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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山东农田基建会战看政策问题
编者按：农田基本建设要速见成效，非有一个正确的规划不可。正确的农田基本建设规划，应当是一个实事求是的规划、统筹兼顾的规划。这就是既要充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又要考虑到国家财力、物力和农民负担的可能；既要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农村面貌，又要做到当年收益，正确处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又要认真执行等价交换、自愿互利的政策，切不可搞一平二调。
正确处理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把它体现于规划之中，就一定能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农田基本建设这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持久地健康地发展下去。
山东省连续三个冬春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还在继续进行。总结经验，以利再战，正是时机。
总结经验的重点放在哪里？前不久，山东省分析了三年会战的形势，研究了政策、规划和专业队等问题。人们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持久地健康地发展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必须高度正视和及时解决政策问题，要靠党的政策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山东农村的这场群众运动，动员面很广，大部分县、市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公社，都组织了会战。据最近一个冬春的统计，仅全省九个地区和四个市直接组织的会战，就动员了六十七个县、六百一十九个公社参加协作，分别占全省县、社总数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以上。会战规模大了，突破了队与队、社与社、县与县的界限，带来了国家和集体、集体和集体、集体和个人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妥善处理。其中有两个政策问题，即互利问题和负担问题，尤为重要。
先看互利问题。山东省大中小三种形式的会战，都存在着受益大小、受益早晚和受益不受益的问题。中小两种会战，规模小，短期内能够以工换工，互利问题只要注意解决，能够解决得好，也解决得快。较难解决的是几个公社、一个县或几个县大会战中的互利问题。他们有个匡算：全省参加会战、需要还工的共约六百七十万人，其中三年内不能受益的或者长期难受益的有二百八十万人；按每个冬春干七十天计算，每人每天补助一斤半粮、五角钱，共需近三亿斤粮、近一亿元钱。这些粮和钱，由非受益社队自筹，负担很重。
怎样对待这个问题？从群众方面来看，非受益社队顾大局，识大体，表现了很高的社会主义协作精神。他们热心地派出劳力，自带钱粮、工具参加会战，觉得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是干社会主义大业，是共同富裕的希望所在，乐意鼓起劲来干，节衣缩食地干。滕县城郊公社郭庄大队所持的态度，颇有代表性。这个富队三年都出工，三年未受益，想的是一条：“大家富才是社会主义，天下农民是一家嘛！”一些平原地区的群众，把奔赴山区会战，叫做“进山还帐”，说是过去水库修在山区，水流向平原，受益大的是平原，现在轮到送水上山了。这几年，在山东农村的这场会战中，原来后进的泰安、济宁地区搞得最起劲，好些穷县穷社穷队协作最齐心。那里的群众说：“宁愿苦干，不愿苦熬”，“不怕大干，只怕乱干”。这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十分可贵的精神！
从领导方面来看，会战区的许多领导干部，看到群众这种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积极性，感到领导的责任很重，要严肃认真地执行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政策，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否则大干很难持久。但也有少数同志对此掉以轻心，强调互助，忽视互利，强调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忽视农民的负担能力，甚至有人以为搞大会战，一平二调的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听之任之。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对会战有害无益，不是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
怎样把互利问题解决好？山东会战区有这样几句话：“今年给你干，明年给我干，三年轮一遍，政策来兑现，如果不兑现，国家义务工来换。”这是落实互利政策方法的一个概括。具体说是这样一些办法：一，轮流治理，以工换工，几年大体找平；二，根据受益大小和受益早晚，按比例出工，早受益的多出工，晚受益的少出工；三，用换工办法短期找不清的差额，从国家兴办的大型工程和其他用工中找平补齐；四，按照受益大小、受益早晚和受益不受益的情况，适当调整支农资金和物资的分配等。
这些办法来自实践，经过了一段实践的检验，证明是可行的。烟台地区坚持“四统一，一分头”（统一规划、统一指挥、统一标准、统一政策，各大队分头施工），互利政策基本上三年内兑现。泰安地区会战的规模虽然较大，由于采取这些办法，三年来先后受益的大队达到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二，再努力一两年就可以基本解决互利问题。邹西会战区的济宁县接庄公社，有计划地组织四十个大队统一调动劳力轮流治理，认真地执行以工换工和从其他用工找平补齐等办法，三年治了三大片，把全社七万亩地治理一新，其中有三个大队出工多、受益少，公社专业队又帮助整了一部分地。各队普遍受益，群众欢喜。
