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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革命，不要“官官相护”
本报评论员
本报五月十五日发表的《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等一组来信，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个多月来，编辑部收到五百多封读者来信。有的赞扬“获嘉县小西关大队贫下中农”的来信，“表现了对干部真诚的关心爱护和对革命事业高度的负责精神”。有的认为这说明“打倒了‘四人帮’，老百姓敢讲话了”，“这是我们国家大有希望的标志”。有的表示要把这组来信当作“警钟”和“镜子”，勉励自己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的对新乡地委、获嘉县委核对小组包庇刘文豪同志的做法提出严厉的批评。获嘉县委书记、原新乡地委驻获嘉县工作组组长马鸣溪同志也来信，表示接受报纸和群众的批评。今天本报摘要发表几封有关的来信。
这组来信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呢？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多年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民主集中制，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受到压抑，正气得不到伸张。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人民群众撑腰，搬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广大群众看到党的革命传统得到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因此很多读者来信强烈表示，新乡地委、获嘉县委的核对小组对群众的检举百般挑剔，对刘文豪同志的错误百般开脱，“这实质上就是旧社会那种‘官官相护’的恶习在这些同志身上的表现。”这个批评确实发人深思，值得引起重视。
怎样对待受到群众批评的犯有错误的干部？是帮助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的批评，还是庇护他们抗拒群众的批评？这是各级领导机关和每个革命同志经常遇到的问题。人难免要犯错误，包括领导干部也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不希望革命队伍中的同志犯错误，又允许他们犯错误；一旦犯了错误，则要求坚决改正，改正得越彻底越迅速越好。而为了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迅速改正，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走群众路线，把干部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中。这是党章和宪法上都有规定的。因此，当群众批评我们的某个干部时，我们只能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帮助被批评者正确对待群众批评，决不能因为是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就搞“官官相护”。
“官官相护”，是过去反动统治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是一种恶劣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在旧社会，“官向官，吏向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成为官场上不可变更的“金科玉律”。人们都熟悉曹雪芹的《红楼梦》，贾、王、史、薛四大家族就是官官相护，一荣皆荣，一损皆损。“四人帮”作为地主、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承袭了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动衣钵和所有腐朽的思想垃圾，必然要把“官官相护”奉为护身的法宝和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肆意践踏党纪国法，干尽了违法乱纪的坏事。在他们内部，你替我隐瞒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我为你“保管”群众揭发的罪证材料，甚至不惜采用最卑鄙龌龊的法西斯伎俩，陷好人于囹圄之中，纵坏人于党纪国法之外，千方百计把他们那帮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及流氓阿飞、打砸抢者、触刑犯法的社会渣滓庇护起来，作为他们反革命的骨干力量和社会基础。
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与旧社会的官吏有着本质的区别，与“四人帮”也有根本的不同。我们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官”，没有任何当官做老爷的特权。“官官相护”与我们党大公无私的阶级特性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情操格格不入，与毛主席关于立党为公、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教导背道而驰。我们党在毛主席的培育下，从来就提倡同志之间真诚相见，以革命利益为重，以党的事业为重，相互开展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共同进步。许多革命干部想起在革命征途上得到同志的批评、帮助而努力向前的往事，都是念念不忘，心情激动，非常怀念这种革命情谊。在我们看来，“官官相护”是一种腐蚀剂，它侵蚀我们革命队伍健康的肌体，败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损害领导机关的声誉，影响干群关系，危害革命事业，是万万不可沾染的坏习气。
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对待受到群众批评的犯有错误的同志，不是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肃认真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而是找出一些站不住脚的理由为之辩解、开脱，构筑“防空洞”和“庇护所”，让他们躲避起来。他们以为这才是对干部的爱护。其实，这不是爱护，而是坑害。这只能助长犯错误的同志掩饰错误的侥幸心理和同群众顶牛的对立情绪，推着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这些同志没有觉悟之前，可能会“感激”你的庇护；一旦他们翻然觉悟之后，就会埋怨你，责备你。
