的代表柳克明同志，他就是毛主席《蝶恋花》一词的注解中所说的柳直荀烈士，副军长是段德昌同志。红六军下面编两个师，十六师师长由王一鸣同志担任，政治委员是王鹤同志；我担任了十七师师长，政治委员是中央派来的李剑如同志。他原是上海工人，在我们部队当过连长，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军会师以后，我们的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就由沙市附近的陡湖堤渡江东上，接连解放了岳口、仙桃（两地在我军渡江南下后又被敌人重占）、天门、皂市、应城、京山、安陆等城镇，又在汉水以北发展了广大的红色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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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报记者来信
减轻“双肩挑”骨干教师的负担
如何把“双肩挑”的骨干教师从大量行政事务堆里解放出来，是当前高等院校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确保教学和科研人员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久前我们在浙江大学采访，深深感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
浙江大学有三百多位“双肩挑”教师，他们既是教学和科研骨干，又担负着党政领导职务，其中多数是系和教研组一级的骨干教师。目前，“双肩挑”教师每周的业务工作时间只占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有的甚至不到六分之一。有些教师说，我们名义上是“双肩挑”，实际上是“单肩挑”，挑了行政事务，丢了业务担子。其原因，主要有：
会议报表多。这些教师，党内会议要参加，业务会议要出席，外单位来参观得介绍情况。有关文件和精神，往往自上而下逐级传达。这样，同样一个内容的传达，系的领导要听三次，教研组的领导也得听两次。还有一些会议，由于某些领导人作风不深入，事先缺乏准备，会开起来，时间拖得很长，效果也差。化工系的一个负责人，正在为化工部编写一本《化工热力学》教材，由于他的会议过多，时间得不到保证，影响了编写进度。
报表繁多也牵制了这些同志不少精力。什么设备登记表，材料计划表，教师进修表，研究生培养计划表，节约用电计划表，等等，简直是五花八门。这些报表发下来急如星火，交上去就石沉大海。教师反映说，如果一星期有两个这样的报表，就要天天忙得团团转。
行政事务多。从材料采购、设备安装、学生实习，以至夫妻纠纷、爱人调动、子女安排、房子分配，他们样样都要管。化机教研组为了改变面貌，决定自力更生建造一个超速破坏试验台。由于后勤工作跟不上，四个教师全力以赴，从采购、运输、焊接到安装，样样自己动手。建成后需要三百二十公斤柴油清洗，因无专人办理，只好自己去申请油卡，办领经费，借容器装载，乃至自己踏三轮车运输，整整忙了一个星期。最近，一机部委托学校办断裂力学短训班，八、九个教师为此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忙于编写教材，还要自己购买纸张，搞印刷。学生下厂实习，教师还得亲自联系实习工厂，甚至替学生排队买车票、筹措床铺，安排运输，可谓一切包办。
工作、学习环境差，家务事情忙，也消耗了许多同志的精力。不少骨干教师早上要买菜、送孩子上托儿所，中午还得烧饭，晚上又要接孩子，忙得不亦乐乎。有人说他们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繁忙的晚上，疲劳的星期天”。
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四人帮”对教育战线的干扰破坏。浙江大学党组织决心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边破边立，及早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他们已采取了下列措施：
第一，改变领导作风，精简会议，减少报表。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非开不可的会，要讲究方法，尽量缩短时间。六月份传达省党代会精神时，他们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的办法，减少了层次，大家反映很好。对一些报表，加强计划性，减少盲目性，有的可以在行政部门解决的，就不发到系或教研组去统计。
第二，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现在，教研组和实验室一级的领导班子，一般都配备了三至四名干部，有的负责抓教学，有的专攻科研，有的则统筹日常的行政事务。系一级的领导班子，目前还未正式建立，校方考虑专门设立一名行政干部，以减轻业务干部的压力。对教学和科研卓有成效的教师，有些已配备助手，有些正在研究解决。
第三，建立和健全校一级的后勤部门。“四人帮”的假左真右路线，把浙大后勤部门弄成了烂摊子，工作无人抓，业务无人管，各条渠道阻塞。目前，已搭起了架子，需要进一步充实人力，建立岗位责任制，开展业务活动。为了减轻教师的家庭事务，校方已采取措施，改进教职员工食堂工作，扩大幼儿园规模，增收适龄儿童。此外，学校正在赶建房屋，分期分批改善教师住宿条件，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徐长荣 钱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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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壮志
许光达遗作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一九六八年四月
注：这是许光达同志受到林彪反党集团残酷迫害时写的诗。原诗写在他随身带的《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的首页上，题目为《解放军报》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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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许光达同志遗诗感赋
赵朴初
刑威不能屈，
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骨，
寸寸是刚肠。
句句腾正气，
字字发奇香。
宜作军民范，
永为邦国光。 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