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遗范长存
——悼念郭沫若院长
中国科学院
我国科学、文化界的巨星陨落了。我们的老院长与世长辞了。我国人民失去了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卓越领导者。
两个多月前，郭老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他那种炽烈的革命热情和深刻的思想性战斗性，深深铭记在人们的心上。他的嘱咐和期望，激励着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近三十年来，郭老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残破的旧基地上建起新的大厦。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在建立的初期进行了团结科学家和调整机构的工作，把过去被反动政权当作装饰品的科学机构，转变为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随后，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指导下，科学研究积极支援国家建设，在实践中发展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扩大了科学队伍，提高了科学水平。他所从事的事业是不朽的，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我们这些后来人，将把这个事业发扬光大。
半个世纪以前，郭老以他深邃的研究，填补了关于中国社会“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所开拓的领域，我们将丰富以新的内容，而且将以我们的科学实践，写出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灿烂的篇章。
郭老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为我国革命知识分子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他虽然去世了，但遗范长存，永远是我们科学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学术与革命兼而为之
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四一年曾经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他不但在革命高潮时挺身而出，站在革命行列的前头，他还懂得在革命退潮时怎样保存活力，埋头研究，补充自己，也就是为革命作了新的贡献，准备了新的力量。”
郭老以他的诗歌、戏剧讴歌革命，教育人民，鞭挞敌人，这已是人所共知的。而郭老的学术研究，包括对两千多年前历史的研究，对甲骨文、金文、古器铭的研究，也是同革命斗争紧密相联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郭老不畏独夫民贼蒋介石制造的法西斯白色恐怖，毅然愤书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后，避难日本。这“风雨如晦”之际，正是郭老“鸡鸣不已”之时。“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他精心研究社会历史，终于写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在我国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揭示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指出了革命的必然的前途。
郭老的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历史著作《甲申三百年祭》，既是历史的学术著作，又是现实的政治论文，受到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赞赏，成为当时解放区革命干部和国民党统治区进步人士的必读作品。
郭老集科学家与革命家于一身，学术研究与革命行动兼而为之，他的渊博的学识，同他的坚定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己精湛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学者的光辉榜样。
他热爱工农，代表工农大众的心声，他的方向也正是我们革命知识分子的方向。他代表着千百万革命知识分子，以他革命的一生，对“四人帮”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作了有力的批判。
郭老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和帮助成千成万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早在建国初期，他就向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学习马列、加强自我改造的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不是轻视知识分子，而是重视知识分子；这不是使知识分子解除武装，而是使知识分子重新武装。”对于那些思想上政治上犯有错误的资产阶级专家，他的批评是严肃的，他的态度是热情的，总是恳切地引导和鼓励他们不断地改造世界观，以自己的学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
无畏的战斗精神
郭老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无限崇敬，对敬爱的周总理无限热爱，对英明领袖华主席竭诚拥戴。“学习毛泽东”，“长把雄文诵”，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和行动的准则。他时时把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指示，引为座右铭。他对党的忠贞，不仅表现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而且表现在对党组织的无比信赖。一九五六年，党中央选派干部来科学院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虽然他们一无“胡子”，二无“本子”，郭老对他们仍然十分尊敬，重大问题都要听取党组织的意见，积极贯彻党中央的指示。
作为一个革命家，他对形形色色的敌人进行了无畏的战斗。早年，他冲破宗法社会旧礼教的羁绊。他蔑视蒋介石。他藐视胡适，并以他的学术见解和评论压倒了胡适，无情地扫除在“整理国故”和“考据”上的那种封建、反动的影响。建国以来，他旗帜鲜明地参加了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批判。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之际，他挺身而出，痛斥了右派分子的谰言，批判了他们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在赫鲁晓夫掀起一股反对所谓“个人崇拜”的逆流时，他针锋相对地公开宣告：我就是崇拜毛主席。在“四人帮”肆虐期间，他顶住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压力，不跟着他们定下的“批林批孔”的调子走。
当他知道“四人帮”的罪恶矛头正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当他遭受到“四人帮”及其在科学院的党羽的重重迫害时，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病倒了。这是“四人帮”摧残科学文化的又一罪行，对人民欠下的又一笔债。
郭老同鲁迅一样，他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我们民族的气节，无产阶级的骨气。我们应当象学习鲁迅一样，学习郭老的激昂的革命热情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同时甘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勤奋不苟永远进取
“绳可锯木断，水可滴石穿，苦干加巧干，坚持持久战”。郭老的这些诗句，是对后学者的勉励，也是他自己治学精神的写照。郭老所研究的范围是那么广，几乎包括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部门，而且对自然科学也有丰富的知识。他确实是位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的才能来自勤奋，来自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建国以来，他担负着繁重的领导职务，参加大量的社会活动，但是仍没有中辍他的研究，没有停止他的著述。到他家里去作客的人都知道，即使在他高龄的时候，也是饭后就握笔写作。这使许多青年人愧叹不如。
