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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郦食其见刘邦谈起
马立诚
郦食其（读作丽义击）见刘邦的故事，在历史上很有名。一九六二年一月，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这个故事，教导我们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特别是群众的不同意见，意味是深长的。今天，重温毛主席引用这段故事的教导，仍然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郦食其这个人，虽然“好读书”，但“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很被人看不起。六十多岁的时候，还只在老家高阳当个看门的。刘邦当时已经做到了武安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象郦食其这样的“贱民”，要想见刘邦，自然没有资格。况且，当时刘邦正在西取关中的作战途中，戎马倥偬，仗又打得不顺利，没功夫理会什么郦食其，那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事情却有点出人意外，郦食其向管门房的发了一通火之后，刘邦就改变初衷，接见了这个素不相识的“高阳酒徒”。而且，当他听到郦食其批评他“轻视长者”，马上就接受，“摄衣谢之，延上座”。看来，刘邦颇有一点民主作风。这一见，果然大有好处。郦食其向刘邦提出了袭取陈留，积蓄力量的建议，刘邦当即采纳，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兵以万数，遂入破秦”。
切莫小看了这件事。要知道，在封建社会里，“君之堂兮千里远，君之门兮九重閟”。唐朝韩愈考中了进士，地位很高了。他要求见宰相，结果，“足三及门，而阍人辞焉。”只好屡次上书，苦苦哀求：“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可见，在封建社会里见官有多么难了。
有地位的人尚且如此，老百姓呢？不要说见，就连越级反映情况也要治罪。《唐律》“斗讼”中有一条规定：“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好家伙，谁个受了冤屈，敢越级向上告状，先教你吃四十大板！连接受状子的人也不能幸免。戏曲里还有一些描写“拦路告状，击鼓喊冤”的，似乎在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老百姓可以用这个法子见官。其实，生活中未必有这样的好事。那时候当官的出行都有仪仗，冲了仪仗，先得挨六十棍。你受不了皮开肉绽之苦，那敢喊冤？
上下级之间、官民之间的界限是这样的森严，怪不得郦食其见刘邦的故事在历史上传为美谈，一千多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以文笔精炼著称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竟把这个故事反复写了三次，可谓赞赏之至。刘邦，也因而被历史家称道为一个“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各级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干部扎根于群众之中，和群众同睡一个炕，同吃一锅饭，建立了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那时候，没有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我们，我们就寸步难行，更不用说开展工作了。全靠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事业才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取得了胜利。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党成为执政党。毛主席曾多次告诫我们的干部，要打掉官气。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在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又尖锐地批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粉碎“四人帮”以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恢复和发扬党的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要求我们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这对于我们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是一个根本的保证。
但是，就有那么一些干部，包括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对毛主席、华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些教导和告诫，置若罔闻。在他们那里，封建社会的霸王思想、家长作风，犹如狐鬼二祟，附贴上身，哪里会想到应该走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这些同志已经习惯于从办公室到办公室，从会议室到会议室的生活。不要说下面的群众，他很少接触；就连机关的一般干部，也是很多见面叫不上名字。偶尔下去一趟，则是“坐着小车转一转，隔着玻璃朝外看”。遇到这样的领导，你要找他反映点问题，那真是够难的。“衙门”之内，层层设防，处处挡驾，令你望而却步。写信么？任你三日一函、五日一信，他根本不看。更有甚者，把你反映问题的来信，一封封都转到被告人手里。
见官难，这个旧时代的毒种，竟在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干部身上繁衍滋生起来。这难道还不值得好好想一想吗？
“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这是明朝人王鏊的感叹。现在看来，也是很有见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领导机关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毛主席十分形象地指出，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加工厂”，其任务就是要通过充分发扬民主，了解群众的意见，使下情上达，然后把这些原料进行加工，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