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要充分注意，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工程量，必须与当地的人力、物力、财力大致相适应；否则轮流治理的时间一拖长，三年内很难换工找平，受益队和非受益队之间就会产生很大的悬殊。有的会战区头两年尝到了互助协作的甜头，不再详细考虑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条件，继续加大工程量。结果，原来的落后队因为及时受益，三年粮食亩产翻一番，分配水平提高；而原来的先进队和中上水平的大队，由于连年支出较多，又不受益，生产和分配都下降了。这就说明，办法即使可行，在需要和可能相适应的情况下，才能行之有效；如果认真注意了这一条，互利政策就能落实。
再看负担问题。山东省这三年的农田基本建设，投资的十之六、七，投粮的十之七、八，都是社队自筹的。这样大的负担，无论是非受益队或者受益队，都不能不受影响。比如邹西会战区，三年来虽然打了一个翻身仗，农业生产水平赶上了济宁全区，但由于投资投粮较多，集体的积累和储备、社员的现金收入和口粮水平，一时都没有多大提高。
常听一些干部说，农田基本建设不过是劳动积累，只是多用点工、多流点汗而已。上面的事实说明远非如此。山东的同志说：“我们确实搞得有点紧。许多地方的群众是将自己的生活控制在低水平上大干苦干的。”可见，过重的负担成了会战中的一大矛盾，长此以往，会战就不能持久。
对于这样的负担，群众心里很清楚，是把它跟其它根本不应有的负担区别开的。他们痛恨那些贪污盗窃、铺张浪费、多吃多占的行为，埋怨有的干部大搞非生产性建设，不满意各种非生产人员都来吃生产队的粮食，迫切要求扫除这些障碍，增强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力量。但是，他们希望多作调查研究，多跟群众商量，作出一个好的规划、好的设计，绝对不能盲目施工、勉强上马，造成力不从心或者窝工浪费的现象。总之，群众盼望负担要适当和合理，生产和生活要象芝麻开花那样“节节高”。
怎样做到负担得当和合理？这就是长远建设和当年生产的关系要处理得当，积累和分配的比例要安排合理，尽量减轻农民的负担。山东省已经和开始采取下面几条措施：
一是量力而行。严加控制上阵劳力，去冬今春全省压缩了二百万人，主要是减少那部分离社离队远出的劳力，特别是非受益队的离队劳力。把集中会战的时间缩短到四、五十天，除专业队外，绝不拖长会战时间和搞过多的突击战。
二是切实做好会战规划。抓准主攻方向，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打消耗战，做到当年会战当年增产，力求缩短轮流治理的周期。会战中合理使用劳力，力求节约，讲求实效，防止窝工浪费，不搞形式主义。
三是增强自力更生力量。大力办好社队企业和发展多种经营，多积累一些资金。提倡专业队自给，利用新扩大的耕地办农场，搞多种经营。黄县专业队自力更生办农场，现在已不向生产队要补贴费。
这些做法，山东省正在摸索和试验。但初步的实践说明，政策落实，群众的积极性更高；量力而行，速度并没有放慢。群众有了多年的经验，干部组织会战的能力加强了，专业队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再发展机械化施工，农田基建就可以加快步伐。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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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小生产习惯势力枷锁下解放出来
参加全国财贸“双学”会议的安徽代表团团长胡坦的发言
新华社北京六月二十七日电 李先念副主席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为了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还必须大胆地揭露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目前财贸工作中的很多问题，固然有外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因。我们的这次会议，一定要着重寻找内因，特别是领导工作、管理工作方面的内因。”安徽代表团团长、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坦同志在讨论李副主席重要讲话时，结合本地区情况发言说，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就是目前财贸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存在的缺点和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他的发言，使代表们很受启发。胡坦同志指出的小生产习惯势力影响财贸工作跟不上新形势的主要表现是：
目光短浅，胸无宏图。一些同志习惯于在商言商，就财政谈财政，对新时期财贸工作的新任务，想得不多，抓得不力，缺乏长远规划。拿茶叶来说，安徽省产量曾经是全国第一位，后来退到第三位。华主席指示，全国要建成一百个年产茶五万担的基地县。我们省规划搞十四个县，现在达到或超过五万担的只有四个，还有十个县年产两三万担。怎么上？收购、加工、调运、储存怎么安排？省里的同志说不清，县里的同志也说不清。有的甚至是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
只牟小利，不顾全局。有些地方内贸外贸之间、城乡商业之间，为了本单位、本部门狭隘利益，相互设防，争业务，争地盘，打“内战”，搞得关系紧张。畅销的产品争着要，滞销的商品都不管，相互扯皮。毗邻地区甚至变相提价，以邻为壑，搞得关系也紧张。
作茧自缚，墨守成规。我们在财政上有的作法，完全是作茧自缚，宁可用大量的钱去填企业的亏空，也不愿拿少量的投资去支援生产来扭亏增盈。安徽省水产企业，每年亏损二百五十万元，还年年缺鱼吃。如果每年投资百把万元发展生产，用不了几年就可把水产搞上去的，但制度就是不允许。小化肥也是如此，要一点投资改进工艺，提高产量，不行；年复一年补贴亏损，可以。群众对这种做法批评说：“请医生不给钱，买棺材舍得花。”这是老问题了，由于我们墨守成规，明知不对，就是不改。