他的研究工作，拿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不要别人已经穿旧了的衣裳”，“再不仰仗别人所依据的城垒”。甚至他也不假手于人，而是依靠自己的双手，他把这看成是自己最好的“助手”。
科学院的一些文件、报告，都记载着郭老仔细修改的墨迹，连一个错字，一个用得不当的标点都不放过。
“实事唯求是，虚夸所戒将”。这是郭老研究精神的又一特点。他常说：研究历史，和研究其他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他主张研究要有正确的观点，同时又必须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他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开拓者，但他不是用恩格斯关于古代社会研究的现成结论套用于中国，而是从研究金文和甲骨文入手，十分重视地下发掘的资料文物，以实际的材料来阐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创造性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是实事求是的，却又不满足于一般的“是”，而是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对于自己在研究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错误，他不怕“袒露出来”，并时时地“加以清算”。
敬爱的周总理在郭老五十寿辰时曾向他提出这样的希望：“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三十六年来，郭老忠实地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现在，郭老离开了我们，是我们来学习和继承他的研究学习的精神的时候了！
青年的良师益友
郭老始终是年青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热情、青春的活力和一颗赤子之心。
他关心着新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为孩子们写了大量的诗歌。他在建国初期就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制作了《队歌》，以后又代表少年儿童，向所有父母师长们写了《孩子们的衷心话》。
他关怀并扶持青年一代的成长，高度赞扬和重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把他们看作国家的未来，是生长的力量，战斗的力量，创造的力量。他以“教育英才”为最大的乐趣。正是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科学技术大学，他亲自担任校长。为了培养革命的一代，他要求科技大学以抗大为榜样，不但亲自为科技大学写了校歌的歌词，还特地请为抗大校歌谱曲的著名作曲家吕骥同志为科技大学校歌谱曲。科技大学的师生还一直记得郭老的一次讲话：“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大家齐努力，学习毛主席。”是的，郭老永远不老，永远是那么谦虚，永远和青年人在一起，永远跟随毛主席前进。
郭老七十五岁高龄的时候，还缅怀着“延安大学”，在他的诗中提出“我愿报名来入校，求作新生录用”。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他同青年一样，“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
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他同青年一样，永远进取，“常常是今日之我在和昨日之我作斗争”。而且，勇于创新，严于批判，不怕否定过时旧物，能以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他永远跟着党站在时代前列，不断革命，不断前进。
他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也是永葆革命青春、同青年一起战斗的杰出战士。
“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我们不仅要有政治上、文化上的巨人，我们同样需要有自然科学和其他方面的巨人。我们相信一定会涌现出大批这样的巨人。”
“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正待我们全体科学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来共同努力，继续创造。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之间。”
……
郭老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这些诗一般的语言，正是一位长期探索无穷真理并写下了历史巨著的科学文化巨人对我们的期待和教导。我们将以加倍的努力，来告慰我们的老院长。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关怀和领导下，努力办好中国科学院，高速度地发展科学事业。实现四个现代化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已经开始谱写。新的巨人必将大批涌现。科学的春天既已催开百花，一个累累枝头的丰收景象即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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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岱巍然天下仰 文星没矣宇中悲
——怀念郭沫若同志
夏鼐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巨大损失，是我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损失。郭老逝世消息一传开后，海内外一切敬佩郭老的人们，不论识和未识，都怀着悲痛的心情表示深切的哀悼。
郭老是我国文艺战线上的“文坛盟主”，也是史学战线上的伟大旗手。五十多年来，他一直战斗在我国文化战线的最前列。他是一位巨人，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有很高的成就和巨大的贡献。连书法艺术也是第一流的，用笔豪放跌宕，为国内外书法爱好者所珍视，当作墨宝。我这里侧重于简述他在中国考古学方面的杰出贡献。
郭老于一八九二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从前嘉定府城）的沙湾镇。这里距大渡河（古名沫水）和雅河（古名若水）的汇流处不远。这镇东临大渡河，西依峨眉山第二峰的绥山，是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郭老在少时原名开贞，后来取两河的古称，改名“沫若”。
早在一九二一年，郭老便发起革命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来创办刊物，发表了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主将；继鲁迅之后，他成为我国文坛的盟主。一九二六年他投身于革命的实际活动中，参加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革命受挫折后，郭老流亡日本十年。在这十年中，郭老集中精力于殷虚甲骨文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对于中国考古学作出巨大贡献。
我曾试图归纳郭老在考古学学术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以为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一）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考古资料，阐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二）重视材料的搜集和鉴别，树立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谨严学风；（三）重视田野考古工作，提倡考古学的现代化；（四）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有许多重要的新创获。（见六月十九日《光明日报》第三版）。