由护“官”之所短，很容易发展到对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这更是值得我们百倍警惕的。看到我们的干部犯了错误，群众马上提出善意的批评，是出于对我们党的信任，对干部的关心和爱护，也是一种正常的民主生活。近几年来，由于“四人帮”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人民的合法权利被践踏，善意的批评被恶意中伤，甚至“一封人民来信招来一场祸”。我国政治生活中一度出现的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也改变了；但是旧的伤痕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老百姓敢于起来说话，批评自己的“顶头上司”，批评我们的局长、主任、书记，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每个领导干部、每个共产党员、国家机关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满腔热忱地欢迎来自群众的批评，珍惜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爱护。至于群众的批评与事实有若干出入，当然允许说明；但是，借口细节的出入，否定批评的本身，那就无疑是堵塞言路，禁绝批评；若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那更是绝对不容许的。
《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及其引起的反响，从一个侧面说明“官官相护”的现象在有些地方和单位还是存在的。我们希望更多的同志能够从这件事情中汲取教益，引以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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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获嘉县委的来信
（一）
五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后，县委常委立即进行了讨论。
县委认为：过去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估计不足，纠正的措施不力。刘文豪事情发生后，居然将他提拔为县农业局长，错误是严重的。参加核对材料的同志在枝节上纠缠，为刘文豪开脱，县委是有责任的。党报的批评推动了我县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打击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县委决定对刘文豪进行严肃处理，并认真汲取经验教训，搞好各项工作。 中共河南省获嘉县委员会
（二）
诚恳接受《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一文对我的批评。
刘文豪的错误严重，手段恶劣。由于我事前批评不严厉，事后又提拔他为县农业局长，实际上支持了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特别是我错误地认为刘曾受“四人帮”迫害，而且牵涉到我，担心一见报可能出现“麻烦”，主张由县委处理。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参加核对的同志。教训是深刻的。
我们一定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在实践中纠正错误，挽回不良影响。
中共获嘉县委书记原新乡地委驻获嘉县工作组长 马鸣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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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获嘉县委《通知》（摘要）
一、立即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有关的材料和文件。通过学习，提高认识，划清是非界限，向不良倾向作斗争，坚决刹住资产阶级不正之风。
二、责令刘文豪同志公开检查，礼品彻底退赔，根据检查和退赔情况再给以纪律处分。
三、过去犯有同类性质错误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主动检讨。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群众意见很大的也要适当处理。贯彻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再有党员干部犯同类错误，一定从严处理。
四、破旧立新，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反对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讲排场、摆阔气、铺张浪费等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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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要真正爱护干部
对犯错误的干部，怎样做才是真正的爱护呢？获嘉县小西关大队的贫下中农做得好，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同志的错误，表现了对干部的关心和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
过去，人民群众看到我党许多老干部遭受“四人帮”迫害，个个心疼。现在，看到有的干部不能自觉带头守法，人人痛心。因此，严肃地批评他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才是真正爱护他们。
实践证明，爱护干部仅仅有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的指导、检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广大干部自觉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才能不断汲取政治营养。那种极力掩盖错误、文过饰非的行为，是革命队伍中的腐蚀剂，这样“爱护”干部是要不得的。
解放军某部 政治部干部科 张成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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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老百姓敢讲话了！
读了《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一组报道，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打倒了万恶的“四人帮”，老百姓敢讲话了！
“四人帮”横行时，顺帮者昌，逆帮者亡，哪里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如果在那个时候，河南获嘉县小西关大队贫下中农轻者被扣帽子、打棍子；重者可能要以“失真”和“诬告”论罪。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亮的。廉洁奉公、任劳任怨的干部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搞资产阶级歪风邪气、胡作非为的人，不管职位多高，功劳多大，总是要激起民愤，被群众唾弃。
党纪国法不仅老百姓要遵守，党的各级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更应自觉遵守。不遵纪守法，人人监督。任何鬼人、鬼事、鬼现象企图蒙混过关是不行的。 海军某部参谋 杨荣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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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有这样的人民，什么堡垒攻不破？