那些官气十足、蔑视群众的领导，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能从群众中吸取养料，实行正确的领导，也就不可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胜利地进行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这些同志的思想脉搏，同群众跳不到一块，同历史前进的步伐格格不入。他们应该好好地肃一肃“四人帮”的流毒，肃一肃霸王思想的流毒。不然的话，就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值得欣喜的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展，很多领导干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密切联系群众方面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中央有几个部的部长定期接见群众来访，地方上有几个省的领导同志亲自处理上千件群众来信，还有许多领导干部亲自蹲点，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这些真实的故事已在群众中广泛传颂，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这种同群众心贴心的领导干部一定会愈来愈多，这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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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反对招生制度改革的错误观点，回击反动的社会思潮
安徽省教育工作会议开得有力
本报讯 据《安徽日报》报道，安徽省于六月份召开的教育工作会议，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围绕着传达、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要不要联系实际解决问题，要不要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要不要批判反对招生制度改革的错误观点，回击这股反动思潮，对安徽省教育战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是揭还是捂等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十分曲折而又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
安徽省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回到合肥的第二天，省委就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听取了会议代表的汇报，并对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联系实际解决教育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作了十分明确的指示。但是，六月五日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开始后，省革委会分管文教工作的领导人，违背省委指示，既不认真揭批省教育局个别负责人在招生会议上的错误观点，又不作自我批评，反而自我标榜自己如何正确，引起到会代表的强烈不满。省委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大张旗鼓地批判反对招生制度改革的错误观点，回击那股反动社会思潮，并希望省革委会分管文教工作的领导人作检查。但是他仍不觉悟，在检查中文过饰非，对大家揭发的问题进行诡辩。省委第三次召开常委扩大会，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帮助，希望他再次向大会作检查，听取到会代表的批判帮助。大量事实证明，省革委会分管文教工作的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和那股反动思潮有共鸣，极力支持、包庇省教育局个别负责人的错误，顽固对抗省委的多次明确指示，捂盖子，保自己，错误是严重的。
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在闭幕式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人才不行。早出人才、快出人才是国家大计，是政治任务，是各级党委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党委都要切实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他希望大家来一个比赛，看谁抓得好。抓得好的要表扬，抓得不好的要批评。大家都来力争上游。要挑选好的干部加强市、县教育局的领导班子。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省委书记赵守一同志代表省委作会议总结。他回顾了会议三个阶段的曲折斗争过程，严肃批判了省革委会分管文教的领导人的错误，指出，通过这个会议，使大家更加懂得：第一，对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决不可低估；第二，对群众的觉悟决不可低估；第三，对揭与捂的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决不可低估。
赵守一同志说，书记抓教育，党委管教育，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总是把教育事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和周总理历来十分重视、关心教育工作。粉碎“四人帮”以来，华主席、党中央把教育工作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邓副主席亲自管科学、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现在，有些地方党委比较重视教育工作，但是，也有的同志认为教育工作周期长，见效慢，“一工二农三财贸，管他文教不文教”，看不到搞好教育工作的迫切性。有的认为教育工作难搞，还有的看不起教育工作，等等。不解决这些认识问题，就不可能自觉地抓好教育。