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现在商业的经营方式，基本上还是两千年以前的方式。有人说我们建筑落后是“秦砖汉瓦”，我们的商业也是“秦秤汉尺”。我们的同志一说扩大购销业务，就吵着要人要钱要东西，很少想到搞科研，搞革新，搞商业现代化。再就是满足于“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快年年走”，穷自满。
总起来说，由于小生产的影响，我们财贸工作上小生产的思想，各搞一套的办法，拖拖拉拉的作风，是比较突出的。要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大生产，就必须在思想上和政策上来个大突破，在管理上和设备上来一番大改造。我们一定要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然要求交换范围扩大，一定要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为现代化的大生产服务，做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促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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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报社本身应如何对待读者的批评？
我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由于读《人民日报》较为仔细，常发现报上有一些提法不妥、文理不通、语言混乱及错字别字等情况。粉碎“四人帮”后，各行各业都在认真整顿，报纸的文风是不是也该认真整顿呢？我这样想的时候，《人民日报》开辟了一个“读者评报”专栏，说是要“加强报纸同广大群众的联系”，表示要倾听“广大读者对本报的建议或批评”。看来，报社是有依靠群众整顿文风的决心的，我于是决定把自己的意见随时写成短信寄给“评报”栏。一月十四日、十七日、三十一日，二月七日、十三日，我连续寄了五封信。但一经投邮，便如石沉大海。报社的同志可能太忙了，连回答批评意见的时间都被挤掉了。俗话讲，“事不过三”，我已经写了五封信，不想再写了。
但，使人着急的是，信中反映的情况在报上仍不断出现。一种在打倒“四人帮”后焕发出来的读者对办好报纸的责任感，和对玩忽职守、不负责任而又拒绝批评的坏作风的革命义愤，促使我在三月中旬将一个多月间《人民日报》出现的差错汇总编在一起，写成一篇题为《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的文章，准备向报社全面反映情况。
由于业务工作太忙，加之想再等一等回音，一直没有发出去。到现在，离开发出第一封信已有一百多天；发末一封信也是一百天以前的事了。看来，报社不会有什么答复了。
近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尖锐泼辣的读者来信，对一些单位、部门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鞭策他们改进了工作，解决了问题。在“读者来信”栏，一面是尖锐中肯的批评，一面是诚恳虚心的答复，多么好哇。报纸沟通了行行业业，联系了各个方面。然而，报社本身如何对待读者的批评呢？怎样加强报纸和读者的联系呢？在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上，那种尖锐泼辣的劲头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认为，作为读者，有权利对报社提出批评；同时，也有要求报社对这些批评作出严肃认真处理和答复的权利。现在，我同时行使这两种权利。
现送上《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一文，请审阅，正确与否，请速裁夺。如果认为微不足道，退还为盼。
大连电机厂工人大学 蔡维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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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正确使用祖国语言，认真改进报纸文风
《人民日报》不但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要向人民群众进行语言规范化教育。但据我翻查，《人民日报》在运用语言方面还存在不少混乱现象。仅以一月十五日到三月五日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发表的部分文章、报道（不包括新华社稿）为例，分述如下：
一、提法不妥，不合规范
这是指对一些事物的提法，包括对一些单位的称谓欠妥当。此外，把一些词语用法不合规范、体例不统一的情况，也放在这个题目之下。
二月十一日第三版《苏区干部好作风》中，“福建省上杭县毛主席才溪调查纪念馆”，应为“福建省上杭县‘毛主席才溪乡调查纪念馆’”。
二月五日头版《清华大学揭批“四人帮”斗争获重大进展》一稿提到“向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献礼”，这里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应为“全国科学大会”。
二月七日第六版《延水长流纺车转》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的正式全称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二月十二日第三版《力争今年大豆丰产》中用了“公分”一词。按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国务院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规定，应使用“厘米”。“公分”是早经废除的计量单位名称。
二、缺乏准确性
这里包括不注重语法、修辞和逻辑，表达不准确、词不达意及不合逻辑等情况。此外，形容、比喻不当，以及时间、数字计算不准也归在这个题目里。