读了《一封批评信的处理经过》一组来信后，喜愤交加，感触万端。
欣喜的是，粉碎“四人帮”以来，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把个人和社会主义祖国紧紧连在一起了。有了这样可亲可敬的伟大人民，在深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征途上，还有什么顽固堡垒攻不破呢？
气愤的是，新乡地委和获嘉县委核对小组所持的态度，实在令人费解。他们的调查报告犹如一个蹩脚医生开的药方，对病人毫无疗效，反而“庸医害人”。
三三○工程局 钱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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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贸要大上 思想要解放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一指示，在参加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一些代表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对外贸易怎样才能在短期内有个大的发展？许多同志的意见是：决心要大一点，路子要宽一点，做法要更加灵活一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上要来一个大解放。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认为，生产是对外贸易的基础，要实现外贸大发展，就要有充足的适合国际市场需要的出口货源。这就要依靠全党重视，动员全国的力量，才能办到。目前的状况是，热心外贸的地区虽然越来越多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对外贸有足够的重视，有的甚至到现在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要改变这种状况，首要的任务是，要进一步扫除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障碍，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的思想障碍。
思想障碍之一，可以名之曰“无关紧要论”。有些同志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自力更生，外贸似乎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李先念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的受小生产习气束缚的反映。他们不了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世界上有不少资源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国家，正是通过对外贸易弥补了自己的不足，使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繁荣了国内市场。就是资源比较丰富和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也无不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同别国互通有无，加快其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要不是自甘落后的国家，都需要通过外贸同别国互通有无，换回自己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的东西。但是，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国的外贸事业进展相当缓慢。去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还不到百分之一。这种状况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同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差距很大。所以，发展外贸事业，不是“无关紧要”，而是绝对必要的，是非常重要的。
就拿广东省的佛山地区来说吧，去年一年出口商品所换回的外汇，就能为国家进口五个年产一百万吨标准氮肥的化肥厂。这些化肥厂生产的化肥，一年可以增产三百亿斤粮食。如果我们全国各地都能象佛山地区那样发展出口贸易，那对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作出多大的贡献！家禽的羽毛在许多人眼里算不上什么商品，但去年我国出口成交的羽毛和羽毛制品，就几乎相当于出口一百万吨石油换回的外汇。在西北高原上的秦岭山区，有的县每年仅出口一种中药材所换回的粮食，就相当于全县一年粮食的总产量。
思想障碍之二，可以名之曰“出口吃亏论”。有的地方的干部说：“外贸外贸，往外鼓捣！”似乎外贸就是往外拿东西，挤了国内市场，对本地区没有什么好处。有这种思想的同志，有机会到那些出口贸易搞得比较好的地方去走一走就好了。那里的舆论正相反，无论是党委的领导同志，还是基层的干部、群众，都说搞外贸出口好得很。广东省的南海县，近六年来出口商品增加两倍多，去年达到一亿三千多万元，占全县工农业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一。这就是说，它一年的工农业产品，有五分之一拿去出口了。可是，这个县的生产却发展得更快了。这六年间，全县的工业产值增加百分之九十一，农业产值翻了一番，粮食亩产去年达到一千三百多斤。地方财政、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也都增长较快，机耕面积已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去年社员分配平均每人一百七十五元，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正如马克思所说：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规模也就增大。外贸就是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换回自己扩大再生产或人民生活需要的东西。不少出口商品基地的实践证明，外贸不仅使当地传统商品的生产规模逐步增大，而且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上激烈的竞争，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单位，必须不断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对产品设计、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江苏省常州市的纺织印染工厂，过去大多是一些设备简陋的小工厂、小作坊。由于发展出口商品生产，他们不断革新旧工艺、采用新技术，引进先进的印染设备，现在正逐步成为现代化的大工厂。他们生产的灯芯绒、防水卡其、涤棉印花布等纺织品，花色品种不断翻新，有的受到国际市场上的好评。