赵守一同志接着说，当前，抓纲治教首要的一条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过去批了，但是还很不够，有的人心有余悸，有的人至今还抱住“两个估计”不放。省教育局个别负责人站在林彪、“四人帮”的立场上，在招生会议上对华主席、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发动了猖狂进攻，同党的十一大路线，同新时期的总任务，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唱对台戏。他否认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胡说什么“说智育第一不存在是不科学的”，继续鼓吹“两个估计”。在手法上，他是以否定过去来否定现在，以否定现在来继续否定过去。他的反动观点不是孤立的，代表了社会上一股反动思潮。和这股反动思潮共鸣的，有“四人帮”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有在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肯认错的人，也有和林彪、“四人帮”在组织上并无联系、但是中毒很深至今没有转弯子的人。这次会上，对反对招生制度改革的反动思潮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分清了是非，清理了思想。通过这场斗争，今年的招生工作可能会搞得比去年更好。
会议期间，经省革委会批准，省教育局宣布提升彭伏元、陈云仙、徐玲君三位小学教师为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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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疆区党委要求各级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学习“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新华社乌鲁木齐七月十日电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为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要求各级干部重新学习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倡导的写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四十八条中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七月五日，《新疆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刊登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全文。
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
八项注意是：（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参加集体劳动。（三）以平等的态度对人。（四）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办事要公道。（五）同群众打成一片，不特殊化。（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提高政治水平。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新疆日报》公布后，广大社员群众拍手叫好，广大干部认为区党委的这个决定非常必要。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党中央关于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重要批示，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了热烈讨论，决心逐条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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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关心老货郎
六月二十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华灯齐放。英明领袖华主席用宏亮的声音宣布：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了！顿时，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出席这次大会年龄最大的代表、八十四岁的山村老货郎方忠宇的心情更是难以平静。他望着华主席亲切的笑容，心潮激荡，多少幸福的回忆涌上了心头……
方忠宇是湖南省桂东县沙田供销社的营业员、党支部副书记。一九五四年他六十岁那年，为了方便山区人民的生活，主动要求当了货郎。二十多年来，他为山区群众送货三千多次，行程近八万里，成为湖南省财贸战线著名的先进工作者。
华主席在主持湖南工作期间和到中央工作以后，多次接见过方忠宇，同他进行亲切的交谈，给了他巨大的鼓舞。一九六九年在平江召开的湖南省财贸工作会议上，有人把方忠宇介绍给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紧紧握住他的手，亲切地询问他的学习情况，问他工作累不累。在同桌吃饭时，华国锋同志还亲自给他添饭……。还有一次，华国锋同志特意找方忠宇汇报节约活动和拣废旧物资的情况。华国锋同志对他说：要是全省几十万财贸职工，每人每年为国家节省十元钱，那就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二十多年来，方忠宇仅拣废旧物资一项，就为国家积累资金二千一百多元，平均每年一百多元。
使方忠宇最难忘的是，四届人大开会时，华国锋同志在百忙之中看望了湖南省的全体代表，还特地到方忠宇的住房，仔细地翻阅了他的学习笔记。华国锋同志边看边问道：你挑货郎担行程七万多里是怎么算的？方忠宇回答说：我只把有记载的二三十里以上的远距离行程算了进去，平时走乡串村，近的没有算。华国锋同志听了点点头，对方忠宇说：你现在年纪大了，不要再挑货郎担了，今后要多带几个徒弟。华国锋同志接见代表后同大家合影时，发现方忠宇站在边上，就亲热地对方忠宇说：老方，你年纪最大．坐中间来！方忠宇执意不肯去坐。华国锋同志走到他面前，拉他坐到自己身边，一起照了相。