“我撩开身上被刀捅的伤疤”。（二月十三日第四版《对“四人帮”恨得深步子才能迈得正》）“伤疤”怎样撩开？
“我对孩子的病能否治好已失去信心。”（二月十四日第四版《他分担了我的焦虑》）作者原意显然是“我对孩子的病能治好已失去信心。”
关于非洲的人口，二月二十七日第六版《漫谈非洲的民族和语言》一文明确提出：“非洲现有人口四亿零一百万（一九七六年）”。事隔两天，三月一日第六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非洲大陆动乱的根源》却仍提“三亿多非洲人民”。
三、文理不通
这里包括句子结构残缺、不合语法，词语配搭不当，语义晦涩费解、重复累赘等语病，以及用词不当的情况。
“距七连较远或更偏僻的牧民们”。（一月十八日第四版《草原上的“货郎站”》）无论是“距……更偏僻”或“更偏僻的牧民们”，都不通。
“去年粮食产量比起美李统治时期，增产四倍。”（一月二十四日第五版《“青春之城”纪行》）“产量”“增产”语义重复而且不通，应为“增长四倍”。此类例子甚多。
“比较普遍地引起嘉兴地区有些单位的注意。”（一月十六日第三版《主攻方向放在“水”字上》）既然是“普遍”，就不只是“有些”，自相矛盾。
四、错别字
举例如下，后面括号中的为正。
“溶铅铸字”（熔）（一月十八日第六版《英伦见闻》）；
“箭拔弩张”（剑）（一月二十二日第六版《鲜红的请帖》）；
“机体”（肌）（二月十六日头版《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此外，结构助词“得、地、的”不分及滥用标点符号的情况亦不在少数，其中严重者引起歧义或意义全非。
文如其人。文风反映了作风。前面列举的问题中许多不就是由于编、排、校不认真造成的吗？延安整风时，毛主席指出过：“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后来，毛主席在谈报纸工作时，又说过：“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只要认真去做，文风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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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革命传统教育放在重要位置上
林彪、“四人帮”妄图割断人民群众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联系，不准出版周恩来、朱德、陈毅、贺龙、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集。《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都被诬蔑为大毒草。文学、戏剧、绘画、历史，对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也缺少真实的、大量的反映。
我们学习革命历史知识，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机会不多。解放后出生，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对于旧中国缺乏了解，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十分肤浅。所以，“四人帮”那一套歪风一吹，就容易摇摆。对青年一代来说，多么需要了解革命斗争的历史啊！
希望报纸、广播把革命传统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有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一些老一辈革命家亲手记述亲口叙说的材料，象《西行漫记》、《伟大的道路》，就是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材料，可以选刊、选播。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这些老革命家老教育家，也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文章发表在以前的各种报刊杂志上。他们的革命经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朴实的文风，一直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为了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应该鼓励青年刻苦自学。象徐特立同志勤奋学习的事迹，对青年和老人都有教育意义。我手头存的一本谢老的《不惑集》，有不少精彩的文章。其中谢老在一九六一年对《中国青年》杂志社记者的谈话《青年人怎样锻炼自己》，就可以重新发表。
北京西单四新路承思胡同二号
蒋同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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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者的话
感谢批评
蔡维藩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尖锐，中肯，我们诚恳地接受。
蔡维藩同志仔细阅读了一个多月的《人民日报》，举了几十个例子，都注明了几月几日第几版，什么文章，错在哪里。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是对党报的真正爱护，令人十分感动。还有不少同志也经常来信肯定一些好的文章和报道，指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办好报纸的具体建议。我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以办好报纸的实际行动，感谢蔡维藩和所有关心党报的同志们。我们决心办好“读者评报”栏，希望广大读者经常严格地监督、帮助我们。
限于篇幅，我们对蔡维藩同志的来信，作了一些删节；信中举的例子，也只选用了一部分。