出口有没有吃亏的地方？有。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品，大多是一般工业品。这些工业产品消耗原材料和能源较多，而售价又比较低。有些产品，如自行车、缝纫机、热水瓶、搪瓷器皿、手电筒等，花色品种比较陈旧，有的是十年、二十年“一贯制”。有些产品的质量、花色品种和包装装潢，与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相比，差距很大。例如，我国出口四十双普通皮鞋的价钱，只相当于有的国家一双高级皮鞋的价钱。由于不讲究包装装潢，我们有的一等产品只能卖三等价钱，如此等等，才是真正的吃亏。因此，我国对外贸易要有大的发展，出口的商品结构必须逐步改变，在增加农产品出口的同时，逐步扩大工矿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比重，扩大技术水平较高的商品的比重。在包装装潢上要逐步实行小包装，有的要礼品化。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目前对有些地区和部门来说，技术上会有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有计划地给他们以出口工业品贷款和外汇贷款，在外汇分配方面，给他们一定的好处，使他们能够购买必要的原材料，或引进必要的技术设备，来进行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规模。
思想障碍之三，可以名之曰“外贸危险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外贸部门曾经是遭受打击、陷害最严重的部门之一。那时，这也是“卖国主义”，那也是“丧权辱国”，帽子、棍子满天飞，以至今天还有一些同志心有余悸，束手束脚。其实，“四人帮”攻击外贸部门的那些反动谬论，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些国家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尽可能大量出口产品，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原料材料。由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增强了实力，因而提高了国际地位。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那末，外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好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呢？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国际间贸易通常的做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呢？例如，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和装配业务，引进技术设备用产品偿还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大干的，都是可以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因此，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不是什么“卖国主义”，而是爱国主义；不是什么“丧权辱国”，而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国增光。
当前，“外贸危险论”流毒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不敢大胆地、正确地处理国内计划经济同国际市场上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有时候，国际市场上的某些商品价格看涨，我们不能及时增加生产扩大出口；有时候，我们急需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下跌了，又不能及时买进。这样，对外贸易怎么能做好做活呢？因此，我们要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密切注意掌握国际市场的变化，及时采取切实的措施，有的出口商品要以销定产才能把生意做好做活。有的省、市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召集计划、财政、银行、工业、外贸等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会商，当场“拍板”定案。这种做法值得推广。
外贸要大发展，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家屯同志亲自抓外贸，他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也亲自抓外贸。省委成立外贸工作领导小组，并且要求地、市、县各级党委也要成立同样的领导小组，省级有关局也要建立专抓外贸的机构。各地如果都把外贸工作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加强对外贸工作的统一领导，从思想上，政策上，行动上，把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共同努力；各地外贸部门领导如果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路子宽一些，做法灵活一些，我国的对外贸易就一定会有一个大发展，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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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全国财贸“双学”会议代表汇报
北京财贸职工举行技术表演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八日电 本社记者蒋涵箴、邱永生报道：在北京展览馆的剧场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技术表演正在进行。八位身穿洁白工作服的人，坐在小桌前，精心雕刻着花卉、水果、鸟禽，刻完以后，各自托着一只绚丽夺目的花盆走下舞台，拿到观众面前。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些花盆里栽种的月季、玫瑰，屹立着的栩栩如生的仙鹤，原来都是厨师们用苤兰、胡萝卜、茄子、土豆雕刻出来的。这时大厅里响起了解说员的声音：参加表演的北京饭店厨师李国茹等，在招待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宴会上，曾精心雕刻了一只大花盆，深受客人们的赞赏，被拍成电视片通过卫星传播到世界各国……
六日下午、晚上和七日上午，北京市财贸系统一百四十名业务技术能手为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的代表举行技术汇报表演。
全国劳动模范、北京市百货大楼特级售货员张秉贵同他的徒弟吴建华表演的“师徒称售糖果”，引起代表们的极大兴趣。过去“香山红叶”、“芦沟晓月”等被称为北京八大景，现在，人们风趣地把“秉贵售货”赞誉为“第九景”。这两天，师徒同台表演。他俩和平时一样，接待“顾客”是那样亲切、周到，称包糖果、心算售价是那样迅速、利落，处处洋溢着对顾客火一样的热情，使代表们深受感动。
这两天，北京市财贸系统各个行业的能工巧匠们，还为财贸大会的代表表演了打算盘、点钞票、糕点装盒、挤奶油花、叠口布花、售粮一口清、组装自行车和缝纫机、全国银行联行行名行号问答和工商税法税率问答等共二十四个项目。
许多来自财贸基层单位的代表看了北京财贸职工的技术表演很受启发，表示回去以后要更广泛地开展技术练兵活动，不断提高业务技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