这对方忠宇是多大的鼓舞啊！这几年，他挑着货郎担送货进山，主动帮助生产队安排多种经营规划，传授种植棉花的技术，修理农具，为群众买药、捎邮包……什么事对群众有利，他都乐意地去干，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领导和同志们关心他，劝他不要挑货郎担了。可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他说：“别看我岁数大，身体还硬实！不能多挑，还能少挑，还可以带徒弟挑，山区人民现在还不能离开货郎担呵！”
现在，在海拔一千九百多米的桂东县八面山上，仍然活跃着这位老货郎的身影。这一带的群众，仍然经常听得到老人自编的山歌：“五岭山高云冠顶，我挑货担云中行，华主席为我指方向，完全彻底为人民……”只要山谷中老人的歌声一起，许多人就迎出村外。青年人争着帮他挑货郎担，老年人拉着他叙家常，好客的瑶族兄弟热情地把他接到家中同他对歌，共饮自己酿造的米酒，大家热情地称他是“五岭山上的不老松”。
新华社记者 梁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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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养成文明的习惯编辑同志：
我的这封信要谈一谈养成文明的习惯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应当而且也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然而，令人遗憾，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这个观念似乎尚未植根。
比如，随地吐痰，这个颇不文明的习惯，始终没有能革除。
又如，打人骂人，这个深得林彪、“四人帮”赞赏，迹近于野蛮的习惯，至今也还有一定市场。
至于在公共场所，如会场、剧院、影厅，必须保持安静这种文明习惯，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还没有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以音乐会为例，不消说，这是需要听众保持绝对安静的场合。试想，在演奏进行到深微、奥妙的当口，大多数听众正屏息凝神，唯恐漏过哪怕是一个最轻的音符的时候，如果有那个不知趣的人，竟然“吭喀”一声，毫不客气地大声咳起嗽来，岂不大杀风景！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屡见不鲜。我亲眼看到首都体育馆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迟到早退的人川流不息；观众席上，咳嗽吐痰者有之，高声谈笑者有之，打闹嬉戏者有之；空汽水瓶啪嗒倒地之声，不绝于耳。这样一场艺术活动，其秩序之糟，影响之坏，一至于此，能不令人愧煞！
英明领袖华主席号召我们，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我想，这里所说的文化水平就包括了养成文明习惯这个观念在内。
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一场遵守社会道德，维护公共秩序，养成文明习惯的宣传教育，此其时也！
下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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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恢复“老虎灶”的启示
本报记者述评
我国江苏、浙江等地开办“老虎灶”，有悠久的历史，深受群众欢迎。一个苏州市，烟火最旺的年代，就有三百来个，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到处可见。人们走出家门几步，花几分钱，就可以到灶里买到开水，喝上茶，确实方便，群众称它为“方便灶”。
“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时候，突然刮起一股风，说“老虎灶”长着一条“资本主义的尾巴”，非割不可。苏州市一刀砍掉二百多个，剩下少数灶，划归国营饮食服务公司统一管理，以免“越轨”。结果，统而不管，经营不善，国家每年倒赔四万多元。“老虎灶”办得不起劲，上面派去办灶的人不安心，工人上班了它开门营业，工人下班了它灭火休息。许多职工为了买开水，常常提前离开工作岗位，跑过几条街，找到“老虎灶”，有时还要排长队等水，甚至空手而回，冬天灌不上“汤钵子”，夏天喝不上一壶茶。工人们气愤地说：“哪里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分明是卡我们的喉咙！”
“老虎灶”该不该恢复？粉碎“四人帮”以后，街头巷尾，议论纷纷。有人不反对恢复“老虎灶”，却说：大事都抓不过来，哪有工夫管这些小事情！有的同志反驳说：这种说法不对头。喝水、用水，这是小事？分明是群众生活中的大事！应该恢复，应当快办。如今深受群众欢迎的“方便灶”，又在苏州市，在江苏、浙江等省的城镇中陆续开办起来了。而且，用的老形式，添了新内容：有些“老虎灶”利用工厂的余热烧水，安装了自来水管，扩大了供应范围；有些灶头还代售烟酒糕点，代温汤药，顾客进门，真是一举数得。
恢复“老虎灶”，乍一听，似乎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新闻。仔细想想，很值得议一议。“老虎灶”虽小，可不要小看了它的作用。参加全国财贸“双学”大会的一位扬州同志说得好：一灶能解百家渴，为什么不抓紧恢复？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一切要从人民利益出发。有些同志恰恰忘记了这个根本出发点，一味强调“老虎灶”既赚钱少，又“不正规”，当作不屑一顾的小事情，群众着急他不急。正是这种指导思想，本来可以快办、多办、办好的事情，就日复一日地拖延下来了。另一位代表说：财贸战线的“双学”运动，就是要以大庆大寨精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勿以善小而不为”。凡是有益于人民的事情，那怕是小事情，我们也要舍得花大力气；那怕只是一分钱的买卖，我们也要拿出十分的热忱去做。何况，办“老虎灶”这类问题并不是小事情呢！
恢复“老虎灶”，还给予我们一点启示：许多生活服务事业，与其收归国营商业、服务单位统而不管，包而不办，不如交给街道等基层组织管，交给群众来办。这是多快好省地安排人民生活的一条路子。江、浙地区的“老虎灶”陆续恢复了，各地历来受群众欢迎的茶馆、风味小吃店、说书场……，是不是也可以恢复，来一个“旧瓶装新酒”，满足广大群众的渴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