郭老一九三○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我国史学史上是一部划时期的著作。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书。这书的一部分先前曾以杜衎的笔名在《东方杂志》发表过。郭老对于甲骨文的深入研究，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以致当时我国的学术界和日本友人无不叹服。郭鼎堂（郭老发表古文字考释时曾用的名字）的盛名便与先前研究甲骨文早有成绩的罗雪堂、王观堂、董彦堂，合称为甲骨学上的“四堂”，但郭老的成就，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三人，因为郭老这时已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那三人的世界观却是落后的、反动的。郭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又用他自己研究的成果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胡适之流和托派分子，都否认中国社会有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他们都主张中国社会特殊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郭老提出了正确的见解，用大量的可靠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来证明中国社会曾有过奴隶社会。这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后来二十多年中，郭老在这方面继续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使用辩证唯物论更为熟练，使用和甄别史料更为谨严，他的见解更为成熟。一九四四年他写了《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中），对于从前所做的未妥的结论，自己加以纠正。一九五二年又出版了《奴隶制时代》，作为补充。他的后来修改过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时期的见解，现今已为中国史学界一般所接受。这是应该的。
郭老的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其目标是想通过它来了解殷、周时代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这里目标明确，但要达到这目标，需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要有渊博的学识。郭老在幼少时博览古书，便已培植了古代研究的基础。后来他在日本学医，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尤其是学习了辩证唯物论，有了进行研究的锐利武器。加之，他的分析能力、想象力和记忆力都是超人的。所以流亡在日本的十年中，他在这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写出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重要的著作。
郭老关于甲骨文和金文的主要成果，前者见于《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甲骨文字研究》三书，后者见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一九五二年改编本《金文丛考》三书。此外，古文字学方面还有《石鼓文研究》一书。这些书中，以《大系》为最重要，体大思精，是一部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划时代的著作。当时甲骨文研究，已经过科学的发掘，有了相当周密的整理，而金文仍是一片混乱，伪器很多，而真器也大部分出土情况不明。自北宋以来千余年间，虽有不少著录，而体系始终未能建立。郭老在研究金文的过程中，把重点集中到东、西二周，把传世的相当重要的金文辞，依时代与国别，给予一定的条贯。结果是这部书成为“想研究周代金文的人是不能离它的，想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人同样是不能离开它的”。在《大系图录》的序说中，郭老提出将殷周青铜器的时代，根据它们的形式、花纹、文字（包括文章体例和字体），分为三期，后来在《青铜器时代》一文中更加以发挥。这个由形象学研究所得的三期分法，现今已为国内外的殷周青铜器分期研究者所普遍采用。而这种形象学的研究法是中国青铜器分期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
《大系》以外，其他古文字学研究的专书或论文很多，其中有的文章是综合性，另有一些是考释个别彝器或个别文字的。《大系》、《通纂》、《粹编》中也有考释。这些新的考释，或释其文字，或考其史实，或定其年代，长篇金文，更求其韵读。由于郭老的那种“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无产阶级学者的治学精神，因之有了许多新创获。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郭老更加积极参加科学、文化、国际往来、政治和社会活动。解放初期，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虽然他的组织领导工作是那样忙，但他对于我国考古事业仍是极为关心和支持，并且积极领导的。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他以前长期从事考古研究时的一些设想，有机会可以实现了。经过郭老建议，敬爱的周总理主持的政务院在文化部设立了文物局，同时又在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主管文物工作的政府部门和专门从事考古工作的科学研究机构。这项决策性的安排，对于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郭老此后二十八年来，始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从事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工作。他曾多次到考古研究所来视察和指导工作，还有好几次亲临考古所发掘的工地现场。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召开第一次学术性的考古工作会议。郭老亲自出席了开幕式，还作了一次振奋人心的讲话。
文化大革命期间，郭老仍然关心和支持考古工作。这时期中，有些考古发掘工作，便是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由郭老指派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去进行发掘的。一九七一年经郭老申请，周总理亲自批准举办出国文物展览，同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三种杂志的复刊，以应国内外的需要。
一九七七年一月，郭老已因病在家休养，还叫我们把新近在安阳殷代武丁配偶妇好墓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中精品送到他家里给他看。郭老晚年对于甲骨文和金文研究的兴趣，未尝稍减。他继续主编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对于考古研究所已着手搜集资料的《殷周金文合集》，也表示赞成和支持。解放以来郭老所写的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一九六一年以前的已收集一起，出版了一本《文史论集》。最近十几年的，也已由考古研究所加以搜集，交科学出版社出版。
郭老为人平易近人，注意培养青年，奖掖后进，是一个卓越的领导者。科学、文化战线上的同志们，都景仰郭老如太山北斗；现今一旦失去了尊敬的前辈和良师，都感到非常悲痛。
郭老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的革命的、奋斗的一生，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的丰富的著作，永远是我们汲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库。
最后，我借取郭老的悼人诗句，更动几个字，谨以献于郭老之灵：
太岱巍然天下仰
巨星没矣宇中嗟
好将群力追前驷
读破遗书富五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